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役总结和伤亡分析
从10月1日至10日，第4装甲师付出了阵亡86人、受伤257人、失踪1人的代价。总体上，从9月30日至10月11日战役结束，该师损失士兵超过350人，其中有至少190名士兵是在10月4日至10日的姆岑斯克战役中损失的。9月30日至10月4日期间，该师在向奥廖尔推进；10月5日至10日期间，该师在奥廖尔至姆岑斯克之间作战。在这两段时间内，该师的损失几乎相同（比率为40∶50），因此很难看出近卫步兵第1军的“顽强抵抗”有任何过人之处。
从10月4日至12日，第4装甲师损失了至少17辆坦克，其中有11辆被击毁。其他装备的损失显然更多，但具体数字尚无法确认
。据估算，该师可能有至少50辆各种车辆被击毁，差不多同等数量的车辆损坏严重，此外还损失了10门火炮。当然苏联方面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的资料显示，坦克第4旅摧毁坦克133辆、火炮49门、牵引车15辆，消灭的敌军数量更是不可胜计。
苏军的损失数字不详。按照一些作者的估算，苏军在当地有至少500人阵亡、1100人被俘。另外2个坦克旅有超过30辆坦克被击毁，其中大多数都是KV-1坦克和T-34坦克。另外，德军还缴获或摧毁了至少21门火炮、1辆装甲汽车、7台BM-13火箭炮以及33辆汽车。
就损失而言，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苏军都是此次战斗的失败者，各类武器的损失至少3倍于德军。
更重要的是，苏军士兵没能守住阵地。他们不仅放弃了全部防线，还将姆岑斯克丢给了敌军。包括军、旅一级在内的苏军指挥员，在此战中犯下的错误数不胜数，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迟钝和马虎。苏军是得益于道路泥泞和德军补给短缺，才没有陷入更大的灾难。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第4装甲师推进受阻的过程中，受道路泥泞和高层指挥失误的影响更大。德军虽然未能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但对全师乃至全军的战术态势并无显著影响。他们未能抵达姆岑斯克，首先应归责于师部接到的命令、当时的形势（即第24装甲军自己的后勤已经崩溃）、泥泞的道路，其次才是遭遇苏军抵抗。要特别指出的是，苏军虽然占据了优势，但他们却未表现出任何进攻的意图。诚然，第4装甲师也有3天（即10月4日、7日和8日）没有发动进攻，但大部分原因都应归于战斗环境恶劣，尤其是前面提到的种种不利因素，而非苏军抵抗激烈。
显然，苏联人基于姆岑斯克之战“胜利”推出的种种T-34的“优势”都是不存在的。决定战斗胜负的因素非常复杂，除非某种坦克具有压倒性的性能，否则它们注定不可能主宰战场。何况在姆岑斯克之战中，T-34既没有表现出这种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是苏军当时使用的唯一一种新型坦克。
这辆斯大林格勒工厂生产的T-34是典型的、1941年年底/1942年年初生产的产品。这一时期该厂出产的T-34取消了所有外部配件，安装了钢制负重轮，还采用了咬合焊接式的车体。此外，车上还装有PT-7型潜望镜、装弹手观察窗和简化版的火炮防盾。
一辆车体被撕裂的T-34，摄于1942年年初。不翼而飞的车体侧壁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该车的内部结构。有趣的是，尽管内部发生了猛烈爆炸，但该车的炮塔仍在原位——不难推测其车体的焊接质量有多糟糕。
如果要进一步分析T-34等苏军新型坦克的影响力，我们应多关注其战术运用，而非技术特征。此战中，T-34的成功源于良好的隐蔽、成功的伏击和出其不意的打击，其大口径火炮和倾斜装甲产生的影响相对有限。其中，针对德军侧翼发起的三次打击对战局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正是这些出其不意的行动，使德国人放弃了10月5日、6日和9日的行动，并撤退了事。
