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作品集及有关评论
《春天》的早期版本及有关书评
《春天》是“丰饶的原野”的第一部。艾芜最初的设计，其后还将有《夏天》《秋天》与《冬天》，如左拉的“四福音书”，通过四个相互联系的系列中篇，“历史地展示川西坝农民的命运”。这是作家“精心构思”的一部作品，“开手于一九三六年春”[1]，结尾时所署时间为“一九三六，十二月，一日”。1937年1月，该书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小说卷》提供了如下信息：“丰饶的原野（第一部：春天），艾芜，中篇创作新集。”[2] 这即是《春天》的第一个版本。
《春天》的问世，很快引起读者的关注，立波（即周立波）与茅盾先后发表书评，指陈得失。张效民对此有过大致的总结：
1936年，《丰饶的原野》第一部《春天》出版。周立波撰文介绍，认为“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是南国田舍的新歌，是平静的农村里面并不平静的农民心理的申告”，“作品没有展开农村的正面斗争，却处处暗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不可妥协的对立关系”。向秀对《丰饶的原野》思想的分析近于周立波。他还指出“作者本人具有深厚的农民气质，充满了对农民的感情”，“才能创造出农民的典型”。他结合我国历史来分析人物的思想内涵，并引用茅盾的话说，作品虽“只是数万字的中篇而已，但它展开给我们看的，却是众多人物的面相以及农村各阶层复杂的关系。这一切，作者都能加以充分的形象化；人物是活人，故事是自然浑成，不露斧凿的痕迹”。艺术表现上，周立波指出“心理描写的成功，成了《春天》的一个特质”。向秀指出艾芜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联系：“屠氏在那部乡村小说（指《猎人日记》）中各种的表现手法，几乎不露丝毫痕迹地融合在《丰饶的原野》里了。”[3]
其中立波的书评发表于《希望》一卷一期[4]（第55—56页），“民国廿六年三月十日出版”。茅盾的书评发表于《原野》[5]（第181—192页），1937年3月25日出版。此为“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毛文、黄莉如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芜研究专集》曾收录两文，但文字小异。现据原刊原文予以移录。整理时如遇明显的错讹，则以脚注说明，其余文字，以保存原貌为主。
立波：《春天》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是南国田舍的新歌，是平静的农村里面并不平静的农民心理的申告；作者用了他所深深熟悉的南方的土话和农民惯有的戏谑，描绘了几个各有特色的南方人，又用着画家取景一样的静穆的神情，绘出了春天乡野的许多“绮丽”的景色。
“绮丽”的自然景色，灰黯的人生，斑驳的被涂染在这块画布之上；作者和过去一样，非常之爱好自然的景色，却并没有沉醉在大自然的温暾的怀抱里，而忘怀了人事。相反的，在他的画笔下面，大自然常常是充满了感性的东西。原野，天空；竹林和棲木树，车房和草屋的迷濛的阴影；苍白的星子；以及不止一次描写的夜雾和朝露，常常做了他所申诉的幽凄阴暗的人生的有效的衬托。
