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形势篇

第一节 大疫情，大变局

原以为这场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只是一场可以速战速决的“遭遇战”，却不料疫情在全球蔓延，演变成一场“持久战”。新冠疫情长度取决于疫苗研发和病毒变异的赛跑速度，而由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与经典自由市场经济的大萧条有本质不同，其衰退深度由经济转型速度决定。大疫情必有大变局，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以前的世界与新冠之后的世界。”

新冠疫情持续时间有多长

新冠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实时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0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总人数已经超超过5000万例，死亡总人数超过111万人。其持续时间长度早已挣脱单个国家的掌控，转而极大地依赖世界范围内“最短的那块板”。随着生产生活的逐步恢复，稍有不慎，世界就会被拖入“群体免疫”的泥潭。如此，抗疫战线不断被反复拉长，直达人类免疫边界，而疫苗仍是结束这场疫情大流行的关键，因此疫情蔓延的极限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苗研制时间。尽管世界各国展开了新冠疫苗研发竞速赛——截至2020年6月20日，全球共有17种候选疫苗正在临床试验阶段，132种疫苗处于临床前评估阶段——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永远也无法走出实验室，而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项目则更具现实性。按照试验流程，疫苗的研发通常分为5个阶段，除了早期研究和临床前研究，还要经历临床一期、二期和三期的评估，只有三期临床的结果得到验证，疫苗才有获批上市的科学依据。截至2020年9月，全球已有8款冠病疫苗处在第三阶段试验，其中4款来自中国。加之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流氓病毒”不仅如流感般易传播，还具有艾滋病特征，能破坏人体免疫且很难康复，且极易变异，所以很难研发出通用型疫苗。

虽然疫情影响的底部取决于疫苗这一点相对确定，但经济转型程度与平衡地球透支二者之间的关联却是不确定的。在一定意义上，此次疫情是大自然给人类恣意破坏地球的警告，因为人类社会存在“4个过度”，才会导致这场疫情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第一个是产能过剩。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发展一路“开挂”，在地球村集中爆发，加之世界贸易组织（WTO）开辟了全球化时代，各国生产要素或资源禀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交易，在前所未有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让局部过剩被无限放大和传导，为全球性过剩埋下伏笔。

第二个是金融过度。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与金融资本的过度使用和过剩流通息息相关；后危机时代，美国为加速本土市场出清，更不惜利用制造美元过剩收割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令全球经济陷入宽幅震荡。此次疫情暴发后，美国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变本加厉。

第三个是市场经济发展过快。市场经济在全球化的加持下如水银泻地，虽然中国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到位，但美国进入市场经济最高阶段——玩金融。由于市场经济围绕着交易运转，最后走到过剩阶段也是必然，加之市场竞争内置优胜劣汰的马太效应，给全世界带来政治经济的不平衡。

第四个是地球过热。2020年2月9日，南极气温首次超过20℃；6月22日，北极圈内更出现38℃的高温。因为地球“发烧”，亚马孙和澳大利亚森林大火数月连绵不绝；也因全球变暖，北极海冰40年内减少了50%，伴随两极冻土融化，或释放出被冰封了数万甚至数十万年的微生物和病毒。早在2019年11月5日，就有1.1万多名科学家联合警告世界正面临气候危机，若不做出深刻且持续的改变，世界将面临“数不清的人类苦难”。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说过一段警世名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最初的成果又消失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就是如此微妙，往往在“进二退一”中寻找彼此合理均衡的界面。

综上所述，疫情后的世界将不会是原来世界的线性演绎。未来，人类将与病毒长期共存。共存的方式可能会如科学家所言，新冠病毒逐渐演变成某种慢性疾病，经过中间宿主传播与人类的“相互筛选”，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大疫情，大衰退

随着疫情时间长度延长，经济衰退深度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根据罗汉堂全球疫情经济追踪系统（PET）的测算，截至2020年6月26日，按美元现价计算，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全球直接经济损失总量约为2.59万亿美元，已经抹去了2019全年的经济增长[201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速为2%，折合2.49万亿美元]。如此颓势难免让人将此次衰退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从损失来看，1929～1933年间，全美25%的人口失业，欧美国家整体工业生产下降40%，贸易总额减少2/3。而如今，WTO警告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萎缩多达1/3。

然而，此次衰退与20世纪初大萧条却有着本质区别。首先，如今的全球化程度前所未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还主要局限于欧美西方国家的内部转移，而今，全球化之深入，小到一杯咖啡都可能需要18个国家的29家公司协作生产。同时，其脆弱性也越加凸显。新冠肺炎扰乱了全球供应链，中日韩供给、欧美消费、中东能源生产全部受到波及。其次，大萧条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供需失衡、产能过剩的清算，而此次衰退背后则是国家经济抗拒市场修理所累积的“苦果”。彼时贫富差异巨大的美国百姓无法消化“咆哮的20年代”所产生的市场泡沫，以至于股市崩盘，疯狂的资产抛售加剧了流动性危机，而公众挤兑又迫使美联储收缩货币供应；还有胡佛总统大征关税，最终将整个世界都拖入了大萧条。直到罗斯福伸出“政府之手”，才缓解了这场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置矛盾所引发的危机，让美国经济得以重返正向发展轨道。而自2008年以来，政府救市后的危机隐性化，“货币洪水”滔天，疫情更是开启了美联储“无限量放水”。但现实却是，如今利率趋零，货币政策失去支点，再加上政府债务居高不下，国家引导下的宏观调节工具早已深陷窠臼，回天乏术。况且，此次疫情开启的衰退实质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警告”。现代工业化养殖和工业化农业生产加速了病原体产生，同时全球互联互动又加速了病原体传播。即便没有此次的新冠病毒，“作妖”的人类迟早也会与病毒细菌狭路相逢。按目前全球变暖的趋势，南北两极地区的冰川将会在100年内全部融化，而这极有可能大面积复活封存在冻土层内的远古病毒。比如已在融化的冻土层中被发现的超大型西伯利亚阔口罐病毒，一旦其基因漂变[1]，很有可能在人类中暴发并引起高致死病症。未来或许将如比尔·盖茨所言，“威胁成千上万人生命安全的将是病毒而非核武器”，而新冠病毒不过是敲响了警钟。

可见，大萧条虽然损失惨重，但仍未跳脱自由市场“过剩—平仓”的经济周期，而此次大衰退则是站在时代拐点上，面临着社会各方面的重构与协调。工业化大生产在科技和资本助推下，一面制造过剩，另一面不断激发消费主义，以致“加速制造—加速消费—加速废弃”形成循环。据世界银行估计，2050年世界各国所产生的垃圾总量将比2016年增长70%。地球早已不堪重负；根据全球足迹网络数据，如今人类需要1.75个地球，到2030年要2个地球才够人类挥霍。眼下若要重新使地球回归平衡，需要牺牲超1/3的经济。显然，社会不允许经济下滑1/3。换言之，经济与自然的矛盾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故而从发展的角度看，新冠疫情所开启的经济衰退深度，本质上将由经济转型的速度决定。而经济转型需要一二十年的过渡，真正平衡对地球的透支，则至少需要三四十年。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经济转型仍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无法一蹴而就。以消费习惯为例，其养成往往是多方因素长期培育的结果。比如美国每天浪费近15万吨食物的背后，就有高度发达的食品工业（食物便宜）和食品安全体系（蔬果有保质期）做支撑，而一旦习以为常，则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更别提极简消费、精神消费，相较于眼下的消费主义和拉动消费的大势，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颠覆性的技术革新还未出现。比如能源替代上，电动车不仅在源头上逃不开煤炭，还产生了新的废电池处理的问题。何况还有过不去的成本关，研究显示，在5年内行驶75000英里的情况下，电动车的年成本要比汽油动力的同类车高出600美元。加之核心技术还免不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垄断，尤其是新材料、基因工程、人工智能（AI）、量子科学和核聚变等领域，已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毕竟谁先抢占优势，谁就极有可能成为国际政经格局的重塑者。因而技术保护主义甚嚣尘上，进一步拖慢了技术进步的脚步。

大疫情，大变局

瘟疫无形，不似枪炮钢铁，却也在冥冥之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走向，而且往往比战争或革命更为深刻和全面，因为疾病直接攻击文明的核心和根基——人类自身、躯体及心灵。在人类被欲望捕获而变得嚣张放肆时，瘟疫就如幽灵般隐现，打开这一潘多拉魔盒的还往往是人类自身，人类或许猜中了开始，却无法掌控过程，自然也猜不中结局。人类从来没有真正消灭瘟疫，即便瘟疫伴随人类医学技术的发达而有所掣肘，也只不过是暂时隐身了而已。瘟疫在与人类共生中推动人类发展，关键时刻就成为催化剂，引爆进而改变人类历史。

表面看，似乎每次瘟疫都成就了历史的拐点。但不可否认，瘟疫只是催化剂，不是疫情导致了变局，而是导致变局所谓的基础性问题早已存在，只不过被疫情捅破，进而加速了大变局浮出水面。这次新冠疫情同样是如此，疫情不是罪魁祸首，即便没有疫情，那些基础性问题也早就埋雷在那儿，爆发只是早晚的事。市场经济300年的高速发展早已从正面走向反面，埋下了产能过剩、金融过度、市场过快、地球过热四大“地雷”。恰恰是这次大疫情直接将这四个“过度”集中引爆，进而带来了三个“去”：