但这些证据依然不够充分。姆岑斯克之战中，苏军拥有数量优势、新式装备和空中支援，他们依旧多次错失良机，没能消灭第4装甲师的战斗部队。
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指明了坦克战术运用的重要性。在此书中，他特意以第4装甲师在姆岑斯克的失利来强调这一点。他这样写道：“盖尔（第24装甲军军长）的报告曾提到，苏军坦克的行动非常有效，这对我方来说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好消息——尤其是他们已经改进了自己的战术。”随后，他进一步写道：“苏军……集中运用坦克攻击我军侧翼，这说明他们已经学到了一些经验。”显然，德军在此前便已掌握了KV坦克和T-34坦克的相关情报，成功的战术运用才是姆岑斯克之战中的新发现。除此以外，便别无其他了。甚至连“集中运用”也是如此——这一点也在10月6日布尔达的坦克冲击中体现了出来。
如果T-34坦克没有在姆岑斯克之战中发挥比之前更重要的作用，那德国人的“T-34恐惧症”？看上去，病因似乎非常简单。
众所周知，最大的恐惧来源于未知。此时，苏军的新式26吨、44吨、52吨坦克已经被当成了未知的幽灵。由于获得的情报有限，虽然这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坦克，但在外行人眼中，它们却非常相似，德军士兵经常难以分辨。另外，德国人只知道苏联人常用“T”来为坦克命名，除此之外的“特殊”型号他们就辨认不清了：这就是为何他们会称BT系列的坦克为“克里斯蒂”，又很少能将KV坦克辨认正确。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经常将重型坦克误称为T-34。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谬误便流传得更广了。这些在1941年被暂称为“重型苏联坦克”或“新式苏联坦克”的家伙们，从此获得了“T-34”这个统称。这才是“T-34恐惧症”的真正起因，而古德里安的回忆录更是为其推波助澜。
此时，我们就需要再次将目光转向这部回忆录。说到苏军新型坦克的技术优势，古德里安写道：“第4装甲师在姆岑斯克以南遭到苏军坦克袭击，情况一度危急。苏联的T-34坦克第一次全面展现了性能优势，给第4装甲师造成了重大损失，并迫使我军暂时放弃迅速夺占图拉的企图。”不过这段描述却与事实存在几个重大差异：首先，第4装甲师并未遭遇大规模的苏军坦克部队，只遭遇了一些有限的反击；其次，这些对抗发生在姆岑斯克西南而非南面；最后，这并非德军首次见识苏军新式坦克的技术优势——早在1941年6月底、7月初，德军就已经与苏军新型坦克有过多次交锋，其技术特征也已经为德军高层所知晓。古德里安关于“第4装甲师蒙受重大损失”的陈述纯属信口胡说，他提出的“迫使德军无法快速夺占图拉”更是无稽之谈。正如我们所知，德军之所以未能得手，是由于上级的命令、恶劣的天气和补给的缺乏，与苏军坦克的行动并无太大关联。与本书引用陈述自相矛盾的是，在其回忆录中的稍后部分，古德里安也承认该师停止行动是天气恶劣、补给匮乏所致——即便如此，他依旧对战役层面的问题避而不谈。
深入审视《闪击英雄》一书，我们能读到关于T-34对第4装甲师进行“大屠杀”的描述：“四号坦克的短身管75毫米炮只能击穿其（T-34）薄弱的后部装甲，摧毁发动机……战场上散布着俄德双方损毁的坦克，苏军的损失要远小于我军。”古德里安继续写道：“（在姆岑斯克）苏军投入了大批T-34，给我军装甲战斗车辆造成了重大损失，此前我们一直占据着装备优势，但此时，它已落入苏军手里。”古德里安的这些描述同样与事实相去甚远。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10月11日德军在姆岑斯克的损失相对有限，并宣称打瘫了11辆苏军新型坦克。就算10月6日古德里安亲自检视战场时，战斗情况也一样没达到“重大损失”的地步——德军有10辆坦克被击损，苏军却有12辆坦克被击毁。由此可见，“苏军的损失要远小于德军”的说法完全有待商榷。
