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793年，即清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这是中英近代史上最重要、最深刻的一次交往。中国在向西方展现古老文明巨大魅力的同时，暴露出康乾扼杀宋明商品经济、工业萌芽、兴文字狱造成的外强中干，以及乾隆本人的傲慢、无知和偏见。此后中英两国经过工业革命与封建僵化不到五十年的剪刀差，1840年鸦片战争使国门洞开。再经过五十多年英、法、德、俄、日、美、意等列强轮番蹂躏，清廷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国运江河日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真正是“国将不国”了。1903年邹容振聋发聩发表《革命军》、同年章太炎因宣传革命被逮入狱，引发“苏报案”；1905年同盟会成立；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成功，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腐朽的千年帝制，反帝、反封建进入更深刻、更全面、更集中、更激烈的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并成功北伐；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陡然辞世；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叛变，同年八一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揭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变；十四年艰苦卓绝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破裂，争夺辽沈、围歼平津、决战淮海。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迈进了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崭新阶段。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这灾难深重、几近灭种亡族却前赴后继、最终挺立起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文化始终在延续和传承。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考古有重大发现：1899年发现甲骨文，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1929年发现北京猿人，同年发现四川三星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陈独秀等已然从政的读书人且不论，一大批学者、文人、艺术家，诸如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胡适、鲁迅、郭沫若以及冼星海、徐悲鸿等等，禀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在孜孜研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开眼看世界”，走向东瀛、游历欧美。他们以崭新的面貌紧扣时事政治开展大量文化活动。外语也在长期闭锁的中国开始进入学校教育。

深处内陆的四川，也有一批文化人在忧国忧民，追赶着时代潮流。

四川荣县人赵熙（1867—1948），字香宋，清代进士、翰林，世称“晚清第一词人”，蜀中“一流大文人”，梁启超曾师事之，保路运动时任京官川南代表，1913年为成都保路纪念碑北面题字。蔡锷督军四川期间邀赵熙驻成都。朱德（玉阶）常给赵熙寄去相片信件，自称“门生”。孙炳文（俊明）在成都时也“从香宋问学”。我党老党员吴玉章也是赵熙学生。赵门三杰之一向楚（1877—1961），字仙樵、先乔，四川巴县人，晚清举人，诗人、书法家。1906年参加筹组重庆同盟会支部，1915年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题赠“蔚为儒宗”；曾任四川财政厅厅长。1931年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解放前夕被川大教授会公推为川大校长。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任四川文史馆副馆长。赵、向二人既为四川文化界乔岳，又追随中山先生民主革命，与我党和红军高层早有过从，必施影响于作育弟子。家父经常从历史跨度看待社会变革，一生对共产党亲近信任，与赵熙、向楚早年影响大有关系。家父珍藏并多次发表赵熙致大满和尚函，即记有这方面内容。与赵熙齐名的一代耆儒林山腴（1873—1953），名思进，四川华阳人，上世纪初从日返国后在北京居住数年，其间与陈寅恪父亲、诗人陈三立等京城名士结社唱酬。返蓉后建“清寂堂”传承国学。抗战时期巴蜀作为大后方，大批文化人，尤其江浙人入川（四川人称他们为“下江人”），如朱光潜、徐中舒、陈寅恪、饶孟侃、钱穆、吴宓等知名教授，云集成都。那时候，四川大学被誉为全国唯一一所保存完整的国立大学，而同城的华西协合大学也汇集了一批流亡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不少同时在两校授课，一时间，川大与华大成为当年国统区文化教育的重镇，四川的文化学术可谓异常繁荣。陈寅恪1943年到1945年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兼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东西文化学社”总社理事。1944年春节人日陈教授从华西坝进城拜见林山腴，甫一下车，倒身便拜，口呼“伯父”，跪地磕头，令在场三十来个林老学生大为惊讶。因多年来华大、川大等校的学生都对老师鞠躬致敬，早已不再磕头了。何况华西坝有着浓厚天主教、基督教等西式背景。程千帆1941年任南下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师，后在成都金陵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到武汉大学。

家父朱寄尧，便生活在这新旧交替、中西互融、形势严酷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环境之中。

