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　陶寺　二里头

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实证，良渚文化遗址、陶寺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最为引人注目。

良渚文化大约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考古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位于今浙江杭州，考古学家清理出来的良渚古城，是目前已知的最大最早的城址，由宫殿区、王陵区、作坊区、仓储区以及水路系统构成了早期的城市。

良渚古城的中心是4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内城和外城总面积630万平方米。古城北部、西北部，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以及天文观象设施、祭坛、墓地，如果把外围郊区包括在内，总面积可达100平方千米。考古研究表明，这时的农业已经发展到成熟的犁耕稻作农业阶段，手工业门类众多，有制作陶器、石器的手工业，也有纺织、油漆手工业，其中玉器雕琢手工业堪称一绝。考古学家指出，良渚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当时无出其右，代表着史前玉文化的高峰，由玉琮、玉璧、玉钺为代表的玉礼器，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反山14号墓棺椁内，铺满了大小260件随葬品，玉器有242件，玉琮、玉璧、玉钺制作精美，色泽柔和，令人叹为观止。反山12号墓出土的大玉琮上浮雕的良渚神徽，使人浮想联翩。

良渚博物院总策展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认为，五千年前的良渚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良渚博物院院长马东峰说，良渚文化、良渚遗址、良渚古城，证实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因而把良渚遗址叫做“圣地”。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对良渚遗址实地考察后，郑重宣称：“良渚遗址是中国大遗址保护的样板”，“良渚水坝遗址极可能是世界最早的水坝”，“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文明的起源”。

2019年7月6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高蒙河教授表示：“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始于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后的殷商时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意味着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2019年7月7日《文汇报》第一版报道此事，大标题赫然写道：“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陶寺遗址位于今山西临汾襄汾县城东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面貌日益清晰，与良渚遗址南北遥相呼应，彰显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陶寺遗址距今四千三百年至三千九百年，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大型城址，宫城城墙和城门的发现，证明了它具有完备的城郭之制，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初形态。

陶寺宫城面积13万平方米，位于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470米，南北宽270米，与大城方向基本一致，大体是宫城在里、城郭在外的“回”字形布局。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寺宫城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宫城。陶寺大城面积280万平方米，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

最令人惊艳的是观象台遗址的发现。考古学家对遗迹复原，反复模拟观测，最终发现观象台十三个柱子之间的缝隙，是先民根据阳光透过缝隙照射到圆心点来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与夏至、冬至。证实了《尚书·尧典》所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是先民们对农时节气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个观象台形成于四千多年前，比英国巨石阵观测台早了将近五百年。

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就敏锐地意识到，陶寺文化汇聚了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因素。陶寺的出土文物诸如玉琮、玉璧、玉钺、玉面兽等，均非产自本地，很可能来自良渚。至于石钺、双孔石刀，则带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因素。

规模空前的城址，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集中管理的手工业区，与国家的起源密切相关。有的学者指出，陶寺遗址与尧帝的都城存在高度联系；有的学者进而推测，陶寺可能是最早的“中国”。其实早在1991年，苏秉琦就认为，尧舜时代万邦活动的中心——晋南一带，是“最初中国”的所在。他说：“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1950年代末，徐旭生根据《左传》《国语》以及古本《竹书纪年》有关夏后氏都邑的记载，对分布在豫西、晋南的“夏墟”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开启了以田野工作为重点的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不久，徐旭生发表《1959年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确定了此后夏文化考古的方向。

夏人活动的地区，西起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向东至黄河流域，今河南的河洛流域是夏人居住的中心，夏的重要都城斟寻，就在嵩山西北的洛阳平原东部。夏人聚居的另一个地区，是今山西南部，特别是汾水以东今翼城附近，后世称为“夏墟”。

考古学家在今河南西部发现“二里头文化”，分布于豫西黄河南岸的陕县、荥阳、郑州，以及洛河流域的洛宁、宜阳、洛阳、偃师、巩义等地。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和商前期文化之间，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从分布地区和时间序列来看，同传说中的夏朝所在的中心地区大致相符。据测定，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为公元前2080年至公元前1690年，时间大体相当。有的学者认为，偃师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夏末的都邑文化。

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最辉煌，至今已发现两座宫殿遗址，可能是夏桀的都城斟寻。古本《竹书纪年》说“桀居斟寻”，学者们考证，斟寻在今偃师东北、巩义西南；或者判定二里头就是夏都斟寻。1983年，考古学家发现偃师商城，一些学者由此推测，二里头是夏都，偃师商城才是商汤灭夏之后建立的西亳。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如果没有文字本身的证据，我们便只好用时间和空间上的对证。”他断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而不是商朝早期文化。”2000年前后，“二里头夏都说”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许宏说：“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其影响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进入‘一体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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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国史概要》（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华书局，2017

