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社区共同体——社区教育与基层社会治理
沈启容
摘要：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出于长期以来政府推动的惯性使然，社区教育走向社会治理的目标还需要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本文从社区共同体的缘起和发展历程出发，阐释了社区教育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体现了其重构社区共同体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学；社区教育；社会治理；共同体
近年来，社会治理成为关注焦点。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在社区教育领域中，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变革。出于长期以来政府推动的惯性使然，社区教育走向社会治理的目标还需要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身处什么类型的社会中，人类永远渴望和需要群体生活，需要集体认同，需要被整合进入“社会”或“群体”中，因为“人不能接受孤独，也不能接受无意义”［1］。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还是现代，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出了不同样式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社区教育的大平台上，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可以平等参与到各类活动和项目中，社区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构建。
一、社区共同体的缘起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首次提出人类的群体生活有两种结合方式。第一种结合方式是社区，以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和宗教群体为基本形式，结合的基础是由本能中意、习俗适应和共同记忆等组成的群体的“自然意志”。在社区中，人们通过长期面对面的交往维持相互归属的情感与全面性的关系。因此，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表现为原始的或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统一体。第二种结合方式是社会，它虽然也是一种相互共处的群体生活，却以目标联合体为基本形式，结合的基础是个人的理性意志。“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聚合和人工制品”，因此“社区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2］。
在滕尼斯的理论中，共同体既可以是一个确定的物质或地理空间，也可以是一个具有共同特质、归属感，维系社会联系和互动的群体。“共同体”是自然形成、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共同体”是古老、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现代的。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中的群体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闲言碎语”来维持的，社区主要通过议论成员来调节其成员的行为，传统乡村是“通过口头传播来传递其文化内容”，“这种传播模式总要涉及直接的人际接触”。在现代媒体如电视、网络尚未出现的时代，闲话本身就是维持社区舆论和道德的重要手段。
涂尔干将个人与社会的结合方式区分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种。机械团结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差异很小，集体成员有相类似的特质；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似性与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个人的行动总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和集体的；社会与宗教结为一体，宗教观念渗透于整个社会，并表现出对差别性、异质性的强制压抑。这种团结的形式对应的是原始社会，社会成员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有机团结”则是发达社会的产物，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社会中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变得错综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以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来完成；专门化分工发展的结果导致相互依赖性的增长。
涂尔干认为，宗教是人类创造出来获得这种意义的重要载体，而宗教之于人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信仰和行为，更重要的是仪式以及附着在仪式上的各种群体性活动和组织。涂尔干的结论是“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3］。彼得·博格也有类似的表达：“社会仪式使个人的事件变成了一种典型事件，正如它使个人的一生变成社会历史的一段插曲一样。”“鼓舞信徒的超越性道德力量，是社会而不是上帝”［4］。宗教是观念和仪轨的综合，社会通过观念和仪轨系统形成自我意识，这也是为什么每个社会都有宗教信仰但都不同的原因。上帝是社会的象征性表达，社会是神圣世界的来源，社会也是宗教的来源。由此，涂尔干把宗教的源头归到了社会，把宗教的起源归到了群体活动。宗教“就是自我对于社会有序化力量的屈服，法则将个人的生命置于包罗万象的意义结构中”。因为社会是宗教、上帝观念以及一切神圣事物的来源。人们发展出宗教，是为了在宗教仪式的群体性活动中找到自身价值、获得安全感，即使没有宗教，人们仍然会发展出其他形式的群体性活动。人们需要的是群体，宗教不过是一层外衣。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还是现代，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出了不同样式的社会管理方式。在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联结，以及祠堂、土地庙等场所，起到了类似于西方社区教堂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基层社区依赖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如街道、居委、村委，这些名义上是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是政府力量延伸的机构，通过组织社区群众开展政治性学习、劳动等活动，同样提供了让个人参与群体性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获得认同感的可能性。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权力的掌控不再强有力，社区的动员力和控制力逐渐下降，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体系愈来愈被家庭规模小型化、血缘关系弱化等因素瓦解，人们身处的更多是陌生人社会而非熟人社会。