朱寄尧（见书前插页一），本名遗勋，字寄尧，以字行，晚年自号桯叟（困守床头柜之老者），四川成都人，生于1918年，卒于2002年10月27日。青年时代报考川大化学系，却被录入外文系。家父考上川大之后，从望江楼乘船沿水路到乐山，再走山路上峨眉。未毕业即留校任助教。新中国成立后被四川省首批派往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担任三个川籍学习小组之一的组长。学成回川后组织教师速成和科技翻译，很快满足俄语教学和前苏联援建工程之急需。同时，家父发挥掌握英、俄双语的优势，译著《英语最低限度词汇》，连续印刷发行了十一版。提出编撰《英语语法词典》并纳入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后主持翻译《巴基斯坦简史》、编撰《英语语法词典》《英语语法学词典》等。家父青少年时代经历了民国的混乱与贫穷，景仰四川同盟会成员赵熙（香宋）、向楚（先乔）等饱学之士，曾镌刻印章赠送赵熙、向楚。向楚诗作《空石居诗存》（黄稚荃辑注）中有诗《朱生寄尧刊岳武穆满江红词制为印丛》：“一曲黄龙调最工，每思南渡泣英雄。朱郎信有干将笔，谱入鸿泥片羽中。”诗后有小注：“朱寄尧，名遗勋，成都人，四川大学外语系毕业，四川大学外语系教授，中英文造诣皆深，复工治印。”向楚先生有一书签，一面为赵熙书“此老胸中常有诗”，下着“遗勋之印”；书签背面上部钤印“阅书止此”，下拓边款“甲戌八月寄垚刊”，知为1934年朱寄尧刊印，朱时年方16岁，可见朱寄尧与向先乔交往深远。家父又是林山腴“清寂堂”弟子。家父与成都名流、画家、书法家，母亲的国画老师伍瘦梅先生（见书前插页七）交情甚笃。我父母成婚就是瘦梅先生的大媒；我的名字“棣”及小名“韡（wei）芝”也是拜他所赐。父亲转送我瘦梅草书东坡诗集句：“师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无功。”张大千送父亲一幅题款扇面，淡淡几笔，悬崖雄踞，气势非凡。父亲很在意收藏砚台和金石，歙砚、端砚和鸡血、寿山都有。父亲治印受表兄周菊吾（见书前插页七）和伍瘦梅的影响很大。晚年行动不便，独处期间被索要或者顺手牵羊，多半散去。整理父亲遗物时还有五十余方印章（部分见书前插页五、六）。

父亲的书法有很高的造诣（见书前插页三、四），对古典诗词、书画作品有着相当的鉴赏水平，是成都著名书画商店“诗婢家”（如同北京荣宝斋）的常客，与店主郑伯英先生过从甚密（郑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任我驻外参赞）。

家父景仰陈寅恪教授，与陈寅恪后人长期保持联系，陈长女陈流求在成都工作，2002年参加了父亲遗体告别仪式。我曾看到朱光潜教授多封给父亲的长信。父亲经常与文人墨客把酒临风、直抒胸怀，推杯换盏、高谈阔论，切磋推敲、穷究学问。兴起则猜拳行令、酣畅淋漓，颇有些竹林七贤的遗风。记得常去酒家有“竟成园”（想必是取自“有志者，事竟成”之意）、“努力餐”（西汉四川临邛卓文君有“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句）。“努力餐”曾是我党四川省委联络点，创业店主是后来写进小说《红岩》的地下党负责人车耀先。上世纪二十年代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齐名的新月派诗人，推动诗歌创作发展的饶孟侃教授，1939年到川大任教，曾应家父之请，书赠律诗旧作（见书前插页二）。赵少咸的授业弟子、接受过章太炎指导的殷孟伦（1908—1988，四川郫县人），三十年代初转学至南京中央大学，正好由黄侃先生主试。其学识才华得到黄师极大赏识，竟然一下子三门考试都给了100分，这在文科中几乎没有先例。沈祖棻有诗赞曰：“当年名下无双士，同学班中第一人。三峡江山助文藻，六朝烟水忆风神。”后来在回忆中还经常谈及，盛赞其为“一日之内，名满京华”。殷孟伦先生对家父特别亲切，五十年代初殷先生就从川大院系调整到了山东大学，六十年代我在北航读书，殷先生到北京开会，一定要约我出来到前门四川饭店吃饭，饭间还一定要喝酒，我说我不会，殷先生说：“我和你父亲吃饭时是一定要喝酒的。”于是我就陪殷先生尽兴吧。家父作为一个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达到如此程度并且自觉传承，不用说在四川大学，就是在国内无论哪所名校的外语教师当中，恐怕也是鲜见的。

