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海上战争

本书的主题是—从风帆战列舰时代到潜艇的时代，人们究竟是怎么在海上作战的？这个主题我已酝酿多时—因为直到在我偶然成为了一名军事史学家之前，我其实一直想成为一名纯粹的海军史学家。不难解释这是为什么：我是一个英国人。没有一个英国人，或者说没有一个英伦三岛的人居住在距离海岸超过80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的地方，而且我们这一代英国人都遭受过德军U艇艇群的严重威胁。事实上，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大西洋战役后，我们才勉强获得了赖以生存的补给。作为一个岛国的国民，我们距离大饥荒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因此永远不要忽视海权的重要性。关于海上力量的手工制品和纪念物与英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干船坞内停泊至今的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战列舰（HMS Victory），是英国小学生争相参观的对象，跟美国的第一份宪法和法国的拿破仑墓具有相同的地位。在英国，纳尔逊纪念柱是首都伦敦交通要道旁的重要标志物，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胡德（Hood）、罗德尼（Rodney）、阿尔伯马尔（Albemarle）、杰维斯（Jervis）、科德林顿（Codrington）、安森（Anson）、布莱克（Blake）和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名字在城市、城镇甚至乡村的酒馆中随处可见，并得以与英国君主一样，成为一些名舰的舰名—甚至在英国国王中也有被称为“水手国王”的，比如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

大多数英国人对于海军力量以及其保护下的海洋贸易都具有客观或主观的认识。例如，我的家庭相册里满是贸易用的双桅帆船和小帆船的照片。我的祖父是一个小地主的儿子，住在湍急的香农河岸边。19世纪90年代，他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曾经搭乘来自北威尔士港口的板岩运输船航行于爱尔兰西海岸（这些船只是由苏格兰西海岸和赫布里底群岛之间的岛屿贸易商制造的）。在当时，从约克郡（Yorkshire）和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港口，或者从东盎格鲁（East Anglian）的回水地带出发，满载谷物和干草的斯皮蒂斯泰尔（Spirtisail）驳船定期往返于梅德韦河（Medway）、泰晤士河（Thames）和伦敦河（London River）河口之间。

即使是普通英国人也对海上贸易非常熟悉，年复一年，他们的生活都与各条狭窄运河的航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每年大量奔赴全世界的英国移民，以及英国通过无数次海战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很多战略要地，都需要强大的海军来保护。很多英国人的儿子、丈夫、叔叔和侄子都是戴着圆帽、穿着喇叭裤的水手—这是英国的世界遗产之一。事实上，在英国大多数家庭的家谱中，海员都占有一席之地。熟悉船只和航海的水手是英国的一笔宝贵财富。我本人曾两次亲身体验过“海上战争”。第一次是在1944年，我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多塞特港口的鱼雷艇，这艘鱼雷艇位于多艘无线电对抗船之间，它们都在准备与德军作战—当时正好是诺曼底登陆行动前几周的一个海军“开放日”。第二次我登上了一艘舰队扫雷舰（又称大型扫雷舰）—这艘船上的一位中尉与我家的关系很好，当时是1945年，即大西洋战役的最后阶段。这艘扫雷舰在一次清剿德国U艇的行动中遭到损坏后，正在伦敦的船坞内进行修理。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登上的这两艘军舰的船员都非常沉着和乐观。

我对海战的印象在其他方面也得到了加强—那就是海战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包括战舰的船壳、桅杆、帆桅杆、武器和其他仪器，我被它们的非凡、优雅和美丽所打动。比如，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的建造艺术就堪称世界风帆战舰的典范，足以打动每一个去造访它的人，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匀称，还因为它精致且富有古典美的细节—它的炮口上的半圆形炮口罩、支撑着它的二层甲板的多立克式圆柱、船头上的洛可可式雕刻、船尾走廊上的希腊复兴式柱廊，以及复杂且严谨的船帆索具（包括固定式和可移动式的）。“胜利”号是一件外形炫酷且足够致命的战争工具，但它同时也是一件美丽的器物，我们今天那些用木头或者钢铁建造的战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它的后代。