小说是描写“淘堰”期间的南方农家的日常生活的。“淘堰”，依据作者的描写，是农家在春天把灌田的水沟沟底的烂泥渣草苔衣挖起，倾倒到岸上去的各家合作的工作。作者并不注重故事的情节；显然，他是想在普普通通的田舍的春工中，描绘几个农民和田主小像的。在这点上，他是相当成功了。田主汪二爷的雇农刘老九，赵长生，邵安娃三个人，各有特色，各有不同的遭遇和性格，却又有黑暗时代黑暗地域的农民的共同的情性，那就是不安、阴郁和凄寂。赵长生时时刻刻想着离开农村去吃粮的心思，差不多是南方农民最普遍的心思；而他的爱嘲骂人，爱占点小便宜的性格和刘老九的严肃的负重的脾气又截然两样。同是不惜劳苦，同是有着一种婚姻上的凄味的回忆的刘老九和邵安娃，又各有不同的性格，刘老九处处显露着精明，而邵安娃是一个有些傻气的被蹂躏的人物。如果有斗争爆发，刘老九将是一个勇敢沉着的领袖，赵长生是一个追随者，而邵安娃却是一个不大有用的人物。
作者没有展开农村的正面的斗争，却处处暗示了农民和田主之间的不可妥协的对立的关系。在男女的纠葛上，在日常生活的动作和口气上，农民和田主之间被划了一条不能逾越，不能合拢的长大的鸿沟。这条鸿沟不是抽象的笔直的，而是微妙的曲折的东西。农民中有最初拥护农民利益，以后拥护田主利益的汪四麻子，田主中有最初打算袒护自己的农民，终于和另外一个田主结合在一起的汪二爷。作者描写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很具体，他们之中的阶级利害虽然大体一致，却并不是没有小的纠葛和小的相互的讥嘲的，看赵长生对于邵安娃的捉弄和嘲笑吧，这是农民中的惯有的事实，这事实似乎要妨碍农民的阶级利害的一致，然而没有，到了邵安娃受了田主易老喜的家人的殴打时，一向捉弄和嘲笑邵安娃的农民，都动了公愤，平常的嘲弄，到阶级冲突的时候，化为了物伤其类的愤慨。这是小农的真实情景。
作者不只是描写了农民生活的外表的姿态，而且也表露了农民们的悲愁寂寞的心灵。邵安娃和刘老九都有一段悲伤的心史。刘老九的未婚妻被逼作了阔人的“小”，邵安娃的爱妻被劣绅冯七爷奸宿，使他们两个遭受着不能消遣的寂寞和忧愁。这是作者对于农民被压迫事实，描写得非常深刻的地方。工农劳苦群众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被压迫，归根结柢[6]，当然都是经济的压迫，但在方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工农的妻女的被强夺，被奸宿，也是这多种多样的方式之中的一种。尤其是在封建的农村，农民所遭受的这种压迫更为普遍。《春天》没有描写农民和田主之间的直接的经济的争斗，却暴露了田主们给与农民的这种精神的伤害，我以为这是作者对于农民生活观察深刻的地方。
心理描写的成功，成了《春天》的一个特质。邵安娃的被侮辱的寂寞的心理，刘老九的悲愁心理，赵长生的恋爱心理，甚至于汪二爷教训仆人时指桑骂槐的心理，都描绘得非常的出色。
作者对于乡村压迫者的接触，怕没有对于农民的亲切。他所描绘的田主和劣绅的形象，有些是抽象，有些是模糊。易老喜进攻赵长生的恋人锯子的方式是不大合于田主的性格的。以易老喜的家产和势力，要爱锯子，我以为一定不用那种方式；他可以利诱，他可用暴力，他还可以用奸计，他用不着那样拙笨的对锯子说明他的情敌的比不上他；他的情敌，赵长生是一个雇农，又是一个鬎鬁[7]头，他的比不上他，是明明白白的用不着说明的事实。而且，在描写田主的时候，就是需要说明的地方，最好也写得他蛮不讲理，这样可以更接近田主的性格和身份，而且也更容易给与读者一种反抗田主的效果。
农民中间遭受迫害最深的人，是邵安娃，不只是他的老婆被人奸宿，自己被人不断的嘲弄，而且最后引起了农民的公愤的事，也是由于他被易老喜的家人的无故的殴打了；这样一个被蹂躏的人，作者却把他写成了一个傻瓜，在这里，很容易引起读者下面这种推理：他的灾难，他的不幸，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傻气，这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不是社会制度的罪恶。我们试设想，如果傻瓜邵安娃的最后一次的被殴打移在刘老九的身上，那不是更容易引起人对被打者的同情，而对乡村压迫者的更深的憎恨吗？“以刘老九那样精明的人也还要遭受那样的无妄，在这个社会，穷人谁有办法呢？”人会这样的想。“邵安娃的倒霉，是他自己太傻了，怪不得人家，更怪不得社会。”照作者现在的安排，人也许会这样的想着的。
