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钱注杜诗》的产生背景

第一节 古典诗歌诠释方法的历史发展

《钱注杜诗》二十卷，重在以诗史互证，钩稽杜诗中所反映的历史环境，探寻杜甫的思想情感变化，“多在考证事实，以探揣杜陵心事”[1]，具有十分鲜明的著述特色。清代继此书之后出现的杜诗注本大多受其影响[2]。钱谦益所运用的诗史互证的解释方法甚至被现代学者所接受，比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著作都发展和运用了诗史互证方法，使其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传统方法之一。只有“考镜源流”，才能达到“辨章学术”的目的，本章首先就这种方法的产生和确立过程进行一些探讨。

一、从经疏到诗注方法的嬗变

诗史互证方法包括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两个方面。在古代诗歌研究中，以史证诗的传统由来已久，如研究诗人的创作背景及诗歌的创作年代，这种知人论世的观念成为古代人文研究中的优秀传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3]诗歌研究中的“知人论世”其实即是以史证诗。这种方式在汉代即已出现。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郑玄笺《诗经》中就有不少以史证诗的例子。比如对《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句，王逸注曰：“艰，难也。言己自伤施行不合于世，将效彭咸自沉于渊，乃太息长悲，哀念万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难，以陨其身也。申生雉经，子胥沉江，是谓多难也。”[4]显然王逸是用史事来阐明诗意。可见，以史证诗在汉代就已经广泛运用于诗歌注解了。

相对于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诗歌注释传统则产生得较晚，因为以诗证史是通过发掘诗歌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借以说明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及其背景和细节。这种方法要求对诗歌需有深刻理解和对历史的正确把握，因此，比较难于运用和掌握。中国古代的诠释学非常发达，从《诗经》的毛传到王逸《楚辞章句》，从《文选》李善注到明清时代的诗文注释，可谓汗牛充栋，不仅注本的数量极其可观，而且方法也随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创新，还产生了一定的解释学理论。但是，中国古代经学注疏学的发达无形中阻碍了文学作品解释学的发展，从《诗经》出现以后直到魏晋南北朝，对于《诗经》的注释始终是经疏方式在起主导作用，在方法上始终没有大的突破。从《文选》李善注中可以看出，东汉末到魏晋初文学作品的注释有突破经疏方式的趋势，但这主要反映在对赋的注解中。赋是汉代到魏晋时代的主要文学体裁，因此，赋注在当时比较流行。实际上，我们能够知道的不同于经疏方式的成果只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一些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隋以前有释道骞《楚辞音》、刘杳《离骚草木疏》、裴津《山涛集注》、郭璞《子虚·上林赋注》和薛综《二京赋注》等，他们所运用的也是博物类事的注释方法。我国最早出现的赋注是东汉前期班昭为其兄班固《幽通赋》所作的注释[5]。东汉后期赋注逐渐增加，到魏晋时代赋注因受到重视而发达起来。但是，内容不外是对字音、字义、名物、地理等的训诂，这是与赋体自身的内容特征相一致的。直到南朝时期才真正出现了重在探求文学作品旨意的诗歌注释方法。当然这种解释方法的出现与赋注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说是赋注的发达推动了诗注的发展。《文选》李善注所引阮籍《咏怀诗》颜延之与沈约注，是最早将诗歌与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的诗歌注释。这种注释方法已完全摆脱了博物类事的赋注方式。《文选》阮籍《咏怀诗十七首》李善注引曰：“颜延年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后引颜注仅两条，即第三首：“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注曰：“颜延年曰：《左传》季孙氏有嘉树。”又第十首“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注曰：“颜延之曰：《史记·龟策传》曰：无虫曰嘉林。”[6]其实这些尚属古典故实的注释，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李善在第一首之后的总笺却引了颜延之之说：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7]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阮诗的难解，也隐约道出阮诗的创作背景。可惜颜延之对《咏怀诗》的注释全貌今天已不可见，否则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其注释方式和特点。不过从李善注引中我们也可以窥见颜延之已明确将阮诗与当时史实联系起来互相证发的端倪。由于阮籍诗深沉隐晦难以索解，所以后代学者对于它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开颜延之的这段总论式的注解，因为他特别强调阮诗的现实寓义，将诗与史直接地联系起来。然而，这种传统的托讽兴寄的诗歌创作手法运用到诗歌注解中形成的钩深抉隐、寻求寄托的解释方法并不合于南朝时期的文学研究风气，所以，类似颜延之的解释在《文选》和其他文献中几乎难以找到。但是不管怎么说，颜延之解释阮籍《咏怀》诗的时代可以称作是以诗证史方法的草创时代。

