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的生平及哲学
想一个自己从未深入思考过的问题是危险的，我们读书是别人替我们思考，我们不过是在重复作者的精神过程而已。所以一个人如果整日读书，他将逐渐失去思考能力。
——叔本华
叔本华（1788—1860）在世时，他的哲学整整沉寂了三十多年，但之后，他就像一个从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战争中凯旋的英雄，一下子名噪全欧、誉满天下了。前去拜访他的各国人士络绎不绝，全国的报纸杂志也在不断登载他的名字。还有他的信徒们，三番五次替他做肖像画、做雕塑，将他当神一样供奉在屋中顶礼膜拜，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竟然有两位太太也曾去造访。最后，我们这位素来极忧郁、极悲观的哲学家，“乐观”地躺在沙发上溘然长逝了。
近代，很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尼采、克尔恺郭尔、瓦格纳、托马斯·曼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其中尤以尼采所受的影响最大。这位狂傲不羁的存在主义先驱在回忆购买叔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一个不知名的幽灵悄然对我说：赶快把这本书带回去！我一回到家就把我的宝贝翻开，然后我就屈服在他那强力、崇高的天才的魔力之下了。
他花了十四天的工夫，几乎是废寝忘食地沉浸在那本书中。他又说：
我像热爱叔本华的所有读者一样，刚读第一页，便恨不得一口气把全书读完。而且，我感觉到，我是很热心地、专注地倾听他吐出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
叔本华的哲学为何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有如此魅力？当然，这首先得归功于他独树一帜的“意志哲学”，此外，他超群的语言才华也功不可没。华莱士在《叔本华的一生》中这样写道：
当读者翻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的瞬间，最先获得的印象就是他那独特的语言。这里面没有像谜团一般的康德式术语，没有黑格尔诡异的辩证法，没有斯宾诺莎的几何学：一切都既清楚而又有次序，全部美妙地集中于对主要概念——意志世界、斗争、痛苦——的论述上。
这是何等直率坦诚！何等生动有力！何等坚强刚直！他的前辈们，曾以种种理论对那不可见的意志做出抽象的解释，但这些理论却很少能清楚明白地揭示世界的真相。而叔本华，一个商人的儿子，在对这一问题的叙述、举例和推论方面都很详明，甚至还富有幽默感。
叔本华1788年2月22日诞生于波兰格但斯克，他父亲名叫海因里希·弗罗里斯，母亲名叫约翰娜·亨利德。两人在1785年结婚，当时海因里希38岁，约翰娜19岁。
叔本华的先祖原是荷兰人，在他的曾祖父时代才移居格但斯克。他们一家素来就是有钱有势的地方望族，俄皇彼得大帝和皇后凯瑟琳到格但斯克游览的时候，他的家就是俄国皇室的专用招待所。家业传到他祖父手中，他祖父把事业扩展，又置了许多产业，家族声势更加浩大。
他的父亲海因里希个性刚愎而且暴躁，据说他的相貌丑陋，身体矮胖，宽阔的脸上嵌着一双突出的眼睛，鼻子粗短朝天，嘴巴又宽又大，并且从小耳朵就不太灵光。不过他天资甚高，长袖善舞，具有商业头脑，并且早年曾旅居英、法多年，英、法文学知识相当丰富，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尤为偏爱。他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爱好自由，尊崇独立。他很欣赏英国的政治和家庭制度，因此家庭布置及家具等都是仿照英国的风格。叔本华之所以对英国独具好感，大概就是因为他在幼年时期耳濡目染，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叔本华一生对自己的祖国——德国，却抱有轻蔑的偏见。他比较尊重外国的思想家，每天都读《泰晤士报》，但从来不看德国报纸，假如后来不是因为德国报纸会登载关于他的新闻，他也许永远不会过目。此外，海因里希还抱有世界主义的理想，他企图把叔本华教育成“世界公民”，甚至他之所以为叔本华取名“阿瑟”，就是因为此名可适用于欧洲各国。
