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形上与智慧
人类经常使用“智慧”这个词，认为智慧比知识更重要，但智慧到底是什么，难以界定。不过，一个有智慧的人在公元前4世纪给出了智慧的标准，诠释了智慧与形上之思的关联，从而给人类的知识理性以很大的启迪，这个人就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是知识论的系统奠基人，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诸多领域都有研究并颇有建树。他在物理学、逻辑学、文艺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也留下了很多著作。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他的弟子把他的学说整理成了《亚里士多德全集》，把他讲到的广义的自然科学归为《物理学》、逻辑方面的归为《工具论》（后人称之为形式逻辑）、伦理学归为《尼各马可伦理学》、文学艺术归为《诗学》和《修辞学》，以及《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被西方科学家奉为“思想鼻祖”，因为其形式逻辑完成了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对纯意识的形式的探索，使人类的思维第一次获得了明晰的规定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中定义了智慧的五个层级，这五个层级从低到高分别为技术、实践智慧（政治和伦理）、演绎理性（数学和逻辑学）、哲学和神学。这五个层级的分层标准是思维自足的程度，所谓思维自足就是当我们思维某个内容时，是否需要外物的参与。比如，我们思维数学时，就不需要外物的参与，纯思维即可得出数学知识，因此数学是自足的智慧；而我们思维一个产品方案时，需要分析用户需求，还要使用设备或仪器反复测试，不能通过纯思维得出某个产品方案，因此技术不是自足的智慧。
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最高的三层智慧，即演绎理性、哲学和神学，它们都属于思维完全自足的智慧，不需要跟外物和别人打交道；而第二层的实践智慧，即政治和伦理，需要与人打交道，不是完全自足的智慧；技术需要不断实验，并且迭代很快，是流变的东西，因此是最低级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科学的智慧层级，不过按照自足的标准，科学应该位于演绎理性之下，依赖外物，但是比技术更稳定，因此应该与实践智慧平级，属于第二层。
为什么自足的智慧最高级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5]开篇说，人的各种实践行为，其目的都是寻求善，而“幸福就是最高的善”，我们应当“把幸福看作人的目的”，于是我们同样可以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幸福。那么，什么是幸福呢？最低级的幸福是感官的愉悦，中级的幸福是名利，高级的幸福则是“静定玄思”的生活。“静定玄思”具有闲暇性，伴随着幸福和愉悦，并具有自足性，不需要外求。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中的静思是人的最好状态，它可以使人保持内心的安宁与自由，只有这种不假外求的宁静和自由才是真正的幸福，才真正符合幸福自身的定义。因为幸福一定是那些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之物而值得追求的事物，幸福是不缺任何东西的、是自足的。与此相反，享乐的生活不是一种自足，享乐之人沉迷于感官享受，无穷无尽地追逐外物来满足自身无限膨胀的欲望。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求之易得，则不满足。于是，得亦苦，不得亦苦，这完全是一种与动物觅食行为无异的生活，被动、盲目地受到本能的支配。因此，闲暇性、愉悦性和自足性的程度成为亚里士多德区分智慧层级的标准。
《法汉汉法词典》将“静定玄思”译为“禅”，康德称之为理性直观，不仅是人的一种心智，还是一种宇宙理性以神秘的方式与人的心智的内在同构，它直观地在心灵中显现但却超越人的心智。因此，理性直观是神圣之思、灵魂之眼，是某种最接近于神并可以直观神的终极存在。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的《分析后篇》中说：“如果使我们获得真理的心智状态不是这三者（实践理性、演绎理性和哲学）之一，那么只能是理性直观。”
因此，把静定玄思或理性直观译为“禅”是有道理的。这可能正是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所难以归类和定义的，又恰恰是意蕴深含的东西。笔者从来没有主动地静定玄思或冥想过，但也有过感悟的瞬间，比如“课程心电图”就是在某个早晨突然出现在脑海里的。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否定感官享乐和社会政治生活能给人带来幸福，只是认为感官享乐是当下易逝的，只有受理性支配的才是长久的幸福。亚里士多德也明确提出人是社会动物，不能离群索居，但群居互助的生活并不是最高的生活形式，闲暇静思才是神一样的生活。虽然没有人能够完全达到神的至乐境界，但人的闲暇静思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有了神性。德谟克利特说：“弄清一个事件的缘由，其快乐胜过做波斯国王。”无独有偶的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描述是上午从事个人感兴趣的工作，傍晚则喝啤酒和谈论哲学。哲学与思辨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而政治则是以实利和外物为目的的，因此二者不能等同。
