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

2.3.1 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

（1）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大小比较

虽然导致消费不平等的因素很多，但收入不平等无疑是最核心的因素。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收入不平等要大于消费不平等，比如，消费在生命周期里的平滑、消费信贷、政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提供等都会导致消费不平等小于收入不平等。然而，学界关于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大小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消费不平等大于收入不平等。王天夫（2010）认为平衡城市各阶层消费的措施没有起作用，中等及低收入阶层由于社会保障支出，使消费能力更低，导致城市居民消费的基尼系数高于收入。邹红和喻开志（2013）基于广东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2000—2005年收入不平等大于消费不平等，2005年之后，消费不平等大于收入不平等。但他们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1989—2009年消费不平等始终大于收入不平等（邹红等，2013）。Cai等（2010）认为1992—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另一些研究认为消费不平等小于收入不平等。曲兆鹏和赵忠（2008）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农村的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小于收入不平等。杨继东（2013）、范金等（2012）认为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低于收入不平等。

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如何看待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的大小关系呢？本书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城乡消费不平等大于收入不平等；1993—2007年区域消费不平等小于区域收入不平等，2008年之后出现反转。自1987年以来，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始终小于收入不平等。用泰尔指数和分位数比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保持谨慎：第一，要分辨不平等的维度，比如，泰尔指数测度出的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与分位数比度量出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呈现相反的结论。第二，要区分不平等的测度方法，不同的测度方法可能刻画了不平等的不同方面。第三，要明确不平等的时段范围，不同时段内二者的关系可能不同。第四，使用不同数据测度的结果可能存在差异。

（2）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相互影响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经典消费函数理论均以收入作为关键变量映射消费，无论这种收入是绝对收入（Keynes,1936）、相对收入（Duesenberry,1949;Modigliani,1949）还是持久收入（Friedman,1957）。既然收入对消费有重要影响，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收入不平等会影响消费不平等，这种想法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的支撑。例如，Krueger和Perri（2006）、Cai等（2010）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导致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Heathcote等（2014）利用美国1967—2006年收入动态追踪和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研究了工资冲击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约40%的持久性工资冲击传递至消费，导致消费不平等。Brzozowski等（2010）利用加拿大家庭支出调查和家户开支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1969—2005年加拿大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明显加重，税收和转移支付抵消了部分收入不平等，使消费不平等保持相对平稳。杨继东（2013）利用1992—2010年的城镇居民调查数据对收入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临时性收入波动对消费不平等产生了更大的冲击。李涛和么海亮（2013）利用跨省区的城镇居民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消费不平等，结果显示收入和净资产不平等是导致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收入与消费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影响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冲击。Morgan（1962）提出了消费决策影响收入假说，认为随着市场就业机会增加和消费信贷发展，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将影响家庭收入。Hall （1978）在继承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性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引入理性预期思想，提出随机游走假说，认为未来消费只受当期消费影响。Leland（1968）提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消费者会在消费时间偏好与利息成本之间进行跨期选择。Zeldes（1989）、Deaton（1991）提出流动性约束假说，即信贷约束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可能导致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因此，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可能存在更复杂的关系。彭定赟和陈玮仪（2014）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是消费差距的格兰杰成因，但二者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消费差距拉大也会恶化收入差距。巩师恩和范从来（2012）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的冲击，发现收入不平等对消费波动的冲击受信贷供给影响，在1988—1998年信贷约束较强，收入不平等与消费波动负相关，在1999—2009年信贷约束相对较弱，收入不平等与消费波动正相关。城乡消费差距激发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引起收入差距；城市居民的收入和财富相对易得，且农村存在较多的被动消费，使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引起消费差距（吴迪等，2010）。

由此可见，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无论二者之间具体的关系如何，二者总存在密切的联系。表2-1显示了不同维度的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的相关系数，除“农村中比低”和“农村高比低”两个维度的不平等呈现高度负相关性外，其他五个维度均呈现高度正相关性。基于收入与消费的相互关系，本书认为，虽然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会有相互影响，但这两个方向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是短期的、直接的，消费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长期的、间接的。收入不平等直接通过支付能力差异引致消费不平等；消费不平等需要通过健康、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形成收入能力差异，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已有研究结论及农村呈高度负相关性的两个维度的不平等启示我们，收入水平、消费信贷、棘轮效应、群体消费行为特征等都可能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二者之间关系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表2-1 不同维度的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系数

注：①括弧内为年份。②“城镇中比低”指城镇居民中等收入户（20%）消费（收入）与最低收入户（10%）消费（收入）的比值。③“农村中比低”指农村中等收入户（20%）消费（收入）与低收入户（20%）的比值，“农村高比低”具有类似的含义。

2.3.2 消费不平等的其他形成机制

虽然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更加显著、直接。由此，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消费不平等的原因。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部分（约占70%）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另一部分是由非经济的制度性因素引起的（蔡继明，1998）。非经济因素指社会体制、城乡差别、政策偏向等。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Chen,2002；陆铭等，2004）。经济开放和市场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两个变化。由于贸易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经济开放有利于城镇居民增收，将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等，2009）。城市化是促进要素流动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手段（孙永强等，2012；陈斌开等，2013），但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约束，包括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医疗制度等，阻碍了收入差距的缩小（陆铭，2015）。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李实，1999），但劳动力市场扭曲和户籍制度障碍明显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Shi,2002）。由制度变化引起的不平等变化，在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受惠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迅速下降；1992年之后，市场化程度加快，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劳动力流动受限，导致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增大；进入新世纪之后，户籍制度约束放松，劳动力流动加速，农业税减免，农业补贴增加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导致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减小。

也有一些研究直接检验了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因素。例如，张利庠（2007）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和垄断厂商供应歧视是造成城乡消费差异的原因。徐敏和姜勇（2015）认为城乡消费差距存在空间集聚性，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城乡消费差异，但不同时空下的影响效果不同。王子敏（2012）研究了空间溢出效应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扩大城乡消费差距，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能够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不平等有一定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提高少儿抚养比和降低老年抚养比有助于缩小消费差距，但该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不一致（吴海江等，2014）。一般而言，年龄越大的群体，其内部消费不平等越大（Deaton et al. , 1994；曲兆鹏等，2008；邹红等，2013）。

以上对消费不平等成因的研究注重经验检验，缺乏对消费不平等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部分研究通过演绎逻辑分析了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张翼、林晓珊（2015）认为消费不平等包含消费资源、消费机会和消费能力三个方面的不平等，并从消费资源的独占性支配和权威性支配两个方面论证了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其中，独占性支配逻辑包括将公共资源转为私人所有、优质资源与劣质资源的市场区隔、市场垄断造成消费排他性和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体系，权威性支配逻辑包括制度身份的优势作用、单位效益和部门权势差异、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不均衡和城市对农村的资源支配。这些资源支配逻辑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缩小贫富差距需要进行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比如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产权制度、垄断等进行改革，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刘尚希，2013）。谢宇（2010）认为中国一些集体性的中介机制导致了不平等，比如，单位属性、部门权势等可能增加不平等程度。陈志武（2012）认为经济全球化、现代商业模式及财富虚拟化程度提高，加剧了贫富差距。实证研究丰富了关于消费不平等的经验证据，而理论分析则深化了对消费不平等形成机制的认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需要在丰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增加消费不平等形成机制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