一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场疫情直接扯下了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面纱。且不说，当下美国无理取闹给新冠病毒贴上中国标签，并频频威胁盟友、制造阵营对立来“甩锅”中国，仅从以人权为由的反隔离游行从美国到欧洲此起彼伏，就可见，置科学于不顾，反以意识形态、政治准确来应对这场疫情的后果很严重，欧美成为疫情重灾区，即是明证。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所警示的，“以政治或经济为主导、以牺牲健康和人权为代价来推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将会付出生命代价，并在短期和长期内造成更多损害，应确保没有人被排除在社会保护计划之外”。不管是韩国因新天地教会群体活动而引爆疫情，还是伊朗等中东地区因宗教集聚而加剧疫情，抑或是英国率先抛出“群体免疫”，美国在疫情尚未控制住的情况下强行复工，无不明证：不管你的国籍、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或者有怎样的意识形态，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因为这场疫情，社会制度、民族宗教的意识形态差别将缩小，但现实的对峙、文明的冲突依然存在。

二是去市场化，将由经典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大幅度地往后调。搞市场经济必须被“过剩”和“竞争”修理。虽然市场经济在建立初期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只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不存在产品过剩，但这一理论在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中幻灭了。随后，过剩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常态，从商品过剩到产能过剩，从货币过剩到政策过剩……市场在资本逐利中不断制造生产，好处在于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淘汰老的、差的，这是市场进步的动力，问题却是以无节制地消耗资源能源作为市场生存与发展的代价。更何况，如今经典的市场经济在美国已发展到最高阶段——金融脱离实体自己玩自己的，以致美国自身产业空心化。即便如中国尚未完全跨过市场经济的临界，也在高速发展中陷入了全面产能过剩。由此可见，若任由资本逐利、市场自由发展，不管是产能过剩还是金融过度，到最后都是在透支，只不过前者是透支生态，后者是通过过度金融炒作透支未来。可说到底，过剩就要平仓，通过经济危机定期消灭过剩已是常态。此次疫情的非常态现身，实则警告人类对地球的透支、对未来的透支都已到临界，该是人类反省自我，市场“以退为进”，进行自我调整与修复的时候了！

三是去物质化。这是高质量的发展方式，极简的消费模式将大行其道。正如前文所述，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绕不开过剩，对于经济来说，扩大生产制造创造了GDP，但这些过剩并不满足需求，就是浪费资源。美国农业全球农业与食品营养问题委员会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浪费13亿吨食物，约占人类年食物总量1/3，其中超过半数水果和蔬菜被浪费，25%的肉类没有上过餐桌。仅在美国，每年就有差不多1600亿美元的农产品遭丢弃，接近25%的水资源被耗在了浪费掉的食物上。而为生产这部分最后被丢掉的食物所排出的温室气体有120亿立方米，相当于2000万辆轿车1年的排放量。可要知道，全球有30亿人尚面临食物缺乏或饮食不均衡。《全球生态足迹网络》报告亦显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是在寅吃卯粮，且透支程度还在进一步加深。若以地球目前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需要1.75个地球生产的自然资源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如果地球人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则需要5个地球的资源进行支撑。市场经济如此极大化物质生产，对地球的影响正走向负面，不管是亚马孙还是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都预示着地球无法承受市场经济的肆无忌惮，人类必须约束自身的欲望，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物质生产将以满足需求为主的合理边界，由此，人类将在“断舍离”中重新寻找人与自然共生发展的均衡点。

2015年3月，比尔·盖茨在TED演讲时就警告称，“传染病大流行比核战争对世界的威胁更大”，因为“各国为此建立的防御机制非常少”，并呼吁建立一个国际预警和应对系统。此次大疫情的突袭，严重到几乎让全球窒息式停摆。多数受灾国家推出了严格的“出行限制令”，全球超过30亿人被迫禁足，以致地球突然安静下来，没有了城市的喧嚣。由于发电厂、汽车及其他工业源的低速运行，意大利的空气正在变好；媒体报道纽约的交通量由于疫情的影响而短期下降35%，主要由汽车和卡车排放的一氧化碳浓度也降低50%。而且伴随人类活动骤减，曾被城市赶跑的动物都回来了，野猪在巴塞罗那无人的街道上狂奔，水獭在新加坡鱼尾狮喷泉周边玩耍。或许，如有些科学家所言，新冠疫情是地球自我修复的一种方式，但牺牲全球经济增长、全球产业链断裂而引发“百年一遇大衰退”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但也正因为此次大疫情“冰冻”全球经济，让地球看上去在“自愈”。按照英国气候政策网站Carbon Brief（碳简报）预测，新冠疫情能够减少约1600Mt（百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大约是2019年全球排放量的4%。迄今为止，上一次如此规模的碳排放骤降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4～1945年，全球的碳排放量下降了845Mt。但人类每次逆势干预，制造经济的报复式增长，并不会考虑到碳排放的控制。要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碳排放下降幅度排在历史第5位（440Mt）。但金融危机的后一年，受到经济增长的刺激，全球碳排放量报复式增长了1612Mt。换句话说，即使当下全球经济负增长，近几个月里停止了大部分的环球贸易、旅游，但这点减少的排放和暂时的生态改善，根本不足以动摇全球变暖的局面，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早已伤痕累累。新冠疫情也不会是人类遇到的最后一次天灾，这不是通过短暂休克式疗法就能解决的，这次疫情提醒人们该重视的，反倒在于如何与病毒共存，并思考疫情过后，如何在恢复GDP的同时调整人类自身，从透支地球转为回补地球。

对于人类而言，此次大疫情是“上帝”出手的一次修理，更将以大衰退来改变人类从交易到生产、从经济方式到政治生态等方方面面。大疫情触发大衰退，人类需要化大衰退为大进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开启。

第二节 “脱钩”与互联，谁代表未来

全球性失衡让“脱钩”强势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协调机构等全都收不住了。然而，从国家“脱钩”到“数字铁幕”，都与互联网时代相悖；“脱钩”也无法根本性解决全球性失衡，失衡后的再平衡更需要互联，互联更能代表未来。任何逆潮流而动的行为，都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全球产业链面临“断链”困局

疫情全球蔓延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陷入瘫痪，究其原因，在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下，产业链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它的脆弱性。专业化分工合作和分散化生产是“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全球化带来全球造，专业化分工的细化、分散化生产链条的拉长，造成协作体系不断扩大，形成了多个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量子纠缠”状态。产业链的这些特征，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风险传导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

因此，疫情冲击到产业链上任何一个小的环节，都可能造成整个链条的停摆。特别是在现代管理学“以销定产”“零库存”等模式的加成下，产业链一损俱损。大多数企业的供应链库存都不会超过1个月，这就导致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停产3个月，整个产业链基本都要歇工。例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上市公司中有130余家企业的产业链因日本地震因素陷入停产、半停产或减产的境地，不少企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客户或供应商。尤其是在2020年，身处疫情中心的中国不仅占据着全球制造的重要地位，而且相比2003年，中国在原材料、零部件、装配制造等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都大幅提高，这也使得产业链风险的双向传导效应更为显著。世界制造中心意外停摆，连锁反应很快传导给全球产业链。中国按下暂停键后，率先受到冲击的是全球供应链的某些供给环节；而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酵，海外供应链的梗阻也将会进一步影响中国。根据欧洲委员会的推算，中国制造业生产每减少100亿美元，世界其他各国的生产及销售就会被拉低67亿美元。

然而，“去中国化”呼声再高，都难以短时间内逆转中国供应链优势。不仅全球产业链很难另寻替代者——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份额大概为18%，相当于中国以外整个亚洲新兴市场的总和，可以接纳相当体量的经济体选择少之又少；而且大规模回迁故乡并不现实，尤其欧美发达国家在一路脱实向虚的产业发展现状下，很多基础产业早已断代，要重新恢复制造业等产业链体系，非一朝半夕之事。这从曾被特朗普盛赞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承载着“重振美国制造业”厚望的富士康计划截至目前尚且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案例中，就可窥一斑。政府干涉产业链调整、企业经营方式与行为的效果也着实有限，且不提商业的本质是逐利的，生产自然会流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即便在非常时期，企业仍有调摆余地。2020年3月，为了对抗新冠疫情的蔓延，美国启动《国防生产法》，3M被要求生产N95口罩，并遵循“美国优先”停止出口口罩。但3M拒绝只为美国提供口罩，最后的妥协方案是，既增加对美国的口罩供应，也不限制出口。