第四层智慧是哲学，英文是Philosophy，就是智慧学。其词根Sophia寓意智慧，是许多女孩子喜欢的英文名。著名的索菲亚教堂的Sophia就是指神圣的智慧，是一种灵明之思、超验之觉，它通过圣母玛利亚传到人间，是宇宙理性在人性层面的展示和显明。罗素在《西方哲学史》序言中认为神学以独断的方式言说终极存在，科学以实证的方式描述有限经验，而哲学介乎两者之间，以思辨的方式兼顾神学的无限和科学的有限。
相对于静定玄思的神性，哲学的神性明显降低，人性的东西在加强。亚里士多德认为，Sophia是人与更高级的存在者所共有的东西。他认为，政治和伦理活动与自己的利益有关，因此有很多种；而Sophia不一样，只有一种，它所探讨的对象是纯粹的、超越的、不变的存在，它所涉及的是关于普遍性的知识，因此它是高级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像泰勒斯那样探讨超过寻常人的想象的、没有实用价值的并对自己的利益全然不知的，就叫作Sophia。对此，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有大量的论述：“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摆脱愚昧，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类学术研究都是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逸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部获得了以后开始的。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找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任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他还提出：“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索的知识总是比为其应用而探索的知识更接近智慧。”亚里士多德还认为那些从事实用之学的人，只是在当前的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上寻思，实用就好，不关注事物的内在原理，而Sophia正是要探其究竟的。相对于政治和伦理的实用性和当下性，Sophia是关于存在和知识原则的智慧，是超验的普遍智慧；而相对于数学和逻辑学，Sophia又是一种超越简单真假问题的美善及品位问题，科学之真、德行之善、艺术之美，都包含在Sophia的追求之中。
第三层智慧是演绎理性，英文是Episteme。亚里士多德把它定义为摆脱含混模糊性的精确性思维，其言说对象是非流变性的，这些对象是永恒的必然存在者，没有境遇和时间的变化参与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数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几何学是演绎理性最好的例证，几何学的公理是最理想的普遍必然的知识形式，与充满流变和偶然的日常经验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完全不同于处理日常经验事物的政治实践和技术。在《形而上学》卷二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数学的精确性只有在不包含质料的纯粹形式中才能获得，人们不能通过研究自然界而获得数学的精确性，因为自然界中包含诸多的质料。另外，演绎理性的确定性也在逻辑学的矛盾律中有所体现，即A=A、A≠非A。我们所面临的日常经验世界是一个流变不居的世界，是一个A=非A的世界，日新月异、沧海桑田。人们感觉的对象是一个个殊相，这些殊相在空间上彼此差异，在时间上彼此错位，因此一切都是流动变化的，没有静止的东西。“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在这个经验的世界里，世俗偶然的权力和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选择。
数学和逻辑学的最大特征是纯形式，脱离质料、脱离经验观察，它们都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所谓高级的知识，其实就是知识的纯形式，是脱离了质料的形式和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数学和逻辑，一切自然科学都要纳入数学的公式中被运算，一切社会科学都要纳入逻辑中被言说，否则就只是一些偶然经验的堆积，不足以成为知识。当然，演绎理性不能以直观的形式通达终极存在，不能超越真假通达美善，因此演绎理性的智慧层级处于静定玄思和哲学之下。
以上三个层级都属于自足的智慧范围，不需要外物的参与。第二和第一层级则属于不自足的智慧，需要外物的参与，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人的灵魂需要走出自身去关涉外物的智慧，包括实践智慧和科学技术，英文是Deliberation的知识，即审慎的知识。