茅盾：《春天》（艾芜作，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二角五分）
这是五六万字的一个中篇，背景是西南边远省区内一个小小的农村。跟作者其他的短篇小说一样，这里是富有“地方色彩”的；然而这里的人物——可憎恨，可爱的，可笑的，而作者寄予了虽颇含蓄，但十分显明真挚的敬爱与同情，嘲笑与诅咒的，却是我们到处可以遇见。
这里有一群的被损害者。刘老九，地主汪二爷的长工，因为“穷得来连一条好裤子也没穿的”，便被未婚妻的父母——其实就是舅父母，所凌辱，“逼着解除了婚约”，眼看着一个情投意合，背着人有说有笑的未婚妻，被嫁给一个有钱人“做小”去了。邵安娃，也是地主汪二爷的长工，他的老婆是童养媳出身，“小时候就同一般放牛孩子放浪惯了，长大来，又更加出落得分外惹人”，他用尽心力讨好这个不羁的老婆，但老婆终于和土劣冯七爷通奸，他自己成了无家可归。第三位是女性，“她嫁过三两个锯木匠，都是嫁一个，死一个，所以人家说她就像锯子一样，将每个丈夫如用锯木头那么锯了的”，人家给她题个绰号，就是“锯子”。她的前夫受了刻薄吝啬的富农易老喜的压迫，呕血死的，而阴狠的易老喜却又来转这“未亡人”的念头。
这未登场的“锯子”的丈夫，实在是书中所有被损害的小自耕农们的代表。因为易老喜不但每年侵占河身，并且暗暗将全村水源的大堰下的泉眼塞了几个，好使自己的田地里水多些。
因此，作者给了生命的三个被损害的人中间，“锯子”的情形一方面是特殊，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的。
在个人的特殊情形上，刘老九，邵安娃，和“锯子”，多少有点相同；他们的被损害，作者都借了两性关系给以具体的形象的。然而这三位的不同的个性，作者也从他们各自的遭遇中给明晰地表现出来。
对于刘老九，作者这样写：“去年他表妹出嫁时，他躲在稻草堆里，整整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爬起来，也不同人讲话，也不看人，只死劲捏紧锄头，将一大块菜地，半天就挖完了。这在别人，差不多要挖一两天的。此后脾气也改变了，对人冷淡而且固执。”（页七三）
但是刘老九那颗心却始终是热蓬蓬的。当易老喜因为妒奸而将邵安娃误打伤了以后，刘老九义愤的说：“打着别人都不要紧！邵安娃，我是不甘心的！”他和村里其他的农民都将堰里挑起来的泥土朝易老喜田里直倒下去。他对于和他一样的被损害者——邵安娃或“锯子”，表面上虽似冷淡（和他对其他的人一样），然而在他的沉静朴直的举动中，他深蕴着不同等闲的关切。他刚强，然而沉着；不轻于举动，然而下了决心以后没人能够阻拦。他这种性格，作者用了许多平凡的小节目这里那里点逗着，终于蔚成了个活生生的人物。
作者这样的写法，差不多运用在书中每个重要人物的身上。
邵安娃是一个弱者。作者对这位角色的同情是伟大的。他不放过每个小节目，都用了仔细的笔触描画出这位情弱[8]的好人；但邵安娃虽然弱，却决非卑鄙，虽然怯，又决非麻木和无耻。作者从邵安娃和老婆的关系上这样写他的性格：“原来邵安娃的老婆是童养媳出身，小时候就同一般放牛孩子放浪惯了，长大来，又更加出落得分外惹人。自然这不是邵安娃所能驾御得住的，而她也一向不把邵安娃放在眼里。但邵安娃却十分怕她爱她，每一回家，总把衣袋里装的工钱兜底地全倒给出来，对她傻头傻脑地发笑，想讨她的欢心，她在这个时候，也用极好的脸色，把钱一个一个地数好收起。直到去年冬天的一个夜里，邵安娃照例送钱回去，发现了冯七爷正躺在他床上，跟他老婆面对面烧鸦片烟时，才一下子改变了对老婆的心肠。