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收入不平等问题历来是中外经济学者研究的热门领域，众多研究成果或从再生产各个环节出发，或从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出发，系统地探讨了导致收入水平悬殊的经济社会制度、资本与劳动的相互关系、高新技术运用的后果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等各个层面。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呼唤竞争和创造精神，全员劳动生产率普遍提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在社会财富趋向丰硕，全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却逐渐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深化企业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经济加快步入全球化之时，城乡、区域、行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似有内生性的扩大趋向。纵观世界近十年来的发展可知，伴随高新技术引发的新产业革命，西方世界的贫富分化迅速扩大，引致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撕裂的矛盾空前激化。这对于处于快速工业化和高新技术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应当看到，当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解决收入悬殊症结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因而研究消费不平等或消费差异问题的主要聚焦点在收入领域，这是必然的选择。与此同时，消费又是人们物质利益的集中表现形态，是包括分配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利益的最终实现，分配利益必然要表现为个人消费利益，个体消费生活的差异是财富占有差异的外在表现形态。因此，收入不平等必然外化为消费不平等。消费不平等，较之收入不平等来说更具体、实感性更强，也比分配不平等更能触及经济运行的最终目的，也更能体现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为此，国家积极调控不同群体的收入差异，特别是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消费的机能，缩小社会成员间现实消费生活的差异，使其小于其收入水平的差异。“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例如，国家的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两不愁、三保障”（“到2020年，稳定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将保障居民基本消费生活需要明确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显然，缩小消费生活的不平等，比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实质就是对更加美好的物质消费生活和精神消费生活的需要；而制约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就是广义消费生活的不平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期望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注重消除包括消费在内的经济生活中的非公平、非正义现象。为此，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消费生活领域中的不平等问题。但是，相较于系统研究分配不平等的著述，系统探讨消费不平等的著述较少。大多数研究消费的著述，只是在探析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中涉及的消费不平等。正因为如此，孙豪博士的这本集中论述消费不平等的专著，便具有了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研究消费问题和民生事业进步的学者予以重视。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消费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含义、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消费不平等的多维度测量标准及其相关模型框架，较为细致地探讨和揭示了消费分化风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等重要问题。作者论证了当前居民消费发展中的三个主要问题：“中国居民消费总量巨大，但居民消费率偏低问题依然存在；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升，但消费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表现出扁平化和分化特征，供需结构性错配抑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程。”通过上述研究，作者以“不平等程度并非越低越好，也并非越高越好。不平等程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对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为立论基础，提出应将不平等程度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这个适度的范围应有三个标准：底线是不能引起社会动荡，基本要求是促进经济发展，追求目标是增进人民福祉。”应当说，作者提出的研究消费不平等问题的理论框架及基本观点，政治思想性强，视野开阔，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广度、深度和现实意义，尽管其论证并非全面准确，但作者的创新思路及观点能够引起读者的思考，各抒己见，推进对消费不平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以期构建起保障居民收入和消费持续和谐增长的体制机制。

作者指出，居民消费不平等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不平等，其形成机制源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由此引领的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分配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等，而这些政策导向又依赖于国家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权衡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导向，显然有别于“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者认为，政府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逐渐从“重效率”转向“重公平”。这就需要立足于国内外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大背景，透彻地认识收入分配与消费发展理念上的这种历史性、阶段性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以期采取一系列经济社会调控措施，确保在消费领域实现最佳的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当然，如果作者能够将研究视角再触及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效益乃至消费观念的差异，那就更有助于深化对消费不平等问题的认识。

在该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肆虐，许多国家都陷入了因经济活动停滞导致的供需两端同时衰弱、失业人口暴增的困境；在传统供应链几乎断裂的同时，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业迎来了加快发展的商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和国家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严格管控疫情，取得了重要成效；同时，各级政府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刺激消费、保护中小企业、救助贫困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收窄，出现边际改善势头，经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我国经济表现出坚强韧性和巨大潜能。

从当前经济情况看，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快速恢复的主要矛盾，供给端复苏步伐显然快于需求端，消费需求特别是接触性、集聚性的服务类消费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疫情严重影响了就业市场、居民收入和家庭财富积累，原先预计疫情控制后会出现“报复性消费”潮，而实际情况却是消费场所受限，居民预防性储蓄上升，消费降幅大于收入降幅。根据统计调查，疫情前期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计划压缩收入；受中小微企业招聘需求萎缩、失业或降薪的影响，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降幅最大，生存压力陡增，且对未来的就业—收入预期降低，导致社会消费总需求疲弱。可见，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带来收入水平下降、预期下降导致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又直接强化了收入与消费的不平等状态。如何有效地调控因社会公共危机引致的消费不平等，是亟待我们研究的新课题。

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给消费市场既带来危机也滋生出机遇，催生了“互联网+”消费的深度融合，已经并将进一步深刻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生态及价值观念，涌现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课题，包括消费提质扩容的新动向、新条件，社会公共消费作用于个体消费的机制，以及继续化解消费不平等的运作机制等。我们期待着有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帮助中国化危为机，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孙豪在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完成了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作者人如其名，热情豪爽；文如其人，严谨治学、务实勤奋，矢志奉献于经济学教学科研事业。期盼孙豪同学再接再厉、不断进步。

欣然接受孙豪同学之邀为其著作写上读后之感并联想，权当为序。

王裕国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前校长）

2020年4月于光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