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无数缘起

第一次中断这篇文字的写作已是三十多年前了。当时我用的还是小学的横格本，在写满的纸页后面预留了两三页空地。我当时规划的是一部鸿篇巨著，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延期了。

严格说来，这本书的写作史就是一连串的中断。我以各种理由停笔，留待将来，留给更好的自己，就像小时候所做的那样。仅仅为此做出力所能及却又微不足道的准备，比如坐火车或者打电话时随手在纸片上做些类似标记的东西，似乎仅凭这三言两语，记忆便可还原一个内容框架，如同组装起一顶可折叠的行军帐篷；又好像这些干巴巴的潦草笔记，一经记忆泡发，便可绽放成繁盛的樱桃园。

在20世纪初的俄国回忆录中经常提及一个儿童游戏：在碗底放一些浅黄色薄片，倒满水，薄片立刻就焕发出光怪陆离的色彩，仿佛来自奇幻的东方，中国或日本。但我从未亲眼见证，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在祖母留下来的传家宝中，有一个会抽烟的小人，黑脸膛，火柴高矮，有模有样地抽着一根根细如毛发的香烟。香烟真的会冒烟，火星随着烟灰后退，一根接一根，直至全部抽完。现如今，它的本领已经无从见识，而只能讲述了。不过，这未尝不是一种圆满，毕竟，对于已然消失的事物或日常活动而言，所谓天堂，就挂在人们嘴上。

最早着手写作这本书时我才十岁，也是在这栋位于澡堂胡同的房子里，如今我同样在这里敲出了本章的头几个字母。在20世纪80年代，房间靠窗位置有一张边角带豁的书桌，一盏橘黄色的台灯，我在台灯底座上粘了一张贴画儿，所有贴画里最好的一张：晦暗的天空下，雪花纷纷扬扬，熊妈妈拖着一架雪橇，上面歪坐着小熊崽儿，旁边放着礼品口袋。贴纸黏唧唧地泛着幽光，上面有五六张贴画儿，我将其一一剪下，在盛着温水的小碗里一泡，把透明画纸麻利地从贴纸上揭下来，迅速粘到某个光滑的表面，展平，不留一点儿褶子。我记得在厨房搁架的小门上贴着另外两张：一张上面是一个小胖墩，头戴西班牙式宽檐帽，身穿多米诺式斗篷，脸上戴着半截猫脸面具，周边用金丝线绣着花体字母；另一张是企鹅和企鹅宝宝，在红红绿绿的北极光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有熊的那张。

似乎，当我把这些直到老屋装修之前已经贴了二十年的，本已乌漆墨黑、无法辨识的旧生活的碎片一一讲述，从而使其重新生机勃勃、容光焕发时，我的心里会好受些，觉得总算把它们安放了。而与此同时，我本人也碎裂成成百上千个破旧的、黯淡的、腐朽的、死掉的东西或玩意儿。似乎，我的毕生事业就在于将它们一一登记造册；似乎，我的成长就在于此。

不经意间的第二次动笔，恰在我弯弯曲曲、狂野不羁的十六岁。那是趁着一场恋爱的余波，这在当时看来是天大的事，足以决定一切；但随着岁月流逝，它逐渐褪色、风干，如今已经无法复原陪伴我走过那场爱情的那种唯爱至上的感受了。唯独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当意识到一切已经结束时——即便不是在心里，至少也是在时间和事件上——我觉得有必要记住一切重要的精彩片段：细节，聚合点，谈话的拐点，个别对白。我想先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等日后有机会再来写作。线性叙述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因为线索本身就不很清晰。我当时记下了一切不该被忘却的。随手抓起的每张纸片上都写下了三言两语，它们能够立即在当时的记忆中还原一个事件：某次对话，某个街角，某个玩笑，某句誓言。所有事件都顽固地阻挠我的意识为其编排顺序，无论按照首字母排序，还是时间先后。因此我决定：有朝一日，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将所有这些碎片统统放进父亲那顶漂亮的从未戴过的灰色礼帽，然后随便抓出一张，动笔开写，一张接一张，一件事接一件事，一个点接一个点，直至温柔乡地图最终绘制完成，从而为自己竖起一座纪念碑。后来，那三四十张纸条在书桌抽屉里四处散落；再后来，悄无声息地掉进了搬家、重新布置、突击扫除的窟窿里。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如今我已经记不起那三四十张纸条当中的任何一张，而在若干年前，我曾经那么地害怕自己会忘记。

