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商鞅变法

公子连夺君位

蜗居在西北苦寒之地的民族，一直受着魏国和西戎部落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在魏文侯之时，秦军在吴起的打击下，不断丧失领地，眼看秦国有被灭亡的危险。

面对魏国的蓬勃发展和秦国的困顿低迷，公子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遥望西北，多少年前还是公子连的乐土，秦灵公死后，公子连以为自己能够名正言顺地继承国君之位，没想到叔祖秦简公将国君大位抢了去。为了免遭不测，公子连在一批忠臣的帮助下逃到了魏国避难。这一去，便是二十九年，期间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

秦国这边，秦简公去世后，儿子秦惠公继位，待秦惠公去世后，秦简公才两岁的孙子秦出子坐上了秦国国君的位子。此时的秦国，把持朝政的是秦出子的母亲。她大肆重用宦官和外戚。秦国老贵族与之爆发了激烈的矛盾。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秦出子的母亲只能用赏赐去麻痹他们，这样一来，矛盾虽然有所缓和，秦国的国库却就此一贫如洗。眼看着她的统治岌岌可危。

此时，赵国实现了与楚国的联合，对魏国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为了彻底让魏国陷入被动，赵国与楚国还加紧了和西方秦国的联系，霎时间，魏国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境地，这种局面几乎是魏文侯以来最不利的。

为了打破被动挨打的局面，魏武侯决意将公子连送回秦国。按照魏武侯的计划，只要公子连在魏国的帮助下夺回国君之位，秦国便会亲厚魏国，即使夺位失败，秦国也必定会大乱一场，失去东进的精力。对于魏国而言，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公子连拒绝了魏武侯，他首先感谢魏国的悉心照顾，然后说明基于魏国目前的局势，不愿意让魏国劳师。这就是说，他要依靠自己独立的力量，回到祖国。

当时的秦国，已经有很多人和秦出子母亲不和，其中最有实力的当属朝中大臣。公子连首先要拉拢的就是这些人。其次，公子连则是联系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自耕农，他们是和秦出子利益冲突最大的群体。再次，公子连派遣了一大批能言善辩之人前去秦国，在街头巷尾发布将要施行新政的消息，其中主要涉及打击秦出子所重视的外戚和宦官。最后，公子连拉拢秦军将领，还对那些豪杰义士给予优待，尽量用金钱让他们为自己服务。事实证明，公子连的做法是很正确的，在他的努力下，他获取了秦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一年之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公子连只需要回到秦国，便很有可能夺回失去的国君之位。于是，公子连向魏武侯辞行。公子连归国的消息很快被秦出子之母知晓，于是她紧急派遣军队前去西河，准备在公子连尚未归来之时将之消灭。

公子连早就预料到秦出子之母会有此一招，所以在此之前，他就收买了军队的将领。整个军队早已投向了公子连。此外，秦国上下许多人听说公子连归来的消息后，皆来迎接。就这样，公子连兵不血刃便回到了秦国都城雍城，在军队和百姓的簇拥下，公子连很快便将少数忠于秦出子母子之人一网打尽。公子连正式坐上了秦国国君之位，是为秦献公。

公子连成功坐上国君大位后，便开始了一系列改革。秦国在秦献公的改革之下，国力大大增强。到了秦献公晚年，他打破了当初对魏武侯的盟约之言，用战争的方式展示秦国的改革成果。

秦献公十九年（前366），韩魏两国兵临周天子封地，威胁周显王，秦献公找准这个借口，起兵勤王。韩魏联军与秦军在洛阳一线交战，韩魏两军大败，被秦军斩杀了数万人马，这使得秦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了很大提升。尝到了甜头的秦国，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们在西北的高地上虎视眈眈，一旦有机会，便会东出函谷关，参与中原的争霸大业。

当然，秦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夺取魏国的河西之地。当初迁都，就是为了表示这个决心。秦献公二十一年（前364），秦军大举攻击魏国，在失去了吴起的情况下，魏国一败涂地，吴起所攻占的河西之地，全部重新落入了秦国的手中。

