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内外新型城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第一节 国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研究

一、国外新型城镇化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历史上与城镇化和工业化两者相关的著名理论主要包括钱纳里的发展模型理论、巴顿的聚集经济理论、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1］以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2］。钱纳里的发展模型理论肯定了工业化发展对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推动，但是没有分析城市化如何反作用于工业化发展［3］；巴顿的聚集经济理论对其进行了补充，认为城市化发展可以反作用于工业化，两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状态［4］；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以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均赞同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不分先后这一观点。

总结上述理论可知，城镇化和工业化具有以下三种发展关系：过度城市化、同步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拉丁美洲区域的发展属于过度城市化，该地区于二战后执行“进口替代”策略，在较短时间内，地区政府推动资本密集型企业快速增长，农村人口也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导致其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同步城市化主要发生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沃尔特·W．威尔科克斯分析了美国1870—1940年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的变化趋势，发现两者几乎保持着同步上升的速度［5］。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属于滞后城市化，其城市化程度要低于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对近几年新兴的乡村文化旅游和新型城镇化的分析较多。Mullins（1991）首次提出的乡村旅游城镇化的观念至今依旧在城市旅游研究中广泛应用；Gunjan Saxena等（2008）基于英国威尔士边境地区乡村发展背景，结合定性研究方法，得出根植于内生性的参与和创新是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一结论［6］。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此成为全球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国外学者涉及较早，在20世纪初便有学者对我国城镇化制度变迁进行了探讨。国外学者的研究涉及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由于中国是五大文明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它也在历史上多次创造辉煌，因此国外研究者对于为何这样的一个国家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以及西式城市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根源寻找。在韦伯和格特看来，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导致资本主义和城市化的可行性受到限制，故延续了儒家思想的农耕主义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7］。Levenson（1959）在传统模型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中国城市化只有在强烈的外部打击下才能产生根本变化这一结论。第二个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不再仅仅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层面对中国的城市化进行研究，更多学科领域转变为关注和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道路。Kirkby（1985）提出对工业化的追求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他看来，中国将生产投资大量用于发展重工业以满足工业化的需求，从而导致其城市基础设施匮乏落后和农业经济再生产难以拓展，使得城镇化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第三个时期为2000年以后，Fan（2002）分析了中国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趋势，得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的结论［8］。在2013年举行的中国城镇化高级别国际论坛上，Alex Wong提出，在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必须引进国内外私人资本，才能够最大限度防范城市建设的投融资难这一隐患。

国外研究者的集中研究领域是新型城镇化不同指标作用下文化消费的个别具体方面所产生的变化趋势。例如，Manas经实证分析认为，城乡之间的文化消费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大大高于农村居民［9］。同时Diniz基于系统分析认为，城市居民的购书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10］。国外学者的研究证实，教育水平的改善作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卓越成果之一，尤其积极作用于文化消费中的表演艺术消费进而产生强大影响。

此后O' Hagan、Van Eijck、Coulangeon、Favaro和Frateschi分别对各自国家的音乐消费进行了分析。经过实际数据研究，他们所得结论为，居民文化程度和音乐消费水平呈正比［11］。Colbert探索了蒙特利尔电影消费和居民教育水平的关系［12］。Luksetich分析了给定文化消费环境下博物馆参观者的文化水平［13］。弗朗西斯卡将消费行为艺术与教育水平结合起来进行相关研究分析等［14］。