家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退休后集中精力编著《四川近百年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与王淡芳合著），撮录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百年间四川诗词并逐一介绍作者背景、相关掌故与风土人情，再加以演绎发挥，抒发情怀，浸润着家父在中国文化领域的披阅、游历、思考和感悟。这些注释和解读文字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品味和一定的文史价值。

在我看来，《诗话》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是时限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近百年；第二，所辑录诗歌全部是这百年间的川籍或旅居四川的外省人士在四川境内创作的作品；三是立足巴山蜀水，放眼全国：开篇就是鸦片战争开战时成都傅泰淑“关心数问五羊城”；四是对原诗词提供背景、解读、作者介绍等，并多有演绎和发挥；五是撮选对象不拘一格，有清朝重臣，同盟会元老，五四名人，大画家张大千、齐白石等，更多的是四川各地的地方文人，等等。

以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为时限的旧体诗词汇编甚为鲜见。正如本文开篇所述，这一百年是中华民族自明清以降最为羸弱、最为悲惨的一百年，就像国歌中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的“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一百年的诗歌只能是慷慨悲歌、壮怀激烈！而旧体诗词这种形式又特别能展示中国文人“士”的传统与傲然风骨。《诗话》在这特定的一百年中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浑然天成、不可离散的心灵凝聚和顽强抗争、自强必胜的民族精神。

《诗话》讲的都是巴山蜀水的“四川故事”，散发着浓烈的四川人物、四川语言和四川掌故等地域特点。收集编撰这些“四川特色”需要土生土长的乡土润泽、深厚的学养和功力、深邃的眼光和视野、长期观察思考的积淀。有资料表明：中国的茶叶、缫丝、织锦发端于四川。张骞出使西域在中亚看到蜀锦和邛杖，那是经云南、西藏（吐蕃）而印度、中东的茶马古道——“蜀身毒道”（“身毒”，即古印度），乃最早的丝绸之路卖出去的商品。在四川，随处可见历史遗存，成都的都江堰、武侯祠，汶川的姜维城，剑阁的古蜀道……。四川深处中国内陆。成都平原是一个盆地，沃野千里、几无灾害；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盆地东北的阆中，是古代巴人的聚集地。西汉阆中人、天文学家、历算学家落下闳，字长公，依照月亮绕行地球的运行规律编制《太初历》，即中国的农历，确定二十四节气，确定正月初一为新年第一天。阆中又被称为“中国春节文化之乡”。盛唐即有“扬一益二”（扬州第一，益州【成都】第二）之说。北宋初年，成都地区开始流行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领先欧洲六七百年。而这号称“天府”的宝地与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扬州完全不同，整个盆地被崇山峻岭四面环抱，形成铜墙铁壁般的天然拱卫。特殊地理位置加上特有的地理条件，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历史积淀，使得四川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和最后支撑。唐玄宗安史之乱逃向五都之一的南都（京）成都，重要原因是四川易守难攻和物产丰沃。李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内有“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等句，用多达十首的组诗来表达自己对盛唐发生安史之乱、玄宗皇帝南逃成都的复杂感慨。至今成都北郊还有一地，名曰“天回镇”，实乃玄宗避难北返之纪念地。1251年蒙哥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他在派军远征西域的同时亲率大军伐宋。蒙哥久攻不下四川合州钓鱼城，反在严酷战斗中死于非命，被迫撤军，使宋祚延续二十年，也改变了蒙古原来横扫欧亚的战略布局，亦即改写了世界历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长征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在四川，毛主席名诗《长征》中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都在四川。国家长征纪念园和长征纪念碑建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境内虽无地面战事，但出川将士最多，牺牲最大，人力物力贡献也最大。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陪都”重庆，重庆当时还属四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成长关键时期为了应对险恶国际环境，国家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就设在成都。核武等重要军工基地建在四川。辛亥成都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线；蒋介石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的1949年12月28日从成都凤凰山机场无可奈何、黯然神伤地飞离大陆，宣告蒋家王朝终结。武侯祠有清赵藩撰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名扬海内。就文化层面而言，明初、清初大量移民入川，即所谓“湖广填四川”，形成中原、本土和羌藏苗等多元融合的四川文化；抗战期间，中原和江浙众多工厂、院校、文化人和大量难民涌入四川，在四川形成一次巨大的社会开放和文化交融，居于蜀中的海内诗人创作出大量诗歌。《诗话》就是基于四川长期历史积淀和地方特色，对百年间国家重大事件，处处关联和诸多映射，为民族危亡发出持续、强烈、多侧面、多层次呐喊，这在四川省内文学作品中似所仅见。可以说，《诗话》虽属四川百年文史，但其内涵和影响不会只局限在四川。