叔本华的母亲约翰娜，旧姓叫特罗志内尔，是格但斯克市议员之女。她聪明美丽，富有文学才华，曾出版过不少小说和游记，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女作家，外语也说得很流利。她和丈夫性情本来就不甚相合，所以经常借娱乐活动来减少摩擦，旅行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叔本华小时候就不时随着父母出游。叔本华说：“性格（或意志）遗传自父亲，而智慧遗传自母亲。”这大概就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如果这句话可以成立的话，叔本华在先天上就已经被播下了“怪僻”和“天才”的种子。
1793年，格但斯克被普鲁士占领，失去了自由，并改称但泽。此事对一向以“自由、独立、共和”为理想的海因里希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叔本华一家举家迁往汉堡，因为那里是自由市。
1797年，叔本华当时九岁，随父母游历。一家人途经法国，在巴黎近郊勒阿弗尔滞留一段时间，海因里希为了使孩子彻底学会法语，把他托付到一位商业上的朋友古列佛埃尔家中，然后夫妇俩回去汉堡。叔本华在此地总共住了两年，和古列佛埃尔的孩子安狄姆同受私塾教育。这一时期是叔本华一生中最愉快、最值得回忆的欢乐时光。
1799年，叔本华返回汉堡，进了学校，但他的教育完全是为了迎合将来从事商业的需要，是他父亲的刻意安排，因为他父亲一心想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他在法国受教两年，法语异常娴熟，对自己祖国的语言反倒几乎完全忘却，因此他在家里又同时勤修德语。
他的父亲是商界名人，母亲和当时大半的文艺界人士都有往来，很多名人雅士经常到他家做客。也许是在两相比较之下，叔本华开始厌恶商业生活的庸俗和市侩，从此在心里埋下了学术的种子。
不知为什么，在这种十四五岁的小小年纪，学校的老师居然也能发现叔本华有哲学的天赋。从这事上我们不难了解，大概叔本华除了有惊人的才华外，个性上也必有某些特殊的地方，诸如孤独、缄默、沉思之类。说他是天生的“哲学坯子”，亦无不当。
叔本华曾向父亲要求转入普通中学，但一开口就遭到严词拒绝。后来，他父亲渐渐察觉叔本华的请求并不是小孩子一时天真的瞎想，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不过他父亲并不是那么冥顽不灵，也不是存心要扼杀独子的兴趣，只是文人命薄的观念让他始终不愿意轻易放弃原有的计划。商海的经验阅历让他很懂得人的心理，他知道此时此刻采取高压手段是最愚不可及的事，于是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两个方案，让叔本华任择其一：一是顺其本意走学术研究之途，进入高等学校就读；二是加入他们夫妇出游旅行的行列。
1803年春天，叔本华在双亲的陪同下，开始周游欧洲各国。三人经荷兰远渡英国，再转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国，历时近两年才折回汉堡。不过即使在游历期间，他的父亲也命他进修英语、法语，母亲也嘱咐他写日记，对他的教育丝毫不曾放松。
1804年秋天，叔本华与父母回到但泽，在玛丽教堂接受了基督教的“坚信礼”。翌年年初，遵照父子间事先的约定，叔本华开始投身商业。他在他父亲某位挚友的店中实习，但他对这种工作始终提不起兴趣，经常偷闲看书或耽于沉思。晚年，他曾回忆说，他恐怕是最差劲的店员。
几个月后，叔本华的父亲忽然去世了，尸体在他家谷仓旁的运河上浮出水面。是不慎失足还是跳河自杀，原因无法证实，不过一般风评认为是后者。有人说，叔本华家从但泽迁居汉堡约损失了总财产的十分之一，在汉堡生意情况又远不如以前，他父亲是因不堪经济上的损失才自杀的，但这点理由似乎不够充分。不过，据说在死前几个月，他的精神好像就已经失常，经常忧形于色，性格愈加暴躁，稍不顺意立刻大怒，行为也愈加乖张怪异。附带说明一下，叔本华的祖母和一个叔父都曾罹患疯癫症。
孀居的约翰娜原本就不喜欢汉堡的商人社会，和叔本华的个性也格格不入，于是她在整理完亡夫的遗产后，即同其女阿德莱移居魏玛。当时的魏玛堪称文人荟萃之地，德国文学巨擘歌德以及席勒、威兰、格瑞蒙、迈尔等诗人才子均会集于此，一时传为美谈。