在技术层面，古德里安的说法也存在疑问，他认为“无论在苏德战争前，还是姆岑斯克之战时，德国人都没有坦克优势”，而事实恰恰相反——1941年春天，三号或四号坦克在个别方面有优于其他欧洲坦克的设计（而且这一点还存在争议）。此时，德国人虽然已经猜到苏联具备更强大的坦克，但这一推测直到1941年6月底T-34和KV坦克出现在德军士兵视野中时，才最终得到证实。这一点古德里安本人也是认可的，这样一来，其著作中就又多了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
不过在古德里安的上述陈述中，最应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四号坦克对抗T-34的可行性。古德里安明确指出了T-34的一个弱点——后部，这里也恰好充当了问题的关键。当时T-34的车体侧面和后部装甲厚度均为40毫米，侧上装甲倾斜角为40度，后上装甲倾斜角为48度。从等效值来说，后部装甲比侧装甲还略高了6毫米，只有两侧底部的45毫米装甲板是垂直布置的。
两辆由112工厂生产的T-34。它们的车体钢板为咬合焊接式（只存在于正面），车头灯在首上装甲板上，并采用了“两片式”的驻退机护罩、单片式的炮塔后舱门和新式履带。这一切都显示它是一辆在1941年年底或1942年年初下线的产品。位于后方的坦克安装的是钢制负重轮，炮塔上的编号“265”可以确定是由红漆涂成的。
1942年年初，在卡尔科夫以南的伊久姆（Izyum）地区作战的一辆T-34，隶属于第6集团军麾下4个坦克旅的其中一个。从炮塔舱盖样式和首上、首下装甲板的接合工艺可以推断，这辆坦克是183厂的产品，而且是一辆过渡型。这辆坦克依旧装着旧式的驾驶员舱门，但已经改用新式车体。履带也是过渡型，为钢制负重轮的配套设计。整辆坦克采用白色涂装，炮塔顶部有一条对空识别带。炮塔上有标语，右侧写着“为了祖国”，火炮驻退机护罩上写着“前进！”（Vpyeryod!）。
这张照片和本页中间那张照片展示的是同一批坦克，但拍摄自不同的角度。显然，这两辆坦克都安装了带内置橡胶缓冲件的负重轮。被毁坏的挡泥板表明它们可能是被德国步兵在近距离摧毁的（其车身没有反坦克炮弹留下的弹孔。转动的炮塔显示，它们可能遭到了来自右侧的袭击）。
1941年12月莫斯科郊外，一辆T-34带着发动机喷出的滚滚浓烟，从镜头前一闪而过。由于这张照片出自德国战地摄影师之手，因而尤其珍贵。在其发动机舱盖上，还可以看到车组的个人物品（也有可能是步兵的尸体）。
这张照片和上页中间那张照片展示的是同一辆坦克。这辆坦克炮塔左侧写着“法西斯分子去死”（Smert' Fashistam）。这一标语和炮塔顶部的对空识别带一样，可能用了黑漆或红漆（用了后一种的可能性更高）。
那么古德里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这位德国将军描述的技术特点并不属于T-34，而是属于KV重型坦克的。KV重型坦克的正面和侧面装甲厚度为110—75毫米，后上方装甲厚度为60毫米，倾斜角也不大。换言之，其弱点正好在后部。正如我们所知，卡图科夫的坦克第4旅装备有T-34和KV坦克。根据当时的战术，通常由重型坦克来打头阵，以吸引德军的火力。如果古德里安在战场上看到了“新式”苏联坦克，那它肯定是T-34和KV-1，而且KV-1吸引他注意力的可能性更高——这不仅仅是因为KV-1看起来与众不同，貌似更为强大（当然，需要指出的是，KV-1和T-34的正面装甲都一样优秀），更重要的是，KV-1的侧面装甲比T-34更厚，德军从两翼发起的攻击通常难以奏效，就连短身管75毫米炮在任何距离上发射的Gr. 38 HL/B破甲弹都难以将其击穿。相比之下，T-34侧装甲的等效厚度仅为45—53毫米，在命中角度合适时，是有可能被Gr. 38 HL/B破甲弹穿透的。至于KV-1更为厚重的侧装甲，只有破甲威力增加了25毫米的HL/C破甲弹才能有效对付。
古德里安造访姆岑斯克战场的同时，还如雪崩般地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它们在短时间内汇聚到一起，共同催生了“T-34神话”。关于这些事件，古德里安描述如下：“一份提交给集团军群指挥机关的报告提到了我们遭遇的新情况。针对这一情况，我解释了T-34对我军四号坦克的优势，并指出了这些情况对我方坦克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报告结尾，我请求上级向我部所在的前线派遣一个包括陆军、军备部、坦克设计师和坦克生产相关厂商代表在内的委员会……我还要求立即投产足以击穿T-34装甲的重型反坦克炮。