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政府绩效评价。
二、研究目标
本书的研究旨在对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建立完善的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总体目标是解决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具体包括什么是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如何进行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即政府在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中的责任以及建立绩效评价体系的方法。
三、研究的方法论及具体方法
方法论与方法是一对极易混淆的概念。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的解释，方法论有时指“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更经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关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
方法论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以多层次、多类型的立体、多面、有机联系的形式存在。第一层次是最高层次，是哲学方法论；第二层次是系统科学方法论和数学方法论层次；第三层次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学方法论；第四层次是各门具体科学方法论。一般来说，方法论知识体系的层次越高，对居于其下的层次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第一层次方法论对于第二、三、四层次的方法论研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不但在作为一般理论时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在作为一般方法论时具有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反过来，方法论知识体系所处层次越低，越会注意本层次方法论特性的研究（不仅注意研究其上位各层次的方法论及相应理论成果在本研究领域的具体特殊表现，而且注意发现本层次方法论的独特之处），就越能为上位各层次的方法论研究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新视角。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作为对“实质的”科学理论所做的“形式”的或“逻辑”的探讨，必须以“实质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方法论在研究程序上是滞后于“实质的”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根据方法论知识体系的结构，我们认为，方法论知识体系结构中的每个层次都能够对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提供方法论意义：第一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与马克思主义清晰地区分开来。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和革命家。他们所创立的学说本身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是思想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但就其具体研究对象来区分，他们的学说至少可以区分为哲学的、科学的和政治的。哲学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能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推动革命和建设，而且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推动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包含政策、策略、原则、方法研究和政治学说研究。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构成及功能尽管具有整体性，但存在着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相对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相对独立的部分，是最富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包容度与真理性也居首。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我们课题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体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基本范畴、原理及思想方法对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研究的指导上。这种指导体现在对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这一复杂系统的认识角度上，也体现在认识这一复杂系统的思维方法上。具体来说，主要有：①处理我们的认识中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研究事物内部和外部各种关系、作用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的哲学。一般、特殊和个别是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认识任何事物所经常遵循的思维路线。我们在进行课题研究时，也要遵循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关系。我们通过抽样调查，获得河南省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一般状况，同时寻求个别案例，个别案例能反映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特殊情况，从而既关注一般情况，又关注特殊情况。②正确运用矛盾理论研究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矛盾论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因而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课题的重要思想武器。矛盾有主次之分，并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指一对矛盾内部，矛盾的双方有主次之别；二是指构成事物的多种矛盾中，有主次之分。要把握事物的性质，就必须分析出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涉及政府与市场，二者便是一对矛盾体，必然会有主次之别，正是不同的矛盾体构成了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独特性质。③正确运用、理解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理。我们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厘清理论与实践的转化问题，因为无论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转化成实践，那么仍然对人类的发展毫无益处，这种理论必然成为空洞的代名词。理论要转化为实践，至少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主体一致或主体有沟通。无论是理论创造还是实践行为，都是由人来承担的。这两类相关的活动，可能由同一主体承担，但大多数是由两类人，即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分别承担。所以理论的实践转化，必须以两类主体的一致或沟通为条件。理论再好，若不被应用者认同并成为自己实践的指导，就不可能转化为真实的实践。对实践者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原有实践方式和与此相关的理论进行改造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形成理论通向实践的中介层。这种中介层在不同的学科中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无论何种形态，理论要转化为可应用、可操作的状态，还要形成能直接作用于实践的物化工具、手段与程序等载体。对原理类理论来说，这种转化特别重要。在我们的课题中，尽管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城乡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框架、内容，但是要转化为切实的体育实践，就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体育场地、设施、社会体育指导员、规章、制度、评价体系、管理结构等的实践行为。否则，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理论就永远是理论，与实践毫无关联，这与我们的研究初衷是相悖的。
