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勋初
润华的《〈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即将出版，索序于余，因有所成，略叙浅见如下：
杜诗的注释已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人称“杜诗学”。此“学”经久不衰。自宋代起，即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代又兴起了注杜的高潮，产生了好几种名著，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至今还拥有广大读者。近代注杜的著作仍层出不穷，因为杜诗的内涵太丰富了，研究者不时推出新见，随之也就会有吸收名家新见的注本出现。
但综观古往今来的杜诗注本，若以其影响之大而言，还应首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这是因为钱氏建立了一种寓研究于注释的方法，除用于注释杜诗外，推而广之，还可用于其他人的诗歌，如李商隐等，可见这种方法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
杜甫的诗歌，当时即有“诗史”之称。因为他身处大唐天下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诗人身经离乱，饱经忧患，出之以吟咏，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他用敏锐的目光观察政治的得失，用深沉的感情关怀着广大人民的欢乐与痛苦，用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力将之化为千百首诗歌，记录下了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情景，以此抒发其爱国热情和民胞物与的胸怀。杜诗之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他用文学手法反映了唐代的历史。诗歌是用精炼的语言构成的，对于叙及的史实来说，时移势改，旁人难得明白，后人在理解时有更多困难。这就说有待于注者依据史籍而加以阐发，或作必要的补正。宋代黄希、黄鹤父子名其著作为《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就可解为，他们的着眼之点在于杜甫诗歌与当时历史的相互证发。
这种注解诗歌的方法，后人称之为“诗史互证”。应该说，古人早就使用过这种方法。即以先秦而言，人们讨论《诗经》中的一些篇章时，或用史实说明某一些诗的由来，如前人注释《诗经》时，每引《左传》隐公三年卫人同情庄姜而赋《硕人》，即是以史证诗的做法；而杜诗《秋兴》中有句云“匡衡抗疏功名薄”，事见《汉书·匡衡传》，言其引《国风》而指陈春秋时诸侯朝政之得失，则是可以作为以诗证史的例证。由此可见，诗史互证的方法可谓古已有之。
孟子论诗，一则曰知人论世，一则曰以意逆志。前者用于释诗，也就是“以史证诗”。因为诗人总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有所感触而发之于吟咏，读者如欲确切地把握这诗的用意，就得了解这一诗篇的历史背景，努力复原产生此诗的特定环境。但诗人形诸笔墨时，还受外部各种条件的影响，或不便明言，或不愿明言，他们表达时还有一个独特个性的问题，注释者得注意诗人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他们必须“以意逆志”，而不为某种表面现象所迷惑，这样才能深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
后代叙事性的诗歌大量产生，特别是当杜诗荣膺“诗史”的桂冠之后，处在千家注杜的盛况之下，人们才能较为明确地去采用和掌握这一方法。钱谦益身处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本人又有以诗存史的愿望，后因与朱鹤龄发生两种注释思想的冲突，遂在杜诗的注释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也就发现前人对诗史互证的方法有所运用，但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时见偏差。他在《注杜诗略例》中曾举出八种常见的弊病，内如伪造故事、颠倒事实等，可见有的注家态度很不严肃，实际上在以史乱诗。钱谦益要以一种新的著作树立典范，肃清前此的不良学风。
钱氏总结前人注杜的得失时，也涉及到了诗史互证的问题，云是“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识指要，其失也愚”，可见“考订史鉴”之馀，还应识其“指要”，这就说明注诗的目的还在把握诗人的心意。
这里可举钱氏最为自负的几首诗来加以探讨。他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假借钱遵王之口曰：“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他在《入朝》《诸将》的笺注中发表的意见，后人大都表示赞同，而在《玄元皇帝庙》《洗兵马》等诗的笺注中发表的意见，则引起了不少争议，其中又以《洗兵马》一诗所引发的争议为多。
钱谦益以为：“《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呜呼伤哉！”潘耒则起而力斥，云是：“《洗兵马》一诗，乃初闻恢复之报，不胜欣喜而作，宁有暗含讥刺之理？上皇初归，肃宗未失子道，岂得预探后事以实之？”后人起而驳之者尚多，以为《洗兵马》的主旨是歌颂唐帝国的中兴，字里行间虽有抑扬之意，但作品中的情绪还是高昂的，决非“呜呼伤哉”的绝望腔调。大家认为钱氏之病在刻意求深，穿凿过甚。