隋唐时期，诗歌创作进入黄金阶段，对于诗歌的注释研究也自然有新的突破。李善的《文选注》极具代表性，它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引书繁富，并已比较注意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从他对于颜延之注释的引用即可看出。但他着重注明词语来源和典故出处，所以，李善所运用的方法并未脱离经疏和博物类事的注释方式。我们只要将阮籍《咏怀诗》沈约注与李善注试做一个比较，即可看出这一点。阮籍《咏怀诗》第二首最末两句曰：“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沈约注曰：“婉娈则千载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轻绝，未见好德如好色。”显然沈约有自己的解释和判断。而李善则注曰：“《汉书》：楚王使武涉说韩信曰：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今为汉王所禽矣。”这只是为诗歌提供文字出处，而阮氏咏怀未必即就此事而言。可以说，其时像后代那样的以索解诗意为主的诗歌注释方式尚未形成，但在中唐时期已经出现了对诗歌内容和意义做初步挖掘的文学现象，这与中唐诗歌的表现特质有关。

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社会秩序与伦理混乱，一部分诗人试图通过恢复《诗经》的风谏传统讽谕时政，发表政治主张。白居易自称其新乐府诗是“关于美、刺、比、兴者”[8]，他并以自注的形式标出每一首诗的讽喻寄托，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诗歌的本旨，如《新丰折臂翁》为“戒边功也”，《卖炭翁》为“苦宫市也”。元稹将自己的诗歌按类编排，明确标出具有讽意的作品，凸显诗歌的深刻寓意。元、白二人这种对待诗歌的方法，建立在“诗言志”理论基础上，旨在张扬诗歌的“比兴”和“美刺”功用，赋予诗歌以社会的与历史的责任。显然这种写作态度对于后人的诗史互证是有一定启迪作用的。

二、以杜诗笺释为主的宋代诗歌诠释学

宋代以降，出现了钩沉史事、发抉诗歌深意的注释风气。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时代环境及其他原因造成宋人对于杜甫诗歌的极度推崇。据日本学者黑川洋一研究，宋代自王禹偁起开始重视杜诗[9]。整个宋代国力疲弱，民族矛盾突出，所以，宋人对于杜诗中反映“安史之乱”时期的那些作品表现出十分的兴趣。他们首先注重的是杜诗的写实性风格与爱国主义内容，又由于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对理学研究的重视，理学的道统思想与儒家的文统理论相互结合形成宋代的学术特点，由此影响到文学创作与理论建设。传统的诗歌“比兴”理论至宋代与儒家思想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如《诗序》中对《诗经·卫风·木瓜》一首的解释，即是“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10]。这完全是用“比兴”的手法来解释诗歌意义，然而却有些穿凿附会。受这种儒家诗教思想的影响，道德化的文学批评、研究观在宋代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直接影响到对杜诗的解释方法问题，而解释方法的运用又与宋人提倡杜甫为“诗史”之说、赋予杜诗以真实意义不无关系。

深究宋人杜甫“诗史”之说产生的原因，首先，与宋代的特殊国情有关。由于文官制度的发达和朝廷对地方军事实力的有意削弱，宋代总体军事实力不及唐代，周边西夏、契丹等少数民族军队不时对宋代边境进行武力威胁，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因此，杜甫所秉持的家国情怀以及杜诗中对“安史之乱”的深刻描写又一次唤起当时文人的爱国情绪、民族情感和忧患意识，他们将杜诗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进行宣传和张扬。