第二层次的科学方法论主要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性质、运动规律、系统方法及其应用的科学。由系统科学的定义可以看出，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系统。只要是系统都属于系统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系统科学的任务绝不是研究某个具体系统，而是要揭示所有具体系统的共性和共同遵守的一般运动规律，并用这种规律指导研究各个具体系统。所以，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某个具体的系统，而是抽象的、哲学意义上的系统，我们称之为“一般系统”。系统科学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革命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从一般系统论的诞生，到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理论和系统工程的出现，直至系统科学体系的初步形成，其发展速度令人吃惊。
系统科学各分支学科在自然、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对科学的贡献极大。我们认为，尽管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意义难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提并论，但也具有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巨大功能。在我们看来，系统科学处于亚哲学的地位，或者说处于科学哲学的地位。在系统科学出现以前，达尔文进化论与牛顿经典物理和克劳修斯热力学第二定律之间长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经典力学依照其严密的数理推导得出了物体运动规律，而这种规律对时间来说是可逆的，起始条件相同的物体运动可以反复重演，如钟摆运动、行星沿其轨道的公转运动等。热力学第二定律第一次科学地证明了不可逆过程的普遍性，但随着能量的耗损，物质体系可以朝着更无序、更简单的方向发展，如液态水的蒸发、燃料的燃烧、岩石的风化等。这些理论都是正确的，但为何彼此矛盾呢？对这个问题科学家长期困惑不解。但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耗散结构理论形成之后，这三种理论才得到统一，使科学家豁然开朗。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构成十分复杂的系统。在系统科学出现之前，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所以只能凭直觉、观察和经验定性地认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可能从整体上定量地描述事物之间的联系，只能把复杂系统分解成各个子系统，甚至分解成最基本的要素开展研究。这就是科学研究的还原论观点，如把体育学划分成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运动人体科学等，体育人文社会学又分为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学、体育传播学、体育法学等。学科划分愈来愈细，研究越来越专。这样的研究对推动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却忽视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以致阻碍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科研成果也不能满足解决复杂问题的需要。这客观上要求发展一门处理复杂系统的科学。系统科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给了我们一种认识和处理复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人类因此又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大大迈进了一步。
世界上的事物之间有没有共通性，能否用统一的理论来描述自然、经济、社会等事物？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年来众多科学家共同关心并倾注毕生精力追求的最高目标。卡尔纳普曾认为，科学中所有的理论最终都可以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表达，物理学的语言是科学的通用语言。当然，卡尔纳普的观点并没有被科学界承认。自一般系统论出现之后，我们看到了科学统一性的曙光。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世界万物均由不同层次的系统构成，只要是系统就遵循系统共有的规律性，即前面所说的同型性。可见，系统论就像一座“桥梁”将不同领域的学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为我们深刻认识世界的本质提供了有力武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就是“系统观”。系统观的基本观点是：整个自然界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着的有机体，其中任一客体或事物都是由要素以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不同于其诸要素功能的系统；整个自然界是由不同层次的等级结构组成的开放系统，各级系统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任一具体的系统都有其产生、发展、消亡或转化的过程。系统观在以下两个方面丰富和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首先，系统观是对物质观的补充和深化，它进一步回答了“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认为，世界是由客观实在的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物质组成的。系统观则具体回答了这种客观实在的物质是由要素有机集合形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整体，整个自然界是由不同层次的等级结构组成的。这样，系统观就从世界的系统性、整体性、层次性、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性等方面把“世界是什么”描绘得更为具体和清晰。其次，系统观是对物质运动观的补充和深化，进一步阐明了“自然界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形式多种多样；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矛盾是运动的源泉；等等。系统观则阐明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一个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在一定条件下，系统可以发生从无序到有序、从比较有序到更为有序的复杂化过程，也可以发生从有序到无序、从比较无序到更为无序的简单化过程，自然界永远处于这种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这就使人们不仅具体地认识到自然界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它为什么能处于这种状态，而且使人们了解到事物为什么和怎样从一种运动状态转变为另一种运动状态，从而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物质运动的认识。