当夜转回主人家去，他迎着北风，一路走，一路把钱丢在麦田胡豆田里面。此后他的工钱也让老婆向汪二爷讨去，但他却不回去了。而招财和来宾同他做朋友的日子，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页七七）。招财和来宾是两条狗的名字，邵安娃每次吃饭总“爱把碗里剩下的饭粒，捏成小团子”，给它们吃（页二〇）；他的损伤的心需要慰安，他的率真的爱也需要寄托，他的性格使他怯于对人申诉和寄托，只好寄托在哑巴朋友身上。
第三位，“锯子”，却又是一种性格。她也是刚强的，但不像刘老九似的冷淡而固执；她是海阔天空的胸襟，泼辣而豪迈。她不怕和油嘴滑脸的男人接近（例如那个无聊而可笑的赵长生），但她不是轻易被此种男子抓得住的。她勇敢地和小小的女孩子独居生活在孤立的小岛似的草棚里。当她家里找不出一点油盐和米的时候，她还是有说有笑，生气勃然。当易老喜倚势去调戏她的时候（而那时她正断炊），她给他一顿痛快的恶骂（页一〇九）。而最后，易老喜疑心她和赵长生有关系，指使他的两个儿子和长年去“捉奸”而把凑巧在那里的邵安娃打伤并抢了她所有的鱼的时候，她用一口厨刀保护了自己（页一二九）。她痛快地驳覆了赵长生说的“告官”道，“衙门大大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而当刘老九和赵长生（他们和邵安娃是应“锯子”之邀请来吃鱼的，这些鱼是开堰时所得，“锯子”因非自己的私物，故请他们三个来共享，但易老喜窥见有人在夜晚走进“锯子”的草棚，便以为是情人赴约了），把受伤的邵安娃扶起去时，问她一人在家怕不怕，她把嘴巴一掀，说道：“我怕啥子？（眼睛看着呻吟的邵安娃）难道我也像他一样，只白给人打么？”（页一三四）
同时也有丑角。上面提到咸[9]的赵长生，本质上并不是坏人，但他的气味实在不好。作者对于这个人物，用了同情的调刺[10]，出力地描写着。
赵长生也是汪二爷家的长工，他对于村中的权力者，如汪二爷，冯七爷，以及易老喜，都怀着愤恨，对于那个蔑片[11]身份的汪二爷的远房侄儿（但也是小小自耕农的）四麻子，虽然在搭裆[12]着恶作剧时似乎气味相投，可是也常存着鄙夷之心；然而赵长生既属浮滑，又实在卑怯，贪懒，又喜欢说大话。他常常自说要去当兵，“那时候，你看，多少人都要吃炮兜子的”（页二三）。但正像刘老九给他的评价：“叫喊的麻雀，没四两肉”，赵长生的“大志”永远只是嘴巴上的大话罢了。
挨了责骂时，赵长生是不能忍受的；自然他的胆量只许他在背地里发泄。但即使他“一路骂着春圆子（汪二爷的绰号），凡是一个下流中国人爱骂的丑话，他都一一使用到了”，然而“起初一阵，倒全是为了出气，隔一会，便成了兴趣：娱乐旁人和自己了”（页二〇）。有机会，他就躲懒，但在主人面前又装模做样“表示他做事的紧张和热心”。他是个鬎鬁头，终年头上包着帕子，并且由于长久小心造成的习惯，一停息下来时，便会摸摸头上缠的那条黑不黑白不白的帕子，看他那不体面的鬎鬁头，是不是又乘其不备，出来丢丑了。（页七）
他讨厌那个有一双“耗子眼睛”的易老喜，“一看见就生气”，然而也只敢低声骂。并且劈面相见时，他又“做出笑脸招呼道：请早，易大爷！”（页四二）在淘堰时，人们发见了沟身的一年年地窄起来，原来是有人与河争地，而这人猜来显然是易老喜，于是赵长生又充好汉：“我们把泥巴还他好了，通给他倒在菜田里！”可是他自己并没去。直到后来听得汪四麻子（他先怂恿邵安娃去倒，邵安娃不理，他就骂他不中用，待到众人笑他也没有胆子，他这才偷偷地倒了几畚箕，一面却又做出鄙夷众人的样子，“大伙儿全是老鼠”）在那里逞能，赵长生这才大声拍着胸口道，“妈的，你不要充狠！”他却不管有人看见没有，只顾照着易老喜的菜田边倒下去（页九七）。仗着人多，赵长生有时是会“勇敢”的。