其次，“诗史”观念的出现与宋代史学的发展有关。在宋代学术史上最为值得炫耀的是历史学，史学家陈寅恪就曾认为，宋朝史学的发展和成就远远超过清朝。陈寅恪在其《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11]宋代史学的发达，不但表现在历史学科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史学家地位的大幅提高，致使宋朝一代涌现出了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而且，还表现在由于当时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像《资治通鉴》那样的一代史学名著，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著称于世。编年体史书出现于战国时期，以《左传》为代表，是我国形成最早的一种史书体裁。但是，随着司马迁《史记》的诞生，纪传体史书逐步成为“正史”的代名词，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着主要地位，直到宋代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的体式才得以恢复，并正式确立了它的至高地位。不仅如此，在《资治通鉴》的带动下，宋代还产生了一大批“通鉴”体史书及受《资治通鉴》体例影响和启发的其他史学著作，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杨仲良的《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及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成为宋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考察宋代学术发展史，不难发现，当时的许多学者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修养，他们既是文学家，又同时是历史学家，这样的情况在宋代有很多。比如，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优秀散文家欧阳修，他也曾是宋代两部正史《新五代史》与《新唐书》的主编和撰修者。司马光作为一代优秀史家，编修了中国历史上不朽史著《资治通鉴》，同时其散文、诗赋创作也颇得到同时人的称赞。据宋代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大文学家王安石就曾赞扬司马光的散文有西汉遗风。这些情况固然与中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思想不无关系，但也说明了整个宋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文化素养和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中国的封建文化到宋代已经进入一个完全成熟与精致时期，在这一时期，文人们对学问和功力的强化成为当时文化发展的主流，他们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唐代以前那种只凭感性去领悟世界的水平，而是向更高的要求去努力和发展。因此，宋代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大量融入自己的学术个性，他们提倡“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答洪驹父书》）的文学修养和学术规范，强调“义理”“经史”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如苏门弟子秦观《韩愈论》一文所说：“夫所谓文者……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辨，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是也。”[12]这就是宋人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同时，宋代文人也在其学术研究中充分表现其文学和诗意，欧阳修和宋祁在所编《新唐书》中不仅吸收大量唐人笔记作为史料来源，而且在文字、语言方面也极尽讲究之功力，追求古雅的文风，并将“文省事增”作为《新唐书》的特点。但是这一举动却遭到清人的批评，认为《新唐书》吸收笔记小说中的资料影响了史实的可靠性，“文省”的结果又使许多诏令、奏议失去了原貌。关于史书的优劣在此暂且不谈，仅宋代文人广博的知识面和学术修养于此可窥见全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学术大家，他们知识之丰富、学问之广博已尽为人所知。考察宋代文献，可以发现，在当时即使是一般文人也都博览经史，颇具才识学问。足以说明宋代对文化之重视及文人素质之高。正如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所指出的：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力，遵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13]

这个评价并不为过。

宋代史学异常发达，学者们的史学意识也表现得十分强烈。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写实为主的文学创作倾向当中。

宋代文人们在文学创作时注重写实的情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散文的创作；另一方面是诗歌创作。在散文创作领域，宋代初期就产生了以王禹偁为首的实用性散文创作流派，他们提倡复兴古文，主张“文以传道”，为后来北宋散文的发展开了先河。到北宋中期，涌现出了一批倡导文体改革的散文家，如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及“三苏”，他们的散文创作大都以发挥文章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功能为宗旨，使现实性散文文体得到正式确立。

在诗歌创作方面，宋人面对唐诗的巨大压力，立志改革，有意识开辟自己的诗风，创立诗歌流派。关于宋诗的风格，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总结指出：

一是打散诗歌的节奏、语脉，比前人更多地引入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诗歌的意象变得自然亲切、意脉变得流动顺畅，意境变得平常冲淡，把机智和精巧如盐入水化得了无痕迹，等待读者来体验感悟其中的韵味；二是紧缩诗歌的节奏、语脉，使诗歌向拗峭瘦硬方面再进一层，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的句式引入诗中，用陌生化的意象组合、意脉结构引发读者的探究与惊奇。[14]