* * *

不过，这个想法本身——凭借断断续续的提醒和回忆，将自己的或共同的故事从已知的或想当然的黑暗中扒出来——却至今令我振奋。这一拯救性工程的初始阶段变得习以为常——打电话时记在信封上的潦草字迹，工作日记中随手写下的只言片语，杂乱无章的、随时增加却无暇审视的无形编目卡：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如今的日常。只是，能够与之谈论过去的人，却日渐稀少了。

但我一直坚信，总有一天，我会完成一部家庭之书，这曾一度被我视为毕生事业，而且不单纯是我个人的一生，而是众多人合而为一的一生。因为，我侥幸成为了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会向外界发声的人——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密交谈和体己话儿，而是面向集体经验的火车站台。他们中的所有人，活着的或死去的，都不曾被人注目，生活没有赐予他们任何留下痕迹、被人记忆、置身于聚光灯下的机遇，平凡无奇使他们无法引起普罗大众的兴趣——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不公平的。我一方面觉得必须讲述他们，为他们发声；另一方面却又害怕开始，害怕由好奇的听者和受话人，由层层叠叠、枝枝蔓蔓的家族历史所交汇的家族端点，变成他者和外人，变成一个挑挑拣拣的说书人，全权决定哪些部分能够见光，哪些仍将留在外界或者内心的黑暗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祖父母辈的很大一部分努力恰恰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为了变成透明人，隐身于家庭琐碎之中，与充满宏大叙事、动辄数百万人口误差的大历史保持距离。这种选择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无人确知。1914年秋，我年轻的太姥姥萨拉从战火连绵的法国辗转回到俄国，她本可以重新投身革命，由此进入历史教科书或者——更有可能地——枪决名单。可她心甘情愿地退出了历史，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终日守着四面条纹墙纸和一个丑陋发黄的奶油罐儿。那个奶油罐儿活过了自己的女主人，活过了旧世界，活过了20世纪。

年轻气盛时，这曾经令我窘迫不堪，那种感觉难以描述，也令我羞于追根究底。怎么说呢，这关乎情节构思，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族人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好让我们的历史为人所津津乐道。这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庆典上尤其明显。那时，战争才过去四十几年，刚好与我本人现在的年纪相仿，参加学校庆祝典礼的总是别人的爷爷——鲜花奖章，站在讲台上，腰板笔直，寡言少语（他们所经历的不适合被改编成童话或者魔幻故事），较之于证人，倒更像是证物。可我呢，外祖父廖尼亚没上过战场，他当年是工程师，在大后方工作；祖父科利亚本来是有军官证和红星勋章的，可后来听说，他当时在远东服役，究竟打没打过仗，终究不得而知。

不知从何时开始，感觉他应该是没打过，这种怀疑始自他日后的遭遇。这段暗黑历史乌云一样压在家族头顶，族人对此讳莫如深。那是在1938与1939年之交，贝利亚秘密特赦时期，有些人被突然释放；有些人，比如科利亚爷爷，没来得及被抓进去。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究竟发生了什么，云遮雾罩，直到后来我核对了时间才发现，那段暗黑历史刚好与祖母的第二次怀孕时间重叠：我父亲出生于1939年8月1日，距离二战爆发和奥登的名诗September 1, 1939刚好一个月：

Waves of anger and fear

Circulate over the bright

And darkened lands of the earth,

Obsessing our private lives;

The unmentionable odour of death

Offends the September night

上帝知道，父亲怎样奇迹般地成了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得以成长在完整的家庭，父母双全，还有一个姐姐。关于这个故事的结局我知道两个版本，流传在我童年的那个和圣诞树一样可疑，我们以后还会讲到。但不管怎样，祖父作为战斗英雄的故事难以成立，在我们的家族叙事中，祖父如同漩涡中的一朵刨花，难以汇入关于战争与胜利的集体讲述。

