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县域青年

青年人在享受经济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还经历着城市化、网络化、消费主义等带来的异化感。我们在历史场景下以童年经历为控制变量，并把这个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区隔出县域青年这一特殊群体。县域指的是县、县级市、地级市辖区的青年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员，因特殊时（儿童期）空（县城及农村）造就了“特殊”行动方式和态度。这些“特殊”的行动方式和态度所建构的亚文化以具有结构性差异的“风格”形式或显或潜地弥漫在县域青年生存场域内。县域青年原生家庭文化与主流文化“相遇”后，寻求生存空间的结果——亚文化，县域青年亚文化“风格”中烙刻着其家庭的“阶层”特征。这一概念强调了地域文化对人的深刻影响，县域青年站在与城市青年的对立面在城市化的大潮推挤下被赋予解读与构建，带有嘲弄和歧视意味的“他者形象”认知。

（一）看不见的县域青年

在省级—地级—县级—乡级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模式的影响下，从狭义的字面意义看，县域青年指出身或现在生活于三至六线城市，年龄阶段15～34岁之间的人群。描述90后县域青年，“遮蔽”是关键词，在城市、商业、互联网三座大山的夹击中，在经济、消费的耀眼光芒之下，县域青年的需要、境遇、前景容易被忽略或被刻板印象模糊。北上广特大城市中上层青年的喜怒哀乐，都会成为各种公众号的头条或热搜，诸如“北上广空巢青年”“逃离北上广”“逃回北上广”等。县域青年群体普遍被认为没有个性、灰头土脸，时常被社会精英们所忽略，县域青年的故事难以在都市媒体上呈现，因为社会精英们关注的要么是历史、要么是虚幻，要么是都市、要么是农村，唯一不关注的就是县城，甚至可以说县城的生活处在时代的盲区里；但“郡县治，天下安”，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城是传统与现代对冲最为剧烈的区域，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占比多数。那些成长在农村现在生活在城市的青年，被关注的范畴更多在劳动力、社会流动与适应、犯罪率等经济与社会学问题，他们如何通过文化参与途径处事与自处，却很少被关注。

（二）“历史地”县域青年

县域青年是由家庭身份、年龄划分出的社会文化圈层。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符号，90后县域群体在外向的人生道路选择和内向的精神世界都不同程度遭遇了困扰和挫折。城乡二元体制迫使许多孩子回家乡读书，有些人留守儿童身份甚至直到自己成为新的打工者才结束。双亲都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在农村的生活更加窘困，实质上是“事实孤儿”，留守儿童的物质供养大多没有问题，但无论生活照顾还是情感支持都极度匮乏，特别是在成长关键期父母的缺席，面对鄙陋的生活许多孩子无力调转，一些甚至发生了恶变。无助的孩子对家、对“人”是抗争过的，比如展示在大众面前的“留守儿童给父母的信”，但最后是被金钱、机会、城市吞噬。这些刻入县域青年成长年轮，成为生命中永远的痛楚，直接导致他们的成长困厄，甚至情感和人性变异。当个人的伤痛体验被文学作品、新闻报道等叙事时，经过普及成为耳熟能详的故事，个体性历史意识与集体性历史意识出现交织，一旦成为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就会互相印照，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县域青年长大后不约而同急切逃离成长地。约恩·吕森（Jorn Rusen）是近40年来国际历史哲学研究的先锋，他的著作《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中《何谓历史意识》的专文，代表了当代海外史学理论界对历史意识研究的水平。吕森认为，历史意识并非纯粹形式即“历史的”，而是“将时间经验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包括情感和认知的、审美的、道德的、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活动的总和”，吕森在此“将历史非常基本地理解为被诠释的时间”，或者说“将历史作为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历史应该是“历史地”，就是我们利用历史的方式，把过去整饬为一个坐标系，它要把经验导向现在从而为现在服务。

