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碎片

由于资料的缺乏，杜甫早年的事迹已难以详考，我们只知道他在幼年时得过一场大病，由于姑姑悉心照顾，甚至不惜牺牲亲生之子，终于病愈，事见《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杜甫在《进封西岳赋表》中说“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其中“少小多病”，当指此事而言。杜甫是一个早熟的孩子，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和出众的文学才能。他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回忆童年时代观看公孙大娘舞剑时说：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开元三年（715年），杜甫才四岁，一个四岁的孩子对公孙大娘的一次普通演出印象竟然如此深刻，时隔五十多年后还能写出这样惊心动魄的观感，可见这个孩子的艺术感受力之敏锐，确实是不同凡响。另外《壮游》还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凤凰乃是盛世的祥瑞，七岁的小杜甫一开口就歌咏凤凰，可以看出他的高远志向。一幅国泰民安的盛世图景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清晰地勾画着，展翅高飞的鸾凤在诗国的天空中盘旋鸣叫，既是为国家政治的清明而欢呼，同时也昭示了诗人的理想与抱负。心性高傲的杜甫对凡鸟往往投去轻蔑的一瞥，他自许的乃是雕鹗、苍鹰和骏马，而他的图腾则是象征着国家祥瑞的凤凰。另外，《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云“学诗犹孺子”，“孺子”即幼儿，可见他从幼年就开始学习作诗了。《壮游》又云：“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杜甫从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其习作很快就积攒了不少。

杜甫十四五岁便开始出入王侯府邸，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了。《壮游》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可知杜甫当时与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等人有过交游，并以出众的文才博得了这些文坛耆宿的扬誉。另外，《江南逢李龟年》中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作于大历五年（770年）春，流寓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杜甫遇见了漂泊江南的乐工李龟年，追忆两人早年的交往，不禁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千古名篇。诗中提到的“岐王”是李范，“崔九”即殿中监崔涤，两人都卒于开元十四年（726年），这年杜甫才十五岁，由此可见，这个早熟的天才少年确实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出入王侯第宅与宴酬唱了，《壮游》中“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并不是诗人说大话，而是实录。随着年龄的增长，杜甫的身体也变得愈发强健起来，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处处显示出少年顽皮的天性，他在晚年所写的《百忧集行》中回忆道：“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另外，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这段说的也是他少年时期的情况，可惜诸家注本对“甫昔少年日”这一句的解释有误，于是对“早充观国宾”的理解也就出现了偏差。“观国宾”，即观国光的王宾，语出《易经·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注：“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於王矣。”后代地方上设宴以招待应举之士，即宾礼之遗意。

最早对这两句诗进行解释的是宋代黄鹤，他认为“早充观国宾”是杜甫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由乡贡参加进士考试。黄鹤此说影响深远，其后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杨伦等人多承袭其说，只是将杜甫参加乡贡的时间由开元二十三年修正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萧涤非先生在《杜甫诗选注》中注释这两句诗的时候也大致采纳了黄鹤的这种说法，他说：“开元二十三年杜甫由乡贡参加进士考试，时年二十四，所以说‘早充观国宾’，‘充’即充当。”如果按照上述这种解释，难免会出现以下不可回避的问题和矛盾：第一，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时已经是二十五岁的青年，这与诗中的“少年日”在年龄上明显不太一致，如此解释，显得扞格不通。第二，将“少年日”解释成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与下句“早充观国宾”的“早充”不能衔接，造成了两句诗首尾难顾，因为以二十五岁的年纪去充当观国之宾，已经不能算“早”了。第三，“早充观国宾”下面的“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两句，回忆的是诗人十四五岁时的经历（详说见下文），若“早充观国宾”说的是二十五岁参加进士考试，那么整首诗在叙事顺序上就明显颠倒了，以杜甫思维之缜密，当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第四，将“观国宾”解释成参加进士考试有些想当然，因为唐代的进士考试虽然可以作为国家的重要庆典，但是这种考试是非常频繁的，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那么充当这样的国宾，并不算十分珍贵和难得，似乎不值得杜甫在诗中特别骄傲地提出来。因为我们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发现，杜甫在说自己的生平经历时仅仅提到了这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应该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才对。