该委员会于11月20日抵达前线。”古德里安提到的报告后来并未被找到。假设这份报告存在，我们也几乎可以肯定，其内容更像是对第4装甲师师长朗格曼将军相关报告的总结或复述。按照公文流转的一般流程，朗格曼这样的师级指挥官是不可能直接向集团军群参谋部提交报告的，他的报告得先让他的直属领导——第24装甲军军长盖尔将军——知悉，在获得军长批准后，才能递交到古德里安手里。朗格曼师长于10月22日提交了报告，之后又经由古德里安呈报给上级。报告中提到的委员会最早于11月18日抵达前线，以便收集前线将领们的意见——按正常的流程看，这个速度可算非常之快了。
1941年1月，一辆安装有附加油箱（最前方的步兵正坐在上面）的T-34正在缓缓爬坡。其正面、车体上半部分、炮塔和火炮上都涂有冬季迷彩。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年初，图中的坦克可能是在公路行军时遭到了伏击，车体侧面可能都曾中弹——T-34这一位置的装甲只有40毫米厚。这两辆T-34也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只在1941—1942年间使用的冬季迷彩。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迷彩是坦克第4旅的专属特征，但实际上，这种迷彩的涂装在工厂里便已经完成，而且它们也在很多单位出现过。请注意车体侧面前部，其天线基座的开口已经被一块焊死的钢板覆盖。
一辆采用同种迷彩伪装的T-34。该车已经换装了单块装甲构成的炮塔尾板和新式的驾驶员舱门，车体正面还有附加装甲。和前一张照片中的坦克一样，该车同样有着旧式履带、挂胶负重轮，以及只有在183厂产品上才会出现的冬季迷彩。这张照片摄于1942年3月的伊尔门湖（Lake Ilmen）以南。
委员会的专家们到达战场后，古德里安立刻向他们灌输了自己的那一套理论。如同其回忆录中所述，这位坦克名将向专家们直言德国坦克已丧失优势，他还不忘向客人们倾吐德国坦克“在泥泞的道路和战场上”是如何的“举步维艰”，并据此要求“（未来的新型坦克）必须在任何季节都具备良好的道路通行和越野机动能力”。
1942年早春，一辆瘫痪在德军堑壕中的T-34。这辆坦克的后部车体已经采用了新的组装工艺（两块装甲板呈角度状直接接合在一起，中间没有弧形的过渡），但其履带依旧是旧式的。注意炮塔上的附加装甲，它的出现表明车体正面很有可能也安装了这种装甲。车尾的两个宽幅铰链、盖住下装甲板边缘的后上装甲板，以及非咬合焊接式的后部车体连接工艺，都表明该车是112工厂的产品。
1942年春天，一辆正面安装有附加装甲的、被完全烧毁的T-34。这些附加装甲在设计时考虑到了新式拖曳钩的存在。此外，还需注意前方挡泥板上的弹孔，它们是炮弹穿出后留下的。穿甲弹从后方射入，在车体侧面发生了弹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辆坦克装有1941年晚期型履带。
在说明苏军新型坦克的优势时，古德里安强调：“苏军44吨和52吨重型坦克在炮塔前部装有一门76.2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炮塔后部也装有一挺7.62毫米机枪……车体装甲厚80毫米，炮塔装甲厚100毫米。其倾斜装甲能令88毫米高炮的炮弹跳飞”, “这些坦克的速度比我军三号和四号坦克更快”。这位德国名将显然把T-34和KV搞混了，而他自己还不明白这个事实。
第4装甲师师长冯·朗格曼也用类似的态度对待过这些问题。就像古德里安一样，他从下属（埃伯巴赫和劳赫特）那里获得了相关信息。虽然埃伯巴赫和劳赫特这两名基层指挥员的本意是向上级提供一些对付苏军新型坦克的建议，但师长报告的出发点显然与他们所想的不同——朗格曼（及他的上司）试图用苏军新式坦克的“优势”来撇清自己。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份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关键，为了指出这份报告中与事实相悖的部分，笔者将要点以下划线标注，并在一些内容后添加了评论：