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断链”亟待修复，将出现新调整、新布局：产业链的断裂危机，将“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致命性尽显无遗。为避免链条过长、分工过度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断链风险，再加上国家主权意识的崛起，国家和企业会尽量降低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逐步向母国靠拢，产业链朝更短、更本地化的趋势调整。世界正在颠覆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形态，由竞争导向更多地转变为合作导向，这甚至加剧了产业集群区域化和次区域化的崛起。正如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副主管塔明·巴约米所言，未来，为了应对“普遍开放贸易”存在的很大不确定性，供应链及贸易“一定程度的区域化几乎不可避免”。在全球引力与斥力的相互对冲之下，以区域互助、各类产业“抱团取暖”为特征的产业“区域集群”或将照进现实。总之，世界产业链断裂后的修复，核心在“生态”，谁能率先建立起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谁就能抓住产业未来。

“脱钩”与互联，谁代表未来

世界一步步向“脱”的方向走，尤其是自英国公投“脱欧”和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脱钩”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了。2020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阻断，国际经贸活动锐减的背景下，从政治到经济，各国逐步走向封闭，一个愈加“脱钩”的世界呈现于世人眼前。且不说大疫之下，各国“闭关锁国”，不约而同地对全球产业链硬脱钩，组建本土产业链，重创原本正在退潮的全球化。更别提美国在“退群”、废约成瘾的同时，加速与中国“脱钩”。“脱钩”正在流行，互联开始动摇，这不禁让人疑惑：世界的主旋律到底是互联，还是“脱钩”？

在很多人看来，世界更加开放、更加互联才是一种进步——而不是更加封闭。但纵观历史长河，人类绝大多数都处于相对封闭、保守的状态。这一状态直至全球化才得以被完全打破，尤其是“二战”以来，全球化进入全面加速期，发展至今，各国经济贸易深度黏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结和渗透程度相当深刻。然则，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能够推动生产力大发展，却不能带来公平，甚至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失衡：不仅带来国家失衡（在国内，衍生被产业转移抛弃的“铁锈地带”，传统产业日渐衰落；在全球范围，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地区得势，而一些国家、地区被边缘化），而且加剧阶层失衡（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衰落，发展中国家中出现边缘人群，被排挤出全球化的进程），还有“第三者插足”（跨国企业享受着全球化红利，却让国家承担失业、税收流失等代价，进而导致国家原有关系和格局的失衡）。

更严重的是，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度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非常高，有的甚至达到60%，以致危机的扩散性传染避无可避。恰如疫情之下，全球化程度越高，受到的外部冲击就越大，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式危机全面爆发，进一步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顶在杠头上。最终，全球化带来大失衡、大隐忧，合作已经无法双赢，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过去共同致富的路子逐渐被关闭，越来越多的孤立主义开始冒头，各国忙于自组联盟，WTO、WHO（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名存实亡”，开始走向崩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全球性失衡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合作互联的旧秩序开始坍塌，“脱钩”强势登上历史舞台。

就此来看，世界一盘散沙，几大国际组织又近乎集体失灵，世界“脱钩”俨然成为定局。可问题是，“脱钩”无法根本性解决全球性失衡，失衡后的再平衡，更需要互联。且不说眼下全球经济已然高度紧密联系，分工前所未有地细致化、复杂化，一国很难从事所有的分工，必须要依赖其他的经济体或国家。这意味着，“打断骨头连着筋”，“脱钩”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前者，也不可能决定前者。这之中，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种经济规律，这也就决定了政党主张、贸易安排等上层建筑领域内的行为，无法逆转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表现在美国，便是政府嘴上叫嚣着中美“脱钩”，美国企业的行为表现却很诚实——中国美国商会近期调查显示，84%的美企不愿撤离中国，38%的企业还将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更何况，互联网时代的革命性进步正是它所昭示的万物互联。在一个开放、共享、去中心化的万物互联时代，各国加深相互依赖与互联互通，本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应有之义。

而且，就发展阶段看，网络全球化的第4波已经到来——在5G技术、数字货币等支撑下，全球供应链正从链条结构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物联网将全球各个经济社会活动纳入网络中。这不仅是全球化的新发展、新转变，也是全球经济深化发展、摆脱复式危机的巨大动能。可以说，拒绝经济一体化就是拒绝最新的科技革命，无异于将自身置于落后挨打的境地。此外，在气候、生态、瘟疫等全球公共危机面前，人类始终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哪个全球性的挑战能靠一国之力解决。若不进行全球合作，危机或将成为人类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如新冠疫情就必须集全球之力合作抗疫，不存在“你赢我输”，而是“全赢”或“全输”。

综上所述，无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互联网时代无法阻挡，抑或全球公共危机，现实都需要联合和协调各国去弥合全球失衡，互联才是时代的主旋律。这意味着，与互联的大势相比，单一国家或个人发出的“脱钩论”只是时代回旋的一个涡流，并不能逆转或否定全球化的长远趋势。这之中，就发展进程看，互联并非一蹴而就。它首先是一个过程，而且以人类个体的视角看，其过程还很漫长；其次，不断“脱钩”的世界就像弹簧，达到一定极限后，往往蕴含着弥合的需求，各个参与方会不断博弈、磨合，逐步向合作靠拢。就人类古往今来的无数实践看，任何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都有这样一个建构过程，眼下也是如此。大多数国家在“脱钩”后，往往进行区域性抱团，如美国，想要拉拢七国集团[2]的其他成员，加上澳大利亚、韩国、印度成立“全新联盟”。再如疫情之下，贸易链、供应链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区域化”和“碎片化”现象。而从根本上看，相较于单一国家的“单打独斗”，区域性抱团的本质还是互联，只不过是在规模上把全球性团体的大互联变成了区域性团体的小互联而已。可以说，区域共同体不过是人类向全球性合作的一个过渡阶段，并充分揭示了互联的大趋势，为下一步的再发展注入新动力。

综上，人类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是在曲折中螺旋式上升。尽管从近期看，“脱钩”占据主导，但从中长期看，人类不可能再退回到各自为战的孤立城堡，互联才是未来。当下的“脱钩”只是人类历史进程“进二退一”中的“退一”，“退一”是为了更好地“进二”。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全球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平衡点。未来，全球化的方式、模式和全球治理将迎来新的历史性调整。

“数字铁幕”与互联网时代相悖

美国通过互联网霸权和对盟友施压，升起了“数字铁幕”。美国宣称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净网计划，英国、韩国等国的27家电信运营商的5G网络不使用华为、中兴等供应商的设备。美国推出“净网”计划的当天，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达深切的失望，指责美国政府的做法违背了互联网的初衷，违背了互联网全球互联、开放、去中心化的本质，违背了技术架构的公平普适性。

美国作为互联网发源地，当初也曾用政府管控的方式限制技术或业态的发展，最终反过来被后来者所超越。典型如“二战”中应用于军事通信领域的加密技术，在战后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厉限制，但互联网业态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加密技术的普及应用，尤其是开源软件作为软件生产、传播的主要方式，让这一行政禁令流于形式，无果而终。这让不少专家认为，如今美国在互联网上对华“建墙”，只不过是当年加密技术限令的翻版，本质就是一个自封不外流，一个外封不让进罢了！

结果可想而知，互联网岂能说封就能封住？40年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对人类商业文明史大胆预言，如果说把历经几千年演进的农业革命定义为第一次浪潮，300年的工业经济是第二次浪潮，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崭新的、横扫一切过去的第三次浪潮。1980年，电脑已诞生30多年，大多数人仅站在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效率提升看这一工具，但托夫勒却看到了一个新文明形态的诞生：“信息将几十亿人口系统地连接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没有人能够独立控制其命运的世界。我们必须重新设计重要的管道，以配合递增的信息流量，这一系统必须依赖电子、生物和新的社会科技。”现实如其所言，信息化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伴随互联网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信息化再造了整个全球经济格局，“第三次浪潮带来了历史上第一个‘超越市场’的文明，任何国家都被卷入其中，谁都挡不住这一势头”。

正如当初工业革命带来摧枯拉朽的变化，葬送了原有封建生产关系与方式，如今这一幕再度上演。工业时代，只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必然走向一体化、全球化，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会在全球寻找洼地，进而让廉价商品摧毁一切国家之间的边境线。放到第三次浪潮中，信息化革命让数据成为商品，互联网将地球村“一网打尽”。1994年，硅谷著名预言家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就勾勒了互联网经济的产业图景：“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穿的衬衫，建筑物上的每一块砖，都可能被植入一个硅芯片，从此，这个世界将‘万物互联’。”

说到底，互联网的功能就是连接，因为连接创造与再造价值，从连接人到连接物，为商业世界的发展注入惊人活力。百度基于搜索引擎实现了人与信息之间的连接，腾讯基于QQ、微信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阿里巴巴基于电子商务重构了买家与商家之间的连接。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连接，百度通过改变信息传播的形式与方式创造和颠覆了广告业，腾讯在人与人连接的基础之上最大化了社交的商业价值，阿里巴巴则在买家与商家的重构中使得商品的流转成本更低、更便捷。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能连接多少资源、调动多少资源。商业的本质是交易，连接是交易的基础设施，使得在错综复杂连接的土壤上结出“商业结构”的果子。正如道路轨交、港口机场是城市实体经济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则是智慧城市和信息时代的新基础设施。可如今美国竟然在实体领域与中国“脱钩”还不够，还在虚拟世界建“边境墙”，试图抹去信息文明的“底色”，实则注定犹如“抽刀断水水更流”，更别提如今的信息“高速公路”还是以光速传播，那无异于螳臂当车、作茧自缚！从国家“脱钩”到“数字铁幕”，都与互联网时代相悖，而任何逆潮流而动的行为，都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因为一个国家或某个人的阻隔停止前进，更不会倒退！

