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概述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概述
（一）国外全要素生产率的思想与经典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实际上是生产率概念的推广。在经济增长语境下，生产率的量化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数学家柯布（C. W. 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在探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时建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个现在看来略显简单但仍被广泛使用的生产函数，开辟了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量化和系统化研究的道路。关于生产率增长估算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1942）所做的研究。丁伯根通过在生产函数中添加时间趋势的方法表示“效率”的变动水平，即生产率的变化。可惜的是，丁伯根的这篇文章是用德文写成的，在英文文献中传播不广。
在英文文献中，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 J. Stigler, 1947）首次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他用边际产品加权实际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测度实际综合要素投入，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海勒姆·戴维斯（Hiram Davis, 1954）首次从概念上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指出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时要考虑全部要素如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原材料和能源等，而不应只涉及部分要素。1956年，艾布拉姆威兹（Abramowitz, 1956）提出了代数指数法，其基本思想是把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为产出数量指数与所有投入要素加权指数的比率。代数指数法非常直观地体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而且不依赖于具体生产函数形式。
在总量经济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最为经典的实证研究无疑当属“索洛余值”。1957年，罗伯特·索洛（R. Solow）提出增长核算法或“索洛余值法”，将人均产出增长减去资本集约程度增长率即资本增长率与劳动投入增长率的加权和，所得差额即未被解释部分归为技术进步的结果，并称之为技术进步率。这些未被解释的部分后来被称为“增长余值”或“索洛余值”，也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索洛余值法”开创了经济增长源泉分析的先河，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Lucas, 1988）。但不幸的是，索洛估计出来的结果中，技术进步因素解释了美国经济增长的87.5%以上，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直觉并不吻合。
增长核算方法后来经过丹尼森（E. Denison, 1962）和乔根森（Jorgenson, 1987）发展，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标准方法。丹尼森和乔根森对增长核算方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深化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认识，细化了核算数据。
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归为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包括劳动和资本，其中劳动又可分为数量上的增长和质量上的提高，资本表现为物质资本存量数量上的增加。属于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有三项，即资源配置的改善、节约的规模、知识的进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知识的进展能使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的投入量减少。在丹尼森的分析中，教育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由增加教育量而引起的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但促进了过去的经济增长，而且能改变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丹尼森认为，将来生产率的提高将主要是由知识的进展提供的，知识的进展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日益显著。
丹尼森利用美国1905—1957年的历史数据，根据增长核算的公式计算后，得到如下结论：在美国年均2.9%的经济增长率中，有1.575%来自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剩下的1.325%是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的增长所不能解释的，也就是不能由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解释的“残差”，即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丹尼森对投入要素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如将劳动投入分级为劳动时间、就业状况等因素，从而最终估算出美国1929—194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54.9%，显著低于索洛的估算。丹尼森还提出了一套分解“索洛余值”的方法。他将“索洛余值”中包含的因素分为规模经济效用、资源配置的改进和组织管理改善、知识上的延时效应以及资本和劳动力质量本身的提高等，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乔根森比丹尼森更为“数据控”，对产出与投入要素的组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解，以保证数据的精确性。如劳动力是按行业、性别、年龄、教育、就业类别和职业六个特征进行交叉分类，劳动投入的增长是工作小时数和劳动质量这两者变动的总和。乔根森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生产率变化的解释》中，根据自己的研究方法和产出投入数据对战后美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与前人不一样的结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而生产率的作用却明显是次要的。1948—1979年，美国每年产出增长了3.4%，而与此同时，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每年增长了2.6%，这两项投入解释了产出增长的3/4还多（76.47%），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平均每年仅为0.8%，占产出增长率的23.53%。
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的另一个方法是估计生产前沿面。传统的生产函数法假定生产在技术上是充分有效的，忽略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效率提升的影响。而法雷尔（Farrell, 1957）提出的前沿生产函数法（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则允许存在技术无效的可能，将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解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这种方法比传统的生产函数法更接近于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能够将影响TFP的因素从TFP的变化率中分离出来，从而更全面地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增长核算方法适用于对单个区域的时间序列分析，而前沿面的估计方法则需用到面板数据。
前沿生产函数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这种方法属于计量方法，可以很好地处理度量误差，但需要给出生产函数形式和分布的明确假设，对于样本量较少的实证研究而言，存在着较大问题（Gong、Sickles, 1992）。另一种是数据包络分析法（DEA）。DEA直接利用线性优化给出边界生产函数与距离函数的估算，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做先验假定和对参数进行估计，允许存在无效率行为，能对TFP变动进行分解，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Fare等，1998）。目前Malmquist指数通常与DEA结合在一起使用，它有效弥补了DEA研究方法的不足（Fare等，1992），使得该方法成了生产率分析中的一种重要方法。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一种利用距离函数的比率来测度生产率的非参数指数，可以将引起生产率变动的原因分解为技术变化、效率变化以及其他类型的变化（如偏向），并将技术变化进一步分解为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从而使得估计结果更具有政策含义。
（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概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由于我国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增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逐渐流行起来。
