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上的所谓“中唐”［本来，把唐代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是文学史、主要是诗歌史的分期方法。“中唐”一般是指自代宗大历元年（766）到文宗大和九年（835）这七十年间］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的唐王朝已度过了它的极盛阶段。“安史之乱”（755—763）近十年的大动乱，从根本上损伤了国家的元气。叛乱虽被平定，但唐王朝却是国是日非，矛盾丛生，此后就基本处在不间断的战乱、动荡之中。虽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声威，进行着艰苦努力和拼命挣扎，甚至也曾出现过如元和（806—820）年间那样短暂的“中兴”局面，但最终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危局，再现昔日的辉煌了。但正是在这急剧走下坡路的中衰时代，在“中唐”的后期，却出现了唐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高潮。这次高潮不是“盛唐”时期思想、文化大繁荣的“回光返照”，也不是前者的重复。它具有独自的内容和特点，取得了特殊的成就，而就其历史重要性来说，在许多方面是超越了前面盛唐那个光辉的时代的。在创造这新的辉煌的人物中，柳宗元是杰出的一位。
柳宗元（773—819）是唐代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品格兼备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是十分杰出的；而在哪个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要，又是难以轩轾的。而且如本书将要介绍的，柳宗元在任何一方面的具体成就，都和他的整个人格、全部修养相关。现在我们写作作为思想家的柳宗元的传记，暂且把“进步思想家”的头衔放在前面。而除了思想、文学、政治这三个领域之外，他还有着其他多方面的才能，在文化史上作出了诸多贡献。例如在书法方面，他长于章草，在唐时即被与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并列，真迹为时所宝[1]；他对《本草》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并进行过长期的种植药草的实践。如此等等，他可说是代表着一代文化水平的伟人。
韩愈（768—824）与柳宗元生活在同一时期，又是终其一生的挚友、诤友。他在给这位命运坎坷、半生沦落的友人（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和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妨碍其友好关系）所写的墓志铭中说：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2]
这段话作为柳宗元一生的盖棺定论，透露出韩愈本人的政治偏见，这以后有机会讨论。但这里表现的对友人的真挚同情和高度赞誉是相当感人的。此外其中的一个看法更值得重视，就是他认为正由于柳宗元政治上的坎坷不遇，使他有可能在“文学辞章”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这里所谓“文学辞章”，不单是指文学创作，而且指一般的文章著述，即总括他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全部作品。韩愈对于“为将相”还是取得“文学辞章”成就的“孰得孰失”故作疑辞，文词的背后显然是在肯定后者。韩愈本人是“文章之士”，他对“文学辞章”的意义是有着深刻了解的，因而这个看法也特别地中肯。
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和韩愈一起倡导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典散文发展面貌的“古文运动”，在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时代又正是唐诗“百花齐放”的第二个高峰，他以其高简明净的诗风独辟蹊径，成为影响深远的“韦（应物）、柳”一派诗歌创作的代表；他作为辞赋发展史上的后劲，被评价为唐代“独得骚学”的第一人；他在传奇小说的创作方面也有值得重视的作品传世。他曾经说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这大体上即是指今天所划分的散文与诗歌两大类创作；他又说，在这两个领域，“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3]，就是说，他认为在散文和诗歌两个领域同样取得重大成就是不容易的。而柳宗元本人则正是在诗、文、辞赋、小说各种体裁的创作上都取得巨大成绩、造成巨大影响的作家。他在文学理论上也有重要的建树。特别是他关于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革新的意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理论依据，而且带动了一时潮流，并造成了长远、深刻的影响。在群星璀璨的唐代文坛上，他在某一具体领域的成就当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像他那样在文学诸多方面都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鲜见其例的。
柳宗元是个失败的政治家。他的从政经历很简单，在短促的仕途得意之后，是壮年失志，半生沦落。他作为当时典型的文人官僚，进士出身，经府、县僚佐为朝官，在朝也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803—805），最高晋升到从六品的礼部员外郎；然后即由于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南荒，一斥终老。在唐代叙官制度中，朝官五品和六品之间是个关键的界线，进入皇帝亲命的五品职位以上才算进入了权力的核心。可柳宗元终生也没能达到这样的地位。他在唐代政治史上造成影响，主要是因为他是“永贞革新”的领导者之一。这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暴起领事”，依据当时反对派的攻击和传统的偏见，被看作是“小人”得志。当然，在唐代历史上，这一斗争虽只是一小批朝廷中新进官僚革新朝政的失败的尝试，其短促的掌权施政中又有许多失误和疏漏之处，却是代表了当时政治现实中努力改革的大方向的，因而在德宗朝末期至短短的顺宗朝沉闷的政治局面下，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对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远远大于其实际成果的作用。柳宗元在这次流产的革新活动中，不只做了许多实际领导工作，更以革新派的思想和理论代表者的身份进行理论斗争和舆论宣传；这样，他就不仅在革新中作出了重大的实际贡献，他从事斗争时的思想理论、他在斗争中表现的为人品格更成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影响到后来。以他那样低微的地位和短促的从政生涯，却造成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同样是罕见其例的。
