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盖房记[1]
我妻子索菲娅、我自己，以及我们一群孩子里的头一个，最早住在伦敦郊区一种号称是“梦寐以求的半独立式别墅”里。但事实上我们的住处跟我们梦想的样子完全相反。我们连招待来访朋友的地方都没有；燃煤也不得不放在屋外，靠着后墙堆成一堆。假如某天我们硬塞了几个熟人进来一起共进晚餐的话，上菜就成了一大难题。因为没有餐柜间，这种时候女仆就会习惯性地把盘子放在楼梯上或过道的凳子椅子上。假如我们就座后又有客人来的话，来人就会看到剩饭剩菜杯盘狼藉地摆放在这些地方，可能旁边还有待上桌的芹菜，于是通常便嫌弃地离开。在下雨天、扫烟囱，以及大扫除的时候，你会看到椅子四腿朝天，水桶挡在门口，人需要侧身才能在这些障碍物中间穿行。我们自然对这个别墅牢骚满腹，并下定决心：一旦条件成熟——当然是指跟钱有关的条件——我们就要将心头盘算已久的一个念头付诸实践。
这个念头就是要在比我们当时住所离城更远一点的地方盖一座我们自己的房子。这个新住宅在所有方面都将完美无缺。它的大小和比例虽然尚未可知，但足以让我们从此无比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一点我们早已确定。盖房的花费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刚刚好，能配得上我们新得的幸福。它的选址要在一个有益健康的地点，底土得是一层干沙砾，在泉水上游约九十英尺[2]处。北面需有树林，南边需有风景，还要交通便利、铁路直达。
十八个月前，蒙上天恩赐我们有了第三个孩子，我们决定要将以上想法付诸行动了。我想详细地介绍一下房子本身，而不是它的地理位置，至于我克服了多少困难最后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在此恕不赘述。对那些蜿蜒的路旁标记着粉红或绿色小长方形的地图我早已了如指掌。那些张贴在火车站和房产中介窗上“建筑用租地”的多姿多彩的规划图我也都谙熟于心：草图里那一行行的，或是富有艺术感的不规则的卷心菜，指的其实是大树，种下去长大后就可以提供阴凉；那一块块蓝色指的是鱼塘和喷泉；直抵地图边缘那又宽又直的一条是通往火车站的路，有时火车站的一角也会入图，以假装此地离火车站很近，有的地主大概是想以此掩盖事实。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仔细研究之后，我意识到我们在选址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想法必须得放弃。最先放弃的是北面的树林，经过短暂的挣扎后，位于泉水上游九十英尺的要求也随之而去了。索菲娅像所有妻子一样无比执着，坚持她对南边要有优美风景的要求，而我则早早被打败不再想着沙砾底土的事了。最后我们终于定下了一块地，假装那里交通便利、有益健康，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可称道之处。约定的租期是九十九年。
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找一位建筑设计师。我有个时不时写点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文章向杂志社投稿的朋友，他向我倾情推荐了一位彭尼先生，说这位先生在建筑方面是个全才，要说他在专业上有哪方面更为出色，那就是为普通收入的家庭设计高性价比的房子。我马上跟索菲娅提议，先好好计划一下最适合我们的房间安排，然后去拜访这位设计师，好让他把我们的计划变成现实。
我画了个草图，索菲娅也画了一个。她画的客厅和餐厅很大，几乎是我画的两倍，不过她的门窗大小还算合理。我们很快就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达成一致。争论很久都无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去了彭尼先生的办公室。我告诉了他我的来意，他拿出一张大图纸，做了一些气势十足的笔记，还标上大大的括号和破折号。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四周环绕的是一卷卷的图纸、圆形、正方形、三角板、圆规以及其他各种被人类时不时想出来的新发明，我意识到这些我在数年前才从欧几里得几何学里隐约知道的东西原来都是真实存在的，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任由他摆布的傀儡。他奇迹般地摆平了一切问题：我们被告知每一个房间只能是多大面积，上楼梯只能采用某一种方法，以及我们一次只能订多少红酒，才能放得进他脑中设想的酒窖。在他辅以实例力劝之下，不管我想不想接受，他专业的意见都在我的脑海中自动浮现出来。索菲娅当时一直保持沉默，所以我认为她也跟我一样身不由己；但她事后跟我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只不过是那会儿有点疲惫罢了。
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急于想说明讲定的千八百英镑不能超支，于是我又跟彭尼先生重申了一遍。
“我会把我预想的房子给您做一个大致的估算，”他呼唤他的职员，“莱能！”
“先生，请讲。”