90后县域青年，出生在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时代，与70后、80后相比，享受着更充沛的物质基础，获得更丰富的物质满足，这使得青年群体对物质贫乏的敏感度降低，对精神匮乏的敏感度相对提高，另一方面使得90后行为习惯更受到自由市场和私人利润而不是政府管制经济驱动。

（三）“此在”的县域青年

青年既被时代裹挟，同时深刻影响着当下这个时代。青年时期既有向上流动和向外扩展所形成的变革社会的能量，又有因阶层、地域、资历等导致的资源掌控有限性以及社会化不充分而处于的“相对弱势”。有报告指出，2018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76.1%，低于2017届的77.1%和2016届的77.3%；同年2.7%的“自主创业”比例也低于2017届的2.9%和2016届的3.0%。

海德格尔要求从此在出发建构存在的意义。此在与存在的相关性至少包含两层建构：首先，存在何以能于“此”存在，从而获得此在的面目；

③马迎辉．此在的本性之维：论何谓实际存在[J]．社会科学，2019（10）:118-124.其次，从此在出发，如何建构存在③？海德格尔的存在不是被数学理性之思建构的，而是超越于思的，作为超越者的存在高于能够被思的存在，相对后者，它甚至就是无。县域青年的此（存）在，即“在世着的存在”（包含在世意向和在世结构），凸显生存现状的样态。作为实际存在者能否就此在的存在追问其存在——源自何处，何以可能？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的卢新宁2012年回北京大学在中文系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她认为当今的青年人，国家的盛世使得“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60代人）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同时她也承认现实生活“具体琐碎”“平庸世故”。“这个世界会好吗？”一百年前，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向儿子梁漱溟抛出这个充满哲理和深思的问题。县域青年作为未来中国最大的分量和质量，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到习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和乐观阶层流动意识——“中国梦”的实现。

伟大的网络带来的经验游离，身体退隐成为可能。青年是信息碎片化、社群原子化、媒介融合化的网络空间的主要活跃群体。海德格尔在对保罗书信的解读中，就保罗所阐发的生活经验寻求宗教性在时间性与历史性的建构性关联中的出场契机，认为契机就在于如下事态：“决定性的事情在于……我如何在自己的生活里为人处事。由之而来就生出了‘何时’的意义，生出了时间和时机（Augenblick）。……它是一种身—临—其境的困难，它是不能由‘亲—临幻想’、由‘设身理解’所替代的；这里需要的是本己的实现。”后现代时期的本己不需要实现，又会滑向何处？

中国正在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与社会转型。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风险则加重了个体生存的挑战，科学技术甚至使得人群越来越颗粒感和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个城乡二元对立的重大现实背景下，县域青年中的大部分通过学习、打工、经商等方式留在了城市，是新型城市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一部分留在县城或者回流到农村，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新农村或县城建设的重要力量；还有一小部分既不工作也不学习和培训，本应是生产主力军却游荡在街头或隐蔽在家中依靠家人生存，成为NEET族。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展开的急剧转型和阶层固化与断裂中，县域青年遭受的动荡和迷惘，对社会风险有更深切的认知。他们与文化的关系：

1．县域青年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他们与其父辈相比，创造文化的可能性增加。代际关系是除阶级、阶层、种族和性别关系之外的另一个社会结构性差异类型。90后县域青年所处的时代，是国家福利制度从“扶贫济困”到“普及大众”，城乡二元体制日渐松动，社会民主不断进步个人权益日渐彰显，再加上互联网的推动，虽然身处不发达的小县城，或者大城市的偏远角落，90后的民权思想根深蒂固，好似与生俱来。1993年中国取缔了粮票，意味着我们国家大部分家庭吃饭不愁了。90后应该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代可以权衡“想要什么”与“需要什么”的人。1995年5月1日起我国实行双休日，每周工作时长40小时，双休日促进了生产效率革新、推动了包括旅游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也让休闲理念进入普通家庭，让部分县城90后耳濡目染闲暇生活方式。而农村90后由于幼时的留守经历，绝大多数村落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使村庄没有工作、谋生的社会参照体系，有更自由的生活节奏。