秦军甚至一度达到了魏国的石门，斩杀了六万魏国军队。在秦献公获取了对魏战争的胜利之后，周显王赐予了秦献公“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可谓名利双收。两年后，秦国和魏国再次交战，这一次的战场在少梁。此次战争，魏国再次遭遇惨败，甚至连魏国的相国公叔痤也被俘虏。不久，秦献公去世，即位的是秦孝公。

商鞅入秦国

乱世有一个优点，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这为贫寒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道路。在战国时期，一个人只要有才华且有雄心壮志，就不会被埋没。商鞅早年由于没有遇上明主，因此郁郁不得志，差一点枉死在魏国。商鞅渴望使尽平生所学，立名于当世立功于后世。所以，当他听说秦孝公为重振秦穆公的霸业而下令遍寻天下贤才时，毅然离开让他彻底绝望的魏国，只身前赴秦国。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言辞恳恳，秦孝公却昏昏欲睡，没听进商鞅的一言半语。事后，秦孝公责备景监，说他推荐之人乃迂腐呆滞之徒。景监也很无奈，这时商鞅再次求景监引见，景蓝对商鞅还抱有一线希望，所以再次答应了商鞅的请求。第二次召见，秦孝公懵懵懂懂，觉得商鞅说得有理，但不合他的心意。经过两次交谈，商鞅已经完全探知秦孝公的心愿，请求景监第三次引见。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果如商鞅所料，他很信服商鞅的话。

原来秦孝公复业心急，渴望在有生之年称霸中原，重振秦穆公的雄风。古语云，欲速则不达。欲成大事，而又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办成，唯有施行霸道。后来，秦孝公召见商鞅几次，商鞅都用称霸之道开导秦孝公。秦孝公对霸道很痴迷，所以与商鞅交谈时，他会不知不觉移席靠近商鞅，不厌其烦地听其讲解。

法家注重的是刑罚之学，商鞅知道法家的弱点，即威严过重，缺少恩德。但诸侯争战不断，商鞅久不得志，加之秦孝公诚心重用，他只能赌上一把，利用严刑峻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强秦国国力。

秦孝公的大臣甘龙是保守派，不主张变法，认为变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为反驳甘龙的观点，商鞅朗声说道：“聪明人负责制定礼法，愚蠢的人不知变通，天生注定是被聪明人的礼法约束的命。贤能的人懂得因势变更法度，无能的人蠢笨如石，只会傻傻坚守，全然不知因时而变。”

这几句话，字字如利箭射中甘龙的要害，甘龙无言以对。商鞅话锋逼人，霸气凛然，老臣杜挚起身反驳。杜挚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最好不要贸然变更礼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最好不要更换国家旧器。坚守祖上礼法不会有过错，让百姓安于俗见不会出现偏漏。如果肆意妄为，难免扰乱天下。

杜挚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只因惧怕变法会带来不利影响而一味排斥，势必会丧失变法的最佳时期。面对这两个顽固派，商鞅越战越勇，他说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话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并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只要有利于国家，旧的礼法是可以被超越的。

秦孝公立志图强，苦无善策，商鞅才高志大，秦孝公自然极力支持。

徙木立信

商鞅意识到颁布新法如果得不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贯彻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为了保证新法在百姓中顺利施行，商鞅认为必须取信于民。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秦国国都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只要有人搬木头到北门，国家赏赐十金作为报酬。

百姓初时并不相信。很多百姓站在城门外观望，不知商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观望者越来越多，却仍无人向前搬动木头，商鞅增加赏金到五十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金加到五十金后，百姓人头攒动，三三五五，交头低声商议，跃跃欲试，但仍无人敢出来搬木头。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里终于走出一个人，他说：“让我来试试。”说着他就把木头扛起来，将其搬到了北门。商鞅果真派人赏给那个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金。

这件事传开后，在秦国引起了轰动。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长商鞅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城门立木，只为取信于民。商鞅通过此事就是想告诉百姓，让他们相信朝廷。凡是朝廷颁发的诏令，一定言而有信，不问身份尊卑，对有功者必赏，对违法者必罚。