总的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有和历史沾边的亲戚，而我的族人却集体靠边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打过仗，没有一个人受过镇压（外祖父廖尼亚也曾因莫须有的罪名险些遭到逮捕和审讯，后来同样幸免于难），没有一个人在德军占领区生活过，没有一个人遭遇过世纪大屠杀。唯一的例外是外祖父的姨母薇拉，她年仅二十岁的儿子廖吉克死在了列宁格勒前线。但这个故事与其说是关于战争的，不如说是关于命运不公的。那个穿着圆头毡靴的大男孩无论如何也不肯安息，直至今日，每当我听到“廖吉克”这个名字时仍会眼圈发痒，喉头哽咽，就像妈妈从前那样——正是从她那里，我继承了所有的手稿和姓名。

他们当中没有任何名人，甚至没有一个人属于所谓的“艺术军团”。他们当中有很多医生和工程师，有建筑师（但不是搞艺术造型设计的那种，而是特别务实的设计道路桥梁的那种），还有会计和图书管理员。这是一种波澜不惊的生活，远离时代的风车矩阵。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入党，但这并非出于抗议，只是由于他们的生命似乎深深地沉淀于血管内部，绝少流向体表，而任何反应只有在体表才是显而易见，具有规模和结果的。如今，随着他们相继步入永恒黑暗，他们的历史被完结，终于可以讲述和凝视他们了。毕竟，被发现是某种程度上的必然，而仅此一次对他们未必有损。

* * *

时不时地——总是在夜里，通常是在周末或者生病休假——妈妈会心血来潮地邀我同看家庭相册。每次都要大费周章地打开橱柜的门（装相册的一侧紧靠沙发，所以很需要技巧），抽出装满小盒子的抽屉。盒子里保管着心爱的小物件：证件照，不同年份的照片，来自克里米亚的小石子，不知谁的老古董哗啷棒，爷爷的一套绘图仪（“等你长大了，我就送给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相册有很多本，有些塞得满满当当，有些还大半空着，但全部会被拿出来翻阅。最满当的是那本红褐色皮套，银白色带扣的。还有一本黑色漆皮的，封面上画着一座耸立于山顶的土黄色古堡和一个横斜的法文单词“Lausanne”。另有一本是Art Nouveau风格的，带有金属花字和一百年前就已经落伍的日本绘饰。此外还有很多本，厚的薄的，大的小的。册页较之于今天的相册要厚重得多，存放相片的格挡很宽，如今那些光泽锃亮的照片跟这些格挡完全不搭，不是宽了就是窄了，且无一例外显得轻薄。那些老相框看上去更加稳固，更加耐久，好像是为另一种寿命预备的，顽固地将今天的照片拒之门外。

相册里的每张照片都有其故事。那些留着大胡子的，那些戴着细框眼镜的，都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是我们的祖太姥爷、太姥爷以及他们的朋友和熟人。照片上的小女孩们是太姥姥和她的姐妹们，名字傻傻分不清楚——萨尼娅、索尼娅、苏尼娅，她们在相片上交替出现，不同的年龄身高，相同的面部表情，站在或坐在模糊的室内布景或夸张的郊外布景中。起先我们从头翻看，从最早的大胡子看起，看到大半个晚上的时候，一切开始氤氲开去，只感觉到一种辽阔——从哈巴罗夫斯克到下诺夫哥罗德，从萨拉托夫到列宁格勒，这些黯淡在时间中的大人和孩子们不停地迁居，一次又一次地为家族历史变换地理坐标。最后终于来到了一本小相册，里面有我的小妈妈：皱着眉头在亚卢托罗夫斯克疏散地的，抱着洋娃娃在莫斯科郊外的纳哈宾的，穿着水兵服拿着小旗子在幼儿园的。这段时空于我是切身可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正是为此开始的，为了能够看见儿时的妈妈：嘟着小嘴的，被吓坏了的，沿着一条被岁月遗忘的土路撒丫子奔跑的小妈妈。这意味着进入一个全新的亲密领地，在那里，我比妈妈年长，可以疼爱她、抚慰她。以现在的年纪回头去看，当时充斥全身的那剂怜爱与平等，注射得实在为时过早。但好在是注射了，因为时至今日，我也没能有机会对妈妈施与怜爱与抚慰。