如今城市居民社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位社区”，比如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厂矿大院或单位家属楼，一个大院就是一个社区，住在大院里的人都是一个单位的职工，同质性较强，还带有单位福利的性质，但目前数量越来越少。第二类是“胡同里弄社区”，即在一条街道或几条街道形成的邻里社区，比如上海的弄堂、北京的四合院等，大家来自不同的工作部门，但经年累月的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一个“熟人社会”。第三类是“物业社区”，人们通过市场化购房聚居到一起，往往异质性较强，也比较容易变成“陌生人社会”，这类社区是目前城市社区的主体。以上几类社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社会参与的力量和程度较弱，社区建设可以走多样化的探索道路，但根本的一点是要营造归属感、满意度、安全感和参与性。
现阶段中国大陆的城市，地缘关系的弱化导致邻里间互动减少、居民参与社区组织活动的频率下降。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在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出现了“社会整合”的缺失。这种情况造成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治理摩擦的成本大量增加，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贯彻落实和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受到阻碍。现代社会的管理方式正在转向以社会治理为代表的管理方式，治理的理念突出了社会群体内多元化主体共同平等参与的形式。
从20世纪90年代起，政府兴办了一些社区教育的机构，如社区学校、文化中心，当时的目的主要是出于维稳的考虑，希望用文化教育来消弭基层社区的一些矛盾，为此配备了社区文化教育设施、人员、活动内容、经费等。社区教育机构成为如今社区群体性活动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聚集社区群体的作用近似于西方社区的教堂或中国古代的宗祠，在这个平台上，社会教育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起到了促进作用。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在人性分析的基础上，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正是根据这种对人的人性的认识而作出的。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治理、重构当代城市基层社区共同体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今天的社区确实不再是“政府的腿”，而正在变成“居民的头”［5］。社区建设通过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使得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民主素养和参与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也开始建设各种参与机制和渠道。社区治理正从大家的事情政府办，转变到大家的事情大家协商办。社区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迅速地将分散的信息、资源汇聚起来，为政府正确决策、公民行动、企业行为提供依据，以减少由于信息封闭、资源空置造成的决策失误、反应失当、管理失效、短期行为等不利于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区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信息、资源交汇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平台，一个城市治理中各方倚重的中介和平台。在这个维度上，社区教育是大有可为的。
二、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
1986年上海市普陀区真如中学成立社会教育委员会，拉开了社区教育的序幕。三十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区教育所要解决的问题，社区教育发展的重点，社区教育发展的形态，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区教育一经产生便呈现燎原之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社区教育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现象，是在我国当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以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背景下，对教育改革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区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各类社区教育机构，标志着社区教育正向着社区支持教育这一更高层次发展，正在逐步实现社区教育的第二次飞跃。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们对终身学习的认识与理解的不断深化，学习型社会已经越来越被视作新时期文明社会、文明城市的重要标志，学习成为每一个公民个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在社区教育实践中，人们意识到，社区教育是利用社区内各类教育资源，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发展、文明、进步的一种社区性的一体化教育体系和教育活动过程，在社区建设中起着主导与核心作用。社区教育是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建立学习化社会的基础，这种教育形式体现了教育发展与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发展社区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目标，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目前，我国社区教育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2000年至今，教育部共分五批设立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并分别于2008年、2010年、2012年评选了三批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目前，全国共有国家社区教育实验区90个，国家社区教育示范区90个，共计180个区、县参加国家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另有近500个区、县被各省市确定为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提出了“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的要求，社区教育正在被大家所接受，也有更多的区县投入社区教育的实践中。
近年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央七部委下发了关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如何运用系统思维，整体思考社区教育的改革发展，把社区教育放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大格局中，找准定位，谋划发展，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三、社区教育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