在全要素生产率分时段特征方面，早期的众多研究主要基于增长核算方法，大多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区别较明显，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工业生产率大幅度上升，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其贡献率比改革开放之前大大提高（谢千里等，1992、1995；王小鲁，2000; Chow, 1993）。甚至有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为负值，如李京文等（1991、1998年）。也有研究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下滑趋势。
在2005年前后，应用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的做法开始流行起来，乃至有学者认为随机前沿分析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更为适用的生产率分析工具，其结论也更为可靠（傅晓霞、吴利学，2007）。郑京海、胡鞍钢（2005）、颜鹏飞、王兵（2004）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省际生产率也发现，1995—2001年，中国的生产率呈现下降态势。他们认为，产能过剩、体制转型遇到了制度瓶颈，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影响了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并且1992年以前中国经济出现了效率的趋同，1992年以后技术进步成为各个地区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类似的较为早期的研究还有章祥荪、贵斌威（2008）、郭庆旺等（2005）、李培（2007）等，其中李培（2007）研究的是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在行业分析方面，刘学成、陈成林（2007）研究了林业，戎刚、聂惠（2005）研究了第二产业，王永保（2007）分析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张莉、刘荣茂、孟令杰（2006）研究了乳制品行业，陈洁、吕延杰（2006）分析了电信业，于忠军、盛力（1999）首次分析了煤炭行业，闰彦（2003）研究了电力行业，余思勤、蒋迪娜、卢剑超（2004）探讨了运输行业，曹乾（2006）研究了保险业，等等。
二、技术进步方向的相关文献概述
（一）国外技术进步方向思想发展脉络
技术进步方向，又称技术进步偏向、诱导性技术变化、导向型技术进步、有偏技术进步等。技术进步方向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希克斯（Hicks, 1932），其后，索罗和哈罗德也根据自己研究问题的需要对技术方向下过定义（陆雪琴、章上峰，2013）。希克斯认为技术进步受到相对价格变化的诱导，技术发明偏向于节约使用已经变得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技术进步诱导型研究传统在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中得到了继承。20世纪60年代，Fellner（1961）、Kennedy（1964）在引入创新可能性边界概念的基础上扩展希克斯的论述并试图解释偏向性的起因。然而，这些论述缺乏微观基础，只有当技术进步符合哈罗德中性时才会有稳态增长，因此有关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论述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Nordhaus, 1973）。
最近10多年来，由于Acemoglu（2002、2007、2009）将技术偏向引入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有关技术与技能偏向的问题再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Acemoglu等一批学者分析了价格变化、市场规模对技术进步的偏向作用，认为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是影响有偏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
实证研究方面，技术进步方向性的度量涉及资本与劳动效率，即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和替代弹性两个方面（David、Klundert, 1965）。目前国外文献中已有相对成熟的测度方法，其中应用较多的是Klump （2007）提出的供给面标准化系统估计方法。大部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
（二）国内技术进步方向相关研究概述
最近几年来，有较多国内文献应用Klump的标准化三方程供给面系统估计中国总体经济、农业、工业的技术进步方向（戴天仕，2010；陈晓玲、连玉君，2012；雷钦礼，2013），其基本结论表明我国技术进步总体上是偏向资本的。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首先是对有偏技术进步的存在性问题的讨论以及测算，其次是对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的研究，最后是技术进步有偏带来的效应问题研究。
1．有偏技术进步的存在性问题及测算
在讨论是否存在技术进步偏向性问题时，许多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普遍认为目前中国存在有偏技术进步，并且是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在中国技术进步偏向测算方面，戴天仕、徐现祥（2010）从Acemoglu（2002）的定义出发，推导出度量技术进步方向的方法，采用CES生产函数即替代弹性为常数的生产函数，度量了1978—2005年的技术进步方向，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大体是偏向资本的，并且偏向的速度越来越快。陆雪琴和章上峰（2013）梳理了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考察了希克斯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哈罗德偏向型技术进步，基于年时间序列数据估算了要素替代弹性、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偏向型技术进步，发现两种偏向型技术进步大体上都是偏向资本的。雷钦礼（2013）对1991—2011年的技术进步偏向性进行了测算，结果同样表明技术进步为资本偏向型。但孙焱林和温湖炜（2014）对中国各省份在1978—2012年期间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要素效率增长率以及希克斯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和哈罗德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平均而言，各省区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使用，但从趋势看，技术进步的资本使用偏向并不明显，其用于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能力有限。
而对于技术进步在细分产业中是否仍有偏，钟世川和刘岳平（2014）利用CES生产函数构建了技术进步偏向理论模型，运用1978—2011年中国工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资本技术进步增长率小于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率，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资本偏向性。钟世川（2014）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并且证明了1987—2011年要素替代弹性变大，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促进了行业经济增长。同样的，在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总体偏向使用资本和节约劳动，并且中西部地区资本偏向水平是最高的，东北地区的偏向水平最低（段国蕊，2014）。钟世川（2015）基于要素增强型生产函数构建了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发生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1987—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样本期间制造业各行业均为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这对于制造业就业增长具有抑制作用。陈晓玲、徐舒、连玉君（2015）提出多数行业的技术进步是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因为多数行业中资本与能源为互补关系。文章采用了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确定了不同类型行业资本、能源与劳动的嵌套CES生产函数。
2．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于技能溢价现象的解释力
随着生产技术和教育的进步，拥有较高技能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技能型劳动逐渐从普通劳动中分离出来，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不同类型劳动报酬分化现象，其主要表现为同质性劳动者内部同工不同酬现象、同类劳动者由于工龄和行业差异，其劳动报酬出现不平等、异质性劳动者工资不平等即技能溢价的现象（董直庆、王林辉，2014）。
