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求知是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形而上学》一书的开篇就一语道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与亚里士多德处于同一时代的中国先哲荀况（公元前313—前238年）也提出“凡以知，人之性也”的思想（《荀子·解蔽》）。这两位哲学家相隔万里、文化迥异、互不相识，却在同一时代提出了如此一致的思想，着实令人惊叹！这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共识。

和人类一样，动物也有情感和意志，有母亲对孩子的呵护、有家庭与社会规范、有忠诚与坚忍的意志。就情感和意志的本性而言，人类与动物几乎没有区别，甚至可以与动物进行沟通并产生共鸣，人类本身是一种高级动物，因此很难说人类的爱比动物的爱更真、更伟大。此外，动物也有记忆、学习和好奇等行为，并且天生具备很多技能，有些技能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永远都学不会，即使人类能够瞭望、跳跃、攀爬、游泳和奔跑，在程度上也远远不及动物天生具有的灵敏和迅捷。动物有爱、有规范、有技能、能记忆、能学习、对新奇的事物也感兴趣，似乎人类拥有的本能动物都有，人类没有的本能动物也有。然而，人类有一个本能是动物没有的，人类会问“为什么”而动物不会，这一求知的本能开辟了只有人类才能拥有知识的道路，并且最终在人类与动物之间产生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人成为知、情、意的综合存在！

人在尝试解释世界，为事物的存在提供某种合理的解释，将杂乱无章的经验现象带入理性的秩序框架中。人追问周边世界及自我的起源和未来，追问存在的意义和根据，这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并无直接联系。人要维系基本的生存完全可以像动物一样不去追问这些问题，像恐龙一样在地球上逐水草茫然而生、避饥寒浑噩而死，沧海桑田，唯有几块化石遗世。甚至不去追问还可以减少多少人类的苦恼和忧虑？可是人类的本性使其追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果宇宙真的是在一次偶然的大爆炸中产生的，那么在偶然中产生的人为什么会对必然性苦苦追寻？”人类从孩提时代起就不断地问“为什么”，这显示了人是知识的存在！

“人是知识的存在”很好地概括了西方哲学对人的看法，使西方哲学史上知识学（一般称为认识论、知识论）的成果汗牛充栋。什么是知识？知识的结构是什么？知识来源于何处？有确定性的知识吗？知识的极限何在？知识如何得到辩护？等等。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人类就不能更好地获得、学习和使用知识。为此，从毕达哥拉斯到巴门尼德，从柏拉图到笛卡儿，从康德到胡塞尔，在两千多年的时空里，先哲们不断地探索与奋进，一点一点地揭示着知识的秘密。从笛卡儿开始，知识学逐渐成为西方哲学体系的核心，并推动西方科学产生巨大的进步。

知识学在西方哲学里得到长足发展，是因为知识本身在西方的超验的地位。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知识的起源往往与神性话题有关。人类最早文字的“官方”使用者是祭司阶层，祭司阶层是经卷的起草、守护和诠释者，是神圣信息——文字的书写者和阅读者。文字首先是沟通神与人的中介、是神圣性的符号，甲骨文就是一种沟通神灵、传达神意的符号系统，以至“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这保证了文字的阅读者和书写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优越地位，文字的使用者在传达一种神意，这种神意的传达者有着优于世俗权力的地位。同西方一样，在远古时期，中国的祭司阶层也高于世俗王权，三星堆遗址中的最高权力者就是祭司。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特别是到秦朝后期，祭司的权力逐渐被世俗权力兼并，知识从此着重于经世致用之学，最后走向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方向——“人是道德的存在”。无论知识在权力之外还是在权力之内，都有其积极意义，历史证明，人既是知识的存在，又是道德的存在。中国哲学为人类提供了“修齐治平”的智慧，西方哲学则为数学和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如果我们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积极吸纳西方科学、哲学的智慧，坚持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并重，就能够立足于优秀民族之林。