约翰娜携带为数不少的钱财搬到魏玛，之后不久即与这些文人雅士过从频繁，书信来往密切，过起了奢华放浪的生活。当时，叔本华仍信守与父亲的约定，独自留居汉堡继承父亲的遗志，不过他对商业生活的憎恶与厌烦却与日俱增。那段时间是他一生最暗淡悲惨的岁月，据说他当时情绪忧郁、处境恶劣，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他曾数度致书其母，祈求她能同意让他辞去这个工作，所幸母亲也能谅解他的苦衷，终于应允下来。这个意外的好消息使叔本华感动得落泪，从此，他从囚徒般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踏上了学术研究之途。这是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叔本华十九岁。
自此直到1813年完成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为止，这六年间，他都沉浸在一连串的学习研究中，这是叔本华之所以成为叔本华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位“智力异常丰沛”的哲学家，此时充分表现出了他惊人的学习能力。
1807年7月，他到科塔补习古典语文，在短短的半年内就获得教授们众口称誉，他们一致认为他“将会成为出色的古典文学学者”。后来，他在公开场合公然讥评某位教授，此事传到这位教授耳中，教授气愤之余，利用私人关系唆使叔本华的老师停止给他补习，在这种情形下，叔本华不得不提前离开科塔前往魏玛。
在魏玛，叔本华并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而是另租房子。他在这里心无旁骛，又埋首书中两年，取得大学旁听学历，然后进入格丁根大学，后转到柏林大学。
通过六年的狂热学习，知识在他脑中融会贯通，叔本华成了当时学识最渊博的作家。语言、文学方面他最拿手，从他在作品中对古典语言文化的一再推崇，我们不难推断，他的希腊文、拉丁文应该造诣高深，而他的英语，简直会让英国人误以为他是老乡。他听课时有记笔记的习惯，课后整理时，还会一丝不苟地附注独具自己个性的批评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盲从附和。如果教授和他的意见不相同，他会立即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问题。他的哲学系统就是这样逐渐树立起来的。
难怪叔本华曾经自豪地说：“这就是我能够有权威、很光荣地讨论一切的原因。人类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而是一定要和世界联系起来研究——就像我这样，把小宇宙和大宇宙联合起来。”
这是一个奇异的哲学坯子。以叔本华家的财富，他原本可以像花花公子一样尽情享受，流连歌台舞榭，沉迷脂粉丛中，在他的商业生活中也尽是这样的机会，可他却偏偏选择学术研究；以叔本华横溢的才华，钻研任何学科都可崭露头角，光耀门楣，他却唯独爱上哲学，终生“无妻、无子、无家”，得到“忧郁、多疑、孤独、暴躁、厌世、悲观、愤世嫉俗、仇视轻蔑女人、诽谤爱情”的名声。这一切的一切，岂非天意？
叔本华与众不同的性格，世所罕见。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叔本华愤世嫉俗的怪僻性格和悲观的哲学，是由于他的著作未能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在失望之余产生的变态心理。但是他特异的性格应该是来自天性，至少按照叔本华自己的解释应是如此。他说过“性格遗传自父亲”。叔本华的父亲个性暴躁、刚愎，他也如此；他的父亲崇尚自由独立，因普鲁士进袭格但斯克，不惜损失十分之一的财产也要迁居汉堡，叔本华一生也始终坚守他心目中的真理。
叔本华转到柏林大学，本来是受到费希特的感召，希望能从他那里汲取哲学的精华，但他失望了。叔本华素来就喜欢条理清晰、合乎逻辑的文章，所以对费希特神秘的巧辩和傲慢的态度大为反感。他虽然继续听讲，但只为仔细寻找到费希特的错处后与之争辩，他的笔记也充满了尖酸刻薄的批评。