作为思想家的柳宗元的贡献更是多方面的。他在众多的理论领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其思想开阔而活跃，理论细密而精邃，代表着一代思想理论的高峰。在哲学世界观方面，他是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天命”观，为自先秦以来长期作为思想理论斗争焦点的“天人之际”问题作了新的总结，从而为宋、明理学“性理”学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他的进步的历史发展观不仅具有积极的现实政治意义，更富于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内容，其中的许多观点是大大超越了时代的一般认识的；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首先是着眼于现实的，但同样富有充实的理论内涵；他的学术造诣是多方面的，在经学、诸子学、史学等广泛领域都独具特识，虽然在有些方面并没有得以充分发挥，但其观念的新颖、方法的矜创，都给后人以巨大的启发；他的文学理论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他的成功的文学实践活动的总结，不仅对当时的文坛起了实际指导作用，更是留在文学史上的珍贵遗产，对后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他信仰佛教，精通佛说，这在后代是常常为人所诟病的，他思想中的这一方面对他自身的消极作用和对后代的不良影响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但如从思想史发展的潮流看，他兼容佛教的态度却又代表了儒、佛、道三教交流和融合的大势，而宋代理学的创立正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的果实；而且还应注意到，他是唐代文人中少数对于佛教教理进行过认真研究并能够深入理解的人之一，他颇能汲取佛教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他对佛教的态度是不可简单地给予否定的。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中，特别引起后人惊异和艳羡的，是不管国家形势兴衰变化如何，那持续三百年间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发展的浪潮，其辉煌灿烂的成果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鲜有其他时代可以比拟的。然而如果具体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个时代高度发展的文化中，最为发达的是文学、艺术和宗教。当时的时代环境似乎特别适于培养和发展人的感情、激情、理想、幻想等方面。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再有魏晋时期那种倾心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兴趣，也较少宋、明以后那种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入探讨和理性思索的执著。兴盛的时代激发起人们充沛的感情和高远的理想，主要通过形象的、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相比较之下，这个时期人们对于理论方面的兴趣似乎淡薄得多，因而这一方面的成就也显得暗淡得多。这可以说是培育和产生艺术形象和宗教玄想的时代。而柳宗元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却是唐代为数不多的在思想理论建设上作出成功努力并取得突出贡献的人物之一。在这历史发展的巨大转折时期，在中国封建制度自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这一关键时期，他担负起在思想理论领域反映这社会巨大转折的任务。如果说在唐代的文学星空里，柳宗元只是璀璨群星中的一颗明星，还有像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等一批人与之齐肩并立；那么在思想理论领域，在同时代，柳宗元可说是鲜有其比的杰出人物。从这一点可以了解柳宗元在一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也因此他的思想理论成就是特别值得珍视的。
对于了解柳宗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他所处的中唐时代又是唐王朝极盛后的中衰阶段。在唐德宗到唐宪宗在位（779—820）的这四十年间，是“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统一的封建国家得到恢复、得以重建的时期，各社会阶层和集团为自己的命运与前途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造成了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当时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都对这一局面积极地做出反应，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局面。一方面总结过去，一方面探索未来。当时出现的显著的社会现象，除了多种政治主张的激烈搏斗之外，重要的还有儒学“复古”运动和文学上的诗文革新运动，它们进而又带动了其他一些思想领域的发展与繁荣；宗教中则有佛教里的禅宗和净土宗的兴盛、道教中内丹一派的兴起以及“三教调和”观念的突出发展，宗教思想的这种演变乃是世俗思想形势的曲折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活跃的思想、学术局面下，孕育了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的萌芽，预示着未来理学的形成。