第4装甲师在战斗中曾几次与苏军重型坦克遭遇。最初这些坦克只是零星出没，可被迂回绕过或炮火驱离。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我军的直瞄炮火才偶尔能击毁敌方重型坦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秋季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一次演习期间，也是关于装有附加装甲的T-34最有名的一张照片。这些切割样式不一的装甲板均由维修站（而非坦克工厂）制造。此外，这张照片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一些坦克的首下装甲也安装了附加装甲。请留意背景处坦克运载的圆木，它们能帮助坦克在淤陷时脱困，或是帮助坦克穿越恶劣的地形。
攻占奥廖尔后，苏军首次集中投入了其重型坦克，由于苏军坦克不再能被炮火轻易驱散，在一些战斗中曾发生激烈的坦克战。
这是东线战役中，我们首次体验到苏军26吨坦克和52吨坦克对我军三号和四号坦克的绝对优势。
苏军坦克……以其76.2毫米炮从1000米处向我军坦克开火，该火炮有着不同寻常的精度和穿透力……
除了武器更为精良、装甲防护更强外，26吨“克里斯蒂”坦克还更快、更灵活……
凭借其宽幅履带，T-34的接地压强略好于我军坦克，从而能够通过我军坦克无法穿行的渡口……
调用88毫米高炮或100毫米加农炮对付苏联坦克并非长久之计。与快速坦克相比，这些牵引式重炮机动困难，在占领发射阵地期间一旦被敌军发现，就很容易遭敌摧毁。在奥廖尔和姆岑斯克区域，仅在一次坦克战中，我军就损失了2门88毫米高炮和1门100毫米加农炮，而这些火炮是我军在战斗中投入的全部重型武器。它们都被击中并被敌军坦克碾碎……
考虑到所有被击毁的“克里斯蒂”坦克都是较新的型号，可以认为苏军已经发现了这些坦克的优势，并开始大批量生产这些重型坦克……
这辆安装附加装甲的T-34于1942年5月被德军击毁在了哈尔科夫。这张照片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它展示了炮塔的后部特征。从中可以推断，苏联人不仅在车体正面和炮塔侧面安装了附加装甲，连炮塔后方也不例外。这辆坦克由112工厂生产。
在报告的后半部分，冯·朗格曼建议投产T-34的仿制品和100毫米突击炮，将F-34和ZIS-5型火炮装上四号坦克并研制配套的新型弹药。其中一些建议在古德里安的思路中得到了体现，之后甚至还得以实现（如所谓的“仿制T-34”）。但是，对于1941年11月中旬的德军来说，这些建议来得太晚，已经于事无补。
那么德国人都做了些什么呢？在1941年8月，德国人开始利用30吨级坦克原型车底盘改装了2辆128毫米口径突击炮。同时，德国人手头已经拥有了一定的Pz.Gr. 40高速穿甲弹库存，军工厂也开始投产PAK 40型75毫米口径长身管反坦克炮。早在姆岑斯克之战前一年，德国人就已决定在突击炮上安装类似PAK 40的火炮，相关测试于1941年3月开始，希特勒命令研制工作要在1941年9月中旬完成。另外，早在姆岑斯克之战前很久，德国人便研究了将长身管75毫米炮作为30吨级坦克标准武器的可行性，这种火炮最终被定型为KwK 40型坦克炮，并于1942年年初投产。
但是到1941年秋季时，相比德国人加紧开发的新式坦克炮，即便是威力不错的KwK 40也已黯然失色。这种全新的75倍径（最初为75.5倍径）75毫米坦克炮最终安装到了“黑豹”坦克上，从而赋予德军坦克相对KwK 40、F-34和M3等1939—1940年间研制的坦克炮的绝对火力优势。1940年年底到1941年年初，德国人还在试图将基于Flak 36型高射炮研制的88毫米坦克炮装到一种全新设计的炮塔上，这种炮塔将搭载到30吨级坦克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底盘上，最终催生了“虎”式重型坦克。
T-34车体正面附加装甲的样式
1.1943年年初，112工厂为“扁平炮塔”坦克生产的附加装甲板；
2.1944年年初，112工厂为配有六边形炮塔坦克配备的组合式附加装甲板；
3.1942年年初，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为“扁平炮塔”坦克配备的组合式附加装甲板；
