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见图1-1和图1-2），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速度达9.73%,21世纪以来，中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59%。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使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大，另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02—201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从7703元和2476元增加至31195元和11422元，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分别从7745元和2157元提高至27088元和9630元。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37.7%和46.2%下降到34.8%和37.1%。在耐用消费品方面，2002—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从0.9辆增加至21.5辆，计算机拥有量从20.6台增加至87台；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洗衣机拥有量从31.8台增加至67.2台，移动电话拥有量从13.7部增加至197.8部。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5年的56.1%。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中国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并且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好的活力。因此，在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图1-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2015）
图1-2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978-2015）
（2）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消费支出不平等
问题日益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长使“蛋糕”越来越大，“蛋糕”分配问题逐渐凸显。为促进经济增长，中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基础较好、人口较为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首先富裕起来，实现了东部优先发展，区域经济差异因此不断拉大。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和人口城镇化，中国城乡发展不平等、区域发展不平等、群体消费不平等等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群体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见图1-3），固化社会阶层再生产，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图1-3 不同维度的居民消费不平等情况（2002-2014）
注：“城乡比”指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比；“城镇群体比”指城镇最高收入户（10%）与城镇最低收入户（10%）居民家庭人均消费现金支出之比；“农村群体比”指农村居民高收入户（20%）与农村居民低收入户（20%）人均消费支出之比；“东西部比”指东部与西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纵轴表示倍数。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变迁。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仍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但在个人收入方面引入一定的激励机制，避免了平均主义分配方式。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方式，第一次明确非劳动收入可以参与分配。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第一次明确提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可以参与收益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一时期，收入分配制度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力度不断加大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现出政府对公平和平等的高度关注。
收入分配政策的变迁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与各个时期的收入分配状态及政策导向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收入分配在当时较为注重平等，刺激生产效率是这一时期的重点。因此，收入分配制度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过渡。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政策重点便从注重效率偏向注重公平。从收入分配政策的变迁可以看出，收入分配政策具有阶段性特征，应综合考虑生产效率和收入分配状况，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决定收入分配制度的政策导向。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经历了从注重效率向注重公平的转变。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处于较高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处于0.46～0.49（见图1-4）。虽然2008年后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0.4）。对于基尼系数的测度结果，研究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研究机构根据调查数据测算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般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比如，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公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称，2012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61；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报告《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中国家庭收入和财产不平等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全国约1/3的财产，底部25%的家庭财产仅占全国的1%左右；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10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55，超过美国的0.45。
图1-4 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20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Xie和Zhou（2014）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等六组相互独立且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重新测算了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除依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外，依据其他五组数据计算的结果一致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处于0.53～0.55。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处于较高水平。表1-1列出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数据显示，大多数国家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处于0.3～0.4之间，但洲与洲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欧洲国家经济较发达，很多国家属于高福利国家，其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相对较小，多数处于0.25～0.35。亚洲、大洋洲、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处于0.35～0.4。南美洲的贫富差距较大，大多数国家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0.4），部分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等，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5，贫富悬殊情况较严重。无论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还是从其他机构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测算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表1-1 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表1-1（续）
（3）缩小不平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经济增长成果不能被所有人民群众共享，贫富差距扩大，将带来一系列后果，包括阻碍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加社会不和谐因素，导致阶层矛盾恶化，引起社会动荡等。减少不平等，促进包容性增长，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面向未来，中国政府设定了两个宏伟目标，其一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其二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于“全面”。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覆盖全体居民的、所有区域的小康社会，而不是部分群体、部分区域的小康社会，是不让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区掉队的小康社会，是多领域的协同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旨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促进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让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进而增强我国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让人们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要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问题，努力缩小不平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法回避经济发展不平等问题。虽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但中国依然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这部分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生活水平较低。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无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消除贫困，坚持共享发展成果。目前，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力度，这些政策不仅是分配政策，也是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政策，更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等问题始终存在。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问题，探索缩小不平等的有效途径，是中国现阶段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但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问题依然严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我国应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问题。消费不平等问题能很好地反映和测度经济发展不平等问题，因此本书将以消费不平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
1.1.2 研究意义
消费不平等过大会影响经济增长，影响整体社会福利提高，从而影响社会和谐，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书从消费不平等的多维测度分析消费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含义，揭示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并对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对于认识消费不平等和缩小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
（1）理论意义
第一，基于宏观分组数据，估计城乡消费分布函数，得出全国总体消费分布函数，进而估算中国消费基尼系数。
第二，借鉴平均分配的同等收入概念，延伸出平均分配的同等消费概念，将消费不平等引入社会福利评价，从而将消费不平等作为评价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
第三，从收入、社会体制、发展政策、代际传递、教育等方面揭示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
第四，基于不平等的二重性，提炼出不平等的边际效率收益和边际公平收益，揭示政府对效率与公平权衡标准，并归纳出中国政府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逐渐从“重效率”转向“重公平”。
第五，在消费者选择理论框架下，讨论在技术进步、收入增长和外生冲击条件下居民消费演进的多重情形，揭示消费不平等导致消费分化风险。
（2）实践意义
第一，从我国的消费基尼系数、消费比率、地区差、追赶年限、库兹涅茨比率、泰尔指数等视角出发，对消费不平等进行多维测度，归纳出中国消费不平等的特征，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整体、城乡、区域、群体的消费不平等程度。
第二，实证检验收入差距、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市场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民生性财政支出、劳动报酬比重、政府干预程度、社会保障比重等因素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效果，为制定缩小消费不平等政策提供参考。
第三，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发展历史，提炼出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个问题：居民消费率偏低、消费不平等问题凸显和供需结构性错配，为促进新时代中国居民消费提供参考。
第四，根据研究结论，设计缩小消费不平等的政策体系，提出缩小消费不平等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