所以中唐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学术、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柳宗元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从事理论活动，作为这一社会转折时期的思想界的代表和先驱，其贡献也就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柳宗元在思想上的贡献与意义在历史上一般是被忽视、歪曲甚至是被否定了的。当然不是说在古代没有人对柳宗元的思想给以肯定；特别是他的某些具体观点，是历来就有人加以称许的。但其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一般说来确是被低估了。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其作为思想家的成就被巨大文名掩盖了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他的许多观点背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或是由于其他原因而难于被后人所理解。五代刘昫挂名主编的《唐书》作为官修史书的盖棺定论，称扬柳宗元的文才，却说他“蹈道不谨，昵比小人”[4]。欧阳修在诗文革新中是韩、柳事业的后继者，他高度评价柳宗元的文章，却又说韩、柳“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5]，称赞韩愈而贬低柳宗元。朱熹是把韩、柳列为一类人物的，他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但尖锐地批评他们不能用功于圣人之道，“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6]。这些说法一个出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历史著作，一个出于一代文坛领袖之口，一个则是道学权威的观点。具体看法虽不一致，但都致讥于柳宗元的人品和思想。这颇能代表古代人评价柳宗元的一般倾向。在这样的观点的笼罩下，是不可能对柳宗元加以足够的重视并给以充分的评价的。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他的许多思想观点确乎超出凡俗，卓荦杰特，是超越了时代水平而属于未来的。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科学的进步，柳宗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成就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其意义和价值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称许了。20世纪柳宗元研究中的重大转变、也是表现为重大成就的，重要一点即在于对他的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现象本身也表明柳宗元的思想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本书拟在总结学术界对柳宗元思想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位文化伟人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成就加以描述和评介。柳宗元作为传主，生平事迹相当的简单；而从他作为思想家的理论成就看，一些主要作品又难以确认其具体写作年代。但这后一点对于讨论和评价其思想理论的内容和价值并没有大的影响。特别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论述时代的大的课题的，与他个人的具体行事没有更大的关系。因此本书的写法是，首先介绍柳宗元生活的社会、思想环境，提供出他作为思想家活动的大的背景；然后集中描述他的生平事迹，主要阐明他个人的生活和思想发展的历程，这也是形成他的思想理论的主、客观根据；再以后用主要篇幅讨论他在哲学、社会、政治、文学、宗教等领域的思想理论及其在各方面的贡献。本书是作为思想家的柳宗元的评传，内容自然侧重在思想理论方面。笔者另有拙著《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那是一部更全面的传记，比较侧重在文学方面。限于写作当时的资料和水平，其中的谬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而这些年来柳宗元研究又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重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笔者对柳宗元认识的基本轮廓没有大的改变。因此这部拙作可看作是对前一部书关于柳宗元思想的论述的发挥，也是对有关方面的修正和补充。愿意更全面地了解柳宗元生平和文学活动的读者可参阅前一本书；当然还可以读前辈和时贤的有关著作。另外，柳宗元的思想理论活动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特别是韩愈、刘禹锡等有复杂的交涉，本书限于篇幅，不可能用更多的笔墨展开介绍和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有关评传。出自专家手笔的有关大作，会补充本书的疏漏，纠正其可能有的错误，丰富和深化所讨论和涉及的内容。
[1] 赵璘：《因话录》卷三。
[2] 《韩昌黎全集》卷三二《柳子厚墓志铭》。
[3] 《柳河东集》卷二一《杨评事文集后序》，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世彩堂本断句排印本，1960年版；以下引用柳文均据此本，并用其他版本参校，一般仅注篇名，必要时加注说明。
[4] 《旧唐书》卷一六○。
[5] 《居士集》卷一四一《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6]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沧州精舍谕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