在偷懒，油腔滑调，爱摆架子，嘴硬骨头软，这几点上，赵长生和汪四麻子这两个性格，原是颇相近似的；但做长工的赵长生跟蔑片[13]身份的汪四麻子无论如何气质相近，却总有不同之处。作者对于这一点，也没有疏忽，很仔细地在赵长生的浮薄的表皮下揭露出他的属于他那一伙人的共同的根底的好处。当淘堰的人们发现了沟底泉眼被人用桐油石灰塞了许多，而且断定是易老喜做的手脚时，便大动了公愤，要打到易老喜家里去，其时汪四麻子因为先已知道他的“二爸”——汪二爷，已经和易老喜反仇为友，便竭力劝阻，用冠冕堂皇的话欺骗群众，但躲在高处树下偷懒的赵长生同时却也远远望见汪二爷和冯七爷在路上与易老喜周旋，并且一同走进易家大院，就恍然大悟，急急地朝草地吐一口痰骂道：“入娘的，你们现在又搅在一块了！”他这一回不把咒骂当成了娱人兼自娱的兴趣了，他明白了前几天汪二爷“慰问”被打的邵安娃时那些和易老喜不两立的表示是怎么个把戏，他重重地吐口唾沫道：“呸，老子再不相信他妈的了！”（页一五二—四）
地主汪二爷和富农易老喜的冲突就是全书故事的枢纽。汪二爷需要现款周转他的商业，但是吝啬的易老喜不肯借给他，这是两人中间不和的原因。但在故事的结尾，汪二爷终于如愿一[14]偿，因为他利用了邵安娃被打以及河身被侵占等等要挟了易老喜。邵安娃以及村里贫穷的自耕农的利益可就做了汪二爷的“猫脚爪”了！
《春天》只是五六万字的中篇而已，但它展开给我们看的，却是众多人物的面相以及农村中各阶层的复杂的关系。这一切，作者都能络[15]以充分的形象化；人物是活人，故事是自然浑成，不露斧凿的痕迹。
读罢这本书，我的喜悦使我写了上面那些话。
三月二十日
对两人的批评，艾芜一直感念不已。1979年10月3日，艾芜在《回忆周立波同志》一文中，曾忆及此事。1981年4月17日，又在《回忆茅盾同志》中有所回顾。同年4月20日，艾芜更有《〈春天〉 书评读后》，向茅盾再次致谢。该文原载《青年作家》1981年第6期，《艾芜研究专集》和《艾芜全集》第十四卷均收录，兹不再引述。
后来，本书有了两次改排。一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改排本初版”，封面署“春天，艾芜创作，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印行”。正文计69 页，每册实价国币五角。二是“中华民国卅一年一月桂初版”，封面作“丰饶的原野：春天”，内封为楷体手书“春天：艾芜”；扉页有题词：“献给我的父亲”。据其版权页，编辑者：今日文艺社；发行者：林清良；发行所：今日文艺社（桂林訾洲六十三号）；印刷者：今日印刷所；总经售：三户图书社。该版正文90页，加上改版后记，计95页。定价国币二元。《春天》是“今日文艺丛书”第四种，编者有言：“限于人力财力，一切的计划都无从实现。本丛书也不知能够出到几本，不敢向读者预开支票，也不敢向作者多方约书，出了一本便算一本。”丛书前三种分别为《离散集》（随笔），蹇先艾著；《一百一十户》（短篇），曹卣著；《今之普罗蜜修士[16]》（诗集），严杰人著。每本书都有简洁的推介，文字精到，隽永可读，如《离散集》：“蹇先艾先生的作品以简朴很少文饰著称，着眼又全是平凡的故事。本书是蹇先生战时散文的结集，写下作者流亡以来的经过，写下作者对抗战的信心和愤慨，及强烈的对土地的爱恋。本书计容廿篇散文，每篇全是那末平淡素描，可是作者的心情和境遇却活跃纸上；如果我们对那些失去了的河山要来一番温习，这书便是最好的课程。”又如《一百一十户》：“本书是曹卣先生的处女结集，内容短篇凡十四篇，是抗战以来大后方各种人物生活的写照。作者是正在读书的学生，他的创作活动特别吸惹着同时代人。尤其表现学校生活。文笔轻松放纵；眼光犀利入微；感情丰富充溢。独立一格的报告式小说优秀的创造者。”再如《今之普罗蜜修士》：“作者并不是诗坛上的闻人，文章也并不铿锵作响，然而从这薄薄的小书中可以看出一位十多岁的少年对这时代的控诉与歌颂，给同时代的朋友以一点激励和鼓舞。这不过是起程碑，作者自有其辉煌的前程，因他非常年青。倘使作者日后不满意这小册时，本社愿先做推碑的工作，让他跨踏过去。”丛书在后续的出版过程中，对《春天》也许会有类似的介绍，但惜乎目前尚未能见到。不过，据《艾芜研究专集·艾芜著作系年（1931—1983）》，1942年10月，今日文艺社曾再版《春天》。1945年5月，又有自强出版社的渝初版。[17]
