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7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0周年。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在1931年通过挑起“九一八”事变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局部战争之后，又借“七七”事变，发起了侵略华北并进而侵略整个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本的侵华罪行也由此而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一场场战争，一次次屠杀，一个个事件，一桩桩罪行……无数中国城市、村庄在日军炮火中成为废墟；无数中国人惨遭日军残害；无数中国家庭在日军扫荡中被拆散离析。

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和世界其他正义人民的有力支援下，1945年8月，日本终于投降。战后，部分日本战犯受到审判，部分日军侵华罪行得到清算。

但是，日本是一个不愿反省战争罪行的民族，更是一个善于掩盖和销毁战争罪证的民族。战后，很多日本右翼政治家和右翼分子，极力否认日本的侵华罪行，极力美化日本的侵华战争。直到最近，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仍不时地冒出抹杀日本侵华罪行的言行，每每让世人为之气愤。这是日本至今不愿反省战争罪行的明证。

今天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当年日军侵华罪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缺少证据。你说当年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人，他让你拿证据；你说当年日军在南京强奸了2万多妇女，他让你拿证据；你说日军当年强征“慰安妇”，开设“慰安所”，他让你拿证据。可是，殊不知，很多日军作恶的证据，已经在日军投降前被日军主动突击销毁了。这不是我的随口一说或信口胡说。

以前，我确实也纳闷，为何当年日军作恶那么多，可今天留下的罪证却这么少？直到近两年我编辑《日本战犯笔供汇编》一书，看到了好多日本战犯在笔供中不约而同地都供述，曾在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前后，执行上级的命令，突击销毁了包括日军战绩、功劳簿等在内的档案，我这才明白，原来日军在灭亡前，已经有组织地、全面地销毁了罪证；原来今天存世的日军罪证不多，并不是当年日军没有犯下滔天罪行，而是在犯下滔天罪行后，又胆大包天、一手遮天，把全部罪证都统统销毁了。他们企图以此洗净手上的鲜血、洗清肮脏的灵魂、洗掉遗世的骂名。日军的这种欺天之术，足以说明日本是一个善于销毁战争罪证的国家。

现在人们还知道，日军当年对罪证的掩盖，不始于也不止于灭亡前对罪证的销毁，他们甚至在日军正在猖狂犯罪之际，就开始掩盖战争罪行。当年日军的一些随军记者，曾在日军前线拍摄过一些反映日军各方面情况的新闻照片，但日本军方却对其中的一些新闻照片包括反映日军战争罪行的照片打上“不许可”的戳记，不让其发表、公开、传播。他们就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掩天下人之耳目，不让他们的战争罪行暴露于世。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与一些人的愿望相反。日本的右翼分子越是否认当年日军的战争罪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正义之人就越是深挖日军的战争罪行，搜罗日军的犯罪证据。从日本投降到现在，幸存下来的日军犯罪证据被一件件搜寻出来、挖掘出来，集中起来，公之于世。其中，日本每日新闻社当年因没有屈从军方关于全部销毁战争见证的命令而幸存下来的战时随军记者拍摄的“不许可”照片，也从1977年开始，陆续被挖掘出来，公布于世，重见天日。

殷占堂先生把这些重新面世的照片汇集起来，重新编排，并把照片说明译成中文，编为《“不许可”——日随军记者相机中的侵华历史》一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邀我作序，我得以先睹为快。我觉得本书是又一部视角独特、富有特色的日军侵华史。因为他采用的都是日本随军记者当年拍摄的新闻照片，具有任何日本人都否认不了、抹煞不了的真实性。同时，本书也是又一部不可多得、异常珍贵的日军侵华罪证集，例如，“九一八”事变现场中国人尸体的照片，一些战场上中国人尸体的照片，日军侵占一些地方后街上、路上尸体的照片，日军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搜捕中国人的照片，日军士兵残忍地用中国俘虏练习刺杀的照片，日军开设“慰安所”的照片，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的照片，等等，无一不是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有力证据，也无一不是刺向否认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右翼分子的尖利匕首。这些日军的当年照片，这些真实的历史档案，不是对日本右翼分子否认日军侵华罪行的最好反驳吗？

殷先生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对日本和日本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为中日友好做了很多事。殷先生编译这本书，与今天所有公布日军侵华罪证、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正义人士一样，不是为了加深、煽动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而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分子的胡说八道，促使日本人民更全面地认识侵略的危害和战争的危害，更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推动日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走和平之路，而不要再走战争之路。他们的宗旨都在于：揭露日军罪行，维护中日友好；反对战争，倡导和平。

殷先生编著这本书是如此，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如此，我为这本书作序也是如此。

杨冬权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档案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