（一）满足不同类型的居民需求
社区教育通过课程、活动、讲座等不同形式满足不同年龄结构人群的学习需求，根据人群的不同年龄结构，适应各自需求。社区教育不仅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也让白领、外来务工人员，乃至外籍人士同样享受到学习的乐趣。虽然有些人对“学习”会望而却步，而社区教育不仅真正实现区域的终身教育理想，更是丰富了休闲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促进了人们身心的更好发展。
社区教育的学习，赋予社区成员以新的生活意义。人们要么平时工作极其忙碌，缺乏与社会沟通的平台，要么退休后空闲时间太多，与主流社会脱节。社区教育使人们找到了新的舞台，丰富的活动内容，充实了空闲时间，提供了发挥才智的新舞台。此外，社区教育为社会边缘群体提供了缓冲和纾困的平台，让他们的个人价值通过舞台表现或人际交流继续得到体现，并摆脱孤独，度过快乐的闲暇时间。
（二）促进居民家庭的和谐和睦
家庭是社区的基本单元，家庭和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志。今天家庭规模普遍小型化，独居家庭、空巢老人屡见不鲜，但人们仍是需要有归属感的，且这种需求在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愈发明显。社区教育通过平等互动的交流学习体验，以支持个体学习为目的的社会交往，不仅拓展了社区居民的自我意识，也强化了共同体意识。正是这种共同体意识敦促每一位成员去努力学习并完善自我，激发他们共同解决问题的热情，让每个成员意识到自己对于共同体的价值，更促进了成员及其家庭的和谐和睦。同时，学习的过程，也激发了家庭成员的学习兴趣，增进了婆媳感情，拉近了子女与父母距离，促进了夫妻互敬互爱，有助于家庭和顺美满，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在社区教育中自发形成的学习团队的作用下，居民产生了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交互行为，显示出主人翁责任感，并自觉维护团队的集体荣誉，自觉地以整体利益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团队成为成员们的另一个家。
（三）提升社区居民的集体认同
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加快，孤老、退休老人、外来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居民区迅速扩大。成员虽处于共同的社区，但是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联系甚少，相对而言，成员之间还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居民缺乏社区认同感，个人原子化带来的孤独感越发强烈。当居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区教育中，社区成员的互相认同也自然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良好的角色认知，能够有效提升心理认同，使得社区真正成为彼此共同的心灵归宿。
社区内邻里之间互助合作、相互照应、和睦共处，是维持基层社区安定、建构和谐融洽的社会生活环境、树立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条件之一［6］。在传统社区中，邻里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守望的淳朴关系，曾经是维系社区共同体生存和生活的基本力量。在新兴的城市社区里，社区教育以共同的生活旨趣和价值理念吸引居民参与，同时又不设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或准入门槛，这使得处于“单位社会”或“体制”之外的大量群体重新被整合，并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参与力量。参与社区教育既可提高市民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又可促进社会和谐、社区稳定，巩固和促进地区的长治久安。
（四）形成服务社会的奉献意识
参与社区教育有助于增强社区居民公益服务理念，提升社会责任意识。从居民的需求来看，许多领域的服务空间非常广泛，有待开拓，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参与，从而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服务内容。社区教育的开展，势必培养广大市民更高的思想认识水平。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运用，“参与治理”蕴含了有限政府、民主参与、社会公正等理念，被认为是公共事务和公共行政的最佳模式［7］。随着受众面的不断扩大，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为培养后续的成员提供可能。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后，必然会有反哺社会的意愿。
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居民能够将自己的学习成果贡献给他人，比如合唱队、舞蹈队去敬老院义务演出，书法团队的成员在春节免费为居民写对联等。从人的本性来说，每个人都有被他人需要的天性。当有能力为他人做些什么的时候，说明自己还是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荣誉感，以及奉献自我的快乐。
（五）产生社区内部的群体规范
社区教育活动提供了这样一个场域，人们在这里互通消息、讲闲话。在闲话中，增强了社区群体的团结，不断重复的闲话能够定义群体的规范。首先，维护了社区统一的价值观，对不合伦常、不合道德规范、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从而起到了抑制某些人不合情、不合理行为的作用。其次，界定了社区内的道德规范体系，将人们日常生活的事实和材料具体化，从中理出道德规范，在闲话中人们对道德规范加以重申和强调，对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加以谴责。通过闲话对道德规范的解释，人们能清晰感受到周围人群在提倡和反对什么，闲话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最后，由于反复重复和互相认可，人们会增强对群体的认同感，提升社区凝聚力。
社区教育领域存在大量活动团队，社区团队里的发起者，相当一部分已经或正在成长为这一个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团队的领袖人物。在不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前提下，社区团队多以文化休闲为主，其组织形态也较少受到约束和限制，能够实现自我组织、自我运作和自我管理。社区团队的领袖，在传播和教授知识、技能、观念的同时，如果能发挥他们在成员或学员中建立起来的威望和信任，则可通过协商议事、建立团队规则的方式来解决一些社区中的棘手难题。
四、重构社区共同体——社区教育与基层社会治理
（一）社会整合的重要平台
社区教育营造出的群体生活，有助于形成熟人社会，增进社会资本，促进社会整合，提升人际信任度。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的基本功能，一是实现人的社会化，即社会整合的功能；二是促进社会平等化；三是促进人的身心发展、自我完善。从教育自身的角度来看，社区教育同样承担了这些功能，因而在促进社会整合和凝聚，增进社会平等方面，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在社区教育机构中，许多社区居民成群结队而来，他们在这里所求的是“朋友圈”，是群体生活带来的安全感，确认他们尚未被社会主流所抛弃。社区教育承担了社会减压阀的作用，群体活动这一形式是社区居民的主要诉求。社区居民一起做同一件事情，参与同一个群体开展的活动，能让成员们感到自己是被接纳的，没有被抛弃。社区教育的课程、活动或演出，就其内容来看，显然无法与正规教育、专业演出相提并论，但社区居民，尤其是已经退休、子女不常在身边的老年人，远离社会主流群体的下岗工人，身体残疾的非健全人，热衷参与社区教育，其诉求就在于他们仍然渴望被社会接纳，仍然渴望不被边缘化为“独居老人”“空巢家庭”或“底层群体”。集体活动给参与者带来心理愉悦，比如他们在反复唱诵经典老歌、革命歌曲的同时，也在集体回忆曾经的美好或不美好的岁月，在记忆中找寻与分享往昔人生的成功，并通过周围同伴的肯定与重复，更加坚定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8］。