宋代诗歌就是以这两种风格奠定了它的独特地位，但是隐藏在这风格后面的确是宋人写实性的诗歌创作倾向。面对宋初崇尚晚唐绮丽诗风的局面，北宋初的王禹偁大力提倡学习白居易诗歌的现实风格，并成为一时风气，正如《蔡宽夫诗话》所说：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王禹偁在吸收白居易诗歌风格的同时也注意学习杜甫等人的诗歌优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诗歌特色，对于后代现实性诗风的开启具有积极作用。王禹偁有一首名为《对雪》的作品，直接抒发对当时朝廷弊端的看法，这首诗可以作为他此类诗歌作品的代表。后来的梅尧臣继承王禹偁的传统，在发挥诗歌的现实性方面做出了成就。他主张诗要“平淡”，并在作品中极力表现劳动人民的疾苦生活情形，《田家语》《汝坟贫女》两篇是其中的代表作，都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在北宋时期，还有两位文学家师法白居易诗歌，他们是苏轼和张耒。张耒的诗大多表现出对劳动者的关爱，作品风格平易舒坦，十分接近白居易，也曾受到后代文人的推赏。至于后人评价不一的“江西诗派”，也创作过很多现实性极强的诗歌作品，因为他们所椎崇的“一祖三宗”中的“一祖”就是杜甫，他们不仅从形式上模仿杜诗，而且在表现现实内容方面也借鉴杜诗。在南宋时期的范成大和陆游等人的作品中就更能够看到那些表现现实的内容了，范成大有一首诗名为《州桥》，诗中写道：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15]

表现当时金国沦陷区的百姓渴望宋军到来收复国土的情形，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至于陆游的诗歌，如“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关山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等诗句，都真切反映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对人民命运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绪。因此，陆游被称为爱国主义诗人，是当之无愧的。到南宋末年，涌现出了一批爱国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他们借鉴杜甫诗歌的特色，用诗歌来叙写亡国之恨，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他们的作品真实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也可称为“诗史”。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代人在各个方面及各个领域表现出的强烈的史学意识与现实性思想，包括文学创作，恰恰就是宋代“诗史”观念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可以说，传统的“诗史”观念应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意义。

由于“诗史”观念的产生，宋代出现了“千家注杜”的浩大声势，宋人也在实践中形成其特有的杜诗解释方法。他们从运用“比兴”手法出发，将杜诗与杜甫本人及其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重视对与诗歌有关的环境因素的阐发，如北宋末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即以编年为序，详释字义典故，串解诗义，中间也有注解者自己的评析。比如《兵车行》一首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一句，赵注曰：“时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之处也。公言古来者，盖托之以兴也。”[16]显然，他着重以“比兴”来发现杜诗中的寄托，从这里能够体会到与《文选》李善注完全不同的诗歌解释方法。

南宋后期的黄希、黄鹤父子《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一书，最大的价值是使杜诗编年臻乎完善，这一点几乎已经得到杜诗学界的认同，即使是批评过此书的钱谦益在其笺注中也时常在诗歌编年方面吸收《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中的成果[17]，比如《寒硖》诗注即引用黄鹤的成果，钱笺曰：

鹤曰：秦至成之界，垂二百里，又七十里至成。今寒硖尚为秦地，而已交十一月，则去秦在十月之末无疑也。[18]

可见，钱谦益对黄鹤的编年考证比较满意，所以直接取而引之。不仅如此，《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也重在以杜诗详考唐代史实，这样的范例在黄氏书中有很多，比如：《王兵马使二角鹰》一首最后两句曰：“恶鸟飞飞啄金屋，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黄氏注曰：

恶鸟乃可憎之鸟，啄富贵之屋，当得角鹰以逐之，假恶鸟以喻史思明残党，犹犯长安，陷天子之金阙，故甫欲得王兵马如角鹰驱其群以清六合，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杂揉，故曰“枭鸾分”。[19]

又如卷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之二有“社稷苍生计必安，蛮夷杂种错相干”二句，下注曰：“夷种谓禄山，本胡人，及土蕃相继为乱也。”第三句“周宣汉武今王是”下注曰：“以代宗比宣王武帝也。”末句“孝子忠臣后代看”下注曰：“公以忠效期诸节度也。”又第六首有“英雄见事若通神，圣哲为心小一身”二句，注曰：“言天子不役，天下以自奉也。”次句“燕赵休矜出佳丽”，注曰：“古诗：‘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以汉喻唐，借古讽今。在末句“宫闱不拟选才人”后总笺曰：