但钱谦益之所以自称“凿开鸿蒙”，当是以为发掘出了这段历史的隐含义。按杜诗《寄裴施州》下，钱氏考裴冕之仕履曰：“史称自施移澧，（裴冕）碑不详其后先，以公诗考之，冕盖久于施州，当是自澧移施也。史于移官先后，如高适彭、蜀，严武巴、绵之类，每多错误，皆当据公诗考正之。”《钱注杜诗》在个别史实的考证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贯穿此书的主要线索，也是钱氏最为得意而特别强调的地方，则在抉发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杜甫在诗中多处表达了对此事的愤慨，不满于肃宗的有失子道。《洗兵马》一诗的争论焦点就在杜甫诗中究竟有没有这层寓意。潘耒认为肃宗的失尽子道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杜甫作此诗时，肃宗还未有此恶行，其他各家则认为杜甫对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已有所感，但《洗兵马》的主要精神则是歌颂，而非贬斥。可见诗道精微，各家虽然都在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而在以意逆志之时，对诗人情绪与手法的把握上则每见仁见智，从而产生了很多分歧的意见。
按诗人常用比兴的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后人逆探诗人用意，因无确切无疑的轨迹可循，常是得出不同的结论。杜甫《杜鹃行》等诗歌，后人大都以为即在隐射玄宗、肃宗父子之失和，这或许接近事实，但这里也只能用“或许”二字，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诗歌必然是咏唐代皇室中事。而像《洗兵马》等诗，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的手法，照例不该发生多大分歧，只是后人又说这类诗歌“似颂实讽”“似颂实讥”“似颂实刺”……因为古时即有皮里阳秋之说，注释诗歌的人自不能停留在字面上，为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在“知人论世”之时还应“以意逆志”，而发掘诗人隐微的心意。
后人指责钱谦益过为穿凿，是说他在观察问题时求之过深，失掉了分寸感，甚至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可见他在形成和完善这一诗史互证的方法时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在使用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地去适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却在以史证诗或以诗证史，然因各人态度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如果有人品评古人时怀有更多的私意，也就会离事实更远。有的研究者指出，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评杜甫时，就像是“文化大革命”中办专案似的，洗垢索瘢，肆意臧否，书中认为玄宗、肃宗父子形成了两党，杜甫与高适分属两党而有矛盾，倒像是“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两派群众组织似的。这样的研究工作，距离诗史互证的要求也就更远了。
这就说明，人们即使采用了诗史互证的方法，还有一个基本态度问题得首先解决。从主观上说，不能存私意和偏见，应该宅心仁厚，对古人抱理解的同情，从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和每一首诗。
总结上言，似可得出下述结论：
前人注杜，虽名著甚多，而以钱谦益的贡献为大。因为他将古来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化了，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诗史互证的体系，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润华以此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系统的归纳和阐发，并对这种方法的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这样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帮助后来的注释者和研究人员更自觉地去把握这一重要的传统方法。
后人为古人的诗文作注释，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即以诗史互证方法而言，既要求对诗歌的背景有全面而透彻的了解，还要求从事此道的人客观而公正地对待研究对象，不陷于穿凿和武断，敏锐地直探诗人的内心世界。这样也就牵涉到了研究者的品性问题。润华为人厚道，分析问题时具有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致，所以她得出的结论和作出的判断，大都平实可信。
润华曾从陕西师范大学的黄永年教授学习史学，得硕士学位；后来南京大学，从卞孝萱教授进修，最后在我和莫砺锋教授的指导下得博士学位。我等治学，都主张文史兼通，润华在这样的环境中受教，自然会受到这种学风的浸润。因此她曾提出史家的褒贬之说与诗人的“比兴”“美刺”手法相通，即可证其对文史之学玩味有得。而她又成长于学术界注重方法论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于是在学习的最后阶段，选择《钱注杜诗》为研究对象，既显示出她出身于文献学专业的个人特点，又可看出她向理论方面寻求发展的趋势，因此，这一著作既体现出了她成长的轨迹，也体现出了她自强不息不断突破的奋斗精神。
我忝为她的老师，看到她经过不懈努力而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因而发表个人的一些感想如上，是为序。
2000年10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