就这样，叔本华感觉柏林大学不是他修取学位的地方，他的博士论文最终送到了耶拿大学进行评审。这篇名为《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的论文讨论了世界事物的因果关系。在文中，叔本华认为，因果观念不是建立在一个单独的公理，或者一个简单、必然的真理上的，它的来源极其复杂，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类：第一是“现象”，即感官的对象；第二是“理智”；第三是在时间、空间支配下的“存在”；第四是人类的“意志”。读者阅读此论文时不难察觉出，叔本华的全部哲学系统在此时就已经奠定下扎实的基础了。
这本书出版后，叔本华回到魏玛，并送给母亲这本著作，但他母亲不仅不感兴趣，反而讥诮他说他的书根本卖不出去。叔本华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在堆破烂儿的屋子里都不放一本你的著作的时候，我的著作还是会有人读。”他们两人针锋相对，愈吵愈烈，最后他母亲甚至气愤地把他推到楼梯下。许多年后，我们的哲学家尖刻地对他母亲说的，她只会因为有这个儿子而留名后世的那些话，果然都应验了。
叔本华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把女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但他还是有过一次如痴如狂的恋爱，若非他那时挥剑斩情丝，叔本华的后半生恐将完全改变。那个令他疯狂的女人，是当时宫廷戏院最有名的女演员，名叫卡罗琳·耶格曼。她长得娇小白皙，曾经是魏玛公爵的情妇，不过叔本华认识她的时候，公爵已去世了。
为了躲避太过频繁的交际，也为了逃避“女演员的诱惑”，叔本华在1814年夏天离开魏玛，到德累斯顿住了下来。他就此离开了母亲，虽然他母亲此后又活了二十四年，但直到他母亲的晚年，双方才恢复通信。
叔本华离开魏玛之前，开始和歌德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这两位名垂千古照耀世界文坛和哲学界的巨星，似乎都有洞察英才的慧眼。叔本华平素自视甚高，许多名家学者都被他批评得一无是处，但他唯独敬爱歌德，只要歌德出现在他家的客厅，叔本华整个心神立刻就会被吸引，而歌德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也非常器重。在耶拿，有一则故事可以做证明。
某一天有一个聚会，大家围着一张茶几闲聊，唯独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独自退到窗边，神情很肃穆地在沉思，几个女孩子便开起叔本华的玩笑。歌德刚好走进来，问大家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众人一齐指着叔本华，歌德见状责备道：“不要取笑这位少年，将来他会比我们都更了不起。”
长期的孤独和抑郁让叔本华的性格越来越暴躁和乖僻了，他常被恐惧和邪恶的幻想所困扰。他睡觉时身边都会放着实弹手枪，他更不放心把自己的脑袋交给理发匠的剃刀。只要听到关于传染病的传言，他便吓得往外飞奔。在公共场所宴饮的时候，他都随身带着皮质杯子，以免被传染。他把票据藏在旧信封里，把金子藏在墨水瓶底下。
就学术研究的条件而言，叔本华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他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不必为衣食奔波忧心，除了教过两年书外，一生中再也不曾从事其他的职业。他又是天生的“哲学坯子”，“从小就觉得自己属于整个世界，而不仅仅属于自己，既然自认为命中注定要为公共福祉而生活，那么平常的闲暇和自由，就不能独享了”，所以，他对财富和遗产，有一套奇特的见解。他曾经写道：
我并不认为，留心处理既得遗产有什么不应该。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有这样多的钱，他就可以不用为生计忧虑，不用为贫穷忧愁，就可以从人类宿命般的奴隶生活中求得解放，去过无忧无虑的真正独立的生活。唯有获得了这种好运气的人，从降生之日起才算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因为他能够主宰时间，每天早上，他都可以说：“这一天是我的。”