4.1942年年初，183厂为“扁平炮塔”坦克配备的组合式附加装甲板。
1942年年初，列宁格勒第28工厂生产的附加装甲样式
1．为183工厂产品配备的装甲板；
2．为112工厂产品配备的装甲板；
3.112工厂产品在1942年下半年接受过现代化改装之后的附加装甲板样式。
以上车辆均安装了“扁平炮塔”和挂胶负重轮。
姆岑斯克之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当年11月底，德国人重新启动了旨在替代四号坦克的“30吨级”中型坦克计划。1937至1941年间，德军已经在这种坦克身上展开了大量研制工作，该计划在姆岑斯克之战前的几个月被放弃，有部分图纸和原型车后来被用于“虎”式坦克的开发。“虎”式坦克的设计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约一个月——即1941年5月28日启动。研制45吨级坦克的决定则于两天前在贝希特斯加登（Bertechsgaden）与希特勒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敲定，此次会晤中还决定所有改进和新设计的坦克都必须安装长身管火炮，以便能在远距离上有效对付敌军新式坦克。
这辆T-34（序列号为210384）由183厂生产于1942年10月，其附加装甲的样式尤其特殊——无疑是某个前线修理站的杰作。
列宁格勒第28工厂为坦克炮塔配备的附加装甲示意图。可以推测其后部也有附加装甲——正如我们在之前一张图片中看到的那样，另外，在本书第28章也有一张相关的绘图。
被遗弃在路边的T-34——1942年冬季和春季，苏、德两军曾在这里爆发过战斗。这辆坦克装有全套的钢制负重轮，同时安装了新型履带。
毫无疑问，这些事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其一是1941年年初收到的、关于苏联新式重型坦克的情报；其二是30吨级坦克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演变。正是这些，让德国人认定他们有必要研发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型坦克，而且这种坦克应当享有优先权，至于德军已经拥有的中型坦克则不然。无可否认，此时四号坦克确实已显老态，但仍然是可靠堪用的武器，因此德国人认为没必要立即投注大量资金去建造替代品。然而，东线战场的整体局势却让德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研发一种能接替四号坦克的全新中型坦克。就这样，在一个全新的项目框架下，“黑豹”坦克诞生了。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军方一度强烈要求仿制T-34，但“黑豹”绝不是某些人口中所谓的“T-34复制版”。它仅仅是一种采用了倾斜装甲的德国坦克，只不过这种设计之前未曾被德国人考虑过罢了（确实很难以置信）。虽然在1941年6月底以来，他们经常在战斗中遭遇有倾斜装甲的T-34，但10月后出现的恐慌情绪，才最终让德国人改弦更张，并为坦克安装了40—55度的倾斜装甲板。作为结果，在10月底之后，德国坦克开始采用新设计的正面和侧面车体，它首先反映在了“黑豹”坦克的图纸上，不久（1942年2月）又出现在“虎王”坦克的设计中。最终，德军装甲部队的其他坦克也都纷纷采用了这种设计。
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古德里安和朗格曼的错误其实情有可原。因为类似的情况在率部迎战苏军坦克的德国军官中很常见。例如，德军第203装甲团于1942年5月提交的一份报告就宣称，四号坦克只能从800米内击穿T-34的侧面，而且应轰击的区域不是有倾角的部分或是上层结构，而是车体侧面。这一点很耐人寻味，因为我们知道，T-34的车体和上层结构装甲厚度在45—53毫米不等，并不能抵御可以在30度倾角下击穿75—100毫米装甲的破甲弹。换言之，显而易见的是，T-34的整个侧面都可以被德军击穿，甚至在更远的距离上都是如此，因为不论多远，破甲弹的穿深都不会改变。