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

吕思勉：《中国通史》（彩图珍藏版），中华书局，2015

农业革命

距今一万年左右，远古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它与旧石器时代的最大区别在于，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随之而来的，农耕、畜牧和陶器相继出现。这些现今看来极其普通的事物，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发明。在此以前，远古先民以采集、狩猎来维持生活；在此以后，人们不再是食物的采集者，而是食物的生产者。把野生植物驯化为人工栽培作物，把野生动物驯化为人工饲养的家禽家畜，为人类提供了可持续的食物来源。这是意义深远的变革，有的学者把它称为农业革命，是毫不为过的。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化，由逐水草而居进入到定居的状态，半穴居式房屋的构建，陶器的烧制满足了生活的需要，野生蚕驯化为家蚕，出现了原始的丝织业。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草创的社会制度得以形成，人类离文明的门槛愈来愈近了。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到一万二千年，农业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他们推论，中国的某些农作物是由两河流域传入的。真的如此吗？

1960年代末，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华裔学者何炳棣，在他的著作《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农业的起源，具有自己的区域性和独立性，并不是从两河流域传入的。这一结论，一再为考古发现及新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后来他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此事，写道：“我曾严肃地问布瑞德武德，从他丰富的考古经验和个人直觉，回答我究竟史前中国文化和两河流域文化有无关系。他非常坦诚地回答：‘每次参观一个富于中国文物的博物馆，我个人就感觉到好像走进了一个〔与古代近东文化〕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何以他早在1960年《科学的美国人》农业革命的论文里，强调指出新大陆农业无疑是独立起源的，而旧大陆史前中国的农业很可能也是独立起源的。我对他的直觉非常重视。”

河北徐水的南庄头遗址，出土了谷物加工的工具——石磨盘、石磨棒，据测定，它们的年代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表明当地在此之前已经栽种粮食作物了。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表明，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有房基、灰坑、陶窑，还有农具——石斧、石铲、石镰，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

1976年至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灰坑468个，其中88个长方形窖穴底部有粮食堆积，层厚为0.1米至2米，数量之多，堆积之厚，极为罕见。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科学鉴定后认为，磁山遗址不仅是世界粟的发祥地，也是黍的起源地，中国黄河流域黍的栽培历史有可能追溯至一万年前。

南方稻作农业的历史也很悠久。1992年，中国和美国科学家联合研究江西的稻作起源。他们的研究报告证实，长江中游是世界稻作农业的发源地。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的先民，在距今一万六千年前已经采集野生稻为主要食物，至晚在距今九千年前，人工栽培的稻作农业已经出现。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一万二千年前的五粒炭化稻谷，被誉为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稻谷。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令人震惊。它是一个稻谷、稻秆、稻叶、谷壳的堆积，一般厚度20—3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出土时稻谷色泽金黄，谷芒挺直，隆脉清晰可辨。经鉴定，它们是七千年前人工栽培的晚稻。

2000年出版的《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一书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对稻谷种子反复选择，改变了野生稻的生存条件和遗传习性，初步驯化成功，基本形成原始栽培稻。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

从黄帝到尧舜

中国远古时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三皇有六种说法，其中之一是：伏羲（太昊）、女娲、神农（炎帝）。五帝有三种说法，其中之一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所谓“皇”和“帝”，其实是后人对他们的尊称，当时不过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已。

神农氏就是炎帝，他所领导的部落发明了农耕、医药、陶器。中国古代典籍《易经》和《白虎通》说，神农氏用树木制造耕具——耒耜，教导民众农耕。《史记》和《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用草药治病救人。《太平御览》引用《周书》说，神农在发明农耕的同时，发明了陶器。

《周易》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可见黄帝稍晚于炎帝。黄帝从北方到达黄河流域时，已经是拥有六个部落的巨大部落联盟了。黄帝部落的发明，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后人的传说是这样的：

——冶炼铜矿石，铸造铜鼎、铜钟。十二个铜编钟，和以五音，可以演奏音乐；

——四处观察天象，编制历法，确定春夏秋冬四季，按照季节变化播种百谷草木；

——利用树木，制造车船，便于交通运输；

——栽桑养蚕，用蚕丝编织衣料，制作衣裳。衣裳不仅有御寒的功用，而且带有社会政治意义，这就是文献所说的“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衣裳别尊卑”。

