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忆阮籍

读者诸君，我希望您不要因为我写下这样一个题目而觉得奇怪，纵使在事实上您仍不免于要奇怪。阮籍，您当然知道，乃是晋时人，这就是说，他的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一千年。为什么我忽而要忆起他来？

您且听我慢慢地说。首先，我要向您致感谢之意，由于您的宽厚，有时甚至宽厚到每次看，或至少是从头至尾没有责骂，我才能在这个地盘连续写八个月的文章。可是您的宽厚就使我不能不常常反省，所有这些闲谈不是胡说八道么？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内心便陷入极端的不安，我想，我实在没有尽我的力之所能为，这正如一位间接的朋友所批评，乃是，无聊的闲话太多。而说起这太多，我又需要感激我的直接朋友的厚谊，他替我解释说，那不过是由于我有时多喝酒。

而日来，不幸白酒也随着万物——除去空气之类——的价格之上涨名贵起来了，于是因此，我的朋友替我设想的善意的辩解就更使我不得不大伤其心，原因是，说起酒来，我实在是并不常喝的。其一是由于贵，其二是由于缺少闲情逸致。

读者诸君您也许会想，缺少闲情逸致为什么还要写闲谈呢？您的此一问自然大有道理；可是我也有我的道理。此道理是，惟有没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我们始能平心静气谈正事，这反过来说便是，在没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说闲话了。我写闲谈，实际上我并不多有闲暇，这一点我记得我已经同您说过，现在我无妨再说一遍，甚至可以用要有的口吻说，你要愿意听正谈，那也容易，请您给我送来闲暇。

这当然是笑谈，在您，当然是可听可不听的；我还是说我的更重要的理由吧。这于是就使我想到阮籍——但这也请您不要误会，以为我的意思是拉出一位正良列传中的人物来作陪衬，以期表示我的人品可以同一个如此的名人相比拟；我的本意其实简单得很，不过是，想起阮籍的时代和他的生活态度我不能不有动于中。

且引《晋书·阮籍传》作证吧，那里边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为欲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本有济世志的话自然不是故意推崇。文选卷二十三录他的咏怀词十七首开首便是，“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其后第三首又说，“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他的心情的不安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偏巧在他的上面有文帝及钟会之流，环境迫他“莫谈国事”，于是他就不能不以酣醉为武器了。

阮籍的前鉴告诉我的是在这个世间生活不容易，说话要小心。——其实，他本来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的，那就是钟会之流所走的那一条路，面对皇帝磕头之后，领来一柄先斩后奏的刀剑之类，到穷门小巷搜查阮籍一流人的思想，得则以阮籍的生命换官爵和财货，不得，再走一家看，反正遇见的机会总会有的。

可是阮籍在事实上没有走钟会那一条路。所以者何，原因颇为简单，不过是，良心的“求仁自得仁”，或利害的“宠禄岂足赖”。然而同时，上面我已经说过，生活及说话又竟是如此之不易。于是，他就只能以酣醉求获免了。

而结果，他就要成功了。后人批评他这是得力于庄老，所以为他的自身设想，那就显得比孔融高明得多，一个是获免，一个是覆巢之下无完卵。

且不管他人的事吧。至于我，当然是卑微及愚昧到不足道的一个人，可是也还不至不明白生活及说话之不易。而不幸，我又没有阮籍那样的庄老之术或充步兵校尉的机会（《世说新语》：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所以，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多说闲话了。

闲话可可可否，人听过一笑，于是说的人就可因此保全一条命，闲话之为德也真是大矣哉。但这细究起来也并非易得之事，譬如说，有那么一天，一个所谓有热血的自以为肩负正义的青年便走问我，来“你说是共产党好是国民党好？”我只好说，“凡有枪的党派都好。”我不知他是否是满意而去，而由此，我就更感到说闲话的机会之难得了。因此，我应该感谢报纸，它没有逼我写正谈，也感谢读者诸君，没有因我之常写闲谈而表示大厌烦。最后，我还要感谢我自己的智慧，它教我明白，自今而后，我应该择吉改行，连闲话也不说，用仅有的余暇去坐茶馆，喝五百一包的次龙井，面对着高悬在墙上的“莫谈国事”出神。读者诸君，在这样的茶馆里我也许有幸运能遇见您么？我希望您代我候账。再见吧，祝您平安。

张行健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