此篇喜诸节度入朝。所谓节度者皆河北之地，既喜其入朝，却防其媚说而献佳丽，故预以为戒也。才人者，宫中之爵号也，唐制：才人，正二千石。[20]

从以上二首杜诗的笺注来观察，《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有三个特点：一是将杜诗与唐代史实联系起来进行通解，注重诗旨的挖掘。二是既有典故的注释，又有对诗意的会解。三是对诗歌中所反映的意义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可见，南宋人注杜诗已经摆脱了以音义、训诂、名物解释为主的旧注方式，逐步向诗史互证的方法过渡，这种解释方法为后来明清杜诗学方法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是今存宋代所刻杜诗汇注本之一，它对杜诗的注释也是较重视将诗歌与史事相结合，比如，《建都十二韵》诗有“苍生为苏息，胡马半乾坤。议在云台上，谁扶黄屋尊”两联，注曰：“胡马，于东则言史思明之兵，于西则言吐蕃及西原蛮之兵。是岁吐蕃陷廓州，西原蛮寇边也，故曰‘半乾坤’。”[21]诸如此类，将诗歌与史事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解释的例子在宋人笺注中有不少。上引这段文字有可能是赵次公的注解，但也不影响它的这一特色。显然，宋人解释诗歌的方式较前人有很大的突破，这种重史事、重挖掘诗歌本意的注释方式为后来以诗证史方法的确立做了铺垫和准备。

然而，由于理学的兴起以及受儒家“诗教”观的影响，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对杜诗常以自己的意志进行曲解，比如他们认为杜诗的价值在于“厚人伦、美教化”，甚至认为杜诗的主旨思想就是忠君，苏东坡即曾说过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的话。尽管杜甫思想中也有忠君的成分，如其《槐叶冷淘》诗，即反映了杜甫忠君意识，但是，宋人在杜甫“忠君”问题上，看法太过于牵强。由于离开诗歌的艺术特质，过分夸大诗歌的社会功用，所以宋人注杜诗穿凿附会之处甚多，为此受到当时人和后人的批评，如黄庭坚、元好问及钱谦益等学者都对宋人注杜提出过严厉批评，意见也颇为中肯。但宋人对杜诗学的贡献仍不可忽视，其中有许多颇有价值的著作值得我们研究。也有一些成就对后人注杜具有一定影响，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评曰：“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其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奭之《杜臆》。”殊不知王嗣奭《杜臆》就有许多地方是借鉴赵次公《杜诗先后解》而来，比如，《杜臆》解《杜鹃》（“西川有杜鹃”）曰：

起来四句“杜鹃有无”，皆实就身之所历，自纪其所闻……乃拘泥者见其叠用杜鹃，而以为“题下注”；注则应止分“有”“无”二项，不应将“有”“无”参错用之。[22]

赵次公《杜诗先后解》注曰：

请观其言“有杜鹃”“无杜鹃”，“无杜鹃”“有杜鹃”，错综其语，岂直是题下注邪？王立之知其仿佛。其说云……立之之说非不是也，然亦不悟其句有错文之语，与夫《雅》诗四“我”之势也。[23]

显然，《杜臆》这段注解是承袭赵次公之说而来，可见《杜诗先后解》对后世杜诗解释学的影响，钱谦益虽然对宋人注杜有所批评，但在其《钱注杜诗》中也吸收了不少宋人的研究成果，包括赵次公、黄鹤父子等的注解。

伴随着杜诗诠释学的发展，宋代人对其他诗人作品的注释也蔚然成风，如对韩愈诗文集的注释，仅次于杜诗，号称“五百家注韩”。值得关注的是，宋人对本朝人诗集的研究笺注，形成一时风气，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注本。比如李壁的《王荆公诗笺注》，任渊的《山谷诗集》和《后山诗注》，施元之、顾禧合著的《东坡诗注》等，都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其诠释方法也受杜诗解释学的影响，多从历史角度对诗歌作品进行阐述。足见，宋人的史学意识对诗歌解释学的巨大影响。