黄帝领导的部落联盟有姬、酉、祁、己、滕、蔚、任、荀、僖等十二姓。祁姓有传说中的陶唐氏，就是唐尧所属的部落；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夏朝建立者；姬姓是黄帝的嫡系，是周朝的建立者。人们把黄帝尊奉为华夏民族的始祖，是名副其实的。

从黄帝到尧、舜、禹，持续了几百年，他们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吸收周边的夷人和羌人部落，结成新的部落联盟。这种部落联盟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成为地缘关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地域、财产和权力都是公有的，并非某一个领袖私有，这就是所谓“天下为公”，或者叫做“大同之世”。

共同体内部，由各部落首领组成议事会，协商重大事务，推举联盟的领袖。尧、舜、禹就是由联盟议事会民主推举，而成为领袖的。由于他们出于公心，治理有方，被后世赞誉为圣贤。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描述，尧是一位圣明领袖，他发现舜精通农耕，善于制作陶器，有领导才能，确认舜可以托付重任，便培养他参与摄政。尧年老时，在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承人选问题，让各部落首领讨论，大家一致推举舜。尧便把权力移交给舜，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所谓“传贤不传子”。舜觉得自己的德才大大逊色于尧，谦辞不就，避居别地。由于各个部落首领一致拥戴，舜才返回，担任共同体的领袖。舜继位后，征得联盟议事会的同意，任命“八元”管土地，“八恺”管教化，契管人民，伯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管刑法。舜到了晚年，鉴于禹治理洪水有功，联盟议事会一致推举禹继任领袖。禹也谦辞不就，避居别地，在各部落首领一致拥戴下，才继承了舜的权位。

这就是古人津津乐道的“禅让”。关于“禅让”的传说，至迟在春秋时代已经见诸记载，不独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有涉及，可见它绝非某一学派的伪托。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远古时代权力的移交，是“禅让”，而不是世袭，是有历史依据的事实，并不是虚构的。

从「大同」到「小康」，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这种“选贤举能”的“禅让”时代，孔子把它称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至于他推崇备至的“大同之世”是个什么样子，没有明言。依据《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等古籍的描述，大概是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在一个叫做“里”的基层社会，有八十户人家，选举年高德劭的人担任“父老”，能说会道、身体强健的人担任“里正”。春、夏、秋三季，百姓外出耕种，“父老”和“里正”负责监督，出去晚了，或者收工回来没有随手带点薪柴，都要受到批评。到了冬天，父老在“校室”里，教育儿童；里正则催促妇女从事纺织。日常生活中，长期保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友好互助风尚。《韩诗外传》说：一个里巷的人家不分彼此，互相保护，出入轮流看守，疾病相互照顾，患难相互救助，青黄不接可以互通有无，宴会相互招呼，婚姻大事共同商量，捕获的猎物共同享受，大家都受到仁爱和恩惠。因此，民众之间和睦、亲爱、友好。

在儒家典籍中，把夏朝建立之前称为“大同之世”，是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礼记·礼运》引用孔子的话，这样描述“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意思是说，从前大道盛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选举贤能的人来掌权，讲信用，修和睦。所以，人们不仅仅亲爱自己的亲人，不仅仅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使老人得以善终，壮年人发挥作用，幼年人得以成长，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扶养。男人各有职责，女人适时婚嫁。反对糟蹋财物，也不必据为己有；厌恶不尽力而为，也不必把能力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因此，不会有阴谋，不会有盗贼，大门可以不关。这就是大同。

禹年老时，在联盟议事会上讨论继承人选，众人推举皋陶、伯益。禹却想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启，于是暗中培植启的势力。禹死后，启杀死伯益，继承父亲的权位，于是出现了“家天下”的夏王朝，开启了以后历代王朝由一家一姓世袭统治的先例。孔子把它称为“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他这样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意思是说，如今大道已经消失，天下被一家一姓据为己有，人们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财产权力为自己所用。统治者世袭已成为常规，用城墙沟池巩固统治，把礼义作为纲纪，端正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使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在此基础上，设立制度，划分田里，表扬勇智，功劳归于自己。阴谋大行其道，战争开始发端。夏禹、成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因此成为统治者。这六位君子，都谨慎恪守礼义，表彰道义，考察信用，彰显过失，倡导仁爱与谦让，使人民视为常规。如果不照此执行，则统治不稳，民众遭殃。这就是小康。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在追忆远古时反映出来的历史观，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观主义。他们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最为糟糕，称为“乱世”。稍往前推移的夏商周，则是“小康之世”，虽不甚理想，但比“乱世”要好多了，所以是“小康”。“小康”之前是一个理想社会，称为“大同”。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得好：“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

无怪乎，康有为要写《大同书》，孙中山要把“天下为公”“大同”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