在了解到战舰都是美丽外表与致命威力相结合的产物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探讨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要在海上作战呢？首先，人类不断造出如此精美复杂的战舰，不断提高航海技术，这看上去都是由水手与自然之间永恒斗争的本质所决定的。然而，从诸如船舶的缆绳、桅杆和索具的角度这类细微的地方来看，战舰却并非完全是造船者为对抗风和水的力量而心血来潮的产物。船舶是一种交通工具，其首要作用是把水手和乘客从一个地方安全带到另一个地方。而即使是在狭窄的水域里，航海的危险也足以引起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那么，为什么还要进行海战，而使人们面临被其他水手俘虏、沉船或战死的命运呢？

的确，有一套深刻而有力的价值观念一直在阻碍海上战争的进行，其大致可以用“海上的伙伴关系”一词来概括。这意味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准则，即今天船上最好的水手可能明天就会被命运所抛弃，到时候，他的生命将完全依赖于一个路过的陌生人的帮助。这是每个水手都能一目了然的逻辑，所以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遵循着这个准则。但不幸的是，海上漂泊的船只之间“同舟共济”的准则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人类一夜暴富的欲望。从本质上讲，船只是一个资本密集的地方，它们本身是有价值的，而它们所携带的货物的价值可能还会更高。因此，只要有机会，攻击和夺取一艘船的诱惑就很容易让水手们抛弃因为面临共同风险而产生的惺惺相惜。当水手们克制不住自己的贪欲时，所谓的“海上作战”就诞生了。

当“海上作战”这一概念出现之后，水手们的技战术很快就得到了加强（在陆地上的、成熟的战争制度的影响下）。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复杂的军事行动—包括指挥机制、战略估算和战术演练—肯定都起源于远距离贸易所带来的回报和机遇。在西方，“农作物灌溉协会”是第一个创造大量农业盈余以支持常备军的组织，也是第一个开始派遣长途远征队进行大宗商品贸易的组织—特别是金属和马匹—而这些商品都是他们在本国境内难以生产的。但是这样的探险总是需要在途中得到保护的—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的较原始的民族，很容易受到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所带来的货物的诱惑，而对其进行掠夺。此外，“农作物灌溉协会”自身也更倾向于去生产这些货物的地方抢劫，而不是老老实实地以物易物，这些突袭和远征就可以被视为一种陆地上的海盗行为。

正是从海上的海盗活动中，我们认识到了海战的起源。商人和海盗之间的战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事实上，有组织的海战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海盗来说，商人的船只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快速致富的机会。在当时，利用船舶进行运输，仍然是远距离运送散装货物的最有效的手段。水路运输可能是长途散货运输的第一种形式，然而，无论河流位于友好地区的上游或下游，都有可能被海盗抢劫。而且，一旦航海家离开内河，离开有遮蔽的水域进入公海，海盗活动就成了一种公害。对早期出海航行的水手来说，航海都是在大海沿岸进行的，这就使海盗活动变得更加猖獗了。因为靠近贸易通道的近海和沿海地区，包括岛屿、半岛和三角洲常常有很多不易通航的小港湾，它们为选择从事海盗事业的海员们提供了安全的避难所。值得一提的是，海盗们也经常将抢劫活动与商业贸易结合起来，将抢来的所谓的“盗版商品”作为其正常货源的一部分来出售。因此，许多海盗行为具有所谓的“模糊性”，所有从事该方向研究的学生都认为这是其显著特征之一。

自古以来，海盗、海盗商人，甚至海盗王国在所有内海和沿海经济贸易圈中都充当了固定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西印度洋、孟加拉湾、南海和日本海等早期海洋贸易繁盛的地方兴风作浪。只有当强大的政治集团召集海军来镇压海盗时，海盗活动才会被有效遏制。地中海上的和平来得更早一些。雅典曾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足以确保粮食从黑海沿岸安全地通过地中海抵达本土，并消灭任何敢于进犯的海盗（从奥德修斯的时代起，希腊人就很热衷于从事“海盗工作”）。波斯帝国海军虽然没有雅典海军的实力，但在东地中海仍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从罗马共和国晚期直到罗马帝国早期，罗马人终于将自己的权力从地中海的一端延伸到了另一端，完成了波斯人未竟的事业。公元前1世纪，在庞贝的统治下，罗马海军横扫了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令地中海再无海盗出现。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则利用海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开创了一个真正的海上帝国，他不仅保证了地中海内部的海上贸易的安全，也保证了罗马帝国在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岸的海上贸易路线的安全。

