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当医生:从利物浦到深圳的行医和管理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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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香港的奇葩

本书作者、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朱知梅教授嘱我为他这本书写个序言,我欣然接受。一些陈年旧事赐予我这个资格,或者说是经历的资格吧。

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创立于1887年,1907年定名为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是该院的首届毕业生。香港大学成立于1910年,上述的西医书院于1911年就跟着成为其下属的医学院。二战之后好些年,在香港可见经传的大学只有香港大学,而当时这所大学在亚洲一带有点名望,主要是由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带起的。

历久以来,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大名是源于几个了不起的人物。1954年,我的父亲病重于养和医院时,香港大学医学院的麦花臣教授到养和医院给父亲探诊。能邀请到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这样下就,是因为我排行第四的姐姐当时就读于香港大学医学院。

我在1982年5月到香港大学作为经济学的讲座教授。教授之前加上“讲座”,所谓Chair Professor,是源于英国剑桥的传统。在香港大学时,校长之外,有三个人物大家耳熟能详。其一是工程系的张佑启。阿启的大名我早知道,因为在皇仁书院时他是我的师兄。其他两位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达安辉教授与杨紫芝教授。

朱知梅教授这本书献给的达安辉教授我是认识的,不熟。两次在香港大学某小组委员的会议上,他是主席,我是约一掌之数的委员之一。我非常欣赏达安辉这个人。他以医道知名,而令我欣赏的是他论事客观,分析问题清晰,但不多说话。当年香港大学很多同事都希望达安辉能做香港大学的校长,我因而两次代表这些同事去信给他,恳求他出任校长之职。两次他皆推却了。香港大学校长这个重要的职位,不是要遴选的吗?是的,所有其他人都要,只是达安辉不需要!太多的同事仰慕他。

是不容易理解的行为。当年的达安辉不仅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重要支柱,行医兼行政,而在香港大学很多跟医学无关的事务上他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不怀疑在香港大学的行政上,他的贡献不在校长之下。他就是不要校长这个名头。

跟达安辉在香港大学医学院共事的杨紫芝,则是一个神话。记载说她在16岁进入香港大学读医,不知有没有弄错。任何人在当年的战乱中都要放弃4年的求学时间,她怎么16岁就进大学了?我排行第四的姐姐也是在战乱之后进入香港大学读医,比杨紫芝年长3岁,但后者却比我的姐姐高两届。这不是个天才是什么?

我知道杨紫芝曾经在我背后骂我,也知道她曾经在我背后给我维护。我的猜想是杨紫芝怕我死掉,嘱咐她的徒弟医生不要让我死得那么快。

朱知梅教授这本书,写他自己的成长与求学的经历,达安辉与杨紫芝都应该教过他。是那么有趣的经历,大可勒碑志之。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朱教授热爱中国,他被委任到中国来协助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适当不过的人选。医道够不够高明是一回事,关不关心国家是另一回事。二者兼备的人选不易找。一位朋友说是杨紫芝教授选中他。

以东方之珠知名于世的香港,曾经是朵奇葩——可惜今天不再。达安辉是朵奇葩,杨紫芝是朵奇葩——这二者不仅曾经是,将来永远也是。如果本书的作者朱知梅教授能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搞起来,有朝一日,为中国的医疗制度做出贡献,他更是奇葩一朵也。

张五常
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