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哈尔滨鼠疫与伍连德口罩
中国人大规模佩戴口罩始于一百多年前。起因是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重大疫情,这期间有一位名叫伍连德的医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名字今天很多人或许并不熟悉,但他在中国的口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瘟疫,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甲类”传染病,令人色变的艾滋病、狂犬病只不过是传染病中的“乙类”。纵观人类疾病史,有记载的三次重大鼠疫分别是公元6世纪中叶之前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的“查士丁尼鼠疫”、欧洲中古时期的黑死病,以及19世纪末波及我国东北地区的全球鼠疫。
尽管事件已过去一百多年,但对于许多研究者而言,那场卷走了6万余人性命的灾难仍然具有历史研究价值。正是那场鼠疫战真正揭开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防疫工作序幕,它在组织管理、措施实施、医疗救护、防疫检疫等方面,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时,透过这次事件,我们也可以窥视清末民初社会的发展状态及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
伍连德将火车车皮改造为一百多年前的临时“方舱”——鼠疫隔离所
1910年10月25日,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洲里发生了传染性极强的鼠疫疫情。到同年11月8日亦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迅速传播到“北满”的中心地带——哈尔滨。随后,这一重大疫情犹如洪水冲破堤坝,席卷整个东北平原,继而影响华北各地。当时人人自危,都认为是老鼠引起的传染病,将这些老鼠视为最大祸害和传染源。然而,冰天雪地、严寒至极的东北哪里有那么多老鼠!当时甚至传出了喝猫尿的偏方(老鼠的克星当然是猫),而且极为盛行。在那个落后的时代,老百姓大多是“病急乱投医”。乱世出枭雄,时势造英雄。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名闻后世的“学霸”伍连德。这位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立即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伍连德医生遵循科学规律,通过解剖死亡者的尸体确认瘟疫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是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染的,根本不是由老鼠直接传染给人类的。伍连德因此成为防治此次重大鼠疫的关键人物。
伍连德(1879-1960),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台山市),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他自幼聪明好学,17岁就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赴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攻读细菌学,24岁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作为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他是我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先驱,也是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
伍连德:中国口罩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当时的东北,名义上属于清朝政府,但在国家孱弱、民族不振和边疆不稳的多重危机之下,早已沦为外国列强的半殖民地。这一地区实际上是处在日俄的控制之下。为此,要摸清疫情蔓延的情况,控制疫情、治病救人,必须得到国外势力的允许、支持——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备受凌辱的年代。伍连德医生率先“拜访”的是沙俄的霍尔瓦特将军,他当时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凭借自己的学识、外语和对欧洲文化的熟悉,同时也凭借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头衔,这位30出头的医生终于打开了后续大规模全面抗疫防疫的局面。
伍连德博士时任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他不顾生命危险先来到重灾区——哈尔滨,冒着极大风险解剖了中国医学史第一具传染病尸体,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首次对鼠疫尸体样本进行解剖,从而解开了一些科学谜团。东北地区1910年发生的这场大瘟疫,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染,加之当时环境艰苦和卫生防疫条件有限,疫情发展异常迅猛。
当时同样正值春节期间,民众按照习俗走家串户,团圆聚集者甚众。面对如此严峻的防疫形势,伍连德当机立断,借助于处在末日阶段的清王朝政府的诏令,采取了一系列防控和遏制措施。
首先,阻断交通。当时的东北,拥有全中国最发达的交通网络,鼠疫随着人员流动呈现蔓延之势。清政府接到东三省总督锡良的疫情奏折:“如水泄地,似火燎原。”为此,伍连德奏请清王朝立即封锁山海关,任何出入者必须在隔离所内观察后方可通过。此外,南满铁路、京津铁路全部停止运行,全力避免鼠疫向关内蔓延。
其次,设立隔离区域。隔离实践古已有之,但是伍连德的隔离则是积极吸收欧洲国家近代以来的先进实践经验,亲自指导在疫情地区采取针对性的隔离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伍连德从洋人(沙俄)那里借来100多节火车的车皮,将其改造为临时的“方舱”——疫病的隔离所。
再次,积极在关内大规模征召医生,组织运输队伍,动员各行各业服务人员,一同对抗东北地区的疫情,集中力量进行防疫。最令人敬佩的是,伍连德顶住巨大的民意压力,要求将病患尸体焚化掩埋。
最后,要求人们佩戴口罩。在当时,推广戴口罩是极为艰难的,因为口罩的普及率不高,而且鉴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可能人人都能戴上口罩。为此,伍连德发明了一种更加简便有效的防疫口罩,在整个疫区推广普及。
总之,通过阻断交通、隔离病人、调集资源、焚化尸体、佩戴口罩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哈尔滨媒体发布的死亡人数迅速降低,直至最终出现零死亡报告。伍连德医生在东北地区抗疫取得了巨大成功,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913年他被委任主管“鼠疫防疫局”事务;同年6月,总统袁世凯亲自接见并让他继续担任陆军军医学校的协办(已任职6年),此外还聘其为大总统侍从医官。随后,每当中国其他地区爆发鼠疫,伍氏的应对之策便继续发挥作用。例如,民国六年(1917)年底,山西爆发鼠疫,伍连德奉命防疫,因之前积累的经验,使鼠疫很快得到控制。民国九年(1920)年底,全国性的鼠疫再次爆发,这次在他及同行助手的努力之下,成功地将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当然,抗疫的代价依然惨重,譬如他的得力助手之一、协和医学院毕业生、主管逐户检查的阮德毛医生因感染鼠疫而殉职。
正如前文所述,在防治鼠疫实践中,伍连德归纳总结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疫策略。此外,他发明的“伍连德口罩”受到世界各地医学界人士好评,成为那个国弱民穷时期中国人的独到发明,后来它也在全球范围得到推广。伍连德口罩用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缝制而成。这种双层纱布口罩,内置一块吸水的药棉,从而有效地防止了飞沫的传染,达到隔离病患飞沫的作用。这种口罩制造简单,材料易获得,成本低廉,只需当时的国币两分半;而且使用方便,疫区民众纷纷使用,从而大大降低了这次重大疫情的病死率和传染率。
哈尔滨鼠疫由于伍连德的不懈努力被迅速控制,各国的医学专家对此次伍连德采取的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说这也是世界范围内一次典型的成功抗疫案例,后来伍氏被冠以“鼠疫斗士”称号。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在那个被人瞧不起的年代里,在中国本土举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医学学术会议实属难得。除东道主外,其他与会代表基本上都是来自英、美、法等11个列强。当时共有34位医学代表,而值得关注和自豪的是,伍连德当选本次研究会的会长。在本次顶级的世界医学学术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对方便、实用的伍氏口罩赞美有加——“伍连德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这充分说明在那个备受外国列强凌辱的年代,中国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能创造出令西方同行叹服的新发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伍连德或许是个小人物,但他在20世纪初为中国的防疫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此,他还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候选人,这或许是20世纪中期中国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伍氏离沪赴港,最后归根于出生地——马来西亚。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仙逝于槟榔屿,享年82岁。
一百年前的“伍氏口罩”,古朴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