既然杜甫参加的典礼不是进士考试，那么诗中提到的这次国家盛典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杜甫这次“观光”的国家庆典很有可能是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东封泰山的出发仪式。玄宗封禅泰山，是开元年间的一件大事。天子大驾发自东都洛阳，有很多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跟从，一定有一场隆重的出发仪式，杜甫所谓“早充观国宾”可能是指此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南逢李龟年》中提到的李范和崔涤，都曾陪同玄宗一起东封泰山。崔涤更是玄宗封禅泰山的有功之臣，从泰山封禅回来后，他被玄宗擢为金紫光禄大夫，封安喜县子。可能是操持这次封禅大典累坏了，崔涤于开元十四年（726年）因病去世，玄宗追赠他为兖州刺史。所以“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这两句诗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亲历“开元全盛日”的杜甫，少年时代曾亲身经历了国家最隆重的一次典礼，极有可能是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封禅泰山。至于杜甫作为岐王李范和殿中监崔涤的座上客是否有资格从行至泰山，这确实是个问题，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之前只能存疑了。但少年杜甫起码目睹了玄宗庞大的封禅队伍从洛阳出发时的盛大仪仗，因此，这次标志着国家兴旺昌盛的典礼也给杜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对他“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非常可惜的是，这样重要的信息竟然被历代的杜诗注家们轻易地忽略了。

杜甫少年时代活跃的身影，我们从杜诗中还能找到一些证明。《壮游》中已经提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崔尚、魏启心等人交口称赞少年杜甫的诗才，认为他很像汉代大文学家班固和扬雄，那么《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说的应该也是杜甫少年时的情形。“赋料扬雄敌”和“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是多么的相似！而且杜甫这个少年天才的名声，竟然惊动了当时的大文豪李邕，他慕名主动前来结识这个少年，甚至连当时的著名诗人王翰也愿意和杜甫做邻居。《壮游》又云“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也可看出少年杜甫的傲气与自负。朱鹤龄在《杜工部诗集辑注》中指出：“邕、翰皆公同时前辈，‘识面’‘卜邻’乃当时实事。”既然是“实事”，那么我们下面就分别考察一下李邕、王翰与杜甫初识的时间。先看杜甫和李邕的交往：天宝四载（745年）夏，杜甫与北海太守李邕相会于济南历下亭，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云：“东藩驻皂盖，北渚凌青荷。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后来他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又云：“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其中“重叙东都别”之句表明，二人的济南之会并不是初次相逢，此前他们曾在洛阳见过面。据朱关田《李邕年谱》，李邕开元年间曾两次入洛阳，第一次是开元十二年（724年）由陈州刺史任上，第二次是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七月由滑州刺史任上。开元十二年（724年）和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均在洛阳，所以他在《八哀诗》中所说的“东都别”不知是指哪一次。但是开元二十九年杜甫已经三十岁了，而立之年的杜甫受到前辈李邕的赏识固然值得骄傲，不过也并不值得特别炫耀。但倘若是开元十二年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开元十二年李邕将近五十岁，而杜甫才十三岁，若前辈李邕前来求识面的话，那对少年杜甫来说真可谓是一种殊荣了，自然是值得夸耀的。因此“李邕求识面”极有可能发生在开元十二年（724年）。同样，“王翰愿卜邻”的时间也是可考的。假如王翰卜邻确有其事的话，那他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和杜甫在洛阳会面呢？考《旧唐书·王翰传》：开元十四年（726年），张说罢相，王翰出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后贬道州司马，卒。也就是说，只有在开元十四年（726年）被贬以前，王翰才有可能与杜甫为邻；而开元十四年（726年）杜甫刚好十五岁，这正好说明“王翰愿卜邻”极有可能是其少年时代发生的事。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叙述顺序：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可见，从“甫昔少年日”一直到“王翰愿卜邻”，说的都是杜甫十四五岁时的事情，这几句是诗人自叙少年读书时期的“挺出”之才。若将前面的“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解释成二十四岁参加进士考试之事，而后面又说自己十四五岁为李邕、王翰所赏识，便于叙述顺序上出现了前后颠倒，显得语无伦次，因此旧注的解释就显得愈发不可信了。而将“早充观国宾”解释成少年杜甫参观过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封禅泰山的出发典礼，便和下文的“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在时间上相吻合，无疑更加合理。

总之，杜甫的早年事迹虽很多已不可考，但通过杜诗中的蛛丝马迹，使用“以诗证史”“以杜证杜”的科学方法，我们还是可以窥见杜甫早年一些被忽略的事迹，特别是他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时的经历，虽然这些事迹已经非常模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这两句诗透露出一个令人难以察觉的信息，即杜甫少年时在东都洛阳曾目睹了玄宗封禅泰山的出发仪仗。盛世的辉煌给杜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后来当他面对国家残破、民生凋敝的悲惨景象时，对盛世的缅怀就显得更加强烈。他在《忆昔二首》其二中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悲痛和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我们从他目睹开元盛世的经历来看，或许就更容易理解其心理动因了，这都是考察杜甫早年事迹带给我们的启示。

赞曰：

唐杜肇始，远自伊祁。襄阳武库，枝叶纷披。

文武传家，近代凌夷。李杜苏崔，文名永垂。

侠烈相续，挺剑扬眉。哀哉孝童，身死忘危。

义阳敦教，妙女好儿。勤孝死悌，燕国铭碑。

永昌被难，命悬如丝。岂无至痛，诗圣惜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