很久之后我才发觉，所有的相册、所有的故事和照片（每张照片背面都用花体字母标着主人公的姓名缩写，照相者的名字和拍摄地点）都是来自母亲这边的。而父亲这边，除了书架上孤零零的两三张照片之外，别无他物。照片上，年轻的祖母很像年轻时候的妈妈，而严肃的祖父则酷似老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他们默守房间一隅，几乎与家族历史的宽阔河面、码头、浅滩、河口等等毫无关涉。

此外还有几本装明信片的相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太姥姥萨拉书信体纪实的片段，来自巴黎、下诺夫哥罗德、威尼斯、蒙彼利埃的鸿雁消息），它们构成了一整座被湮没的视觉记忆图书馆：两颊丰满的美人和口髭浓重的美男子，身穿古典长袍的俄罗斯孩童，象征主义油画《死神与少女》，石像鬼，还有褐色的城市风景明信片——意大利的、法国的、德国的，背面没有任何文字。

我最喜爱的是一小组城市夜景明信片：夜色中的花园；在街角处放射光芒的电车；空荡荡的旋转木马；谁家走丢的孩子站在花坛边，手里拿着无用的套环；高耸的楼房，油光可鉴的棕黄色窗棂，窗户后面进行着的还是那个旧时的生活。所有这些，在灯火中摇曳着深蓝，散发着纯粹的忧郁，成倍地难以企及。这既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旅行还是一种奢望，出国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绝无仅有的两三个出过国的熟人仿佛镀了金身一般）；也是因为，莫洛亚笔下的当代巴黎跟明信片里那个蓝色与黑色的巴黎毫无相似之处，由此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即明信片里的那个巴黎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些明信片，就像名片或者装有粉色信纸的信封，让人恨不得立即把它们派上用场，却又想不出此时此地该拿它们怎么办。因此，相册再次被束之高阁，明信片重新被装进盒子，晚会结束了，一如往常。

这个旧世界的某些东西——它们将房间堆得满满的，像房间赖以支撑的爪子——终究在新生活中派上了用场。浅黄色的精致饰绦被我缝到了火枪兵制服上，穿到了学校的嘉年华上。另有一次，我戴了一顶黑色的巴黎礼帽，上面插着一根长而鬈曲的鸵鸟羽毛。那副细软皮革的手套已经套不到手上了，有些缩水了，但看上去似乎只是不合手罢了，而我就像灰姑娘的姐姐一样，为自己的宽大骨节感到难为情。华美轻盈的加尔德涅尔陶瓷茶具每年被用来喝上两三次茶，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时才用。每逢此时，都是寻常生活中难得的庆典，一切规矩都可以暂时放宽，平时禁止的都被破例准许。在其余日子里，相册静静地躺着，而时间无声地流逝。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家族是最最普通的，绝非大富大贵。所有那些家传的物件无非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家庭的典型陈设：几件索耐特家具，两三把橡木圈椅，黑皮封面的《托尔斯泰全集》。如今，它们中的某些或许的确称得上传家之宝，但最初都是普通无奇的日常物件：钟表为的是报时，气压表为的是预测风暴，带有猫头鹰雕饰的镇纸为的就是镇纸。这些朴实无华且不无笨重的物件的最主要任务，似乎就是聚在一起，而它们做到了。

* * *

说来奇怪，“记忆所有人”这一任务一辈子与我形影不离，但我至今仍远未做好准备。对于“过往”这一水底洞穴的每一次浸入，都意味着对那些名字和事件的逐条列举，但我始终未能熟记这一清单。有些东西会不时地自动跳到记忆里，像逃票的电车乘客，那通常是些趣事、轶事，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punctum，这才是值得讲述的情节。的确，那些陌生的远房亲戚到底是医生还是律师，于我而言有何差异呢？这种不完整的负罪感进一步妨碍了我的记忆，让我将刨根问底一再推迟。我总在想，总有一天，当我成长到足够优秀时，我会拿上一个专门的本子，坐到妈妈身边，请她为我一五一十地从头讲起，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绘制出具有完备意义和体系的家族系谱图，记载每一位弟兄甥侄的准确信息，由此产生像样的书籍。至于此种记忆的必要性，我从未产生过怀疑。