家父亲历了旧中国积贫积弱和新中国开天辟地的巨大变迁，从历史的跨度和新旧社会比较中看待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诗话》从八十年代中开始编撰到1992年面世的几年间，正值改革开放蓬勃奋进，“思想解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初步但是令人振奋的成效。我曾亲耳听家父说过：“今天（共产党搞改革开放）粮价不升反降，这在过去史书上是要记下一笔的。”家父满怀着追求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强烈情怀，从史学、古诗词两个领域聚焦百年苦难，以自己毕生学识、经验与思考，通过蒐集古风诗歌，让读者在古诗词艺术概括的强烈冲击下，深刻铭记四川人民是怎样走过来的，对比反衬今天的四川正在向哪里奔去。表现出四川知识分子的乡土情怀、历史责任和放眼民族国家的博大胸襟。

随着历史的演进，《诗话》描写和记载的川人川事已经多有演变且正在远去、渐渐淡出现代人们的视野。这种情势之下，正式出版《诗话》对于讲好“四川故事”和“不忘初心”来说，更是恰逢其时、弥足珍贵。

家父多年来的编撰工作都由母亲杨淑媛（1914—1992）配合。查找资料、誊写编排，大多母亲操作。那个时候家中除有英文打字机外，中文全部手写手抄，编辑全部剪刀加浆糊，工作量很大。母亲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后转四川大学中文系，曾师从程千帆、沈祖棻，与王淡芳同学，也与王淡芳同为刘君惠学生。母亲比王淡芳年长，但因病休学数年后复读。母亲写字作画，都有一定造诣（见书前插页三），是成都“银杏诗社”成员，每有所感，都要填词作诗，可惜没有编撰成册。编撰《诗话》期间家父罹患脑溢血，行动不便且逐年加重，给母亲平添越来越重的照料责任。家父自强不息，笔耕依然不辍，用毛笔工整誊写《诗话》全文，但是活动范围大受局限，以致以“桯叟”自嘲。母亲以多病之身维持原来运作已属不易，眼下更是难以为继了，于是推荐王淡芳加入。此外，时为青年才俊的王曼石（家葵）多方襄助。成书过程先后经历了在成都地方杂志《龙门阵》和《文史杂志》等单篇发表、《文史杂志》增刊集册印行、1992年2月自费出书三个阶段。然而《诗话》面世不到一年，母亲因操劳过度辞世。可以说，《诗话》至少是朱寄尧、王淡芳、杨淑媛三人合作的产物，只不过母亲甘当下手、默然幕后、没有被提及罢了。母亲的一生都给了家人，给了她毕生钟爱的诗词和国画，默默地期盼着我们。我曾撰写并在追悼会上致辞“怀念母亲”，聊以寄托对母亲的哀思和歉疚！至今每一思及，都会老泪盈眶，“悲喜交集”！

《诗话》书名由父亲友人、杨淑媛和王淡芳的老师程千帆先生题写；父亲挚友，也是杨淑媛、王淡芳的老师刘君惠教授作序。全书完稿后父亲毛笔手抄全部原稿付排，出售自家藏画筹措资金出版。成册面世以来，在文史爱好者，尤其川籍人士中颇受好评。受众虽少，评价甚高。