第二层是实践智慧，英文是Phronesis，廖申白译本《尼各马可伦理学》译为“明智”，即精于世事的世俗智慧。儒家思想就是实践智慧，按照这个层级标准，儒家智慧被放到了演绎理性之下。Phro是“横膈膜”的意思，按照希腊的传统，横膈膜以上是高尚的东西，横膈膜以下是低级的东西，笔者推断如果孔子和孟子看到这个分级一定会提出异议。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可变的、当下的、被功利目的所限定的、非普遍的东西。第三层的演绎理性解答的是普遍的、必然的事物，而第二层的实践智慧关注的是为达到某个目的而实行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比如，中国的伦理道德到西方或非洲可能就不适用。如果说演绎理性探讨的是A≠非A的确定性知识，那么实践智慧探讨的就是A=A，同时A≠A的不确定知识。普遍必然性为永恒，具体偶然者为当下，因此前者高于后者。然而，实践智慧又高于技术，所谓以道驭术就是用实践智慧驾驭具体的科学技术。实践智慧与善和德相关，其目的在于其本身，是为了善而善，而不是为了一个结果而善，不能从结果出发来评价善和德。比如，一个大学生为救一个落水儿童而溺亡，如果从结果来评价，这个儿童不一定能考上大学，那么这次救人就可能是一个浪费，这是不对的。因为实践智慧的目的在于其本身，为善而善，而技术则需要结果来评价，这就是实践智慧高于技术的地方，拥有实践智慧的人能很好地慎思、善处世俗的事情。
演绎理性和实践智慧谁是“道”的问题，也是哲学史上争论颇多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推崇演绎理性而贬低实践智慧，他认为追求普遍必然的理性才是高级的理性，而实践理性不是普遍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伦理标准，但数学是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地域的。亚里士多德说：“如果说政治智慧和伦理智慧是最高等的智慧，那将是荒唐的，因为人不是世界上最高等的存在物。而且人们在说演绎理性时总是指同样的事物，而在说实践智慧时则是指不同的事物。”笔者推断儒家学者应该不会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儒家看来，数学和逻辑学应是“术”的层面，伦理道德才是“道”的层面。中西方在道术的认知上完全相反，这种相反的对错不得而知，利弊可能都有，笔者猜测这可能就是中华文明一方面能够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又难以产生一流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原因吧！
第一层是技术，英文词根是Techne，原意是“木工”。技术涉及场景和变化，不断地更新迭代，是时间性的，不是永恒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木工和几何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考察直角，木工考察的是直角直不直，几何学家则探索直角的本质和种类，因为他们是真理的探索者。”因此，技术被放在智慧的最底层。
亚里士多德对智慧的分层，是以知识与形上的距离为尺度的，越是形上的东西，越不依赖外物、越能自足、越稳定，智慧程度就越高；相反，越是形下的东西，越依赖外物，依赖他人、土地或生产资料，同时也越不稳定，智慧程度就越低。这个分层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矛盾。首先，虽然亚里士多德承认了技术属于智慧，但是技术的基础源于数学和逻辑，数学和逻辑等思维是技术的底层智慧。其次，智慧与生产力是两个概念，虽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不代表它们就是第一智慧。最后，当前无论是企业培训，还是家庭与学校教育，都越来越重视对禀赋知识的培养。什么是禀赋呢？就是放在哪里都用得上的能力，那就一定是数学、逻辑学、哲学和禅。
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如此详尽地对人的智慧进行了分层，是形上之思对人类知识进行反思的伟大典范。有人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只有奴隶主才能静定玄思，研究哲学、数学和逻辑学，而劳动人民因为忙于生计，只能被迫从事技术工作，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分层是有阶级性的。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在选专业时不用迫于就业的压力，可以选择哲学和数学，而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只能选择容易就业的专业技术，因此很难在学术上走得更远。笔者认为，虽然这种批判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否认亚里士多德的分层理论，也不是本书讨论的范围。
最后，我们梳理一下本章的脉络，形而上学就是本质学，就是去看隐藏在流变的现象背后的静止的规定性。从泰勒斯看世界的自然本质，到巴门尼德看世界的存在本质，到苏格拉底看到概念的形，再到柏拉图看到的理型世界，最后到亚里士多德以流变和自足的程度为标准为智慧定级，形而上学给予了我们发现知识的视角，发掘“动”后边的“不动”，给流变的事物定义一个静止的规定性。“课程心电图”就是一个典型的、静止的知识例证。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卷（A）一，章三，第7页。
[2]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页。
[3]罗素：《西方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4]尼采：《道德的谱系》，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