“脱钩”中国就是“脱钩”未来

全球性复式大危机全面爆发，导致“人人自危”，已然丧失理智的各国都选择了政治、经济上的“脱钩”以自保。面对世界经济集体掉头向下、全球性“断链”“脱钩”的危机，作为世界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协调机构的WTO、WHO、联合国等组织全都收不住了。事实上，几大国际组织的集体式微又岂是全球性新冠疫情大流行才导致？体系根基早已被动摇，既有国际秩序的设计者成了“破坏者”和“颠覆者”。当初WTO本是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如今在“美国优先”模式下，特朗普一再强调WTO是“一场灾难”，对美国“非常不公”，为此，一边阻挠新法官遴选和任命，让WTO上诉系统停摆；一边又绕过WTO寻求单边制裁，再加上全球性“封城”“封国”，“去WTO”趋势走强。伴随美国成为疫情震中，恼羞成怒的特朗普转而掉头抨击WHO“偏袒”部分国家没有向国际社会及时通报疫情信息，更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的消息，才导致美国疫情全面暴发，并以此威胁将停止对WHO提供援助资金。其实，美国早就对WHO形成了“潜在的断供”，截至2020年2月29日，美国拖欠WHO 2019年会费比例超过70%，2020年美国未缴纳WHO会费约1.2亿美元。不仅如此，联合国的权威也几乎都被美国的霸权所凌驾，联合国的可信度和对国家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在美国的带动下，世界各大协调机构在危机面前愈发无力，最终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错失了疫情防控的窗口期。如果没有正确的疫情防控模式来稳定预期，恐慌蔓延对经济的影响是无以复加的，这最终导致各国以极端的“脱钩”来掩盖其自身存在的深层问题。

就此来看，世界一盘散沙，几大国际组织又近乎集体失灵，世界“脱钩”俨然成为定局。可问题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衰退、大危机、大失衡、大变局纵横交错，不是单凭一国之力便可化解的。况且，世界经济早就“打断骨头连着筋”，全球贸易高度耦合，降低了世界“脱钩”的可能性。因此，“散”只是表象，世界虽然是“分”的，但国家是“合”的，换言之，世界经济要步入常态化，必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由此也将开启新一轮大调整和大变革。具体表现在：

第一，自百年一遇之大危机以来的超额货币、过剩产能，其蒸发的历史性即将开启。疫情暴发前后，市场与政府两方面超发的天量货币愈发吹大了金融泡沫，譬如中国此前超额增发货币一直未被蒸发，只是通过沉淀到股市、楼市的方式掩盖和累积，如今为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又开启一轮“大放水”，两方面叠加，迫切需要一个回调时机来刺破泡沫。本次疫情恰好就开启了这样一个机会窗口，将全面大幅蒸发来自市场与政府两方面超发的天量货币，以及堆积的过剩产能。

第二，全球产业链重构将更注重弹性和韧性，加速全球经济秩序重新洗牌，更多国家的经济选择与中国捆绑。要知道，2019年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中国占比已超过35%，是第二名美国的2.6倍。以呼吸机为例，其总共约1400个零部件中，就有近1100个仅在中国有批量生产。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也是第一个率先从疫情中恢复生产的国家。这在全球产业链面临断裂的危机情况之下，显得尤为重要。况且，中国在抗疫与复工复产中表现出优秀的应对能力，也愈发凸显了其世界经济安全岛的地位。只不过，疫情后世界产业链将呈现区域重构，朝着“变短”“变粗”的方向发展。

第三，全球数字经济提速，美元霸权地位将受严重冲击。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相比超过260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救济，在疫情暴发短短3周里，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却增加近10%。其中自2020年年初以来，亚马逊CEO（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的财富飙升了250亿美元，而这主要得益于居家隔离后美国消费者严重依赖网上购物和物流配送。新基建、新商业模式、新的创富渠道，无不凸显了数字经济强大的爆破力。此外，为平抑新冠疫情引发的市场恐慌，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疯狂“直升机撒钱”，将通胀和债务压力传给世界，这将严重透支美元信誉，伴随数字货币爆发及国际贸易体系的变迁，将极大削弱美元霸权地位。

第四，世界经济将收敛于大市场与大政府、经济中心与社会管理中心的未来框架中。既要政府管控，又要充分调动市场积极性；既要注重发展经济，又要强化社会管理中心功能，保证社会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第五，全球断裂要弥合，意味着WTO、WHO、联合国等世界协调机构将迎来大变革。当新霸主统一和集体协商两条路都行不通时，未来极可能走出第三条路。一是由合到分，区域性、模块化的准WTO先行先试，一旦时机成熟再集成、拼盘；二是不再以军事实力而可能会按经济规模来推进规则重构，毕竟当下确立新世贸规则不同于“二战”后“谁在战争中贡献大，谁就更有话语权”，经济规模交织军事力量的影响力更为突出。但无论如何，世界都不可能真正“脱钩”，只不过，新冠疫情将成为新的世界架构形成的新起点。

第三节 贸易全球化何去何从

全球贸易遭遇金融危机爆发、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三重危机叠加下，外贸企业哀叹：“国内刚打完上半场，国外继续下半场，外贸人看完全场！”无论是从疫情的外部冲击，还是从全球化的内在溃疡来看，全球化的阻滞和回摆已是必然。中国当前的贸易格局已是“独木难支”，外贸由实转虚难以避免。

全球贸易遭遇三重危机

全球贸易遭遇三重危机挑战。第一重挑战是金融危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国家主义崛起，去全球化持续升温发酵。10年之后危机轮回，自2018年以来，第四次金融危机从边缘地带、新兴市场，逐渐向中美等核心国家延伸，直至当下被新冠疫情点燃，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爆发。在此期间，个别国家设置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如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日韩发生贸易摩擦，给全球贸易蒙上一层阴影。数据显示，2008～2018年，世界贸易总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51.86%的历史顶峰持续下降至45.8%，全球贸易量增速从15%下跌至3%。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降0.1%，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跌。

第二重挑战是疫情全球大流行危机。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大量行业停摆、工厂停产，货物运输不畅，各国为应对疫情陆续采取了贸易限制性措施，服务贸易需求受损，全球贸易往来的活跃度大幅下降，疫情让原本就已低迷的世界贸易雪上加霜。WTO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跌9.2%，萎缩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为了遏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全球逾60个国家或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40多个国家采取了“封城、封州、封国”措施。这番全球“大隔离”造成各国“大脱钩”，产业链、供应链“大断链”，直接冲击全球贸易。

第三重挑战是遭遇大宗商品（石油）危机。2020年始，国际油价出现“史诗级暴跌”，从年初到3月23日的3个月时间跌幅高达62%，日跌幅甚至高达34%，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最低触及20.81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最低触及24.69美元/桶，已跌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其背后的原因是石油需求下降和供应激增“共振”——一边是全球范围内交通停运，服务性用油大幅下降，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被打断，生产性用油急速锐减，炼油厂开工率下滑甚至关停，提炼性用油空前收缩，从更宏观范围看，则是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对原油形成需求压制；另一边是石油供给方“打架”，俄罗斯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关于扩大减产谈判破裂，沙特降价并增产。

三大危机叠加，全球贸易伴随产业链一并“断链”，下行压力巨大。

外贸为中国打开连接世界之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经济必然与全球贸易息息相关。在此背景下，结合中国需求存在的现实性，外贸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举国体制的特殊性，中国外贸呈现出以下态势：

首先是总体稳、微观惨的背离。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短时间内还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取代中国制造和出口的地位。加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各种稳外贸政策，如海关总署2020年2月出台10条“硬核”措施，从加快验放进口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促进农产品和食品扩大进口等方面，加大对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中国外贸发展的韧性足、余地大，长期向好和对外开放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完全有信心稳住外贸基本盘”。但就外贸企业而言，一方面，中国出口企业结构发生改变，民企超越外企，成为出口的最大主力。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占到总出口的49.7%，劳动力密集型的民营出口企业在融资、竞争力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另一方面，疫情一前一后、一内一外的夹击，无不击中外贸企业物流、原材料、用工等“命门”。2020年前两个月，国内疫情暴发，企业延期复工、延迟交货，外贸企业就已遭受疫情的第一波冲击；之后，国际疫情加速蔓延，外贸出口订单或取消或延迟，刚迎来复工的外贸企业又遭受二次冲击。如为美国品牌化石（Fossil）代工的东莞精度表业发布公告，主动劝退员工，并且全厂放假至少3个月，至少600名员工受到波及。再如国际纺织之都绍兴市柯桥区，也正在经历一场“休克式”的危机。2019年，柯桥区外贸出口增长15.6%，高出全国10.6个百分点；但如今“金三银四”的纺织旺季不再，2020年前两个月，柯桥区外贸出口同比下降20.63%。连续遭遇两场疫情冲击波的外贸人纷纷哀号：“国内刚打完上半场，国外继续下半场，外贸人看完全场！”

