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巩本栋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步伐，中国学术乃至整个东亚学术都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学科越分越细，文学研究的观念越来越清晰，文学的抒情、虚构和形象性等特点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这给文学研究带来的进步是十分重大的。然而，当西学体系的“纯文学”取代了“杂文学”，西学的方法取代了传统学术的方法，中国文学原本具有的特点便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很多作品从文学中被排除出去，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愈益缩小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也不例外，贯穿一部小说史的，似乎就只是魏晋的志怪、志人，唐代的传奇，宋元话本和明清的章回小说。这当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的实际。如何回到中国语境下的古代文学研究，当然也包括回到中国语境下的小说史研究，实已成为当下中国古代文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郝敬博士的这部书，可以说正是一部从小说观念的演变入手、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努力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回归中国语境的力作。

所谓回归中国语境，就古代小说研究而言，就是要从小说创作发展的实际，而不是从现代西方的小说概念出发，重新检讨现存全部小说文献，从而更准确地描述和探索小说发展演进的脉络及其主客观原因，归纳和总结小说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化，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小说史研究体系。

回归中国语境，此书为我们梳理了一条清晰的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路线。作者认为，汉代是小说观念形成的初期，班固在刘向、刘歆《七略》基础上撰成的《汉书·艺文志》，初步创建了古小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言说理是小说的主要表现形式，“小道”是核心判定标准，而其创作的来源、传播方式等，又是后代小说创作文学性的萌芽。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虽然杂传和传奇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南朝梁殷芸把杂传编入小说的做法、唐人对汉代以来小说传播方式的认可，都意义重大，但在观念上大致还是延续了汉代以来对小说的传统认识，记事、记言类小说的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仍占主体地位。小说观念的历史性变革出现在北宋，《崇文总目》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的类别和数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就是叙事性的杂传和传奇被归入小说范畴，由此开启了传统小说观念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而明人胡应麟一方面将唐宋人的小说观念加以细化，另一方面又把小说的范围不断扩大了。至清代纪昀，才又厘定明人在观念上的一些误区，把小说分为杂事、异闻和琐语三类，有意识地将已经漫衍无归的小说观念正本清源，重又回归汉唐小说观念。这似乎很保守，然而实际上却为古体小说与通俗小说在近代的区分从理论上作了准备。

回归中国语境，此书又对中国小说史上的许多以往关注不够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比如作者指出，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广搜文献，为《世说新语》成为记言类小说的范式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开创了以史证小说、以小说证小说的途径，其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南朝梁殷芸第一次将杂传引入《小说》的实践，拉开了欧阳修小说观念新变的序幕，为欧阳修小说观念理论上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创作基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大致在中国晚唐时期成书的日本士人藤原佐世所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域外现存较早的重要目录学著作，治小说史者少有关注，然而作者却对其中著录的数十种小说类目作了详细的考察，并对其所反映的小说观念与中国本土的小说观念作了比较分析。杜诗赵次公注是杜诗学上的重要著作，其中也保存了一些散佚的小说资料，反映了宋代的小说观念，借此可以修正小说研究中的一些讹误。“小说”一词，在以赵次公注为代表的宋代诗注中，并非特指殷芸《小说》，而往往是作注者对小说作品的泛称。宋代以后的各种史注、诗注、集注与类书中，“小说”一词，已经由宋代以前注文中的特指殷芸《小说》，逐渐成为诸书的泛称。作者的上述这些看法，多为前人所未及。

回归中国语境，此书还对小说史上很多向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辨析，提出了新的看法。比如，古小说的起源、称名和特征，人皆据《庄子》《荀子》而论之，然对《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先秦九家小说（即《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则向有争议。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一一加以考察，认为其符合先秦小说的观念，与汉代小说观念前后相续，主要表现方式是记言与记事两种类型，而以言说理和以事说理的社会功能，正是小说观念形成初期的核心特征。阮孝绪《七录·子兵录》“小说部”著录小说十种（《燕丹子》、《青史子》、《宋玉子》、郭颁《群英论》、裴启《语林》、孙盛《杂语》、郭澄之《郭子》、刘孝标注《世说》、《俗说》、殷芸《小说》），前人对其意义认识不够，作者则指出，以杂传为代表的纪传体，作为史部的主要书写方式，至魏晋南北朝已开始引入小说创作，殷芸《小说》大量援引杂传即为明证，但单独成篇的杂传还没有被纳入小说的范畴。《燕丹子》的著录揭开了这一变化的序幕，成为小说记事类的一个新的变化方向，这种变化在后来的《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中得到进一步确定。从《七录》可见，《世说》体已经逐渐成为小说体系中记言类的一种固定表现形式，小说的应用和娱乐功能得到进一步体现，而《七录》对小说总集的著录也为小说观念和创作开辟了新途径。这些看法较之前人显然更深入了。

回归中国语境，过去一些习以为常的看法，在此书中也被打破了。像神话与先秦诸子寓言为小说源头的看法，作者就不赞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的观点，作者也不认同。此外，作者还认为，刘知幾的小说认识没有超越《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所体现的唐人小说观念，他在《史通》中论述到的“偏记小说”，往往只是对正史之外史料的泛称，并没有体现出独特的小说观，更不用说对小说进行了正确的分类。今人研究小说的误区，正在于对刘知幾援“子”入“史”的泛史料观没有准确的把握。史家对小说的观念是一以贯之的，这个观念，不仅体现在史书的编撰中，也体现在对史书及其他典籍的注解中。唐人所撰《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与《文选注》，引入小说之书注史注文，正是在坚持“小道”的核心标准上，对于“技”的表述从“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的社会功用性角度，加以合理运用的结果。今人治小说，大多将唐传奇放入唐代小说的范畴进行论述，这里原有先天的概念缺陷。在唐人的小说观念中，传奇这种文学表达形式，并未进入其小说范畴和理论观照，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也就不能成为唐代小说的代表，只能作为唐代某一时期的流行文学样式。如果以今人的小说观念与标准来划分，则大抵可以从创作的层面，如叙事、审美等题材类型的角度加以研究。立足中国小说的宏观发展，传奇作为一种文体，从创作的出现到该种表达形式的被认可，时间跨度较长，在创作兴盛的唐代并没有出现专门的理论研究，只是到了宋代才出现针对性的讨论。我们今天对唐传奇的理解，多基于宋人的认知观念，对唐传奇最初的理论构建和其在小说发展中所处位置及作用的认识，事实上反映的是宋人的观念。所以，作者对唐传奇及其所反映的小说观念的讨论，不是放在唐代而是移至宋代，这是与一般论者截然不同的地方，显示出作者独特的学术眼光。

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追求文献学与文艺学的完美结合。郝敬博士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三载，对此深有领悟，体现在这部书稿中，既有对目录学知识的熟练运用，对四部文献的广泛涉猎，对域外汉籍的特别关注，更有对小说创作理论与观念的深刻理解和讨论。郝博士本科学习的是工科，硕士、博士阶段才转向文学研究，或许与他大学阶段受过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教育与熏陶有关，他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中，更习惯于探究各种现象的本原，思考个中的内在逻辑关系，故能在上述研究中多有创获，并在研究方法和风格上显示出南大气派。

郝敬博士方年届不惑，今后学术发展的道路正长。相信他能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好地将文学理论与创作相结合，扬长补短，不断扩大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庚子夏于金陵有容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