《〈春天〉 改版后记》是1941年12月20日作于桂林。其间曾单独发表在《力报副刊：半月文艺[18]》第十七、十八期合刊（第7—9页），1942年1月20日出版，但文字、标点略有不同，错讹较多，且有脱漏、增衍。“后记”对于《春天》的构思立意，有着翔实的说明；对于版本的流变，也曾道明原委，其文献价值，无可替代。《艾芜研究专集》所标此文出处为“原载《春天》桂林自强出版社，1942 年版”[19]，难以坐实，恐有误。现据今日文艺社初版本，录之于后：
艾芜：《春天》改版后记
一九二五年夏天离开我四川的故乡，从云南写封信给我的父亲，说我要在他乡异国流浪十年之后，才能转回家去。不料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了，我还没有如约归家。因在国外国内，混了十年，觉得一事无成，仿佛项羽败退乌江那样的心情似的，“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到不如墩[20]在容易接近世界文化的上海，再在文艺方面，埋头苦苦用些年功夫。
虽是这样决定了，但对故乡的思念，却没有静息下来。于是，便决定把那位在岷沱流域的景色人物，移到纸上，也宛如自己真的回到故乡去一般。我先前写作时候，所取的题材，大都是出于云南，滇缅界中，仰光，新加坡，以及今天正被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槟榔屿，我的故乡还不曾展在我的笔下一次。
我的故乡，正是诸葛亮说的沃野千里天富之国[21]的一部份[22]。我便定一个总题目，叫做[23]“丰饶的原野”。另外分成“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四个小题目，来分写它，并使每个小题目，都可以单独成为一部作品。刚好那年约在八月间的光景，赵家璧君要我给良友图书公司写部中篇小说，便动手把《春天》写成。论篇幅虽然寥寥几万字，也算我到一九三六年止写作期中，最长的一篇小说了。
《春天》里面那条小河，对我是有着最愉快的回忆。二、三月间，日暖风和，家家妇女都到田野里面去摘龙须菜的时候，祖父却要我在半暗半明的屋子，苦读四书五经，那种闷气，真是令人难受。好在他老人家喂有一些鸭子，常常放在小河里面，怕它们浮游去远，总每天上午叫我出去看视一次。在读了诘屈聱牙的《书经》或者讨厌的《礼记》之后，走在青草蒙茸的河边，呼吸着水上清鲜凉润的空气，晴光朗人的原野，开花发绿的，又展开面前，真使人快乐得想学树林中的小鸟一般，飞了起来。作了《春天》五年后的今天，重新再翻来读的时候，儿时亲切过的景物，又一度展现在眼前了。我感到，我读这部《春天》一次，很像重归故乡一次似的喜悦。
里面每一个人物，写到的时候，差不多都有一个熟悉的影子，晃在我的眼前。尤其是邵安娃同他认识最久，《春天》里面每个人物，都改名换姓，只有他我使用了他原来的名字。我对他印象太深了，他的名字和他的样子，他的性情，几乎连在一道，仿佛另换一个名字，就会分散他的印象似的。赵长生是个活泼的小孩子，夏天晚上没事的时候，曾拿板凳当人，唱戏给我们小孩子看过。刘老九则比较庄重，不大容易使人接近他，我最记得他的，是夏末秋初，涨大水的时候，淹坏了他的茅屋，他气急了，向不断落着细雨的天空，拿丑话骂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在我们那边，原是一位顶受尊敬的神明，谁也不敢对他讲半句坏话的。
