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古代之东北（自最初期至隋前）

第一章 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

第一节 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

环渤海黄海岸，有济水、黄河、滦河、辽河、鸭绿江（古名马訾水）、大同江（古名水）之冲积地。此一区域，在汉唐明清之盛，属于同一之最高政治组织，当南北朝五季之衰，犹不失文化之一统。过此以北，至于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黑龙江流域，虽在永乐以前中国之统治系统不过藩封（金元除外），然其民族固皆是所谓“东夷”，通古斯族其一，城郭礼俗，最近中土，南向望化，封贡不绝。且所谓通古斯族者，或谓其正是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下流民族构成之一基本元素，今试看所谓满洲人者，人体组织有与黄河乃至长江流域人民巨大之不同乎？人量学之记载，关于此数地者，今尚未有充实之材料可作大规模之比较，以为深入之结论。然表面看去，关内人与关外人（无论有汉姓或无汉姓），除关外人因幼时仰卧而后脑骨稍平外，实无他异也。

近年在远东之考古学颇发达。以安特生、步达生诸君之贡献，吾等今已确知虽在混用新石器时代，东北区域在人种及文化上已与北中国为一体。民国十年，安特生先生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发掘一穴居留遗，其研究报告见于地质调查所出版之《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依此报告，此遗迹中所藏乃混用新石器时代之文化的遗物，而与安君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所发见者异常的合同。其结论云，彼在仰韶所发见之贝环，在此奉天穴居中“惊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层中并发见带彩陶器残片，此种陶器“正是在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本书第四十二叶）。凭此两点之重要，安君作结论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与彼一河南遗址，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即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

此两地所出之人骨遗留曾由步达生先生研究之，彼之结论亦谓此两地之混用新石器时代文化居住者大体上是一事。彼云：“经比较之后，知沙锅屯居民与仰韶居民并与今日北部中国人为一类。”（见《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三册）

按，安君为系统的研究中国带彩陶器之人，其发见已为世界古代文化史辟一新章，步君为动荡一时学界之“北京原人”之寻求及研究者。以两君学术上之威权论，其结论自有重大的价值。凭此科学的根据，谓史前时代东北在文化及民族上即为中国之一部，可以不谬也（此意据李济先生，应声明）。

在东北考古得如此结论者，不特两君为然，日本学人之凭证据者，亦未能立异说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教授于1928年发掘旅顺之貔子窝，其工作之细密，印刷之精工，颇堪叹服。所附人骨研究，为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清野谦次教授等所作，其结论云：

总结说来，貔子窝人在许多点上与近代支那人及朝鲜人较远，而与石器时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锅屯人为近。如想到貔子窝人与近代人种的体躯的关系，吾人可说，在甚多骨骼的形质上，貔子窝人对近代人种中，独与支那人为最近。然则此石器时代之貔子窝人，谓为与近代支那人之祖先为一事，实最可通之说也。

滨田君虽未说得如此决断，然亦是同意于此者，其言曰：

历史指示吾人，当年此一中国地段大有为通古斯民族之名肃慎后号挹娄或勿吉者居住之可能。鸟居博士数年前曾谓在南满洲之新石器遗址为通古斯人，《晋书》所谓肃慎者所留，此类人在汉武东征前即住此地，至于砖墓贝墓则应归之于武帝后之汉人耳。此虽可聊备一说，然而谁知其曾于周汉时代占南满洲耶？又谁能否认纪元前一世纪武帝时以前汉民族之伸张一次再次不止耶？吾人诚不能免于置信者，即武帝时之汉人东渐，不过是前此支那人伸张之重现，而武帝之成功，正以其本地原有相当的民族的根据耳。此区中鬲式甗式陶器之常见，应归之于汉代，前支那人之伸张，而不应以为仅是文化之浮面的带入。纵使貔子窝附近区域曾受通古斯民族相当之影响，吾敢谓此地大体上仍多是支那式，文化上、人种上皆然也。此一说实根据在此所得骨骼的及文化的材料之最自然的结论。即置此人种的问题而不论，此地所出带有支那形质之陶器与石器及支那自出之泉币与铜器，其众多已足指示其不能仅为一种表面的移植，而必是深密结构于人民生活中者，只是带彩陶器之来源尚待后来研究，以断其究为本地所生抑是自外引入耳。

至于以通古斯人为自中国北部向东北移徙之民族，因而中国人与之有一共同之基本之一说，如史禄国诸君所谈者，事关推测，不遑悉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