知识学以知识为研究对象，探讨知识的来源、结构及范围，是知识的知识、是元知识。王玖兴在翻译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时说：“知识学探讨的是知识的一般发生的问题，是要弄清楚知识是怎么发生的、知识成立需要什么先决条件、知识有哪些基本要素，以及它们是怎么得来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等。”其中，知识是怎么得来的是核心问题，知识的结构、范围及知识的辩护和验证问题，本质上都是知识的来源问题。可以说，知道了知识的来源，就知道了知识密码。

知识从何而来，哲学史上有反映论与先验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反映论和经验论天然地亲和，可以一并理解为唯物主义，核心理念是先行后知。反映论认为知识就是人对外部事物进行反映，自然界中有光、风、山脉和大海，人们看到它们并感受到它们的一些特性，用哲学术语来讲就是人经验了它们，然后就有了关于它们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确实是人对外部事物的反映，但是任何一个受过哲学训练的人都不会完全认同这个观点。理由是自然界中没有数学，人是怎样对其进行反映的呢？自然界中也没有一种叫作“逻辑”的物质，这种物质供人看了或吃了以后就能获得逻辑能力，那么人是怎么创造出逻辑学的呢？于是，就有了先验论和唯理论。

先验论和唯理论天然地亲和，可以一并理解为唯心主义，核心理念是生而知之。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开篇就说：“我们的知识从经验开始，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的知识源于经验。”这句话有点儿抽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同的人经验同一件事，有的人能够从中总结出知识，而有的人不能，因为两者的思维不同。知识的来源不在于是否经验过，而在于是否思维过，以及如何思维。稍微学术一点进行解读——外来的信息只有经过人脑的综合思考以后才能变为知识，人脑是知识的综合器，它有一种先天接受和加工外来信息的能力，康德称之为“先天综合判断”能力。经验只是提供知识的素材，而非提供知识的结构，而且经验能接触到什么素材、不能接触到什么素材，也会受人先天能力的局限。比如，人不能看到所有的光波、不能听到所有的声波等，这里的光波范围、声波范围，都是人所能体验的范围，人就是在这个范围里获取知识的。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有一种生物可以看见所有的光波、听到所有的声波、在时空之外理解存在，这种生物所能发现和占有的知识将大大超过人类。另外，有些知识甚至不需要经验，只需要通过纯粹的思考而得到，如数学和逻辑。总之，知识来源于先天的能力。先验论和唯理论的阵容可不只康德一个人，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柏拉图、笛卡儿、莱布尼茨、胡塞尔，还有中国哲学史上的陆九渊、王阳明，所持的都是先验论观点。

我们都学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很多人会得出一个片面的结论：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唯心主义是错误的。我们还学习过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强调的是静止、片面和孤立地看问题，是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辩证法强调的是运动、全面和发展地看问题，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到有一天我们获悉，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笛卡儿、莱布尼茨、胡塞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一流的数学家，可是这些聪明的数学家，怎么连唯心主义是错误的都不知道呢？

仔细想来，会不会是我们此前的理解太过于片面了呢？数学确实不是唯物主义的，因为没有“数”这种物质，纯数学的成果是由数学家思考而来的，不是通过经验而来的，比如你在自然界中不可能找到无穷大的数。如此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好像都在贡献知识，是知识的两个方面，不存在正确和错误的问题。孟子有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对于书本提供的知识，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我们能接触到一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并在他们身上发现超凡的知识能力，这与他们的知识来自直接发现而不是书本答案有密切的关联。知识的密码不在于积累多少现成的知识，而在于如何发现知识，因此本书的重点是知识的发现。本书从形而上学、逻辑学和理性批判主义的维度，用知识学理论和知识萃取的实例相结合的方法，为读者发掘知识提供启示和工具。对于知识的其他来源，如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历史主义等则大胆忽略，求用不求全，避免本书成为介绍流派纷争的纯学术的哲学史读本。

