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效用的前世今生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威廉·莎士比亚

或许这句话也适用于人们对于效用的理解。效用可以说是微观经济学中最常用却也是最难以界定的概念之一，甚至有经济学家质疑这个术语的意义（Robinson，1964）。

现代效用概念植根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如何确定什么样的行为、道德和法律对大多数人是最有利的体系。边沁认为，每一个行动的价值都可以根据其效用来量化：它产生的愉悦或痛苦的强度，以及其影响的持续时间、不确定性以及它的邻近性。因此，每一个行为的价值都是它引发的总快感和痛苦的函数，并通过它的持续时间、确定性以及它何时发生来加权（Bentham，1789）。边沁的效用是基数效用的概念，即效用可以直接计量并加总求和。

边沁认为虽然某项行为的效用（即它所引起的准确的愉悦或痛苦程度）在执行之前并不一定是已知的，但是基数效用依然可以作为判断个人和社会决策的规范性和指导性标准。如果行为A比行为B提供更多的快乐和更少的痛苦，则行为A更好并且应该被选择。如果社会A中的公民比社会B中的公民享受更多的快乐，那么社会A就是更好的社会。边沁的效用概念不仅包括感官刺激和身体行为，还包括回忆、想象、期望和遗憾等各种非直接的刺激和经历的效用（Bentham，1789）。因此可以说，边沁预见了当今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家正在研究的效用主题，比如回忆效用和期望效用等。

边沁对于效用的处理方法来自自身的挑战，比如如何确定测量的原点、如何进行人际的效用比较、情境对于效用的影响等。但是导致基数效用在20世纪被逐渐放弃的主要挑战之一是来自测量的问题——研究者认为测量行为和结果的基数效用的方法是不可行的。

而另一重要挑战是对于效用的重新概念化，研究者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边际效用的提出有两个源头：早期的价格理论和早期的决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