三、明清时代的诗歌诠释与诗史互证方法的确立

元好问（1190—1257）在其《杜诗学引》中指出：“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引曲证，鳞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24] 也批评宋人注杜流弊。因此，他著《杜诗学》一书，对杜诗“支分句解，契旨探微”。他是第一个提出“杜诗学”这一名词的学者，可惜此书已佚，不能尽知其体例。但是，从《杜诗学引》一文中我们可以一窥元好问对杜诗学贡献的全豹。

元、明两代对于杜诗的研究和笺释比起宋代要逊色得多，在今人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中，“全集校勘笺注类三”著录元、明两代的杜诗文献著作有13部，而在此书中仅宋朝一代就著录了42部，在数量上相差十分悬殊。元代的著作只有高崇兰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集》、申屠的《杜诗纂例》十卷和俞浙的《杜诗举隅》。由于后二书均已亡佚不传，所以对二书的体例及所运用的笺释方法，我们不能尽知。元人注杜方法大多受刘辰翁的影响，重视对杜诗的评点，著名者如高崇兰《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集》[25]，即是代表，但其书实际即是刘辰翁本。明代卷帙较完整的杜诗文献有11部，较著名的只有邵宝《杜少陵先生分类诗注》二十卷（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刻本）和胡震亨的《杜诗通》四十卷（上海图书馆藏有清顺治本），而邵宝《杜少陵先生分类诗注》还被周采泉认为是伪书。明人注杜也几乎是步元人后尘，以评论为多，这与明人好发议论的风气有关。这一时期的杜诗学著作如邵宝《杜少陵先生分类诗注》、胡震亨《杜诗通》等都是以评点为主。所以，宋至明的注杜各家，大体上多着重词语会释及诗意串解，或重视作品的艺术表现评论，并且多沿袭前人，甚少创见。因此，从以上可以看出，明代杜诗学的确不能与宋代同日而语。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为明代三百年基本未出现社会的动荡或外族大举入侵的情况，知识分子大多缺乏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虽然，明代诗人如“前七子”“后七子”等也十分推崇杜甫，但他们只是为推行其文学复古运动而通过学习盛唐诗人如李、杜的诗歌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以便为其诗文复兴运动推波助澜，当然借此隔断与宋代文学的血脉联接，也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二是明代前期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使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后期又受王阳明“心学”思潮的影响，所以，在明代并没有形成尚实学、重考据的学术风气，又加上杨慎等人对宋人提出的“诗史”之说表示出强烈反对，因此，在整个明代，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方法笺释杜诗之风都显得非常衰落，而杜诗的阐释也主要以评点和律诗选评为主，侧重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方面的批评。不过，也有一部杜诗注本值得介绍，即是前面已提到的明末王嗣奭的《杜臆》[26]，这部书被清代仇兆鳌称赞为宋元以来“最有发明者”。在《杜臆》中，王嗣奭发表了一些前人所未发之议论，持论比较客观，这一点超过了元、明两代的诸注评家，比如，王嗣奭在笺释《哀江头》诗时说：

公追溯禄山乱自贵妃，故此诗直述其宠幸之盛、宴游之娱，而终以“血污游魂”，所以深刺之也。

宋代以来的注家解释这首诗时，总是将其与《长恨歌》相提并论，不敢言杜甫对君王的委婉讽刺，王嗣奭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又如《收京》诗笺注：

京师失陷，此何等事，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复道”二字，有多少悲愤在！……衣冠自然扈从，用“却”字是不满诸臣之意，平日谄谀依阿，有变则奔亡坐视，及收京则扈从而回，何异于成败之数耶！[27]

与唐代史实结合起来，挖掘杜诗中所包含的深层意义，王嗣奭的以诗证史，无疑对《钱注杜诗》具有一定启迪作用。但无论如何，不能与《钱注杜诗》相提并论，因为王嗣奭《杜臆》主要在于对杜诗中字、词及典故的注释，既是有如以上几个以诗证史的例子，也属点滴体会而已，而钱谦益却在《钱注杜诗》中对唐代史事进行了深刻具体而大胆地考证揭示。