本书的第一部分采用的是形而上学的视角，即从柏拉图的“知识就是回忆”开始，沿着形而上学、数学和神秘主义的脉络，展现知识的“神性”。从某种程度来说，离眼睛越近，离知识越远。在我们看到的经验的现象世界背后，是否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超验的本质世界？如康德所言，人性中浅存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究其缘由，乃是经验不足以解释和说明经验本身，需要借助一个非经验的外在参照系。柏拉图的“知识就是回忆”的“回忆”，不是回想昨天发生的事，而是回忆人类来到这个现象世界之前，在本质世界所看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知识。现象世界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本质世界的知识的个例，“知识就是回忆”很好地代表了形而上学的视角。

本书的第二部分采用的是逻辑学的视角，逻辑是知识的骨骼，逻辑学和知识学天然地亲和，知识就是用逻辑工具去统摄经验材料。逻辑能力好的人，能够很快地理解知识、发现知识、构建知识体系；而逻辑能力差的人，只能通过经验的方式慢慢积累知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通过经验积累知识的路径是最慢的，况且经验需要逻辑的升华才能变成知识。这个部分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开始，沿着形式逻辑、先验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和纯粹逻辑的脉络，展现知识的结构。比如，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证明知识，使用先验逻辑的方法识别新增知识，使用数理逻辑的方法演算知识的真值，使用辩证逻辑的方法提炼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使用纯粹逻辑的方法构建知识规范等。笔者用“知识就是对比”为这一部分点题，因为“对比”不只是形式逻辑的关系命题，更是纯粹逻辑的纯粹意识，是人先天的知识能力。

本书的第三部分采用的是理性批判主义的视角，从皮浪的“不做任何决定，悬置判断”开始，沿着怀疑主义、哥白尼革命和理性批判主义的脉络，展现知识的不断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规律。知识来自批判而不是盲信，人们普遍相信现象背后有本质，可是连这个我们坚信不疑的真理都被现象学给颠覆了。知识有各种各样的源泉，如果有一种终极源泉的话，那就是人类思辨、质疑、追问、突破束缚的天性。罗素一生都在追求知识的准确性，可是到了晚年，他不得不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得出悲观的结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因此，这一部分采用波普尔的“知识就是辩驳”作为核心思想。

如今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正在超越土地、资本等传统资源，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虽然企业家在打造知识竞争力方面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但是对知识学的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企业家特别是企业大学管理者急需一本知识学的指导书用于理解、识别、萃取和传承知识。然而，知识学属于哲学，几乎所有的知识学读本都是供哲学专业的读者阅读的；而非哲学专业的读者在阅读知识学读本时则会感觉很困难，一方面因为哲学语言很抽象，另一方面因为受困于对哲学史的不熟悉，不知道作者的论述背景就理解不了其著作的内容。让非哲学专业的读者通过攻读类似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知识学经典来学习知识学，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中国哲学大家金岳霖的《知识论》或邓晓芒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对于非哲学专业的读者来说也是很难的。因此，为企业家和企业大学管理者提供一本科普、启示和工具性质的知识学读本是笔者的初心。首先，这本书的内容必须是精要性质的，能帮助读者抓住知识学的要点及发展的脉络即可，避免成为哲学史一样的读本。其次，这本书应该是科普性质的，如果大量引用经典原文、使用专业词汇，写成学术著作或论文，那就选错了读者。最后，这本书还应该是工具性质的，不仅要给读者带来启示，还要结合知识管理工作，提供实用的方法和示例。然而，要写好这样一本书，需要罗素的天赋、梯利的功底，而笔者的水平与其相差甚远。同时，因为不得不忙于世俗的工作，所以哲学写作所需要的静思不得不时断时续，要完成这本书，就只有凭借笔者的初心和勇气了。浅薄的学识、紧张的心情，必然导致考究不细、引证不严、文字不精、论证不密，因此书中的不完善之处还请读者谅解、纠错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