完成《诗话》撰著之后，父亲一鼓作气，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人文掌故，编写《两松庵杂记》。从自序可知，这是他从少时起“平生读书阅世，偶有所触”，包括人文地理、名人逸事、学界趣谈、轶事掌故，入不了“正史”也不见于“野史”的点点滴滴，“略事收录”，编撰成册，目的则为“聊资谈助云耳”。书成之后，由刘君惠题签。自1995年底自费印刷分批赠阅起即饱受关注，至今仍在社会流传。家父以自己文化修养、艺术品味、鉴赏眼光所作的收录，具有极强的知识性和特定时代的趣味性，而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杂记》内容虽杂，其中不乏重要学术线索和政治历史印记：如庞石帚与钱锺书就《谈艺录》留有一段文字因缘；朱德、孙炳文上世纪护国讨袁留蓉期间从赵熙问学，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四川时谣言纷起，赵熙以自己亲见信任朱德、孙炳文；文中多处记录陈独秀逸事，等等。《杂记》语言极为简练，如“动心”条目只有一句话。然而每一则内容都经过锤炼。如“唐伯虎打油诗”说“‘阿癐癐’惊呼声也”时，引证“脂砚斋评《石头记》之朱文长方印，文曰‘阿癐癐’”，可见收录一首打油诗都有平日考证与积累之基础。

家父自1992年病后鳏居十年，自行邮购书籍上千册、订阅报刊数份。每天足不出户、独拥书城、阅读思考、范围很广，包括地质、物理等理工各类，视野极为开阔（霍金的《时间简史》就读过两遍），常自得地说：“心境到底不同！”

父亲在四川大学终其一生，2002年10月27日在我和保姆陪护下于桃林村寓所辞世（弟弟朱徽时在国外）。时任川大副校长石坚同志执意安排遗体告别。众多同事、亲友莅临并有挽联送行，其中张永言先生送的是：

一万卷丹黄典坟博学今失大耆老；

五十年瞻依绛帐深恩最感旧门生。

父亲育有二子。我作为长子，学工，且在外地工作，弟弟朱徽子承父业，亦是川大外语学院教授。家父生前有交代，藏书、资料、文稿全部留给朱徽。惜朱徽自2002年后目力不佳，不克从事父亲著作正式出版的工作。我从2011年开始更多关注老家事务，安葬父亲骨灰，撰写《怀念父亲》等，同时在多地争取正式出版已经在社会上流传的《诗话》和《杂记》。

《诗话》序言作者和《杂记》书名题写者刘君惠（1912.10—1999.10，见书前插页八），名道龢，以字行，号佩蘅，四川华阳（今属成都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1933—1937年就读于川大中文系，与家父表兄周菊吾同年同班（他俩都长家父5岁）。大学期间恰逢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相对平静时期，学业平稳扎实。毕业后逢战乱生活艰辛，在多所大学、中学兼职教书谋生。抗战胜利后，随金陵大学于1946年迁校南京；次年8月回川，在重庆任教，其间多次支持学生“反饥饿争生存”大游行。1949年6月返成都后又应邀到川北大学、南充师院任教，曾参加土改。再随校返成都，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改正。刘君惠虽一生坎坷，但性情谦和，温文尔雅，可以让人领悟到什么叫做“腹有诗书气自华”。相比之下，周菊吾、朱寄尧两老表则性情耿直、言辞犀利、中气十足、脾气很大。记得少时曾多次在家中与刘君惠一起吃饭，模样早已忘却，但谦谦君子、轻言细语的气质禀赋却难以磨灭。最近网上查到照片，顿觉君惠先生和蔼亲切的模样回到了眼前。刘君惠与家父不仅同为林山腴“清寂堂”同门磕头弟子，而且多年一直交往甚密，相互之间直呼其名、从不客套，事无巨细、直奔主题。从看到的刘君惠致朱寄尧两封信来看，二人是经常约见的。估计重要原因是对中国古诗词有强烈的共同爱好、对在旧中国的人生艰辛有共同阅历记忆、对新中国现状与未来有共同的热诚关切……。君惠先生是四川诗词学会创会会长，诗人，本人经常写诗。家父则不然，从不写诗，只是赏析品味、大声吟唱，全身心陶醉于诗歌艺术的美学享受之中。此外，书写诗词、篆刻诗词。如为向楚刻赠《满江红》印丛。同时，通过读“诗”去读“史”，通过读“史”去做学问。《诗话》就是家父这种态度与行为的凝练和结晶。而刘君惠则是《诗话》成书历程中最近距离、最长时间、最为专业的观察者、见证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很可能《诗话》和《杂记》中许多内容在成书之前的漫长过程中早就在二人之间讨论过。刘君惠为《诗话》写的序是迄今阅读《诗话》最重要的引领。这首先是刘君惠具有国学、文学和诗歌专门领域基础，学有所成、实至名归。尽管很多文人或略通音律者都可以写几句，但要对诗歌这个专门领域从事研究或者创作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其次，刘君惠“序”将陈子昂、李白、苏轼等四川本籍诗人和杜甫、陆游等入川之外籍诗人各自单列，再引入抗战期间在川诗人，这将百年诗话的地位提到历史的高度；第三，刘君惠序强调“审音知政”是《诗话》的“撰述目的”，审哪些音？知什么政？这是一个巨大的思考领域和学术空间；第四，刘君惠序言结尾归纳“所敷论、所商榷、所赏析”，给出了一个分类。由于刘君惠学养扎实深厚、文笔优美简练，当时请他作序、题词、撰联者众。应该指出，刘君惠为《诗话》所写的序乃是其倾心力作，不仅没有溢美之词，而且通篇浸润他自己对“四川”、对“百年”、对“诗话”的满腔热忱。