但我既没有询问，也没有记忆过，尽管我自认还有那么一点点学习东西的灵气和不坏的文字记忆。拼图终究未能拼凑成功，记忆中只剩下顺口溜一样的“萨尼娅、索尼娅、苏尼娅”，为数不多的来路不明的照片，缺乏载体的流动历史，以及陌生人的熟悉面孔。

这让我想起了在我家达洽收藏的那副麻将牌。那栋小屋只有一间小卧室，一个小厨房，一方凉台，一片生长着几棵倔强的苹果树的沼泽地。它坐落于莫斯科郊外的萨尔特科夫卡镇，数十年间，家里的一应过时之物都会被搬运至此，开启自己的第二次生命。这栋小屋几乎从来没有往外扔过一样东西，那些老旧的物件渐次填充了世界，并赋予其均质性。收纳、承载旧物的老家具在年复一年的繁重劳作中日渐衰老。仓库里堆积着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墨水盒，五斗柜里叠放着足有一百岁的睡袍，镜子后面的搁架上有个麻布口袋，那副麻将就装在口袋里。它曾经令我着迷了好多年，每年暑假我都渴望能够窥破其奥秘，让它造福于家人，但始终未能如愿。

据说，这副麻将是太姥姥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国外”一直被我想当然地理解成日本，因为家里还有两身旧到发轻的和服，一大一小，小的那身是给我的。那副麻将由很多的深褐色骨牌组成，每张上面都写着天书般神秘的方块字，完全无法对其分门别类。门类似乎太多，而相近元素却少得令人发慌，我又总担心日子久了，骨牌会少几张，这令我彻底抓狂。显而易见，这里头自有其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不可能破解这一体系，甚至无法以其为基础，另行设计更为简易的体系。我甚至不敢把骨牌装在衣袋里带走，生怕弄丢一张，全体作废。

当我试着认真回忆时，突然发现，我一无所有。那些阅读老照片的夜晚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日期，信息，甚至连最基本的亲缘关系——诸如谁是谁的兄弟，谁是谁的外甥——都没有留下。那个制服上镶着金色纽扣的大耳朵男孩，跟那个身穿呢子军装的大耳朵男人显然是同一个人，但他是我的什么人呢？我模糊地记得，他好像叫格里戈里，但这同样无法提供任何线索。构成那个亲缘世界、提供城际温暖的人们，死的死，散的散，阴阳相隔，天各一方。我一点一滴以线性叙事记忆的家族历史，在我的意识中散落为无数碎片，变成了对缺失文本的注脚，无可求证的假说。

不仅如此，在母亲的讲述中还掺杂着众多的虚虚实实，那是世代相传、添油加醋的结果，它们以伪经书的身份存在，作为原典的不确定附件。这些轶事通常还处于萌芽期，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接近生活真实，如同写在故事文本空白处的只言片语：据说，他曾经住在哪儿哪儿；好像，她之前是怎样怎样的；传闻，他们遭遇了什么什么。当然，这也正是传说的迷人之处，是其本质元素。较之于干巴巴的时间地点，这些浪漫的胚芽才是最令人念念不忘的，正是它们让人有拓展、转述、再创作的欲望。它们也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问题在于，倘若没有载体，故事也会逐渐丧失意义和凭证，久而久之会失去个性，沦为庸常的大众记忆。现在甚至很难确定，在我所掌握的那些故事当中，哪些是口口相传的，哪些是我擅自杜撰的——在我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但也有些时候是知情的：我清楚地记得，在少不更事的年纪，我怎样为了哗众取宠到处宣扬关于家族诅咒的故事。他爱得发狂，我说，执意娶了一位破落的波兰女贵族，不惜为此改信基督教。他的父亲诅咒了他，从此再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夫妻二人穷困潦倒，很快就因肺痨去世了。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肺痨，从家族相册的照片来看，那个被逐出家门的长子似乎过得很幸福，戴着眼镜，儿女成群，置身于苏联照相馆的惯常布景中。至于波兰女贵族，究竟是确有其人，还是我为了光耀门楣而虚构的？之所以说成波兰，也许是为了增添异域风情吧？至于女贵族，也许是为了给商人、律师和医生的单调工种加入些许变化？不知道，不记得了。当然，我的自由幻想想必也不全然是空穴来风，在妈妈的讲述中或许能够找到蛛丝马迹，但那个起始晶粒如今已经无法复原了。无论如何，在我的讲述中，这位莫须有的波兰女贵族至今仍是家族不幸的罪魁祸首。毕竟，父亲对儿子的诅咒的确存在，贫穷也的确是事实，而我的祖太姥爷也的确再没有见过自己的长子，最后的最后，他们也的确全都死掉了。