“四十九乘五十四乘二十八，十四的两倍乘三十一乘十一，还有其他一些小地方我们大概算个一百六十。”
“八万两千四百——”
“但是最多一千八百，”我说，“是我们能给——”
“英尺，我亲爱的先生，英尺，立方英尺，”彭尼先生接着说，“莱能，就算一英尺六个便士，余数忽略不计。”
“两千两百镑。”这实在是太多了。
“这样，试试再少一点，把所有一百以下的全都减掉。”
“大概一千八百七十镑。”
“在我看来这非常令人满意，”彭尼先生说着转过身来问我，“您觉得呢？”
“约翰，你别太吹毛求疵了。”我妻子插进来说，“我相信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公道的价格了，又要讲究又要便宜，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顺便说一句，索菲娅在人前从来不会以“亲爱的”来称呼我。她的理由是，这种行为就跟古代被围城时故意把面包扔到城墙外面去一样，它其实意味着内在的匮乏而不是富足。）
我没有再跟设计师纠缠下去，然后我俩便站起身来准备告辞。
“彭尼先生，请你一定要建一个很棒的花房，”我的妻子说，“要别具特色的。最好能是中国园林风格的，在角落有些漂亮的装饰，就像史密斯夫人家的一样，或者比她的更好。”她补充了一句，转头瞥了我一眼，我在那一瞥中仿佛看见被打破了的摩西第十诫。[3]
“我们会把设计草图给您送过去，相信会非常适合您的。”彭尼先生亲切地回答，就好像对所有打算盖房的人的想法他早已拥有一本指南大全似的。
至于盖房规划的全过程我就不赘述了。有一天早上我们到现场查看房子的地基，这时建筑施工队已经选定，房子结构也已经在地上标了出来。
说起来真是奇怪。新房子画在地上的轮廓不知为何看上去真是小得荒谬又恼人。看到它，想想每天会在墙板、门柱和壁炉上撞出多少瘀青来，就觉得下半生都要在这样的狭小空间里度过将是多么凄惨。在我看来，画线标记出的起居室就跟个牢房差不多；厨房看起来就像个大盒子，而书房好像只能装下一个壁炉和一扇门。我们被告知房子画在地上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但是索菲娅看到客厅小成这样，厌恶之情无论讲什么科学道理都没法减弱半分。得再加长六英尺——或者四英尺——至少得三英尺，她理论了半天，于是客厅相应加长了。我好不容易把她哄离现场踏上回家的路，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房子一天天垒高了，烟囱也竖起来了。一天，我们正站在一旁看着工人们在屋顶上忙活，施工队的工头向我们走来。
“先生，这是您自己的房子，而且我们正在做最后一根烟囱，您要不要上去看一看呢？”他说。
“我要是个男人的话，肯定上去了，”我妻子对我说，“从那么高的地方望去，周围的风景一定很美吧！”
这回答使我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因为我必须承认我对登高并不热衷。每次看到那种人容易失足滑落，却没有防护栏的高处，无论是悬崖峭壁、屋顶、脚手架还是其他高处，我都会觉得站在地面上远比站在这些地方更合我意。但是我的房子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很高，而且也就只需要上去这么一次，所以我还是回答说我打算上去看看。
我在爬梯子的时候膝盖就已经颇感压力了，但这还不算什么；当我跟着工头踏上两条窄窄的木板，每走一步木板就向下弯一下的时候，所经受的恐惧才真正让人难以忍受。但是既然已经开始就只好继续下去，于是我接下来又爬上了另一个梯子，看起来又细又不坚固，而且顶端也没有用绳索固定。我看着梯子踏板之间的地平线，忍不住假想万一梯子某一部分突然断裂，将是多么骇人的场景。为了驱逐这个念头，我赶紧在脑海中批判起当天早上《泰晤士报》的头条社论来，可是这个方法并不奏效。于是我又开始想象，虽然看上去出奇的高，其实我离地面不过四英尺而已，但这个方法也失败了。当我正准备开始想象地面上铺着无数羽绒褥垫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到达了脚手架顶端。
“这儿可真高啊。”我对工头说，竭力想显得镇定自若，但显然并不成功。
“嗯，不，我们有时候盖的建筑比这个高多了。”他回答，“我得提醒您别踩到那块木板的顶端，因为它会翻转——当然，您要是从这儿掉下去，跟从纪念碑上掉下去是一样的效果，等他们把您抬起来的时候，您的小命早就玩儿完了。”他边说边眺望四下里的庄稼和天气，说得就跟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一样。
这时一个工人把一摞砖放在了前面提到过的木板上，木板就在我脚边翻转了，于是我就像私家马车后面那些小个子男仆一般，被颠得上下晃动不已。我战战兢兢地问这些砖这么重会不会导致危险，同时脑中浮现出一段报纸新闻，题为“脚手架超重酿成的惨剧”。
“我正想说这个事儿呢。阿丹放的砖确实有点太多了。”工头回答，“不过只要我们不上下乱蹦，不打喷嚏，架子是不会断的。虽然那次那个拌砂浆的小子百日咳实在是太厉害，导致我可怜的兄弟吉姆挂掉了。”他语气是那么轻描淡写，就好像他自个儿长了好几个脖子，所以摔断一两个不足为虑似的。