国外对城市化发展过程的研究早于国内。工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引起了城市化，并使其逐步发展。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全球五大城市群和城市圈形成，因此“城镇化发展”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并逐步产生了一套完备的城镇化理论机制以及影响长远的代表性观念。发达国家城镇化程度较高，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国外学者评价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多为社会理论、规划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立采用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比较成熟的城镇化水平研究方法包括：联合国使用19个指标构建的指标评价方法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联系［15］；英国地理学家克罗克试图构建的城市化指标体系，选取了16个指标，主要与人口、职业、居住、中心区长度等有关［16］；日本东洋经济报刊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反映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增长力系数法，该方法建立的指标重点包含基础设施、收入水平、人口、经济等有关层面［17］。例如，日本城市地理学家稻永幸男的研究尤其具有代表性，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同，其所建立的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涉及静态人口、动态人口、区域规模、经济活动和区位5个指标，作者提议利用这5个指标来分析城镇化发展过程［18］。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及资源问题，因此国外学者界定了生态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概念，目的是提高城市化质量，并使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得以有机结合，城市取得协调和均衡发展。1898年，英国学者Howard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中第一次提出了“乡村城市”的概念［19］，在他看来农村城市是一种理想的城乡结合体设计，该理论为现代城市规划和城乡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为了控制城市环境污染，定义了城市环境规划的内涵。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揭示了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引起了人们对“生态城市”研究的热烈关注［20］。美国学者理查德·里吉斯特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生态城市的著作。他认为，未来的城市发展应该以生态城市建设的原则为基础，保证城市繁荣与自然的和谐［21］。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并敲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为各国政府政策及规章制度的拟定提供了借鉴意义，提出了对于人类发展有益的一种崭新的思路。T. A. Onishi认为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发展首先必须维系经济发展、社会、生态三者的和谐共生，然后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水平，引导人同城市的关系得以健康发展［22］。1997年，Mark Roseland研究了生态城市的演变，他将生态城市同城市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相结合，提出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力求改善民生，增强民生经济投入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23］。

二、国外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概念对于国外大多数学者而言，尚未进行严格的区分，在不断深入研究之下，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得以不断拓展。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71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范围必须包括四个要素：公平和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改善的环境质量、良好的财政条件、公民受教育的平等权利［24］。根据苏联学者B. A. KaMae（1983）的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主要分为速度和质量两个层面，速度是指产品数量持续性的快速增加，质量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的提高［25］。维诺德·托马斯等（2001）不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进行了补充，还加入了经济增长质量，机会分配，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风险管理和治理结构等内容；同时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比较，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遭遇损坏，其原因在于质量增长缓慢［26］。

罗伯特·J．巴罗（2002）认为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主要受居民的收入分配、教育水平、秩序、法律和国民健康等方面的影响［27］。Pasquale Tridico（2010）指出，人类的发展通常会被经济增长所限制，而质量的提高就是为了减少贫困。为了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分析，他首先利用OLS跨国回归模型，其次结合1995—2006年50个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拉大了收入水平的差距，致使贫困问题愈发严重［28］。Hae S. Kim（2017）分析了世界上222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结果表明，广义经济增长模式有4种：知识经济、贸易经济、储蓄经济和民族宗教经济。其中最主要的是知识经济，其次是贸易经济。经济增长质量能依靠上述两种方式得到有效的提高，由此可以明确知识和贸易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29］。

针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概念，有一部分学者也在尽力去区分。梅多斯等（1972）试图区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概念，通过对传统经济增长的逻辑进行分析，提出经济发展不仅需要考虑经济增长，更要综合考虑资源、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为高速增长模式增加净化增长、品质增长、适度增长等方向［30］。Francois Peru（1987）认为是多个相关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运作，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这一有机整体，它主要包含环境、经济、人口、政治、科学技术等，而不单单是各子系统的简单集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类价值以及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在挖掘人类发展潜力的基础上提高人的生活品质［31］。Fabio Sabatini（2005）认为能够依靠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情况、人类发展指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综合指标，来考量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32］。Fabio Sabatini（2008）提出经济发展质量涉及三个领域，包括人、自然和社会，同时提出利用生态健康指数、社会和谐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来分析经济发展质量［33］。

Elena Gennadjenva Popkova（2010）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积累和变化的运动，其运行效果是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分析应包括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并结合运用多个指标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环境条件、政治制度完善度、预期寿命、宗教及犯罪率、生育率等［34］。Mark Deakin和Alasdair Reid（2014）指出，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估，其重要元素包括城市发展的生态完整性、规划和发展办法、设计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维护未来城市所需的环境容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35］。Martin Fritz和Max Koch（2016）从三个角度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分析，包括生活质量、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并且“繁荣”成为经济发展质量的定义词［36］。