《诗话》另一作者王淡芳（1920.04—2005.02，见书前插页八），四川丰都（今属重庆）人，就读于南迁乐山之武汉大学，194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学教师。是女词人沈祖棻先生的亲传弟子，“正声诗词社”成员；著有《四川古代教育人物》和《雪邨存稿》等。

王家葵先生青年时代拜家父为师，过从甚密，可谓成书的亲历者，对本书的出版又襄助良多。现王家葵教授在国学、书法、金石、中医、道教等诸多领域成绩斐然、多有建树，特邀撰写专文，介绍、解读、指引两书，同时留下历史的见证（见本书附录《两松庵问学记：怀念恩师朱爷爷》）。

“诗无达诂”，诗歌内涵丰富、意境深远，正所谓“求实则实无定指”。“审音知政”，更何况百年间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对《诗话》的赏析、解读需要读者和学界去研阅。为此，本次整理尊重原著，尊重作者，保留原状，只作技术性校订，以便把同一原版提供给今后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和不同受众。

我毕生学工，对文史外行；少小离家，老来回望，故乡依稀，旧事渺茫。为了将家父遗著引荐给读者，表达自己的感悟并展示相关背景，只能抓紧学习。所幸如今浩瀚史料已经数字化，互联网又使自己能够边查、边学、边写、边交流。然而毕竟没有基础，连才疏学浅都谈不上，故这篇“引言”必不能令读者满意，只能敬请海涵，但凡能有点滴可以引起读者兴趣，实为在下之唯一愿望且令人不胜快慰之至。

朱棣

二〇二〇年五月于广州

特别致谢王家葵教授，严晓星主编、苟世建编审。

杨懋辉、薛丽珊作为父母生前挚友，现年过九旬，旅居海外，对本书出版寄有厚望并提出意见；俞忠鑫教授做过有益工作；杜钳、马余胜、许志坚、联钦察、周定伍、杜键、杜链、周明等发表很好的意见；顾鸿乔一直努力推进出版；顾彦先提供资料；朱凌奕作了前期基础工作；杜建莉查询到王淡芳户籍信息及其长女王世弘等后人信息，以及其他所有关心、帮助过本书出版的各位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征引诗篇可能偶有与原作错落出入处：或因所据版本不同，或因传闻异辞所致，也可能两作者误记。现因《诗话》底稿已佚，所涉前贤诗集未能全部访得，部分诗文未克复校（原书排印误植处已由原作者加印《勘〔补〕误〔脱〕表》随原书送出，本次印行据此作了订正）。所以，本书校核更多的是“保留原状”，而“只做技术性校订”也受到能力和条件的局限，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