系统科学在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提供拓展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问题域与对象的新视角。系统科学的首要贡献在于它以复杂的开放系统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把揭示复杂系统的结构、特征、内部运行机制、动力机制、演化机制、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等以往人类从未关注过的重要问题，作为最基本的任务，为人类的认识开辟了新的领域。本书把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作为一个系统，通过借鉴系统科学的相关原理，对这些系统的结构、特征、运行机制等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系统学规律。②提供从整体上研究城乡体育公共服务系统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系统科学肯定不能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乃至体育科学提供现成的新结论，但却能够提供从整体角度研究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新思维原则。③提供多学科综合研究复杂对象的方法范例。系统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系统科学研究要有思想方式、理论工具的创新。这些创新非常深刻，甚至要求传统科学重新建立概念。普利高津在他的著作中就多次提到物理学、化学的重新概念化问题。系统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还决定了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这些研究方法在满足对象特征和研究任务的需要下实现综合。我们在由系统科学各具体学科组成的大系统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这一体系特征。总体来看，系统科学从产生到现在，呈现出既是哲学又是科学的双重特征，在方法上既有哲理的辨析，又有实验的论证，既有定性的分析，又有定量的描述。由此，系统科学为我们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要求我们在研究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时能够从多学科视角审视这一课题，不仅要从体育学学科出发，还应从社会学、系统科学、哲学等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研究，从而增加本书研究的丰富性。
第三层次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是实证（定性）的研究范式，自然科学方法论主要是定量的研究范式。历史上，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从自然科学的光辉映射中脱离出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从古到今，真正关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质的重大差异，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承认这种特殊性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努力去发现并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独特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一批有影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例如，我们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中成功运用；德国的文化哲学家狄尔泰、历史哲学家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也是典型的代表。他们在研究对象上，认为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人及其创造和表达。自然科学研究事物必然的因果关系，排除偶然性和意义；社会科学面对的是含有意义关系的事物，不但不排除，而且要研究其偶然性意义与价值。可以说，由此开始，社会科学研究打破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反思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反思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局限性，开始努力开辟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道路。在这里，我们认为，不必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致以过度的敬意，特别是在当今体育学研究领域，体育社会学与运动训练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生理学相比，许多体育社会学学者都觉得自惭形秽，认为具有数据、公式的诸多特征的趋向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这些学科的地位高于体育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当年，李凯尔特曾经这样对历史文化科学进行评价：“历史文化科学的观点绝对地高出于自然科学的观点，因为前一种观点要广泛得多。”这种态度与我们至今存在的相当一部分从事体育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人轻视社会科学和在自然科学“光芒”下自惭的心理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李凯尔特见解的深刻性和前瞻性，更是被今日科学发展的真实走向所证实。
20世纪以来，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是在19世纪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并形成了以不同哲学理论为背景的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式，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范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符号学范式以及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研究范式等。胡塞尔最先提出了现象学，他指出：“自然主义者只看到自然，并且主要是物理的自然……要么它事实上是心理的，但仅仅是作为依附于物理自然的一个变体，充其量作为一个二级的 ‘平行伴随者’。任何东西都属于心理—物理的自然。就是说，任何东西都单一地决定于固定的法则。”很大程度上，胡塞尔的现象学倒是一种研究意识的科学，而不是传统的以世界观研究为目的的学问。
卡西尔的《人文科学的逻辑》系统探讨了有关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系列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以符号学为哲学背景的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在他看来，人类的认识自古希腊以来就循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前进：一条是追寻构成事物的基本要素与变化的原因，期望解决的问题是事物如何形成、从何而来；另一条是追寻事物存在形式的结构，期望回答的问题是事物是什么，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卡西尔认为，在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基本形成了以追寻原因为主的路线和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法，忽视了形式研究与整体的思维方法，造成了偏差，而人文科学的研究有模仿自然逻辑的倾向，试图用同一副总方式找出人文科学中基本的“力”，找出发展的“因果律”。这是一种错误的模仿，必然造成无效的努力。卡西尔十分强调文化的创造力，即在吸纳已有文化展现的生命力的同时，又用自己的生命力去突破已有成果的过程。因此，它既有传承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那些“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其实并不完全与创造的历程相对峙或相对立；相反地，不断更新的生命无休止地涌进那 ‘固定的形式’中，让这些形式不至于因岁月而僵化”。自然科学依赖于理性，人文科学的源泉则在于生命之精神，理性与生命不能化约，这是卡西尔提出的人文科学逻辑性格最显著的特征，是他的重要结论。