但就和古德里安的叙述一样，如果我们对第203装甲团的报告做更进一步的观察，就能发现一些关键性的细节：该报告指出，要使T-34丧失机动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射击“第5和第6负重轮之间的车体侧面”，但是人们都知道T-34只有5对负重轮，既然如此，报告又怎能让人去攻击一块根本不存在的区域？很显然，这份报告描述的“T-34”实际上是KV，部分KV在车体侧面安装了附加装甲，令其装甲厚度达到了95到100毫米，让德军坦克和反坦克炮只能抵近射击。但其附加装甲的覆盖面并不完整，“第5和第6负重轮之间的车体侧面”恰好没有安装附加装甲，因而能被德国坦克手利用。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能够看到，即便是到了开战将近一年后的1942年5月，德军也还是会把T-34和KV弄混。
在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分管快速部队的部门中，T-34被神话了的戏剧性形象也很流行，他们同期（1942年5月）发布的一份文件称，KwK 40 L/43型75毫米坦克炮不如苏制F-34坦克炮。不过稍后的一份文件又对这种观点加以修正，指出“7.5厘米KwK 40坦克炮可在1000米射程上击毁T-34，破甲弹也能击毁T-34”。事实上，即便火力贫弱的KWK 37相比苏联坦克炮仍有可取之处，更别提后续威力更大的德国火炮，但这依然不能阻止德国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T-34无敌神话弄得神经兮兮。
战争中，双方都会被信息不足的问题困扰。1941年9月，苏联方面进行了一次测试，他们发现，自己的76.2毫米炮在50米的极近距离上都没能击穿T-34的正面装甲。但是很不幸，三个月后，他们便接到了德军用新式武器击穿T-34车体正面的报告，这令苏联人倍感恐慌。这很可能是50毫米炮的Pz.Gr. 40型穿甲弹所为，这种穿甲弹可以在100米距离上击穿130毫米厚的装甲，但它远距离的穿透力和精度都很差，只适合用于近距离作战，德军对其评价不高。有意思的是，根据1942年年初德军坦克手的报告，50毫米穿甲弹只能在100米外从侧面击毁“T-34”，但苏联人的测试却显示，50毫米炮弹理论上能在2000米外击穿T-34的侧面！很显然，在这个案例中德国坦克手又把T-34和KV弄混了。而对于苏联人，由于Pz.Gr. 40型穿甲弹的最大射程也不过1500米，他们实在是有大惊小怪之嫌。
从上文援引的各种信息来看，德国军官团显然不了解装备的真实情况。之前，他们可能都没有参与到革新装甲部队装备的工作中，更糟糕的是，这些军官先生也未能亲自检查和辨别缴获的装备。相比之下，希特勒本人对坦克的研制工作倒是热心得多，毕竟，他是士兵出身，不仅非常喜爱坦克，而且对这种武器有相当的了解，这使得他在坦克发展领域要比很多下属有更准确的见解。
对士兵们来说，哪怕情况江河日下，他们也得一如既往地默默忍受。朗格曼在其报告中称，由于坦克优势的丧失，而且“尤其是苏军已经能主动利用他们的坦克技术优势”，德军坦克兵的斗志也备受打击。不过，就10至11月的战况来看，德军的士气并未崩溃，他们不仅在1941年到1942年的严冬中坚持了下来，还挺过了1942年春夏之交的困难时期。反倒是开着“性能优良”的T-34的苏军坦克兵们，在战争初期往往因为一些技术故障就轻易放弃了他们的坦克。
如同此前的情况一样，真正起决定性因素的作用是坦克、空军、步兵和炮兵的密切配合——德军装甲师成功的秘诀，正是对这些要素的正确运用。只要这种协同能够保持，德军就能够将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包括第4装甲师官兵在内的德军依然能维持高昂的士气（这一点也在姆岑斯克之战中得到了体现），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恶劣处境。古德里安称，他在10月8日视察奥廖尔期间，发现第5装甲旅旅长埃伯巴赫中校精神崩溃，整个人已不堪重负。不过这并不是因为T-34给他的部队造成的冲击，而是因为这些前线指挥官们在天气恶劣、补给不足的糟糕情况下率部连续作战，他们承担的压力已经达到了人体所能接受的极限。