我继承而来的还有另外一点，它关系到家族历史的构造本身，关系到其讲述方式和讲述者。那就是，我们这个家族似乎是由女性主导的，整个家族史就是一连串女族长的更迭，她们前后相继，母女相承，如同一排里程碑齐刷刷地站在家族历史的百年进程中，其命运以特写镜头呈现，在人头攒动的家族集体照中占据了头排。想来奇怪，她们每个人都有丈夫，但我们家族的男人们不知怎的全都站不到聚光灯下，似乎家族历史只青睐巾帼英雄，对须眉男儿则过分苛刻。我们的家族完全是靠女人们撑起来的，尽管这并非男人们的过错：太姥爷英年早逝，姥爷寿命不长，而父亲则一直沉迷于无关紧要之事。当一位位族人成为过往，铺成通往我的阶梯时，在我的头脑中（也许，在母亲的头脑中同样如此），家族传承线几乎纯粹是由女性构成的——萨拉生了廖利娅，廖利娅生了娜塔莎，娜塔莎生了我。这个家族套娃似乎已经注定传女不传男，因此，唯一讲述者的身份也自然而然地由女性继承。

* * *

说归到底，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做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为这些人树碑立传，以免他们默默无闻地消逝，不被提及，不被铭记。可事实上，连我自己都没能记住他们。构成我全部家族史的，是几乎无法对号入座的轶事，顶多能够辨识四分之一的照片，以及由于缺少原点而无法提出、就算提出了也无人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本书仍是我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原因如下。

在朗西埃的随笔中，就历史人物给出了重要论述。朗西埃的哲学随笔总是干货满满，比如，“艺术的任务在于展现不可见之物”，我很喜欢这句话。格里戈里·达舍夫斯基同样说过，诗歌的任务也在于此——将事物引入可见状态。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下面这点：在思考历史时，朗西埃出人意料地将文件和纪念碑放在了对立面。此处首先需要对这两个术语加以说明。朗西埃所指的文件是关于已完结事件的报告，其宗旨是详尽地记述历史，“使记忆官方化”。而作为其对立面的纪念碑，“就其初始意义而言，是以其存在本身维持记忆的，它虽然无法讲述，却可以直接宣告，（……）其对于人类事务的见证意义胜过任何编年史，它可以是日用品、碎布头、碗碟、墓志铭、箱子上的图画、两个人私下签署的秘密协定……”

在这一意义上，我所构想的纪念碑似乎早已落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活在其中，如同置身于古埃及金字塔之中：在圈椅和钢琴之间，在为自我或他者、现实或过往生活的照片或物件所标记的空间里。家庭档案的小盒子里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凭证的直接引语，净是些贺卡、工会会员证，发生过却从未讲述过的往事的上皮细胞，但作为讲述者，它们毫不逊色于可发声者。单是对物件简单列举的清单已然足矣。

可以指望由这些东西拼凑起奥西里斯的尸身，失散家族的集体躯壳。所有这些回忆片段和旧世界的遗物无疑构成了某种整体，并被赋予特殊的统一性。这个整体是残缺不全的，存在大量的空洞和缺失，恰似每一位走过一生的人——准确地讲，是其最终遗留的躯壳。

这个残缺的、无法将自我记忆串联成完整故事的遗体，它愿意被人看见吗？就算它本身无所谓，我们有权利将其作为展览品吗？——类似于茜茜公主的粉红丝袜或者终结其生命的那柄血迹斑斑的锥子？将自己的家族引入众目睽睽之下，哪怕是带着全部的爱意，使用最优美的文字，我仍然在做着含一样的不肖之事：将家族的裸体暴露于世人面前，包括其黑乎乎的腋窝和白花花的肚皮。