为了对经济发展质量（增长）进行客观评价，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增长，甚至一部分学者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他们通过利用单个指标来实现研究目的。Gary Jefferson等（2003）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成果显示，从1978年开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趋势［37］。Hummera Saleem等（2019）估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并发现经济增长真正的驱动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是通过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总生产函数来实现的［38］。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质量。B. A. KaeMa（1983）构建了经济增长评价指标模型，该模型建立在优质产品比重、工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比重、新产品比重（包括最终产品、产品总量、采掘行业和加工行业）、国民收入等指标基础之上［39］。Vinod Thomas等（2001）建立了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模型，其中包含人的发展、收入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评价三个方面［40］。Robert J. Barro （2002）依照因子分析法分析经济增长质量，所得结论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趋势各不相同［41］。

Alexander Cotte Poveda（2011）基于DEA模型，立足于平等、安全和贫困三个层面，利用人类发展指数体系对哥伦比亚1993—2007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衡量和排名［42］。Ho Kim等（2014）按照经合组织提供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绿色发展指标系统，其中包括资源能源消耗、经济行为等12个指标，他们同时搜集了2013年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30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对其绿色增长进行了跨国比较评价［43］。M. N. Chuvashova等（2015）建立了资源型区域经济空间定性评价指标模型，其中包含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经济部门技术条件、集聚与资源分布密度等16个二级指标评价指标，利用该模型评估了俄罗斯采矿业的经济发展质量［44］。Joanie Caron等（2016）为矿产勘查行业提供了包含8大原则（透明度和报告、创新、工作环境、经济效率、商业道德、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当地投资）和27项标准的可持续发展准则［45］。Rofikoh Rokhim等（2017）通过定量分析法，对印度尼西亚偏远地区的经济区域发展（economic regional development）项目进行深入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即影响经济区域发展质量的主要原因是：资源禀赋、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本［46］。Mohamed Abdouli和Sami Hammami（2017）利用1990—2012年中东和北非（MENA）17个国家的实际数据，结合资本存量、FDI流入和环境质量三个角度开展实证研究，指出资本存量的增加以及FDI的流入推动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破坏［47］。

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估方法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部门探索提出的。1970年，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将七个经济指标和九个社会指标联系在一起，构建了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中被忽略了，如生态污染、资源紧缺等。然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评价体系中加入了国民幸福总值、国家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指标，但是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并不适用于所有区域的经济发展，因而难以普及。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颁布了《人类发展报告》，明确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的内涵，其中含有三个指标：实际人均GDP、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人类发展指数综合了经济增长程度及人类发展程度以衡量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程度［48］。1991年，人类发展指数进一步发展健全，新添加了环境破坏和居民自由水平两大元素。199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建立了四大体系和概念模型，其中四大体系包含“环境、社会、经济、制度”，概念模型包含“驱动力、状态、反应”。建立的指标模型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并且其中含有22项环境指标，以凸显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49］。首次将科技指标纳入指标体系的是2000年的《人文发展报告》，该报告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完善。

三、国外理论研究现状小结

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经达到成熟发展阶段，和中国相比其城市化发展历程中产生的问题较少，当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获得的研究理论、国外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生态城市等有关结论，对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但是，绝不能直接把国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套用到我国的城镇化中去，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我国城镇化推进太快，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所以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存在根本性区别，我们必须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此外，国外研究者和国际机构也开始看重在可持续经济增长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也着手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质量领域。现有研究文献尚未在理论上准确区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但经济发展（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经济增长举措形式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探索。国外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区域经济增长范围内，而忽略了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另外，国外研究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进行，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限的借鉴意义。然而，我国学术界仍需要继续创新研究方式，找到符合我国实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