这三个农人，写进作品的时候，也拿别人和他们相合的性格来补充过的，而且即使有些话，他们没有说过，有些事，他们没有作[24]过，但按照他们的性格，再参照和他们性格相同的人所说的话，所作的事，我觉得在他们也是可能说那样的话，作那样的事的。因此，我在作品中，就渐渐感到我不是替这三个熟人，记他们的生活言行，而是把我们五千年来以农立国的奠基石——最劳苦的农民，拿来一刀一刀的解剖，分析。我在邵安娃身上看出了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看出了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看出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
我看见邵安娃这类的农民，太安份守己了，仿佛驮着石牌的赑屃一样，只在千斤的重压下无声无息地忍受着自己的运命。我很想像《春天》里面的陈家么店老板娘一样嘲骂他：“没出息的东西，我不可怜你。”但到底对他的身世感到深深悲哀了，也许因为他是我小时候喜欢亲近的熟人，自始至终，不忍说出一句责备的话吧？
刘老九这类的农民，正直，不自私，对强暴，不妥协，对弱者，富同情心。知道他之后，我读历史，我就更能懂得李自成李秀成他们了。在明史上，看见李自成曾在米脂县替大地主放过羊，后来造反称王，把掠夺到手的东西，总是给与农民，自己则不好酒色，能和部下共甘苦。在太平天国史上，看见李秀成纯是一个穷苦的农民，洪秀全起事的时候，他还在家，帮人种田，佣工度日，后来做到了忠王，拿他为人的正直，待人的宽大，做事的能干，竟将太平天国的残局，支持了好几年。起初颇使我惊异，觉得他们实是一种特出的人物，不可多得，等我把他们和儿童熟识的刘老九一比，才深切地认出，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农民中，一脉相传，是有这种优良的传统的。李自成李秀成这类农民，实在为数不少，只不过他们没有得着适当的境遇，适当的机会，来发展自己，表现自己吧了，正如刘老九这个名字所影射的那个农民一样，一直是埋没在田野里面。
赵长生这类农民，在佃农中，我觉得更占得多些。他们想讨地主的好，在佃田佃租上讨些便宜；讨不到的时候，又在背后诅咒痛骂。诅咒痛骂，没有出路，还是再去讨好。这就是生活使他们变成矛盾的人，过着可笑又可怜的日子。这类人，可以一呼百应的，跟着刘老九去摇旗呐喊，反之，又可以学邵安娃一样，本本份份去做人，甚至当人家的鹰犬，拿拳头去打刘老九那样的人。历史之所以进步得慢，总爱走纡曲的道路，赵长生这类型的人，我疑心他们是不能不负一部份责任的。
《春天》这本书出版后不数月，即遇到七七事变，在虹口区内的良友图书公司，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之灾，《春天》第一版本，差不多损失完了。回到内地，我自己想存一本，那知[25]在各家书店内，也简直无法觅得。目前始找着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改版本，心里为之一快。惟近日敌人占领上海，恐改版的《春天》，定又不能运来内地，因此一面去函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收回版权，一面交今日文艺社另印成书。并趁此次三版机会提明此书，是献给我的父亲的。又《春天》初版的那年，承茅盾先生立波先生，特为文给以鼓励的批评，今特在此致谢。
1942年3月25日，福建永安《现代文艺》第四卷第六期发表谷虹的书评：《关于 〈春天〉 及其他》（第247—249页）。谷虹，即陈大远。不过，据《艾芜研究专集·评论文章目录索引》，此文曾发表于“《文学批评》（桂林） 2号，1943年3月”[26]，今检该期，未见有刊，故此说当误。其全文如下：