2．众声喧哗的媒介生态

县域青年对自身处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阐释，一代代青年人在社会秩序和主体成长此消彼长的力量争斗下的挣扎、人性图谱中的选择。青年人大多有着“出生豺狼不怕虎”的胆识，每个人心里都有“白月光”。90后的聪明就在于，他们在外界相对自由的环境下找到自己的出路，翻墙、钻洞、跳出去……在网络时代90后认知的充分性与行为的挑战性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造就了许多90后独特的叛逆又随缘，孤傲而又有些与世无争的多面个性内涵。随着商业化、货币化渗透，农村仪式性公共活动锐减，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涣散，农村青年无根，对公共事务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集体资产的运营监管逐步深入使农村治理模式更民主透明和谐，但政经分离，也导致村管理组织对村经济分配、资金提留的话语权弱化甚至丧失，部分村民对村集体收入抱着“落袋为安”的思想，村集体收入分光、用光，群体短期化功利行为最终造成村管理与发展的经济基础空心化，文明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活力窒息，村落发展出现“断崖式”和“杀鸡取卵式”局面。现代技术的提升使人际关系建立便捷，但社会性存在困境又使人际关系的实质内容极度萎缩，无法建立深刻、亲密的社会性关系。面对社会变迁与个人的境遇，他们有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流，即退行性关系与生成性关系，前一种关系过程具有侵害性，可能导致联合行动终结，后一种关系过程则有催化作用，可以注入新的活力。比如消费行为已经成为青年群体解决自己与社会的隔阂、形成稳定社会关系的重要路径。“日常迷信”行为，也是他们面对社会焦虑的时候通过意指实践进行情绪布局，展现了他们共享新媒介经验的时候参与到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第一现场。

3．县域青年由于成长环境的特殊化

城乡关系的建构涉及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为此城乡连续体有着多种样态：虚拟城市化、半城市化、被城市化等，使县域青年的文化视角更独特多样、文化生产内容更奇观、文化受众群体对精神产品需求更单一：“活生生现实”的语境，去描述“一种情动的现实（affective reality）”。

4．文化总是社会性的并且在总体上调节着个人的行为

现代城市文化解放了县域青年，“在村落年代被压抑的那些自我部分，正在城市化生活中重新被培养被发展起来”，比如亚文化部落里的集体狂欢。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导致情势分析有简化为经济还原论的趋势，90后县域青年身上有很深的城市文化烙印，他们容易将自己单一语境的特殊性普遍化、标准化，文化的城市化目标越来越显著，媒介同质描述使县域青年身份模糊。

（四）多元的县域青年

出生或成长于农村、城乡结合部、县城的90后甚至00后两个世代。我们在历史场景下以童年经历为控制变量，区隔出县域青年这一特殊群体，去考察该群体的生命存在状态，对特殊群体生命的观照中包含着对时代精神和阶层向度的折射与透视。我们认为，童年作为生命的初始阶段，包孕着生命未来的发展路向。

第一，出生、成长并工作在县城及乡镇的年轻人，这部分人数量多，是县域青年的主体。

第二，出生、成长在农村，移居工作在县城及乡镇的年轻人，这部分人认同县城的生活方式。

第三，出生、成长于县城及乡镇，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这部分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品位多来自在县域成长经历的影响，情感归属是个体出身的县域而非生活的大城市。

第四，出生、成长于县城及乡镇，有过城市工作经历，但从城市返回县城或者家乡工作的年轻人。缘于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年轻人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归县城或家乡农村。

以青年亚文化为棱镜，可以透视阶层、性别、城乡、地域、市场等社会结构因素对县域青年发展选择的形塑。要深层次分析亚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尤其关注在大众传媒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引起的县域青年群体需求的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引导青年亚文化，使其最大化地发挥正面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帮助县域青年更好共享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