社区教育场所提供群体性活动场所，在人群聚集参与活动时，人们经历了从相识到了解，然后拉家常，甚至互相倾诉的过程。这样的交流互动可能是两三人的小群体，也可能是十几二十人的大群体。通过活动、课程，居民有了群聚的平台，他们的说话是建立在群体内相互熟络的基础上，对个体间增进了解、群体间增进团结有促进作用。充分表达意见是民众自发参与社区事务的基础，也是民主形式的体现，居民的参与能够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意见是受到重视的，他们对社会还是有着一份责任的，由此建立起来的主人翁意识能够更好地促进社区事务的协商解决。社区教育的各类团队成为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自我娱乐、自我提高的组织，发挥了非同一般的正能量，促进了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社区教育延伸和拓展了市民学习的空间和场域，凝聚起居民“包容合作、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精神，从而有利于团队成员互帮互助，友善待人，营造社区和谐氛围，培养公民自治意识。
（二）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出阵地
在社区中沉淀着大量低收入、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极易产生对社会和政府的种种不满。社区教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诞生之初，就是作为消除基层社会矛盾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存在的。一方面，通过休闲文化教育的方式，社区居民有了愉悦身心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区教育中输出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使社区成为公民教育、宣传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
“概念即是集体表现。”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杰作，是集体努力的成果，靠着每个人的行动和经验不断丰满，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借以表现经验事实的方式。在国家层面推出的关于“社区教育”的政策文件中，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建设学习型城市，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助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也提道：社区教育发展适应了我国发展先进生产力对提高社会全体成员整体素质的迫切要求。而在社区教育刚刚起步的20世纪90年代，这项工作是被当作社区维持稳定、缓解群体性矛盾的减压阀式管理手段的。这些政策文件强调了在推动社区教育过程中，渗透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也将其看作服务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
全国层面和各省市每年都通过大型赛事和庆典活动，不遗余力地宣传社区教育，各类活动每年可达500多项。“利用重大活动、纪念日，通过宣传学习活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9］。大量的赛事活动和仪式表演，强化了人们对其宣传的理念的认同。涂尔干说，“各种各样的仪式、节日和仪典所组成的一个体系，它们全都具有周期性重复出现的特征”，“仪式在道德上重新塑造了个体和群体，而且人们坚信仪式拥有着支配各种事物的力量”，通过举行仪式，群体可以周期性地更新其自身的和统一体的情感；与此同时，个体的社会本性也得到了增强。
（三）休闲文化的社会空间
社区教育是一种休闲文化教育，休闲本身“营造出一种社会空间，我们可以在其中改变自我定义，并向他人展现我们的自我定义”［10］。休闲文化在现代城市社区中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休闲文化教育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手段，也可以成为社会价值的体现。
休闲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的生活可区分为三种用途不同的时间：生存时间、维生时间、闲暇时间［11］。闲暇时间是一种没有任何外在强制因素干扰的时间，人们可以随其所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在当代社会体系中，闲暇时间的长度占据人们生活的比例越来越大。休闲具有一种特别的功能，即通过交流将群体联结在一起。休闲就是一种社会空间，在这里，朋友和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得以发展。社区教育自身带有的休闲属性，让其天然地营造出这种社会空间。
人类天生就喜欢聚集在一起，构成一种被称作是“社区”的群体生活。在社区教育的空间当中，人们可以面对一种较为类似的环境条件，在提升生活品质方面，也会形成一种反映人们共同兴趣的动力机制。通过社区教育，可以培育和倡导休闲导向的价值理念，营造具有各类休闲设施和资源条件的良好环境，以此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四）现代性生活的习得场所
社区教育正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社区虽然已不再是传统的那个感觉总是很美妙的共同体，但社区教育可以创造出另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人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重构现代城市社区的新共同体。
在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中，“生活规划就显得格外重要”，社区教育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规划选项，它让人们感到非常充实。“随着抽象体系对身体的逐步侵入，所有这些都已发生改变。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和外部形成的抽象体系可经由此外层进入身体。”［12］现代性的概念系统渗透了我们的思想，这就是现代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必备选项。人们在社区教育中获得的课程和活动，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声乐舞蹈，恰是构成现代性的一部分，社区教育在输出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教导人们如何在当今的都市生活中做一个优雅、得体的现代公民。而对于年轻时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底层或中老年退休人群而言，社区教育提供的现代性体验更是一种难得的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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