然而，在罗马帝国末期，随着野蛮人的逐渐入侵，海盗活动再次如星星之火一般开始燎原。这种入侵在公元5世纪达到高潮，并最终使罗马帝国崩溃。不久后，所有海盗团伙中最具破坏性的群体—维京人—崛起了，欧洲海上的和平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都没有得到恢复。虽然，在维京人的海外基地—英格兰、诺曼底和西西里—相继转变为王国后，他们的掠夺行为就自动受到了抑制。但直到16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和荷兰等老牌海洋贸易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远洋贸易的不断实践才使得航行自由的原则重新在国际上确立。然而，为打击对手，英格兰和荷兰的海军政策在纵容海盗和镇压海盗之间摇摆不定。不管怎么样，到了17世纪，人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由国家收入所支撑的海军舰艇，无论是正式舰队的还是半官方性质的武装商船队，在打击海盗方面所拥有的高效率已经毋庸置疑了。因此，其他国家的海军舰艇将取代海盗，成为他们的主要敌手。在击败敌国海军之后，本国将取得所谓“制海权”—虽然当时这个词语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但已经隐含在各国海军的实际行动中了。制海权将会决定国家是贫困还是富有，也将欧洲的部分国家和世界其他大洲的沿海地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海军和海盗之间的激烈战斗（包括半官方性质的战斗和私人间的战斗）逐渐在地中海消失了。当时，东地中海由穆斯林控制，西地中海由基督徒控制（主要代表国是西班牙），两大集团之间经常爆发海战。但是，16世纪时，在地中海进行的海战与在北欧海域进行的海战存在明显不同，因为前者有一种独特的地区性武器—桨帆船。与此相反，大西洋最常见的战船是风帆船，其不太适应自希腊和罗马时代以来一直沿用的那种短兵相接的接舷战术。不过，由于风帆船通常也是强大的重量级货船，所以当火炮发展成一种更为紧凑且更容易搭载的武器后，风帆船就比桨帆船更适宜携带这些火炮了。

火炮在15世纪末发生了革命性的进化。经过200年的试验，它们突然获得了一套特别的附属装备—与炮身铸造成一个整体的“耳轴”，再与一辆轮式马车相结合—这使它们很容易适应陆地上的通行条件，而在船只甲板上发射时所产生的反冲力也得到了极大缓解。到了16世纪30年代，使用轮式炮架的火炮已经淘汰了在欧洲大陆上建造了一千年的城堡，而在海上，将轮式火炮整齐地排列在舷侧，则把重型货船变成了漂浮的城堡，并令其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舷侧排炮”（Broadside）为各国舰队提供了在远海发起战斗，并且赢得战役乃至战略胜利的潜力，因此各国战舰很快就采用了这种布置方式。

桨帆船也装上了新型火炮，这大大增强了它们的威力。在一艘桨帆战舰的船头安装一门重炮之后，其对另一艘战舰所造成的损害，可能会超过任何短兵相接，甚至比在任何情况下，使用通常最具威力的海战战术—撞击战术所能造成的伤害还要大。但是，由于桨帆船的船体太窄（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它们不能将火炮部署在舷侧，并以宽阔的甲板来缓解轮式火炮发射时的反冲力，因此它们不能与新型风帆战舰平起平坐。而且，由于桨帆船的结构脆弱，所以它们不适合在开阔水域和恶劣天气中航行。至于北欧的帆船强国，此时也还没有挺进地中海的计划。因此，在过去的200年里，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专心在大西洋展开竞争，争夺对海洋和陆地的控制权。

最初，在组织海战的时候，这些小舰队通常会以一次战斗来决出胜负。但是，在海上航行中，舰队之间很难遇见对方（即便提前进行安排），而决出一方胜利、另一方败北的结果则更难。要想击败对手，他们首先要在没有地标的环境中找到对方。然后，必须选择一个能够承受敌方火力的队形。最后，他们必须把敌人牵制住，使己方火力发挥作用。不过，以上这三点都不容易做到。

