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

可惜的是，这位“山地之主”最后却死于安史之乱，而且不是死于叛军之手。安史之乱爆发后，高仙芝以天武军副帅之职统军东向讨叛，屯于陕州，遇屡败于叛军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了解到贼兵势锐、潼关无兵、恐危京师，遂与之退保潼关。这一举动使得“朝野大骇”，唐玄宗怒不可遏，监军边令诚又进谗言，“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朘盗禀赐”（《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于是高仙芝、封常清殒命。而这位宦官监军边令诚，747年出征小勃律时即随高仙芝，高仙芝能代夫蒙灵察为安西节度使，他有举荐之功。东征讨叛，边令诚又为监军，《旧唐书·卷108》记载：“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新唐书》记载：“令诚数私于仙芝，仙芝不应。”不论怎样，高仙芝的死都与他和此人不睦有关，还另外被加上了“盗减军士粮赐”的罪名。

实际上，就像20世纪初期的英国学者吉布（H. A. R. Gibb）所说：“对中国统治中亚这一传统的真正致命打击，不是来自怛罗斯之战那样的偶发事件，而是来自757年中亚军队东去助唐平叛一事。这些来自远方的人曾认为中国是个无比强大、无法战胜的帝国，而他们现在亲眼看到了它的彻底衰落……中国的威信再也没有从这个打击之中恢复过来。”

至于阿拉伯方面，怛罗斯战场上的英雄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阿拉伯人对内部争权夺利的兴趣远比征服东方大。在怛罗斯之战获胜后，齐雅德·萨里向他的上司阿布·穆斯林进献了战利品—一枚举世无双的宝珠。作为奖赏，阿布·穆斯林任命齐雅德为不花剌（布哈拉）和粟特总督。但好景不长，一年后，阿布·穆斯林成为呼罗珊和河中的绝对统治者，甚至连军队也只听命于他，哈里发也无能为力。这使得他从哈里发的威胁变成了其“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远在两河流域的哈里发鼓动齐雅德起事，但大多数将领仍然忠于阿布·穆斯林。齐雅德只能逃走，但在藏身之地被人杀死，他的首级被砍下献给哈里发。又过了一年，新任哈里发曼苏尔即位，命运迫使阿布·穆斯林此时必须镇压新哈里发叔叔的叛乱，以再次表示自己的忠诚。曼苏尔命令阿布·穆斯林将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上缴，当后者前去弄清缘由时，被哈里发下令处死。

哈里发朝廷谋害帝国东部的实权人物阿布·穆斯林是有风险的。虽然阿布·穆斯林的军队每人得到1000迪尔罕（dirham，钱币），接受了本军统帅被处死的消息，但在呼罗珊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反应：孙巴德（Sunbadh）起兵为阿布·穆斯林报仇。起义军占据了波斯北部从你沙不儿到刺夷的大片地区。但70天以后，起义被残酷镇压，男女老幼全部被杀。这说明起义不仅仅是军队的作为，在当地也深得民心。阿拉伯帝国为这次镇压使用了大量兵力，以致同年按惯例要对拜占庭统治的安纳托利亚发起的夏季攻势也被迫放弃。

实际上，如前所说，在怛罗斯与唐军发生冲突的并不是哈里发朝廷派遣的远征军，而只是呼罗珊总督区自己的军力。此时的阿拔斯朝廷正忙于解决内政，而后又跟永恒的敌人拜占庭展开战争，并未留意到遥远的东部边疆有什么战争发生。因此，这次对决不影响阿拉伯帝国与唐朝的关系。怛罗斯之战后第二年，黑衣大食即遣使来唐，这是阿拔斯王朝正式与唐朝通好之始；仅在753年一年里，三月、四月、七月和十二月，阿拔斯王朝使节就四次进入长安。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753年元旦在蓬莱宫，大食使节于东排首席向玄宗皇帝致贺，吐蕃使节居西排第二位，日本使节紧挨在大食使节之后。总之，阿拉伯帝国在唐朝对西域的政治考虑中，无可争辩地居于首位。作为西方的一大强国，唐朝已经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8世纪的巴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