本着还原杜诗面貌的目的和“借诗以存史”的动机[28]，身处明末清初大变局时代的钱谦益，对杜甫诗歌进行了重新诠释，他依仗自己的史学功力与诗学见识选择了诗史互证方法。到了明末清初，诗史互证的诗歌解释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具备条件，黄宗羲曰：“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29]黄氏认为以前人只注重以史证诗，却不知用杜诗来补史之阙。这实际是在强调诗歌注释中的以诗证史。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中认为，至杜甫出，“诗中之史大备”，所以，他欲借杜诗澄清唐代史实。但是钱谦益不满宋人注杜[30]，他总结前人注释方法的得失和经验，以比较成熟的技艺和丰厚的学养，用诗史互证方法，完成了《杜工部诗笺注》二十卷，在实践中将传统的诗史互证方法正式确立下来。后人评价曰：“至钱笺出，杜诗面貌为之一新。”[31]这种评价并不为过。

钱谦益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解释杜诗，与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观念与清代考据学的萌芽也有很大关系。明初，统治阶级将“四书五经”及一部《性理大全》作为知识分子晋升及科举取士的准绳，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明代中期，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为明代思想界与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因此“心学”大盛，士大夫们整日大谈“心性”之学。至明朝末年，“心学”流弊逐步显露出来，知识分子一心致力“心性”之学而不务实事，使明末学风逐渐流于空疏，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即指出：“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32]后期王学不仅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思想，而且也影响了明代学术的发展，许多学者甚至认为明朝灭亡与“王学”有很大关系，“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33]。这是顾炎武对王阳明学说的严厉批评。所以，顾炎武首倡“经世致用”思想，反映在治学方面，则讲求实学，要求恢复汉代人治经的传统。这种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有人在对古代诗歌的解释中，也尝试运用经学的研究方法，具体说即是考据学的方法。钱谦益即是开先河之人，他对杜诗的笺注即完全从考据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经学与史学的考证方法，但他与汉代人的经疏方法又有所不同，他是将考证诗歌本事与阐释、发挥作品的思想意义相结合。如，杜甫《诸将五首》反映的是杜甫对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的反思。全诗如下：

其一：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其二：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其三：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

其四：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

其五：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才。

《钱注杜诗》笺释如下：

其一：

此诗指汉朝陵墓，以喻唐也。宫阙陵墓，并对南山，有充奉屯卫之盛，而不能禁胡虏之入。故曰“千秋尚入关也”。禄山作逆，继以吐蕃，焚毁未已，骎骎有发掘之虞……所以告戒长安之诸将者如此。

其二：

当景龙之时，张仁愿筑城虏腹中，制其南牧，犹以狼居瀚海、绝幕未空为恨。不及百年，而羯胡作逆，回鹘助顺，堂堂中夏，借力犬羊，以资匡复。国势之浸衰如此，边事之倒置如此，不亦伤乎？是以悲潼关之失隘，思唐尧之一旅，劝勉河北诸将，不应无韩公之老谋，而以贼遗君父也。

其三：

此责朝廷之大臣出将者也。将相大臣，当安危重任，不思何以归职贡，复封疆，补衮职于朝廷，供军储于天下。如王缙者，不过募耕劝农，修承平有司之职业而已。曰“稍喜”者，盖深致不满之意，非褒词也。

其四：

此深戒朝廷不当使中官出将也。杨思勖讨安南五溪，残酷好杀，故越裳不贡。吕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乱，故南海不靖。李辅国以中官拜大司马，所谓“殊锡”也。鱼朝恩等以中官为观军容使，所谓“总戎”也。炎风朔雪，皆天王之地。只当精求忠良，以翊圣朝，安得偏信一二中人，据将帅之重任，自取溃偾乎？肃、代间，国势衰弱，不复再振，其根本胥在于此。斯岂非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欤？

其五：

此言蜀中将帅也。崔旰杀郭英乂，柏茂琳、李昌夔、杨子琳举兵讨旰，蜀中大乱。杜鸿渐受命镇蜀，畏旰，数荐之于朝，请以节制让旰，茂琳等各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从之，鸿渐以宰相兼成都尹、剑南东西川副元帅，主恩尤隆于严武，而畏怯无远略，惮旰雄武，反委以任，姑息养乱，日与从事置酒高会，其有愧于前镇多矣。公诗标巫峡锦江，指西蜀之地形也。曰“正忆”，曰“往时”，感今而指昔也。主恩则是，而军令则非，昔人之三杯，何如今人之纵饮？如武者真出群之才，可以当安危之寄。而今之非其人，居可知也。公身居蜀中，而风刺出镇之宗衮，故其诗指远而词文如此。[34]