伽达默尔也是德国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是《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等，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基本观点与思路。伽达默尔批判了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把自然科学方法原则作为唯一科学性保证的观点，他认为：“精神科学性逻辑上的自我思考是完全受自然科学的模式主宰的。”他把解释学反思看作是同近代科学方法相对立的，因为“近代科学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拒绝的特征，即它把一切避开它的方法论和程序的东西都排除在它的对象之外，于是，科学就获得知识总体的面貌，并用这种方式为社会偏见和利益提供了藏身之所”。伽达默尔指出，在理解的过程中，我们总有一个原先熟悉的、组织好的世界，成为我们理解的出发点，并引导我们期待的东西。但在理解的过程中，又总有一种新的经验进入我们原有的世界，并使它们发生变化和重组，从而扩大和丰富了关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远不止以上这些，从每一种范式中，我们都能觉察到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批判，同时在开创着自己的、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对语言这一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介质、外化方式及重要特征的关注，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关注，从个体内在的精神活动到符号活动的普遍特征，到主体间相互沟通的理解活动，人类精神活动呈现出走向现实的趋势，人类活动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理性的“几何图像”。在认识与真理性质观上，研究呈现出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存在的认识方式和由此得出认识结果真理性的肯定和深入研究的趋势。所有这些范式的转换，以及不同范式的意识内涵，都能为我们研究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带来方法论上的改观。例如，这能让我们在分析数据的同时，从解释学范式关照普通人接受的体育公共服务，理解他们的感受，从而改变我们研究者自身原有的理性体验。
与社会科学相对的研究方法论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古代自然科学有其独特之处，本书不再阐述，这里主要对近代科学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叙述。哥白尼建立了太阳中心体系，从而奠定了近代天文学的基础，同时给予近代科学思想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把它从以前的拟人论中解放出来。伽利略给予近代科学以量值实验方法，他用以建立落体定律的实验决定了把实验与测量和数学表述结合起来的那一种方法的模式。伽利略之后，新一代的科学家都改变了方向，用实验来进行科学研究。尽管在赖新巴哈看来，“转向实验方法的这种普遍转变不能视为是一个人的功绩，把它解释为社会条件的变化结果比较好，当时的社会条件使科学家的思想摆脱了以经院哲学为形式的遵奉希腊科学的积习，自然而然地导向了实验科学”。但是，就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自然科学研究真正地从哲学中脱胎而出，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自伽利略之后，开普勒、牛顿等先后发现了行星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自牛顿之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真正建立起来，观察与实验、演绎与归纳成为自然科学演进发展的推动力。
自然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有自身的特征：在研究范围和目标上，规定只有实体为研究对象，把科学研究看作探索纯粹事实知识的活动。自然科学把研究重点放在实体上，基本上遵循的是还原论，即把复杂现象还原为简单现象，把整体看作部分的叠加。在研究过程方面，它主要通过客观性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来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的观察法、实验法以及测量法，强调定量研究，强调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在研究结论的表述上，它要求准确精练，并且结论是可以检验的，即在相同的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的确，从现在看来，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有其局限性，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启示我们，在对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运用观察、实验、统计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不仅应从部分进行相应的数据、实验分析，还应照顾全局，从整体角度对课题进行分析研究，从而确保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
第四层次具体科学方法论主要是来自体育学的相关范畴、内涵、方法等。方法论意识是进行研究的起点，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在运用方法论进行思维，但是我们事实上已经立足于体育学的方法论。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分析法。我们以“资源”“公共体育资源”“资源配置”“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等为关键词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期刊网、中国硕博学位论文网查阅检索有关文献；阅读伦理学公平理论、系统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书籍。
（2）问卷调查法。我们根据研究需要对问卷进行设计，问卷以封闭式问题为主，开放式问题为辅，被调查者回答问卷的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问卷设计完后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本书拟以重测法首先向郑州20位城市社区体育管理者、50位城市社区居民发放两种类型的问卷；时隔数天后，再次发放问卷，回收统计分析信效度。其次经信效度检验后选取豫东、豫中、豫西三个区域的不同城市社区作为发放问卷的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1200份，回收981份，回收率81.8%，其中有效问卷935份，有效率77.9%。问卷发放的主要对象是社区中的体育管理者、社会体育指导员、社区居民等。
（3）专家访谈法。访谈的专家主要是来自体育社会学领域，特别是关于公共体育服务与管理的研究领域。我们采用邮件访谈、网络访谈、电话访谈以及现场访谈等多种方式。
（4）专家咨询法。在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绩效评价研究中主要采用专家咨询法。我们首先根据已有研究文献拟定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绩效评价指标，然后通过2～3轮咨询专家筛选并确定指标。咨询专家有20位，主要来自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