舰队之间如何会面（这将被证明是最小的一个问题）？虽然16世纪的风帆船只已经可以在巨大的地理范围内航行（1519—1522年，麦哲伦进行了首次全球航行），但实际上于海上收集情报、测定方位，并且在天气适宜和舰队装载的粮食也足够的情况下对敌军发动进攻，仍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活动。其中，直到首次出现用机械和电子手段来处理航行数据或传送“实时”信息之前，定位和收集情报都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只有位于舰队附近的岸上基地才能以相对有意义的方式实行“海上指挥控制”。然而，大洋深处却没有可供人居住的陆地，因此舰队几乎不可能在彼此看不到的情况下，彻底击败对方。在风帆时代，没有一场伟大的海上战役是在远离陆地的地方进行的。豪勋爵指挥英军舰队在1794年6月1日取得的“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的胜利，虽然被称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海之战”，但却发生在距离西班牙海岸只有约643千米远的地方，而且直到蒸汽战舰出现之前，都没有再发生任何类似的战斗。

在发现敌人舰队时，如何立即与之战斗？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从一开始，海军将领们就很难确定使用何种队形来迎击敌人才是最合适的。几个世纪以来，交战双方的指挥官都相信，将船头对准敌军的战术是正确的。因此，虽然船只的真正火力位于两舷，但无论敌我两船是“并排行驶”，还是“面对面行驶”，指挥官都坚持要让船头对准敌方。1545年，亨利八世与法国人在莱德海岸附近进行的海战，以及1588年双方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进行的战斗都是这种战术思想下的产物。

然而，到了17世纪，北欧的海军将领们，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海军将领们，已经意识到了舷侧火力才是取胜的关键，他们以所谓“T形”阵位，即以侧舷迎击敌军船头的方式来解决战斗。此时，海战的结果往往是非常血腥的，很少有船只在这样的遭遇战中沉没，因为木船除非着火，否则几乎不会被实心炮弹击沉。但是实心炮弹的射击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只要船只之间的距离靠得够近，实心炮弹就可以轻易造成人员伤亡。自然，在17世纪英荷两军舰队的激烈炮战中，感到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的海军将领会主动撤离战场。而风帆战舰所处的特殊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逃跑机会。因为攻击舰队顺风航行是为了与敌人交战，而通常造成对方严重伤亡的也正是攻击舰队，所以当战斗变得太过激烈时，防御舰队就自动保留了顺风航行、逃离战场的选项—他们通常都是这么做的。

这就造成了在木制帆船时代，几乎所有伟大的海上战役都是没有最终结果的。与敌人战斗并取胜的风帆战舰的指挥官们—其中大多数是英国人—实际上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胜利者。直到铁甲蒸汽战舰的到来，毁灭的幽灵才会降临到一位犯下严重错误的海军将领所指挥的舰队身上。而在铁甲战舰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二战时美日之间爆发的中途岛海战，以及之后的太平洋战争—这样的毁灭就一再发生了。一战期间，英德之间的日德兰海战既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规模最大的舰队决战，也是一场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战争。因为双方指挥官头脑中对于如何指挥这样庞大的舰队来取得最终胜利还是没有确切的想法，而且他们也从未对此进行过演练。此外，对潜艇的恐惧，使这两个国家的指挥官都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潜艇是一种革命性的战争工具，在日德兰海战爆发25年后的大西洋战役中，德军U艇对英国的海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从16世纪舰炮出现直到20世纪舰载机和潜射鱼雷取代舰炮，“战术僵局”一直被认为是海战中大多数行动的决定性因素。

考虑到大自然的强大力量，还有水手们在海面上航行时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不可逾越的超远距离，或许我们就更能理解海战的不确定性了。在海上战争的初期，令人担心的并非是一艘船能不能打败另一艘船，而是这两艘船该如何完好无损地抵达目的地，并在冲突的地点投入战斗。然而，到了风帆战舰时代的末期，海军将领们终于开始以某种类似于常态的方式发现、攻击并打败敌人了。三位英国海军上将—1782年“圣徒之战”中的罗德尼、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中的豪勋爵、1797年英荷海战中的亚当·邓肯—向我们展现了帆船之间该如何进行决战。而第四位英国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则将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证明只有勇敢无畏的指挥官才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