其次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偏态化。长期以来，货物贸易在中国贸易中占大头，服务贸易占比不到两成（2019年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为17.1%），而且呈不对称发展趋势，即服务贸易进口显著高于出口，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较大（2019年服务贸易逆差为15024.9亿元）。由于服务贸易高度依赖人员的自由流动和集聚，而各国出台的防控、管控措施对人员和交通跨境活动构成限制，服务贸易必然大幅下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数据显示，2019年年末，每天有24000架飞机处于飞行状态，而2020年疫情期间，全球有超过2/3的客机停飞，与2019年同期相比，全球航空运输量下降63%。WTO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服务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服务贸易最新读数为95.6，远低于100的基准值，是该指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值。相较而言，货物贸易多为生活、生产必需品，具有需求硬支撑，因此两者将呈现出更为严重的偏态化趋势。

如果说产业链是连接世界经济的血管，那么自由贸易可视作血管中流淌的血液，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高举全球化旗帜，都无法阻挡贸易“越过山丘”。综上，从短期看，2021年全球外贸形势严峻，中国外贸将尽力守住基本盘，但贸易结构趋向失衡；从长期看，中国从出口大国转向进口大国的趋势不变。

全球化“进二退一”

“疫情之后，全球化将会终结”的论调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新型冠状病毒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更低的世界”，“我们将走向一个更加贫乏、吝啬和狭小的世界”。甚至有人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化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二战”后，世界经济开始迈向全球化。时至今日，由美、欧、中主导的全球化市场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原本运转良好的全球化经济在病毒面前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全球化甚至成了众矢之的。与此同时，疫情让表面运转良好的全球化治理机制纷纷“哑火”。如WHO，作为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它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受到诸多质疑，公信力大减；又如WTO，作为全球最大贸易体系，其由于自身规则的滞后和仲裁机构的长期停摆，针对疫情期间一些国家“闭关锁国”，禁止大米出口，拦截口罩等医疗资源的问题，没有及时建立“病毒全球化”的应对方案及相关规则。

实际上，与其说全球化是疫情扩散和经济危机传导的罪魁祸首，不如说它只是替罪羊。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家还在靠走路出行的时代，鼠疫在几年之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近1/3。在100多年前，全球大流感也在1年之内传遍全世界。这说明，哪怕把时间倒退100年，哪怕倒退回中世纪，也不能避免某些病毒的传播。1929年全球化程度远不如当前，但也爆发了全球大萧条，而且其持续的时间和经济衰退的程度，远甚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从根本上来说，疫情只是放大镜，全球化自身早已“千疮百孔”。自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来，在市场经济规则的操盘下，全球化在度过“蜜月期”后，潜藏的暗礁也逐渐凸显。

第一，全球化能够带来繁荣，却不能带来公平，世界贸易这块压舱石愈是厚重，国家、阶层之间的平衡就愈难维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国公司三股势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兴国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世界贸易规模迅速膨胀。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疯狂逐利，产业也在世界范围内迁徙转移，各国资源禀赋在世界范围比拼竞争，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致使资源和财富再分配，进而将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一方面造就了美国庞大的金融产业，另一方面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工人失业，以及中产阶级萎缩。如今，华尔街的纸醉金迷与“铁锈地带”的芳草萋萋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天然悖论，决定了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零和博弈、霸权思维和丛林法则。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不断向外让渡的过程，从贸易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再到生活全球化，全球化程度越高，国家主权越弱。可见，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机器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理想的全球化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是个人、家庭、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网罗密布的信息、商品、资本、科技及情感的交流。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全球化并不是均衡的，更不是人人受益的。如此一来，各国全球化程度差异巨大，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更加突出。例如，欧洲谴责巴西放任亚马孙雨林火灾蔓延，巴西总统则认为这是巴西主权，他国无权指手画脚——欧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鲜空气，巴西政府考虑的则是当地农民的生计，默许火烧雨林开垦农田。七国集团表示愿意筹措2000万欧元帮助亚马孙灭火，但巴西总统对此嗤之以鼻，并称西方援助是“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另有所图”。

显而易见，无论是从疫情的外部冲击，还是从全球化的内在溃疡来看，全球化的阻滞和回摆是必然，但任何国家和个体都无法阻挡全球化的大潮与趋势。且不说，全球性的疫情难以在一国内得到解决，抗击疫情所涉及的病原体研究、基因组测序、药物试验、疫苗开发等多个领域均需要共享成果，防疫物资的流通和调度也离不开全球协作。当下，许多国家对防疫物资不仅开通了通关绿色通道，还减免了关税，就连中美两国也在加征关税产品名单里排除了防疫物资。除此之外，化解连带的经济危机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引擎。毕竟，量大面广的诸多行业与相关从业者的生存，都依赖外贸行业的繁荣，许多行业的产业链条也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共同协作。看看英国“脱欧”第一阶段——持续了3年半的痛苦撕裂进程，就知道要从经济一体化中抽身有多困难。更何况，随着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尤其是物联网、5G和全球电子货币时代的到来，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可能将像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获得继续深化发展的巨大动能。拒绝经济一体化，就是拒绝最新的科技革命，无异于将自己置于落后挨打的境地。即便是当前的美国，在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威胁与中国的贸易、经济甚至科技“脱钩”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英国进行更深入经贸合作的可能；即便是英国，在“脱欧”谈判艰难进行的时候，也在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试图开启中英经贸往来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说，各国已经难以回到各居一隅的时代，眼下全球化的回摆与修整，仅仅是全球化“进二退一”过程中的“退一”阶段。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把全球化分为“温和全球化”和“超级全球化”两种。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相比，罗德里克更希望推行一种“温和全球化”——既有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来保证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从罗德里克的观点出发，乐观来看，疫情之下各国政府的政策重点转向国内问题，可能不是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全球化从激进转为温和的趋势发展，结束的不是“全球化”，而是社会学家张伦口中“狂飙突进、浪漫化的全球化”。

也就是说，在可预期的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方式、模式和全球治理，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性调整。短期来看，国家利益成为某些西方国家对外关系中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对全球化的质疑、争议，以及一些冲突对抗是难以避免的。在全球化引力与斥力的相互对冲之下，“区域联盟”“区域共同体”和“超国共同体”等作为新的政治实体，或将进入现实世界。这样的联盟以区域互助、利益共同体为特征，全球化逐渐变成以区域互助、周边国家“抱团取暖”为特征的区域共同体趋势。更长远地看，随着这样的区域共同体渐成潮流，现代国家体系终将式微甚至被抛弃，融入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共享将成为处理人类重大事务的可行选择，深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内的国家、跨国企业和个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推动力量，以多维度的方式实现全球化的版本升级。而那些自扫门前雪，忽视或拒绝加入共同体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将孤掌难鸣。

重塑贸易规则：从“三零”到“三补”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贸易便是世界贸易的缩影，而今，中美之间的尴尬局面无疑也反映了世界贸易的矛盾与纠结。

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化已经把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全球制造”和“全球生产”是不可逆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全球逐利的结果，由于现代运输技术使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术发展又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和交流的成本，企业可以低成本地通过全球的资源配置实现自己每个具体的价值创造活动，于是形成了跨越国家的“全球分工”。在这种分工下，在全球实现企业价值的物流供应和交易的企业之间，分别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另一方面，当前以WTO为代表的贸易组织所制定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落后于国际经贸格局的新变化，无法解决诸多参与国的分歧与诉求，导致贸易摩擦常态化。WTO建立至今，全球科技蓬勃发展，全球产业链布局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然而，多边贸易规则还停留在1994年完成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阶段，其深度和广度都无法满足当前各国产业发展和彼此间更加密切的经贸联系的需要，更难以覆盖现在越来越依赖无形资产和数据的经济活动。正因如此，各主要国家“另起炉灶”，从WTO到FTA（自由贸易协定），再到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际贸易谈判“小圈子化”趋势明显。2019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并将在2020年下半年生效；美国和日本最近签署了“有限协议”，并宣布还将推动一项更广泛的FTA协议；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已经签订了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即《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后，由日本牵头的CPTPP已经成型，共涉及11个国家……一时间，世贸“体制外”区域性贸易安排发展势头强劲，颇有边缘化WTO之势。

可见，贸易规则的版本升级已迫在眉睫。对此，有学者指出，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将成为未来世界贸易的主要规则。不可否认，仅从市场经济角度，“三零”规则符合自由贸易的基本精神。当一个国家政府以各种理由通过加征关税来限制企业跨国经营行为时，必然会提高企业交易成本，打破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进而破坏市场竞争体系，扭曲全球资源配置，最终导致对全球经济效率造成巨大损失，这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没有好处。