遗产若能遇到一位有高尚品性的主人，便可发挥其最大效用，因为他能从事不同于一般“为糊口而生”的工作，这样就能各得其利。就他个人来说，虽有独享安逸生活的闲适心情，但他能创造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能以百倍的代价来偿还对其他人的亏欠。反之，假如一个人不能偿还亏欠却徒然接受遗产，便该遭到唾弃。
获得大笔财富的机会应当替天才保留，因为只有天才才能够在艺术、哲学、文学方面表现他深刻的观察力，也正是因此，这类人才迫切需要没有干扰的自由，他们不仅欢迎寂寞，更会将闲暇视为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叔本华决定以哲学为终生目标之日起，他就认为自己是天才，是杰出的哲学家。正是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造成了他孤独乖僻的个性。他蔑视“俗人”，拒绝世俗社交，深恐被凡俗的“恶德”所玷污；他也瞧不起一般学者，认为他们只是为了牟利，只知道迎合世俗的要求，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心理状态经常让叔本华感到寂寞和痛苦，但他会自我勉励：
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哲学家，上苍叫你从事这种工作，切不可心有旁骛，也不要走别人的老路。要保持高尚的心志，培养超俗的见地，痛苦和失败也是必要的，正像一艘船必须要有压舱货一般，如若不然，船就会成了风的玩具，很容易倾覆。
痛苦是天才灵感的泉源。假如在生活中处处都能随心所欲，过得舒坦，莎士比亚、歌德的诗剧又怎么会诞生？柏拉图还会有哲学思想，康德还会有《纯粹理性批判》传世吗？
他的自负，使他极为重视个人声誉，他自信自己的成就应当凌驾于黑格尔之流之上，然而事实上，他所得到的却是冷遇、漠视和被遗忘。他在大发牢骚之余，又自我安慰道：
这种遗忘，证明我不配我的时代，或者我的时代不配我。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我只能保持缄默。在康德和我之间，根本就没有哲学，只有那些在大学里大言不惭的凡夫俗子，读这些人拙劣的著作，真是浪费时间。我不想加入现在的哲学争辩。人生过得很快，而了解得却很慢，因此，我不会活着看到自己赢得世俗的声誉。
叔本华虽然愤世嫉俗，但对人类并没有失去同情心。他很善于经营他的财产，到临终时，财产几乎增加了一倍。虽然他认为挥霍比贪婪更可恶，但生活中的叔本华却并不吝啬。许多贫苦的亲朋、穷困的邻居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他还是德国动物保护的提倡者。同时，叔本华在遗嘱中也指明，他的财产继承人是1848年革命后组织救助残废军人和孤儿寡妇的协会。此外，他的佣人和狗也都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所有这些都足可见叔本华的宅心仁厚。
1854年，瓦格纳送他一部《尼伯龙根的指环》（瓦格纳伟大歌剧之一），并且称赞叔本华的音乐哲学。人们从各地来拜望他，1858年，他七十岁生日时，贺函从世界各地向他涌来。随着声誉日隆，他的为人也日渐和蔼可亲了。
他又活了两年，享受他迟到的盛誉。
1860年9月21日，叔本华起床洗完冷水浴后，独自坐着吃早餐。一小时后，佣人进来，发现他倚在沙发的一角，去世了。
每一次想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这句“我一生只喜欢读用血泪完成的著作”，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叔本华。尼采，这位在思想史上最受争议的思想巨人，这位曾自称哲学史将来会以“尼采以前，尼采以后”作为分水岭的狂人，这位认为自己和海涅是德语写作巅峰的人，在回顾自己的阅读经历时，提到最让他震撼的三本书是：
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进入21世纪，人类纵然已经登陆月球，但科技飞跃的美丽新世界究竟能带给人类多少幸福？寄托心灵的乌托邦到底是近在眼前，还是遥不可及呢？这正是一个让人着迷又让人困惑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