极有可能，关于他们我无法获知任何新的信息，这将使我的写作更加不切实际。这里既没有任何悬念，也没有任何破案；既没有艾斯特哈兹·彼得在得知自己挚爱的父亲曾向秘密警察举报亲人之后的地狱，也没有自打出世就对亲人了如指掌、深切缅怀者的天堂。我的情况并非如此，原本关于家族的书到头来其实并非关于家族，而是关于别的什么。它更像是关于记忆之构造，或曰记忆之欲求。

* * *

2011年暮春，一位友人登门拜访。他正在为自己热爱的萨拉托夫干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邀请首都各路成功人士到萨拉托夫演讲。他也请我讲讲我担任主编的网站。

我们的谈话很快就从演讲转到了萨拉托夫本身——太姥爷的故乡，我生平从未到访之地。小时候，萨拉托夫的亲戚们不时会到家里走动，其中一个给我讲了个睡前故事，从那以后我就对他们翘首以盼。那个故事其实改编自果戈理的鬼故事《维》，但改得极其巧妙，将故事结局变成了happy ending：地主小姐和霍马手挽手走在空中楼梯之上，从一层楼到另一层楼，从一重天到另一重天，脚下铺满了红玫瑰花瓣。在这个故事之前，还有一只毛绒玩具狗，红色的，面带微笑，名叫“来自萨拉托夫的彼弗”。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但随着时间流逝，记忆中只留下了这两样。

朋友随身带了一台平板电脑，里面竟然有数十份大约十月革命以前的萨拉托夫风景明信片扫描件。图片以绿色和白色为主，绿的是树，白的是教堂，翻看到后面，轮廓氤氲开去，只记得一条宽广的大河，河面舳舻相继。他还把1908年萨拉托夫全市人口名录整本拷进了平板。他一边滑动一连串的人名和街道清单，一边说他想寻觅自己的族人，但这无异于海里捞针，因为他那个姓氏——格里达索夫——有整整十页之多。

我太姥爷名叫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弗里德曼，这名字还算好找。朋友立刻就找到了，只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住在一百年前萨拉托夫的莫斯科大街（看名字应该是条主干道）。我问这条路还在不在，朋友说还好好的。于是，我便随朋友来到了萨拉托夫。

宽广的河面空空荡荡，像个大空盘子，街道如条条绦带伸向岸边。绿树和白教堂早已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除了购物中心就是日本料理，好像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创意了。旁边就是荒原；成品裙装店敞开的门前站着塑料女模特，身上的华丽婚纱落满灰尘，宽大的褶边裙摆随风飘动，被风沙染成暗黄。我们上楼来到画家巴维尔·库兹涅佐夫酷似船舱的木板画室，在伏尔加河上的趸船餐厅吃了烤肉串，向远处的对岸极目远眺。我向友人确认了莫斯科大街的地址，翌日清晨动身前往该处。

房子已经面目全非——尽管我从未见过它从前的模样。宽阔的门脸被涂上了一层水泥，切割成很多个橱窗，有人在里头卖鞋。穿过门洞，可以进到后院。

在后院，我久久地摩挲着潮湿的萨拉托夫墙砖。院子里的一切都完好如初。这个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人描述过的太姥爷的院子，被我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无论是圈着重瓣金光菊的木板栅栏，还是曲折的院墙和墙上的木料砖块，抑或是栅栏旁边随意摆放的那把凳面破损的凳子，都与我一见如故。它们在说，你终于来了。院子里有股强烈的猫骚味，但被花香盖住了。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拿走留念的东西。其实也根本不需要任何纪念品，在这些窗棂下，我清晰地回想起了一切，纤毫毕现地还原了家族当年在此地的生活：他们如何在这里居住，又为何离开了这里。院子将我抱在怀里。又驻足了十来分钟，我离开了，竭尽全力将其镌刻在脑海，像从镜框里取出镜面一样将画面拷贝下来，牢牢地嵌入工作记忆的榫槽，以免其跑偏错位。返程列车的窗外，长长的沟渠波光粼粼地沿路飞奔，一个小型灰尘龙卷在空荡荡的铁路道口打旋。

约莫过了一个礼拜，萨拉托夫的友人打电话过来，十分难为情地告诉我，地址搞错了。街道没错，门牌号错了。对不起，玛莎，实在抱歉。

关于记忆，我所知道的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