第14章 为了胜利——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
艾青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我在沪杭路的车厢里，读着当天的报纸，看着窗外闪过的田野的明媚的风景，我写下了《复活的土地》——在这首诗里，我放上了一个解放战争的预言：
……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是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这话语在第二天就被证实了。卢沟桥的反抗的枪声叫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复仇的欢快。
二
战争真的来了。这是说，原是在人民的忍耐中的，原是在诗人的祈祷中的，打碎锁链的日子真的来了。这时候，随着而起的是创作上痛苦的沉思：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呼声，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这样的呼声，从最初的意义上说就是迥异于侵略者的，或是国家主义的，或是军国民精神的一种呼声。这样的呼声，更和封建的军民之间的关系绝缘；这样的呼声，必须把这战争看做和全国人民的生活要求、革命意志毫无相间地连结在一起的一个事件。
在三四个月长期的沉默之后，我才写了一首《我们要战争呵——直到我们自由了》。
这是一个誓言。这是我为自己给这战争立下的一块最终极的界碑。
三
于是我在战争中看见了阴影，看见了危机。早在三年前，我已看见了汪精卫的动作与表情，与一个像发自播音筒里的没有生命的语言。还有，他的那颗被包裹在肋骨里的，早已腐烂了的心。
我以悲哀浸融在那些冰凉的碎片一起，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不幸地发现了：
……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
是如此的泥泞呀。
而我更使自己知道战争的路给谁走是最艰苦的，而且也只有他们才会真的走到战争的尽头，才会真的从自己的手里建造起和平——真的和平，而不是妥协，不是屈服，不是投降，不是挂白旗的和平。
四
我到了北方。在风沙吹刮着的地域，我看见了中国的深厚的力量。每天列车运着无数的士兵与辎重与马匹驰向前线。
我曾和一些朋友，在车站上和潮湿的泥地上睡眠——为了向民众宣传。我曾看见了有些人如何对抗战怠工，如何阻碍着发动民众的工作。但我更看见了民众的力量在无限止地生长，扩大到任何一个角落——当我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会遇见一些纯朴的青年，因爱好真理而爱好了文学和因爱好了文学而爱好了真理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最勇敢而坚决的战斗员。我也接触了一些民众，他们已学会了理解战争，他们的语言常常流露了自己单纯而最本质的愿望。他们是新的中国的基本的构成。
回到武汉之后，我在这种新的信心里，写了《向太阳》，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写了《吹号者》，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牺牲。
《他死在第二次》是为“拿过锄头”的、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去当兵的人，英勇地战斗了又默默地牺牲了的人所引起的一种忧伤。这忧伤，是我向战争所提出的，要求答复与保证的疑问。
不久，我就回到了农村，写了许多田园诗，这些诗多数写的是中国农村的亘古的阴郁与农民的没有终止的劳顿，连我自己也不愿意竟会如此深深地浸染上了土地的忧郁。
但是假如我们能以真实的眼凝视着广大的土地，那上面，和着雾、雨、风、雪一起，占据了大地的，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搜刮空了的贫穷。这是比什么都更严重而又比什么都更迫切的——就是合理地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抗战建国的基本问题之一。
今年五月初，我写了《火把》，这可说是《向太阳》的姊妹篇。这是我有意识地采用口语的尝试，企图使自己对大众化问题给以实践的解释。
最近我正集中全力写长诗《溃灭》，写法国政府拂逆了民意，驱迫人民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到危急时又惧怕武装民众，最后不得不屈膝求和，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经过。
此外我写了一些散文，写了几篇论文，一篇《诗人论》，一篇《诗论》。
五
在这三年间，我写了近百首短诗；写了《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长诗；写了《我们要战争呵——直到我们自由了》《反侵略》《仇恨的歌》《通缉令》《大不列颠的弥撒》《哀巴黎》《强盗同盟》（未发表），以及关于捷克的，关于周作人的等政治诗。