然而，在现实发展中，跨国企业成为全球化的利益既得者，所谓跨国就是跨过国家把好处带走，把问题留下。经济方面，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段钻空子，挣大钱付小费。简而言之就是，在最能挣钱的地方挣钱，在纳税最少的国家纳税，将在一国应尽的社会义务变成跨国公司内部分公司间的合法转账。据2015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在全球100多万家跨国企业中，起码有30%～40%属于空壳公司，完全是用于避税目的；另有分析显示，全球企业一年共有6160亿美元会转移至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尤其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导致跨国避税和利润转移越来越便利，越来越频繁，纳税监控也越来越困难。生态方面，跨国公司为降低污染成本，会将环境监管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视为“污染天堂”，大量输出污染类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发展考虑，往往展开“逐底竞争”，竞相降低环境监管标准，从而使环境恶化。尽管近年来已有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警惕环境污染，却无法在实质上拥有扭转环境质量的能力。

通过成本转嫁和污染转嫁，游走于世界的跨国企业实现了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而留下的烂摊子（税收损失、污染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机器来承担。更为重要的是，倘若“三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展开，很可能造成世界新一轮的失衡态势。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失衡，在巨兽跨国企业面前，国家机器沦为弱势群体，全球权力结构扭曲。有研究显示，如果将跨国企业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都视为经济体，那么前100大经济体中有70个是跨国企业，只有30个是国家。大型跨国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沃尔玛，其2017年营收比西班牙、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政府收入还要多。二是国家间的失衡，跨国企业肆无忌惮的利益收割加剧各国之间，尤其是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冲突即为典型案例，WTO贸易逆差看起来是由中国引起的，其实跨国企业才占了利润的大头，中国却因此背了“黑锅”，陷入跨国资本引起的“税收争端”中。三是富人与穷人的失衡，在跨国企业与资本所引领的全球寻租时代，贫富两极化是必然的结果。正如《无边界资本：财富管理经理与百分之一富人》一书作者布鲁克·哈灵顿所说，“如果富人成功避税，那么穷人就要被迫承担更沉重的经济压力”。道理很简单：政府必须有一定的资金才能运作，如果政府从富人和企业那里征收的税款受到削减，就不得不从普通人身上拿走更多。贫富差距之痛从不会停留在冷冰冰的数字层面，而是从经济蔓延到全球政治领域，再演化成社会危机，带来全球问题的集中大爆发。这从近年来极右势力快速兴起，民粹主义政客当选国家领导人等现象便可窥一斑。这些现象背后就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行业劳工的无声抗议，他们在用手中的选票进行最后的反抗。

显然，虽说世界贸易体系迫切需要版本升级，但不加任何限制的“三零”或将带领全球走向失衡的深渊。笔者认为，未来的世界贸易规则与其说是“三零”，更重要的在于“三补”。

从国际方面看，一是建立全球联网涉税系统，进行税收国际治理。跨国企业的避税问题早已被各个国家视为眼中钉，近几年也有多国政府纷纷出手进行“狙击”，从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实施“严监管”，到2020年6月G20同意制定共同规则，堵住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为减少企业税所利用的漏洞，再到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议通过修改国际税法扩大各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征税的权利。多个国家都在探索公平的征税方式，但若这种尝试仍停留在单个或数个国家内，仍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税收洼地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建立全球联网涉税系统，并针对这些跨国企业修订国际税收协定，取缔“避税天堂”。二是设立国际产业平准税。国家间比较优势的不同，一方面奠定了国际分工合作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当市场竞争范围从一国扩大至全世界，一些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民族产业势必面临被挤压、被淘汰的局面。尤其是在大型跨国企业的强大攻击和围困下，这些民族产业不仅难以大规模进入国外市场，甚至连如何稳固本国市场也成为问题，我国汽车行业的曲折发展历程即为明证。对此，可设立国际产业平准税，以此寻求扩大开放力度和保护民族产业之间的平衡。

从国内看，三是征收财产税。在经济成长阶段，由于社会总财富增长较快，各阶层收入都在增加，社会对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影响体会不深。但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快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顿，普通民众的真实处境就会暴露出来。因此，必须通过分配变革打破这一困局，即对存量资产征收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税等。这样做既能有效防止财富过度集中，更能够促使富人驱动经济恢复。而财产税的征收关键在于准确的个人资产评估，这一点又与全球联网的涉税系统相联系（规避富人资产“外逃”）。

由此来看，当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不可逆转，势必要以“三补”来弥补全球化所造成的失衡，寻找国家间、国家与企业间、社会各阶层间的均衡点。

中国外贸大转型：由实转虚

无论是此前的中美贸易战，还是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外贸就首先招架不住。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当下外贸结构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30多年以来，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抓住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成为“世界工厂”和货物贸易大国。从出口结构上看，当前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工业品，占比高达94%。这也形成了我国外贸发展路径和管理理念的惯性模式，即重视招商引资、货物贸易、工业化，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规、税收、资金等也大都围绕货物贸易而制定，忽视了包含大多数虚拟经济在内的服务贸易。这就导致长期以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家外汇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2.92万亿元，但我国服务贸易自1994年最后一次出现顺差之后，持续保持逆差，而且逆差还在不断扩大。尽管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创下自2011年以来的出口最高增速，但因当年进口3.47万亿元，全年服务贸易逆差额仍然有1.7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908.6亿元，逆差规模创新高。照此来看，“中国服务”不敌“中国制造”，当实物贸易被人员流通、供应链断裂、物流梗阻等外部因素所束缚，一个“退单潮”就将推倒整个外贸行业的多米诺骨牌。《焦点视界》杂志的调查显示，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和风险，1/4的中国公司表示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减少，随之带来的是现金流紧张、货运受阻、通关困难、成本提高、客户流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见，中国贸易这架高速驰骋的“战车”仍未形成双轮驱动，缺少必要的平衡和稳定，一路驶来自然跌跌撞撞。

中国当前的贸易格局已是“独木难支”，更何况从客观发展需求来看，外贸由实转虚也是一种必然。

一来，消费的鱼尾曲线决定了贸易的鱼尾曲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收入水平的大幅增长，消费必然向着更高层次的马斯洛消费层级靠拢。而且，物质消费的有限性天然地决定了其自身的天花板效应，现实已经表明，西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典路径已经行至穷途末路，不论是从现实的资源约束，还是从消费需求的演化规律来看，消费必将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华丽转身”，即物质消费趋于无穷小，精神消费趋于无穷大。而需求决定供给，消费决定贸易，当消费实现由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转折，供给端也将实现相应的结构升级，外贸结构自然也将进一步侧重于满足各种精神消费的服务业和虚拟经济。

二则，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虚拟经济和服务贸易需求。被托夫勒称为人类文明第三次浪潮的信息化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互联网、AI等信息技术以涨潮般的速度发展，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和贸易，产业结构的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升级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可视会议、电子商务等在不断延伸。产业结构的升级让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产业脱离了地域的分割和局限。正如巴菲特的智囊总部远离闹市，坐落乡村，却照样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搅动风云。

当网络缩减了空间距离，环球“同此凉热”，展现的不单是一种产业升级趋势，还有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转折。国际贸易从轰轰烈烈的机器设备生产走向了不限时空的虚拟经济交易。

第四节 全球粮食危机或将爆发

粮食危机被顶在了杠头上。中国最大产粮国、最大消费国格局天然决定了其在粮食市场的影响力，同时，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的大国而言，粮食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建立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基础之上的生物经济，其发展和延伸将引领第二次绿色革命，续写人类改造食物的历史，从根源上解决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来袭

经济史上，有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增长的，以指数趋势不断增长的人口早晚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最终会出现饥荒、瘟疫、战争等，使人口减少。简言之，多增加的人口总是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在农业经济时代，该理论是铁律，14世纪30年代的黑死病（鼠疫）暴发，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都以人口增长渐渐超过了经济生产力，达到了马尔萨斯天花板为论据。

不过，工业革命的到来让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超人口的增长速度，证伪了“马尔萨斯陷阱”。但没料到，如今“马尔萨斯陷阱”的阴影再一次来袭。2020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因粮食短缺，2019年近6.9亿人遭受饥饿，同比增加1000万人，与5年前相比增加近6000万人；且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可能进一步导致2020年全球长期饥饿人口新增超过1.3亿人。中国社科院于2020年8月发布了《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报告预计，到“十四五”期末，我国可能要面临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更让人不安的是，粮食出口限制令不断，哈萨克斯坦从2020年3月22日起对面粉、小麦等11种农产品发布了出口限制，8天后调整为配额制；世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越南宣布，自2020年3月24日起禁止大米出口，后于4月上旬调整为配额制；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俄罗斯在2020年3月31日决定对小麦、黑麦等多种粮食实施出口配额制，且一旦配额耗尽，将暂停向欧亚经济联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出口多种粮食。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学家阿巴西安表示：“现在，国际粮食供应链进入了一个相对脆弱的阶段。”毕竟“民以食为天”，“粮慌”情绪蔓延，如何确保粮食安全及粮食供应链稳定等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急需解决的议题。

粮食危机已然被顶在了杠头上，其背后有五大推手：

第一，不断恶化的气候对粮食安全产生负面效应。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气候变化已经从数量（产量和生产）、可及性（粮食价格和人群获取食物的能力）、利用（营养和烹饪）和稳定性（数量受影响而出现波动）4个层面影响了全球粮食安全。如果全球升温2℃，就可能引发粮食危机，这将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造成最大威胁，包括我国秦岭和淮河以南地区。而按《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说法，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升温，全球可能在2030年～2052年升温1.5摄氏度。