得到百姓的支持后，商鞅开始正式变法。商鞅一生一共主持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有三大作用：第一，强调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体现在鼓励农耕政策上；第二，强调建立军功，提升军人的社会地位，这是战争方略；第三，强调维持社会稳定，杜绝犯罪，这是以严刑峻法的方式稳定社会秩序。

从变法的内容来看，变法处罚严苛，容易引起百姓不满。新法实施了一年多，百姓怨声载道，仅国都就有一千多人非议新法。商鞅声威凛然，但也不敢轻易触动众怒，正当商鞅为新法的推行而焦虑时，太子触犯了新法。

城门立木树立了改革的信誉，商鞅需要再次惩罚高官，树立新法的威信。触犯新法的是太子，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轻易施加刑罚。但是，如果不惩罚太子，就不能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处罚了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

太子的老师遭到商鞅处罚，太子自然痛恨商鞅，同时百姓和官员也因此事见识了商鞅的威严，再没人敢非议和阻碍新法，新法顺利地推行开来。

经过第一次变法，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国家虽然富强，但社会仍处在高压政策之下，百姓很忌惮连坐法。生活在秦国，百姓必须事事小心，处处留神，不能说错话更不能做错事，仿佛头顶悬有一柄利剑。

经过几年的改革，原先非议新法的人获得利益后，开始鼓吹新法。商鞅听闻后，认为那些人会扰乱教化，于是将他们迁移到周边小城。

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因此他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作为改革家，商鞅十分刚毅，敢想敢做，所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树敌太多注定了商鞅的悲剧结局。

公子虔受刑

秦孝公三年（前359），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施行变法。秦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又被提拔为大良造。大良造是秦国二十个等级爵位中的第十六级，可见秦孝公很倚重商鞅。

秦孝公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战胜魏国。商鞅被提升为大良造后，在秦孝公的授意下亲自领兵攻打魏国，抢占其安邑地区。此次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向历史宣告：魏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国迁都咸阳。此地占据山川之险的同时更加接近魏国。此时的魏国仍然以强国自居，还未把秦国放在眼里。但变法后的秦国早已不是当年时常败于魏国的秦国了，秦国用十年的功夫积蓄力量，已经能够和魏国匹敌了。

迁都咸阳后，为了火速超越并战胜魏国，商鞅开始施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是第一次变法的补充。经过两次变法，秦国百姓受到户籍和地域的双重限制，个人自由被约束。商鞅屡次约束百姓，目的只有一个，让百姓以“耕、战”为本，杜绝经商、学习、游说和私斗等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活动。

第一次改革，秦国走向富强；第二次改革，秦国走向中央集权。秦国由弱国变成强国，商鞅功不可没。经过两次改革，秦国已经变成了一匹能征善战的千里马。商鞅希望自己的千里马能够踏平其他诸侯国，实现全国的统一。

新法刚刚使秦国走向称霸的大道，又有人居心不良触犯新法。商鞅有改革家的大无畏精神，不为太子留情面，更不会为其他人留情面。

上次太子触犯新法，他的老师公子虔被罚，公子虔恨商鞅入骨。第二次变法施行四年后，公子虔再度犯法。商鞅毅然决然地处公子虔劓刑。劓刑，就是割掉鼻子。为了变法，商鞅整得公子虔面目全非，这加深了公子虔的怨毒之心。商鞅两度惩治太子的老师，毫不顾忌太子的颜面，使太子对商鞅心存忌恨，这也为商鞅埋下了祸根。

改革法令颁布后，商鞅宣布：以法为教。按新法行事的温顺百姓，商鞅大赏特赏。被赏赐的人多是耕田种地优秀、出军作战勇敢者。有赏便有罚，遵循新法可以获得赏赐，触犯新法便要遭受处罚。

面对触犯新法的人，商鞅决不姑息。有一次，七百多个囚徒触犯新法，商鞅手起，七百多颗人头马上落地，血溅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