在这张有趣的照片中，一辆T-34与一辆三号突击炮相撞。注意其单片式的炮塔后装甲板。围绕这一事件留下了至少五张历史照片，但照片注释却彼此各异，其拍摄日期据称是在1941年11月5日—25日之间。按照近年出现的资料，这张照片的拍摄日期实际更早，大约是在1941年10月18日前后，照片中的三号突击炮来自第660突击炮兵连，T-34则来自坦克第21旅，车长是迪米特里·卢岑科（Dmitry Lutsenko）中尉，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曾突袭了加里宁（Kalinin）地区的德军，其他照片显示卢岑科被德军俘获，但后续记录不详，很可能不久即死在了德军的战俘营中。有趣的是，从车辆本身看，照片中的T-34拥有一些以往被认为直到1942年3月才出现的特征。另外，该车装备的履带（见小图）原本是在1941年春天为T-34M设计的，其生产始于夏天，并在1941年秋季至1942年年初列装，后来被改进版本取代。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辆坦克在车体侧面有一个用白漆（或黄漆？）涂成的数字4。
从6月22日入侵苏联的那一刻，从将领到普通士兵，每个德军成员心中都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占领莫斯科并摧毁苏联政权——而且每个人都很明白，必须在冬季来临前达成这一目标，否则拿破仑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但另一方面，苏联本身又幅员辽阔，无疑给这一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但即便如此，面对苏联军队，德国人仍然心中存有一种优越感，并因此士气高昂、跃跃欲试。总的来说，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完成拿破仑未能实现的伟业，至于苏联军队则不足为惧。夏季几场大战役的胜利更坚定了德军官兵的信心。经过了200至250公里的战役机动后，9月30日德军开始向莫斯科作最后的进军，从两个方向收拢巨大的战役口袋。虽然历经长途跋涉，此时的德军依然相信再有两周时间他们就能顺利攻占莫斯科。不过很不幸，到了10月4日，他们就因道路泥泞和补给断绝而被困在路上，两天后（对德国人来说差不多是秋季刚开始的时候）天降大雪，气温骤降至冰点。突然间，他们宏伟的愿景开始分崩离析，莫斯科也不再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于是，原先清晰、明确的作战目标便如同雾气一般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迷茫——换言之，这根本不仅仅是冬衣不足的问题，而是现在他们缺少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下一步怎么办？德军上下没有一名军官能够回答。现在，他们的眼前只有一个事实：自己已经输掉了与时间的赛跑。也许正是这一事实，压垮了包括埃伯巴赫中校在内的、每个德国人的神经。
当古德里安来到第4装甲师师部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情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满身烂泥、饥肠辘辘的士兵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些人抱怨着粮弹缺乏，抱怨着运输不济——总之，抱怨着一切可以抱怨的东西。前线根本没有暖和的贴身衣物、靴袜、手套等个人装具，更没有能把这些东西烘干的装备。更糟糕的是，这种糟糕的局面几乎不可能改善。部队中产生了一种无助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剧变。一言以蔽之，在姆岑斯克，德军看似牢不可破的乐观情绪并没有被T-34的履带碾碎，而是被泥泞淹没——也正是这无尽的泥泞，成了T-34神话赖以生长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