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处于不间断的结构性调整过程中，结构性红利不断涌流，国民经济也因此向世界呈现了中国式的“增长奇迹”——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济平均增速在10%左右。受最近（2008年）一次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国内多年高速增长累积的结构性痼疾影响，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连年下降。大量文献研究表明，此次经济下降是结构性的，是潜在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拉低了实际的经济增速。那么，哪些结构性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速有显著影响？当纳入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潜在经济增速又是多少？既有的潜在经济增长趋势能否支撑“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本书就主要围绕解决这三个核心问题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期为中国寻找提升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政策着力点提供支撑。

基于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基本概念、计算方法、影响因素以及长期预测等研究的梳理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结构经济理论的思想内容，本书首先建立用于分析潜在经济增长趋势的理论模型，具体有三个：潜在经济增长率影响因素甄别模型、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生产函数扩展模型和预测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逻辑斯谛克模型（Logisitic Model）。这三个模型分别用于遴选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纳入结构性变量再估计潜在经济增长率、预估考虑结构性红利衍生“跃升效应”后的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并用于判断中国是否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序经济数据，利用潜在经济增长结构性因素甄别模型，本书从制度变革、科技创新、人力资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资本结构六个结构性变量中识别出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分别是制度变革、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变量。鉴于这三个结构性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书借助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将其纳入生产函数模型，重新估计改革开放以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研究发现，制度变革、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变量的滞后效应显著，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对经济产出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这三种因素的作用方式偏向于影响经济产出的长期趋势。纳入结构性因素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结果显示，1981—2016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是9.76%，最大值是2005年的10.40%，最小值是2016年的7.71%；潜在经济增长率自2005年后逐年下滑，且早于实际经济增速下滑6年，这也说明本轮的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是结构性的，是潜在经济增速走低导致的。为评估中国是否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本书采用逻辑斯谛克模型预测了2017—205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结果显示，2021—2035年的平均增速是6.54%, 2036—2050年的平均增速是4.47%；在几种不同情景下，中国最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年份是2025年，最晚是2045年，概率最高的年份区间是2030—2035年。总而言之，依据本书的预测，中国有能力在2050年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制度分析视角出发，寻找发展路径与政策着力点，加快促进中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提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也是本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本书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改善路径有三条，分别是：优化制度设计，破除制度约束；变投资拉动为创新驱动；走质量优先，数量与质量兼顾的人力资本培育之路。而可以确保沿着以上路径顺利提升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加速体制结构改革，释放制度变革的红利；加强科技创新的投入，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完善教育制度，提高全民卫生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