第二，全球耕地面积退化加剧。在全球环境变化和人为活动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日益严重的土壤侵蚀使全球耕地面积减少，土质退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秘书长尼亚卡贾曾表示，全球每年约有750亿吨的肥沃土壤流失，仅荒漠化和干旱两项因素就导致1200万公顷的可耕地退化，致使全球每年减产2000万吨谷物。

第三，人口问题进一步将我们推向全球粮食危机的边缘。世界人口总体保持增长趋势，公元前8000年，全球人口数量约为500万人，大约花了7500年，直到公元前500年，这一数值才慢慢爬到1亿；又花了大约2300年，在1803年达到10亿；之后耗费124年达到20亿。此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不过33年就突破30亿，又花费15年达到40亿。此后平均每12年，人口就增加10亿。2011年，世界人口已达到70亿。2020年，世界人口接近76亿。尽管现在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下降，预计每增加10亿人的时间将继续增加，但因为基数太大，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口径，到2024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2038年达到90亿，2056年达到100亿，2088年达到110亿。至于地球到底可以承载多少人，诸多科学家曾给出不同的数字，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标准是，在当前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如果按照每天维持最低生活必需的食物标准计算，地球可以承载120亿人；而如果按照每个地球人都能享受发达国家普通人的饮食标准的话，地球的最大承受力不过20亿人。

第四，更关键的是前所未有的粮食浪费问题。2012年，欧盟国家食品浪费约为8800万吨，平均每人浪费173公斤，其中荷兰的食品浪费情况最严重。2011年，欧盟国家粮食生产总量约为每人865公斤，相当于20%的粮食产量被浪费掉了。就连以“断舍离”的理性节俭生活方式著称的日本人，全年也要浪费食品646万吨，相当于每个日本人每天浪费一碗饭（2015年数据）。据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楚光的推算，我国消费者仅在中等规模以上餐馆的餐饮消费中，每年最少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食物或口粮；全国各类学校、单位规模以上集体食堂每年至少倒掉约可养活3000万人一年的食物；我国个人和家庭每年可能浪费约110亿斤粮食，相当于1500万人一年的口粮。

第五，灾害频发导致粮食减产和贸易萎缩。近年气候变化，加之旱灾、涝灾、蝗灾、疫情等灾害叠加使得全球产粮不足，粮食贸易急剧萎缩。2020年7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一份报告称，全球急需粮食援助的国家已经上升到44个。甚至衍生出新问题——化学品的普及破坏了生态环境。化学农药、肥料的频繁使用，使得农田、土地、河流污染严重超标，造成农药残留、疾病传播、土壤酸化和水土流失。据统计，全世界每年至少发生50万例农药中毒事件，死亡11.5万人，85%以上的癌症、80余种疾病与农药残留有关。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态学家戴维·皮门特尔教授也明确指出：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导致全球耕地的土地流失率比土地补充率高10～40倍。并且，规模化的种植和养殖降低了食品质量，因为规模化生产伴随对土地多年的高强度利用。比如，我国东北黑土地近几年严重退化，土壤有机质下降，平均每10年下降0.6～1.4g/kg，导致农作物的钙、铁等矿物质流失。而规模化养殖惯以饲料替代谷物，也导致各类肉制品普遍存在抗生素、激素残留。

最大消费国、产粮国格局之变

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天然决定了中国成为最大粮食消费国，中国人对“缺粮”的恐惧，植根于饥饿历史的记忆之上。受客观因素制约，传统农业靠天吃饭，饥饿、缺粮是一种历史常态。1949年，全国的粮食平均亩产为69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9公斤。这种深深刻在骨子里的饥饿感也被西方国家再一次加深，在西方语境下，“养活中国”是一个长期议题。“二战”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曾质疑中国养活5亿人口的能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上，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无法养活10亿人口。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中，再度表达对中国粮食供给的担忧，认为全球的粮食生产可能难以满足中国未来巨大的粮食需求。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尤其是1978年以来，农业模式与技术上的阶段性创新重构了中国农业生产的组织基础与运行机制，粮食产量连续跨越了几个发展台阶——1978年首次突破3亿吨，1984年突破4亿吨，1996年突破5亿吨，2013年突破6亿吨。中国超级稻亩的产量从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一直到了1090.2公斤。随着“海水稻”育种培育的突破，盐碱地也可能成良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进一步释放了农业市场的活力。这些基础奠定了我国独有的粮食格局——最大产粮国。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6.64亿吨，全球占比高达24.4%，还实现了自2004年以来的十六连丰，小麦、水稻等5种主要粮食产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作为最大粮食消费国，中国粮食总需求在6亿吨左右，预计2020年将达到约6.14亿吨。自2002年以来，我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到2019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高达1.3亿吨，其中，大豆进口量更是以压倒性优势稳居全球第一，能占到全球贸易量的六成左右。

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作为粮食消费大国留下的更多是饥饿与恐惧的记忆，那么眼下，作为最大的粮食消费需求和产粮供给国，催生了在粮食领域的3种“可能”：

首先，是自给自足的“可能”。自2010年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从增量看，我国目前每年生产的粮食可供每人每天消费2斤半，三大口粮（大米、小麦、玉米）的国内自给率均在98%以上；从存量看，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水平，特别是两大口粮（大米、小麦）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

但是，尽管自给自足客观上可实现，在经济常态化运行下却不现实。以大豆为例，在耕地限制下（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公顷，远低于加拿大、俄罗斯、阿根廷、美国的1.2、0.85、0.6、0.5公顷），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为保主粮，牺牲了大豆（在东北大豆种植区，1亩地主粮的产量是大豆的3倍，如果要实现大豆自足，每年就会有1亿多吨主粮缺口）。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饲料的需求不断增长，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大豆进口量都将维持高位。更何况，中国粮食进口的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彼时进口粮食只是为了渡过燃眉之急，抵制进口粮甚至携有国家大义。20世纪40年代末，为抗议美国扶持战后日本经济的举动，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而如今，且不谈促进国际贸易，随着经济水平发展，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也形成了通过进口粮食来进行结构性调剂的必要。过去的粮食研究集中于培育高产品种，选育较少关注口感与其他附加值，如杂交水稻亩产很高，但由于经过多代选育，米的组成发生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感，其口感比不上一些纯种水稻品种。2019年我国进口稻米中，有三成是高价食用米（以泰国香米、日本越光米为代表），而进口小麦主要是用于蛋糕、面包的高低筋专用小麦粉。

其次，不排除出现国家灾难性问题的“可能”。国家性灾难往往有两种情形，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以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为例，旱灾叠加决策工作的失误，让中国粮食生产陷入空前困境，在最危险的1960年5月，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2天存粮。反观当下，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农业可实现“逆天行事”；而决策稳定理性，尤其是秉承“确保谷物基本自给、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粮食安全战略观，配合强大的政府调控能力，即便在疫情之中真的出现了粮食短缺或危机，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换言之，出现国家性灾难的概率趋小。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中国粮食存在长期结构性隐患。正如袁隆平在2019年7月从宏观角度和长远角度，分析了中国粮食存在种粮人积极性不高、种子安全、18亿亩耕地红线守卫等问题，指出“中国粮食要进口一部分”，客观上也意味着中国粮食安全可能在局部、点状出现问题。毕竟，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产量安全，也包括价格稳定性、供应可及性等，涉及粮食库存、物流、全球贸易等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各种货物之间都可能会有蝴蝶效应。比如，若疫情导致产业链断裂，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豆进口，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粮农生产波动，进而加大食品价格上浮的可能性。

最后，是极大影响世界粮食格局的“可能”。粮食是人生存的第一资源，中国作为粮食最大生产国和最大消费国，一出一进间可能极大地影响世界粮食格局。

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之道

粮食关乎国家根本，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为了摆脱粮食危机的梦魇，人类在改进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上做了不懈努力。

一方面，通过兴修水利和人工育种，提高农业种植技术。因水利系统改进，全球灌溉面积从19世纪初的800万公顷增加至20世纪末的2.5亿公顷。据统计，灌溉条件优质的地区，小麦单产是旱地单产的1.67～1.89倍，玉米单产是旱地单产的1.47～1.53倍。人类还通过提高育种技术促进亩产。以我国杂交水稻为例，通过杂交育种迭代提高稻种质量，让我国实现了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帮助我国粮食年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普及化学辅料，改进生产方式。以美国为代表，20世纪美国农业便率先实现了工业机械化，田地向万亩以上的大农场高度集中，依靠机械大规模生产。现如今，美国以1%的农业人口便完成年产粮食4.4亿吨，占全球粮食总产值的16.3%。此外，农药和肥料在农业生产中也已广泛普及，据统计，世界上每年因使用农药和肥料而增产的粮食，占世界粮食产量的25%以上。