有人向我戏谑地说：“你真是一个斯达哈诺夫运动者。”听了心里很不愉快。我想假如我向敌人放射几颗子弹，人们是不是也要戏谑我呢？不会的。
那么我是不是为了这戏谑就不写诗了呢？不会的。
我永远渴求着创作，每天我像一个农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来，一醒来，我就思考我的诗里的人物和我所应该采用的语言，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分进步——虽然事实上进步得很慢。
即使我休息了，我的脑子还是继续在为我的诗而转运着，甚至在我吃饭的时候，甚至在我走路的时候。
我说过这是一种苦役。
而我始终不愿意放弃这苦役——自从我只留下这唯一的武器了，我不再有其它的武器比写诗更运用得熟练了，自从我不再画画了之后，它已成了我唯一的可以飞出子弹的出口孔了，假如把这出口孔塞住了，这是要在沉默里被窒死的。
六
批评家们对我的作品曾直率地说了一些话，他们的赞词我不愿意提起，他们的非难大致有如下的几点：
有的说我被象征主义所损害。他们以为我的手法，是象征主义的手法呢，还是我的气氛是象征主义的气氛呢？
我不隐讳我受了象征主义的影响，但我并不欢喜象征主义，尤其是梅特林克的那种精神境界。
我的诗里有些手法显然是对于凡尔哈仑的学习——这位诗人如此深刻又广阔地描写了近代的欧罗巴的全貌，以《神曲》似的巨构，刻画了城里与乡村的兴衰的诸面相，我始终致以最高的敬仰的。而他的那种对于未来世界的向慕与人类幸福彼岸之指望，更是应该被这艰苦的世纪的诗人们公认为先知者的声音的。
我希望我们的批评家所非难的是诗上的象征主义，却不是诗的象征的手法。
有的说我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这是源于我的有些诗，采取了冷静的或是反拨的态度去写作的一种误解。我厌恶浪漫主义，但我也厌恶自然主义——它们同样是萎谢了的风格。
有些人为我的诗里的忧郁辩护，而另外的一些人则非难我的诗里的忧郁，更有的则在我的诗上加上“感伤主义”的注解。（对于最后这种脂肪过剩的意见，我是要拒绝的）。
我如何解释我的忧郁呢？这就是说，我如何能使自己完全不忧郁呢？我所看见的东西真的就完全像你们所看见的那样快意么？还是我非把任何东西都写成快意不可呢？我相信，我是渴求光明甚于一切的，假如看过我的《向太阳》和《火把》的人，他们当会知道，“忧郁”并不曾被我烙上专利的印子。我实在不欢喜“忧郁”啊，愿它早些终结吧！
还有一种比较更严重的意见，说我和民众的接近不够，另外的则说我的诗里知识分子的气味太浓……这些是事实，我愿意领受这聪明的批判。
这一切，对于我都是好的，可贵的。由于他们的出发的善意，我在这里感激他们——虽然他们好像都只是根据我的诗的一部分而下结论。
我相信，这些意见对我的创作多少是有帮助的。
七
我的作品陈列在读者的面前。只有读者是最有权利检阅它们的。也只有作品本身最能说明我的一切——思想、情感、手法、语言等等。
存在于我的诗里的缺点竟如此之多，贤明的读者和权威的批评家们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向太阳》是我自己比较欢喜的，当写成快要付印的时候却加进了一节“群众”，这就显得不很调和了，所以单行本里，把“群众”删去了。
《他死在第二次》因为写作的时间很久，时写时辍，所以全诗不能统一，有几段并且连格调也不一致（如“一念”与“挺进”），所以我自己并不欢喜。
《吹号者》是比较完整的，但这好像只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对于“诗人”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
《火把》是对于“人群”“动”“光”的形象。当然，这形象必须有思想的内容，有生命。它的思想内容就是“民主主义”。一个友人说，这诗假如在“武汉时代”（指以武汉为抗战中心的时期）写成就好了。这友人大概有些感慨于现状吧？但“民主主义”并没有死啊，反之，它却无限止地在生长啊——
其它的一些政治诗，本来都只是被某些新的现象刺激了随时所发生的一些反射。有人以为我的诗政治性不够。以为我不关心时事。其实我是很关心中国以及世界的时事的变化和发展的，我更以一个中国人民的资格，渴望着中国政治的进步，只是我从来不曾强迫自己为每天的时事，作有韵的报告而已。
八
新的岁月又向我走来，我将以全身激动的热情迎接它，它将载着胜利的冠冕而来。
为了迎接它，我将以更大的创作的雄心来为它谱成新的歌。我将忠实地追踪着它前进。我要以创作作为我的思想的行动，争取自己的预言的实现，证实自己的誓言。
为了胜利，我将更大胆地处理我的人物的命运；为了胜利，我将更无畏地安置为这个时代所不应该隐瞒的语言。
我将学习谦虚，使自己能进步；我将更努力工作，使自己能不惭愧生存在这伟大的时代。
我没有一天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更充实，使我的声音更广地进入人民的心里；因此，我愿意人家批评，严正的批评，我一定会欢喜而且感激，只要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抗战，为了胜利。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