钱氏对这组诗的笺释非常典型。他挖掘出杜诗中叙写的唐代时事，对于诗中指陈的将不能安边治乱、相不能补衮尽责，以及宦官为将后专横作乱的局面，结合有关唐史记载进行了剖析、阐释，指出杜诗本意在于指责朝廷，在于担忧国家前途。这段笺释完全符合中唐前期的历史事实。唐代安史之乱平定后，昏庸的代宗为求得短暂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35]，对掌兵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使割据局面很快形成，这些节度使只欲扩大个人地盘，无心守边，甚至与中央相抗衡。据《资治通鉴》记载，宦官李辅国，因在灵武策划拥立肃宗而获得信任，拜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兵权，收京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封郕国公，大权独揽，任意迫害贤臣，连玄宗都不放在眼里。代宗以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诣旨，权力极大，他们与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这些情形都被钱谦益从杜诗中得到了进一步证明。对于这一问题，他在笺释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时也有挖掘：

“西山寇盗”，指吐蕃言之，非谓“剑南西山”也。“可怜后主还祠庙”，其以代宗任用程元振、鱼朝恩，致蒙尘之祸，而托讽于后主之用黄皓乎？其兴寄微婉如此。[36]

指出杜诗蕴含的兴寄微言。这都是钱氏认真领会杜甫在诗歌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和感情，在复杂的背景之下对杜诗做出的历史性解读。通过钱谦益的笺释发微，读者不仅明白了杜诗中蕴涵的深刻意义，而且对于唐代这段历史也有清晰地认识和把握。这就是诗史互证方法的真精神和价值所在，这种方法完全建立在解释者对所笺释作品及当时历史的熟悉与正确把握之上，并懂得灵活运用考据学方法。钱谦益在对杜诗意义做正确阐述的同时对中唐历史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所以，《钱注杜诗》开创了清代诗歌研究方法的新途径。

尽管钱谦益曾严厉批评过宋人注杜，也指出了宋人注释中的许多错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钱注杜诗》中所运用的诗史互证方法并非钱谦益所独创，而是他在充分吸收和总结宋人注释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所以，对于宋人的注释成果不仅不能一概否定，还要多加重视。在《钱注杜诗》二十卷中，就有多处引用宋人笺释并以此为准，比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六“南有龙兮在山湫”一诗，钱氏笺曰：

吴若本注云：“此篇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载至自蜀，居兴庆宫，谓之南内。明年，改元乾元，时持盈公主往来宫中，李辅国常阴候其隙间之，故上元二年，帝迁西内。[37]

这是钱注引据吴若本注的例子。又如，《石笋行》笺：

赵曰：“此诗作于上元元年。”是时李辅国离间两宫，擅权蒙蔽，故赋石笋以指讥之。[38]

虽然钱氏自己未再作考论，但是很明显他对这首诗诗意的解释完全接受了赵次公的笺注。又《天边行》笺曰：

鹤曰：至德二载，吐蕃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军。宝应元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此云“陇右河源不种田”，则河陇尚未尽失，至广德元年，始尽取陇右之地也。[39]

这是引据黄鹤注的例子。从以上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不难看出，《钱注杜诗》注重吸收宋人成果。可见宋人在杜诗学方面的成就和钱谦益对宋人研究方法的继承发展。

钱谦益所确立的以诗证史与以史证诗的方法是随古代诗歌注释学的发展而产生和确立的，所以，它具有时代性和开拓性。但它的确立殊非易事，从宋人注杜开始，到钱氏的大量运用经过了一个从尝试到成功的阶段，不仅宋人为此受到后人的指责和批评，《钱注杜诗》也因为这种解释方法而受到当时人与后人的批评。但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发展，它越来越被现代人所接受，由此说明，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成功。关于钱谦益是如何具体运用诗史互证方法进行杜诗笺注的、《钱注杜诗》的成立过程、钱谦益的著述态度以及诗史互证方法对于清代杜诗学和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等诸问题将在下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