粮食危机化解之道从一味依赖自然禀赋，过渡到人造优势、科技创新。科技发展极大地解决了粮食生产的极限问题。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科技从理论突破，到小范围内的试验，再到大规模的铺开应用，并非一蹴而就。更何况，通过科技创新来化解粮食危机的边际效益已然呈现递减趋势。如杂交水稻、复合肥料等的投入，确实使得中国粮食出现过增产高峰，但瓶颈也出现了，中国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1.3万亿斤徘徊的时间长达23年。与此同时，科技无限制运用于粮食生产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农药等化学试剂成为诱发疾病的恶魔。2015年，美国900多位非霍金森淋巴瘤患者集体起诉孟山都公司，他们无一例外都长期接触和使用了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产品。

就中短期而言，粮食安全的决定因素已经逐渐从科技优势向组织优势倾斜，这从美国成长为最大粮食出口国、一步步掌控粮食霸权的过程中就可窥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粮食就与石油、美元并列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的关键支柱。基辛格甚至明确提出：“将粮食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如在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中，以美国的嘉吉（Cargill）、艾地盟（ADM）等为代表的6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95%。再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其附加的昂贵化肥和农业技术，使得接收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与粮食巨头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粮食武器的核心。美国的华盛顿政府别称“旋转门政府”，就是指一些大公司直接雇用政府官员担任高层，从而利用政府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获利；类似地，大公司的高层人物也被安插到政府中担任要职，来推行公司的秘密计划。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粮食战略就是典型的以跨国企业、大资本为载体，发挥其组织优势，逐步壮大粮食的控制权。

讽刺的是，在这场美国发起的粮食战中，中国靠组织优势得以独善其身。2005年12月～2008年7月，国际小麦价格从291美元/蒲式耳暴涨4.6倍，达到1334美元/蒲式耳，美资粮商暴力牟取的利益高达近千亿美元。同期，中国国内市场小麦价格从1400元/吨涨到2000元/吨，涨幅大约为0.7倍。其背后正是中国动用了国家储备粮食，与国际游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消耗战——游资吃进，中国继续抛。起初是10天一抛，之后达到2天一抛，一度传出“中国的战略储备粮有1亿吨，够全国打1年”的传闻，终于让游资不得不铩羽而归。

显然，在粮食危机面前，如何在中短期内发挥组织优势，在长期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已成核心。具体而言，第一，发挥市场经济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二战”后，日本逐渐形成农业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完善了市场化机制。如建立包括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农村保险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放开国内农业市场，以国内需求为引导、贸易为手段，支持本土企业对标国际市场。事实上，在中国，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全国粮食总产量接连跨上新台阶，中国人吃不饱饭的问题彻底成为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市场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第二，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扩大规模效应。荷兰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先天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仅1.9亩，土地低平，近一半低于或几乎水平于海平面，其“尼德兰”的别称也就是低洼之国的意思。但是，荷兰却成为欧盟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国，在全球也仅次于美国。这是因为荷兰专业化生产、多品种经营，通过应用高度机械化、精准环境控制、超前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令农业实现了全封闭生产，完全摆脱自然条件束缚，全年均衡生产。这种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让荷兰的生产效率比欧洲平均水平高5倍，每公顷蔬菜产出为54.4吨，是我国的近2.4倍。

第三，发挥举国体制功能，为粮食安全兜底。从农业到工业，再到能源、通信，中国把举国体制运用得炉火纯青，并创造出世界奇迹。可以说，举国体制成就了我国当下全世界最全、最细的产业体系。在农业领域，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也要更进一步发挥“新举国体制”特色，强调农业市场要素自由流通的同时，为粮食安全问题兜底。如以市场为导向，打造“走得出去”的大粮商，既要通过国际市场的贸易渠道，弥补国内紧缺型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缺陷，更要强调提升中国农业企业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与话语权。

第四，打通、整合农业产业链纵向、横向环节与渠道。典型如以色列通过资源组合，以发展奶牛业的方式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田的粮食产出。以色列以各种农作物的秸秆，如麦秆、玉米秆等为饲料，喂养奶牛，这些秸秆与牛奶的转化率大约是1:1，也就是说，传统被废弃的农作物秸秆经过奶牛的转化，1吨秸秆就可以变成1吨牛奶，人们大量喝牛奶，能够大量减少谷物类食物的消费。如此一来，以色列通过渠道融合、打通，不仅能拉动畜牧业发展，还能有效处理食物浪费问题。

第五，打品牌化战略。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健康意识增强，消费者越来越倾向选择品牌化农产品；另一方面，从供给侧角度看，拥有品牌的农产品因其文化附加值和独特性，会让农户在市场中更有议价权。事实上，农业强国无一例外都是品牌强国，荷兰郁金香、美国新奇士脐橙、新西兰佳沛奇异果、泰国香米等，正是农业品牌们塑造了一个国家在世界农业市场上的形象。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创建优质农产品和食品品牌，以及培育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军企业和国内外知名品牌”做出了重要部署，唯有品牌才能让我国农业在全球拥有一帮“铁杆粉丝”，在农业高附加值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遥望生物经济彼岸

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进并不意味着粮食问题就此进入了“安全岛”。若要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不更换路径是走不通的，而生物经济就是一条非典型的新道路。

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为基础，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新经济形态，其诞生将引发第二次绿色革命，从根源上解决粮食问题。因为在生物经济时代，以机械和化学定律为主的传统粮食生产模式，将被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生物范式”所取代。后者将通过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将生物性可再生材料转化为各类生物基产品，并由此变革“机械+化学”的农业模式。基于此，生物经济不仅将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带来的各种衍生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和资源环境，而且还将拓展人类对粮食的全新和全方位理解，颠覆粮食产业链甚至粮食本身。具体而言：

第一，生物经济或将重新定义食物。一方面，生物经济孕育“人造食品”，摆脱资源环境的束缚。自人造肉汉堡被评为“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之后，人造鸡蛋、人造金枪鱼、人造牛奶等各种新型人造食品纷纷涌现。人造食品不仅成功替代传统食品，而且大幅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负担。据测算，基于细胞工厂种子的人造食品能够使土地的使用率提高千倍，每单位粮食可节约用水90%以上；而用人造肉替代传统养殖业，能革命性地减少全球14.5%的温室气体排放，且不用担心肉中抗生素、激素残留等问题。另一方面，研制出“超级食物”，把“民以食为天”变成“一粒管一天”。早在2008年联合国全球粮食峰会上，就有科学家提出“超级粮食丸”的概念来应对粮食危机。

第二，在生物经济背景下，人类生命维系体系或将重塑，从根本上消解对粮食的需求。人类或将通过生物技术对自身基因进行改造，改变固有的生命维持体系，吸收自然界储备能量，比如生物核能，拥有无限续行能力，从食物的束缚和资源的枷锁中跳离出来。就像赫特玛的《人本食气》所描绘的那样，人类可以自由地从大自然中吸收身体和生命细胞需要的所有精微能量和生命元素，满足人体每个器官和细胞的功能需求，从而使人体和自然通过能量的交互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三，生物经济具有重大的生态意义，能革命性地改善污染问题。据《科学》杂志2018年的报道，肉、奶制品为人类提供了18%的卡路里与37%的蛋白质，却占用了人类83%的农田，排放了60%的农业温室气体，导致土地与水源过度使用、水体酸化和富营养化。尤其是一头牛平均每年因打嗝、放屁排放4吨甲烷，远超同期一辆车每年的排放量（仅约2.7吨二氧化碳），爱尔兰、丹麦、新西兰等养殖大国甚至因此征收放屁税，其中，爱尔兰向每头牛征收18美元，而丹麦的提案中这一税额高达110美元。因此，利用人造食品替代或部分替代传统畜牧业，显然更符合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如美国初创企业Perfect Day出品的人造奶就预计将减少牛奶生产过程中98%的用水量，91%的土地需求，84%的温室气体排放，并节约65%的能源。

第四，生物经济将优化食品的营养结构。传统养殖业中的抗生素、激素残留已成公共健康隐患，《中国科学报》2018年的报道《畜禽养殖业应高度关注抗生素污染，亟待新技术》显示，我国畜禽养殖抗生素年使用量达9.7万吨，占全国抗生素年消耗量的近50%。人造食物恰恰能从根本上杜绝传统养殖业中的抗生素、激素残留，甚至可以人为优化营养成分结构，在这个由吃饱转为吃好的年代，更能满足低热量、低胆固醇、高蛋白质含量的健康饮食需求。

第五，生物经济以“生物淘汰化学”，用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替代化学农药、化学肥料。生物农药可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利用生物活体（真菌、细菌、转基因生物等）针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杀灭或抑制，且该生物活体极易被日光、植物和各种土壤微生物分解，做到“来自自然，归于自然”。不同于化学肥料直接提供营养元素，生物肥料“曲线救国”，直接利用真菌、放线菌类和复合型微生物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促进粮食增产。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只要一个新经济时代来临，人类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必将发生深刻变革，生物经济时代的来临也同样如此。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前三次经济浪潮侧重于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农业经济解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工业经济以机械和电气替代人类的体力，信息经济正在替代人类的部分脑力，那么，生物经济则侧重于对生命自身的认识和改变，涵盖生物质相关的众多领域，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也将远远超过前三次经济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