王林辉、蔡啸、高庆昆（2014）运用双侧嵌套型CES生产函数，采用标准化系统的贝叶斯方法和FGNLS方法，测算了中国1979—2010年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水平，发现样本期间技术进步明显偏向技能劳动，但其偏向性逐年减弱，同时，结果表明中性技术进步和资本性技术进步均引致技术进步偏向于技能劳动，人力资本投资对技术进步技能偏向起促进作用。宋东林等（2010）构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利用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中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存在性，发现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均呈现技能偏向特征。董直庆等（2013、2014）也探究了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问题，利用双层嵌套CES生产函数和非线性不相关方法估计中国技能溢价水平，得出我国技能溢价现象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偏向的结论，并且引入个体的教育选择，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朝着偏向技能劳动方向日益迅猛地发展，诱发工资溢价，而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增加技能劳动的供给，并缩小二者的工资差距。李群峰等（2015）采用CES生产函数，通过Firpo提出的RIF回归分解对教育投入对劳动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的要素结构效应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教育的要素回报效应却在更大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其总效果最终仍然为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这种上升应该归因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的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3．技术进步有偏的效应问题
对于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带来的后果，学者们在要素结构和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收入分配效应方面做出了阐述。
首先，在要素结构和要素配置效率方面，王光栋等（2015）以要素偏向性为视角分析说明了不同的技术进步来源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作者对省际技术进步的不同来源（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要素偏向性进行了测度，发现自主创新更多的省份偏向于劳动而技术引进则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偏向型，并且发现自主创新可以显著地促进我国就业增长而技术引进促进就业增长的效果则不确定。雷钦礼等（2015）在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假定下，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利用1978—2012年数据对各参数进行了估计，探究了技术进步偏向、要素投入偏向与我国TFP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技术进步和要素的配置均呈现为资本偏向型，并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张莉等（2012）构建了要素收入份额的决定方程，证实了偏向型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并从贸易角度进行了解释。
其次，许多学者还探究了有偏技术进步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要素结构变动的关系。董直庆和陈锐（2014）基于CES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合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指出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会通过改变要素结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结构适配性逐渐增强，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王林辉、董直庆（2012）基于动态前沿生产面的非参数方法分工业行业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是否存在技术进步合意结构，结果表明，在我国制造业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技术进步合意结构受国有化程度和利润率影响，高度国有化行业和高利润行业存在合意的技术结构。要素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要素结构与技术结构不适宜或要素错配都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袁志刚、解栋栋（2011）发现劳动力错配对中国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明显的负效应，并呈逐渐扩大趋势；当把总效应进一步分解为工资差异效应和部门份额效应以后，他们发现部门间的工资差异是导致劳动力错配的主要原因。董直庆和徐晓莉（2016）立足于中等收入背景，提出在工业行业中，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资本和劳动互补，在中等收入阶段初期，三大工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接近，后期逐渐拉开距离。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前，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水平较低且增势缓慢，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技术进步对于资本边际产出的提升作用越来越明显。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两种效应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种为直接作用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另一种为间接通过与要素配置结构相结合的综合效应。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整体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
李博文（2015）运用技术进步具有部门偏向性理论解释了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其变动轨迹。随着工业部门劳动者逐渐增多，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逐渐提高并提高了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随着农产品相对价格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者会逐渐增加劳动力供给、缩短家庭生产的时间；随着农业部门劳动者用于家庭生产时间的减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会逐渐缩小。
最后，有的学者还研究了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于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董直庆（2013）提出，目前的研究局限于CES函数和替代弹性不变假设，并对我国适宜性生产函数形态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描述我国1978—2010年经济产出时用有偏性生产函数比较好，技术进步正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其偏向水平不断强化并同时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表明解决劳动收入占比问题应关注技术进步方向问题。王林辉、董直庆、刘宇清（2013）构建了基于异质性企业和消费者假定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技术进步的作用关系模型，指出只有通过提升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特别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增加其对产出的贡献，打破原有的生产要素组合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趋势。董直庆、安佰珊、张朝辉（2013）基于省际和行业数据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发现技术进步偏向性对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产生了巨大影响。王林辉和赵景（2015）利用地区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抑制了劳动收入的份额，其抑制作用在到达50%分位点之后逐渐减弱。
总之，现有文献表明，学者们在研究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问题时最常采用的是CES生产函数，对全国和各省以及工业部门和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偏向性都有所测算。同时，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可用于解释技能溢价的问题。学者们最主要的研究方向还是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所带来的效应问题，因为它不仅影响要素结构的变迁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还会影响劳动的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