（5）数理统计法。我们对回收的问卷以及专家咨询表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结果。
（6）逻辑分析法。逻辑分析法贯穿于整本书中，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结构与规律。
五、本书结构及解释
本书共由10章组成，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包括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研究议题的提出，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的理论框架构成要素，课题的篇章架构及解释，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的基本方法，研究的重点难点，研究的创新之处，等等。
第二章，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概念与理论范式。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只有建立范式，科学共同体才能更加方便与深入地进行研究。本章便是在范式理论的指导下，对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行了概念解析，并梳理了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伦理学中公平与正义以及权利原理性理论，管理学中的公共服务理论以及绩效管理与评价理论等，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底。
第三章，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调查与阐释。本章采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调查河南省部分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状况，从体育人力资源的配置、体育物质资源的配置、体育文化资源的配置等几个维度对河南部分城市社区进行了调查；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影响因素，并从伦理学等学理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视与辨析。
第四章，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与原则。本章是本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本书构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理论框架体系的开篇。本章主要探讨资源配置的人道目标、价值目标以及责任目标，并尝试提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主要原则体系。
第五章，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对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进行界定，对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对效率测度方法和模型进行选择和构建。
第六章，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效率实证研究。本章主要内容是进行不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和影响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的分析。效率测度主要是对不同的省域、北京市样本社区进行资源配置效率测度的实证研究，以期对我国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基于省域数据，进行影响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因素的分析，以期更好地指导社区体育资源配置决策的制定和实践，优化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章，城市社区体育资源配置中的政府绩效评价。本章主要尝试探讨这种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社区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八章，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的政府责任。本章从相关概念阐释入手对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的政府责任进行了明确界定，并从公共产品性质、市场失灵理论、外部性理论三个方面论述了保障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政府的应尽之责，指出政府是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的提供者、宏观调控者以及监管者。本章还对政府如何在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有效地履行责任进行了思考，认为政府应强化领导，合理配置资源；加强立法，注重政策引导；加大政府投入，注重投入的取向性；创新政府责任管理机制；强化职能，健全组织建设，加大监管力度。这些是确保政府责任履行的有效措施。
第九章，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保障与路径。本章主要立足文献调研、专家访谈的相关资料，探讨合理配置的保障与路径。第八和第九章包含了本书主要建构的理论知识体系。在这两章的撰写中，极易受到以往文献研究的影响，个人价值观念以及思维定式容易对研究产生一定的干扰，从而使课题的研究与旧有的、别人的相关研究产生重复，或者课题的研究根本不能用来指导相应的实践。目前，许多学者认为体育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现象，其主要问题是理论脱离了实际。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理论陈旧，或太抽象，缺乏操作性，不能或无法指导实践；理论研究主体轻视实践或不愿到实践中去，喜欢关起门来搞研究，同时也缺乏深入实践研究理论的基本功。从实践者的角度看，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主要是实践者不熟悉也很少学习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不相信理论的作用，而只相信和服从红头文件。同时，实践者缺乏研究意识与研究的能力。所以，为尽可能减少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本书研究通过运用实证调研等方式，到河南省部分城市社区进行了现场访谈与观察，形成了本书的关于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感性认识，并经过逻辑整理、思维反馈，最终形成关于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理性认识。
第十章，社区体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对策。本章主要从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主体、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客体、配置环境等方面提出提高我国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社区体育资源配置的对策。该对策主要是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影响因素的分析而提出的，但对于其他不同层级的社区体育资源配置活动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六、研究的创新点
本书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创新点：
（1）概念创新，即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提出。
（2）理论拓展，即进一步深化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多学科理论整合。
（3）实践创新，即建立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