我的妻子在远处摘雏菊，很显然她毫不在意我是在脚手架顶端，还是在底端，或是躺在圣乔治医院里；于是我打起精神准备下来，并再次踏上那个瘦小的梯子。我没法准确描述自己是怎么下来的，但整个过程中我觉得身上就像是被打了无数个孔，风从四面八方贯穿而过。待我离地面越来越近时，这种感觉终于消失了。我妻子对于高度的认知显然和我相去甚远，她仔细地询问在上面看周围风景如何，而我压根儿就忘了这件事。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再来一次。我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去打扰我的烟囱了。
接下来就是持续的焦虑以及在老住所、新房子和建筑设计事务所之间来回奔波。除此之外一切还算顺利，直到房子即将落成之际。索菲娅在建房之初热情满满，但现在她的热情已燃烧殆尽，只留下我独自面对后期遇到的种种麻烦。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门廊。我本人很讨厌下雨天在别人门外等候还要经受风雨侵袭，所以我一直打算如果有朝一日要盖房就一定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门廊。结果当工人们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时，我才懊恼地想起我一直忘了跟彭尼先生提这件事，而他也从来没有跟我建议过要建个门廊。
“要不要门廊这纯属个人感觉和品味，”他听到我的抱怨以后如是回答，“所以，当然您要是不提，我是不会放上去的。不过这一回正好，您的房子加个门廊的话外观上会有所改善。不过这会有个问题，就是门廊的顶部会把原来楼梯平台那儿的窗子给堵住；当然我们可以在高一点的地方开个口保证通风，只要您不介意屋内有些许黑暗，或者说昏暗。”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很可能会让我和家人患上慢性忧郁症；但是我又想起来在广告里看到过一种反射镜，据说能把阳光反射到屋子里任何一个角落，于是为了梦想中的门廊，我决定忍受窗户被遮挡的不便。不过后来我发现昏暗是全天候的——那个所谓的专利反射镜只能把一团圆圆的亮光反射到我们压根儿不想要它照到的对面墙上，而我们想要它照到的楼梯平台那里黑暗如故。
跟建筑施工队以规定好的金额签合同建房的过程中有一种陷阱，稍不留神你就会中招，这种事故有个学名叫作“产生额外费用”。如果你不想被左邻右舍说闲话，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付给施工队一大笔远远超过合同金额的钱，中间的差额当然就是额外费用。就我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最后肯定要付一些额外的钱，但我的常识显然还是不足；也许彭尼先生本人也应该更明确地告诉我，但凡我回答了“是”的所有问题我都得付钱。比如某个窗子，我想不想要比原设计的更大一些？而另一个窗子，考虑到门的位置，要不要比原计划的小一点点？诸如此类。此外还有一大堆的“未包含在内”的东西：餐具洗涤室的水槽、集雨箱和水泵、屋顶的天窗、刮泥板、屋顶的风向标以及东西南北四个字，还有育儿室的换气设备、厨房的换气设备，虽然这些设备运转良好，但方向却正好弄反了；还有获专利的神奇的门铃拉绳，以及皇家特许的非凡的厨房炉灶——只需三便士三法寻就能让火持续燃烧十二小时，还可以用各种方式烹制大块肉骨头，加热头一天的剩饭剩菜，煮得了蔬菜，熨得了衣服。我没有严格地把每笔花费都记个账，而且太过信任彭尼先生，认为在他手里可以放心，不会有太过分的超支。结果当我发现所有这些额外花费加起来有好几百镑时，整个人都不好了。我有种想再盖一座房子的冲动，哪怕要再经受一次所有的担忧焦虑，以证明这次我会殚精竭虑避免产生任何额外费用！
最后一切总要结束，于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一位房屋监察员。传说中监察员的职责就是要确保你不会被建筑商以附加费用形式多收哪怕半个便士。建筑商先对房子某一部分报个价，可能比实际价值贵一倍，监察员又再报一个价，只有实际价值的一半。然后他们再通过打嘴仗来解决争端，把估价的差距逐渐缩小，一直到最后取个中间价。我所有的账目都经过了此种操作。
搬家车把我们的家具和财物送到了新房子，其间还算顺利；但是在安顿下来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些恼人的小事，要不是因为索菲娅对此事的态度如同圣马丁节[4]前的和煦小阳春，估计我的感受会更加糟糕。烟就是其中一件烦心事。书房的壁炉一生火，所有的烟尘就全都灌进了屋子。我们在困扰中只好叫来了设计师彭尼先生，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有没有试过把烟道排气阀打开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确实没打开，一打开后，烟尘立刻就都被抽走了。最后，我还记得一天晚上索菲娅突然跳起来大喊，把我三魂都吓掉了两魂：“天哪，那个该死的施工队！育儿室的窗子连一根铁栅都没有装！约翰，说不定哪天我可怜的孩子们一不留神就掉出去了——他们哪里懂什么危不危险？——然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你当初为什么要把育儿室放到三楼啊？”你们可以确信，第二天一早铁栅就钉上去了。
一八六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