谷虹：关于《春天》及其他（艾芜著，今日文艺社发行，定价二元）
四川，这是诸葛孔明所谓的：沃野千里天富之国，在那丰饶的原野里，生存着众多浑实朴厚的人民。
艾芜的这部中篇创作，《丰饶的原野》第一部《春天》，便是以他的故乡岷沱流域作为背景，而展开了一幅农民们生活的史诗。
（一）
在这仅只五六万字的篇幅里，作者很经济地描绘出农村的各阶层——地主、富农、土劣，以及劳苦的农民相互间的复杂关系。这是本书的主题。
作者对于这个主题的处理，是毫不勉强的。
春天到了，大地等待着耕耘，这里的农民们为了要灌溉农田，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淘堰工程。
在工程的进行中，农民们发觉当地的富农易老喜有侵占河身、扩展农田的举动，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便有意无意地把疏浚下来的泥土倒在他的菜田里。
易老喜自然不甘心，便借捉奸为名，在寡妇“锯子”家中，将老实安分的农民邵安娃毒打了一顿。
作为堰长的地主汪二爷，因为和易老喜有一宗银钱上的交涉，不能如愿，便怂恿农民们反对易老喜，一面又借此机会挽霸占邵安娃老婆的土劣冯七爷出来作中，和易老喜交涉借款的条件。
邵安娃的被打，引起了农民们极大的愤恨，加以又发现了易老喜堵塞了泉塘，引水灌溉自己的田地，以致堰水减少，众怒所归，一部份人便主张要打他。这时他们却发现了汪二爷和易老喜已搅在一起，这才知道是被出卖了。
故事的结局，是邵安娃被汪二爷辞退了。
作者很巧妙地使赵长生、刘老九、邵安娃等因淘堰而与“锯子”合伙捞鱼，因捞鱼而相约晚上到她家里吃鱼；而易老喜因为要打“锯子”的主意，但“锯子”因为他是伪造文书，逼死她丈夫的人，根本不领他的情，他于是老羞成怒，认为她跟赵长生有了暧昧，再加赵长生又倒泥土在他田里，于是火上添油，连夜叫他的儿子和长年到她家里去“捉奸”，刚好赵长生和刘老九到陈家幺店子里买油，这便将邵安娃打了一顿，以致造成这个事件。这一连串的事情，使故事的进展呵成一气，一点也不做作，而从那里显示了众多人物的性格。
（二）
《春天》里农民的性格，可以分作三个典型，正如作者在改版后记里写着的：“我在邵安娃身上看出了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看出了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看出了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
邵安娃这种人，“太安份守己了，仿佛驮着石碑的赑屃一样，只在千金重压下无声无息地忍受着自己的运命”。作者赋与他以一个特有的形象：“爸妈把他制造得太马虎了：腰身长，足干短，人家三两步就可以走完的路，他总要摇摆它四五下。”这特征使这一人物的典型更为凸出了。
他爱着又怕着自己的老婆，“每一回家，总把衣袋里装的工钱兜底全给倒出来，对她傻头傻脑地发笑想讨她的欢心，……直到去年冬天的一个夜里，邵安娃照例送钱回去，发现了冯七爷正躺在他床上，跟他老婆面对面烧鸦片烟时，才一下子改变了对他老婆的心肠。当夜转回主人家去，他迎着北风一路走，一路把钱丢在麦田胡豆田里面。此后他的工钱也让老婆向汪二爷讨去，但他却不回去了，而招财和来宾同他做朋友的日子，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但当赵长生在众人面前讥笑他戴绿帽子的时候，“他便破例地生气了，对赵长生骂了一声 ‘妈的！’ 就挑起冤兜上岸去了”。
一辈子的牛马生活，造成了他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作者对他是颇为同情的，但也不禁借着陈家幺店老板娘的嘴，骂他一句：“没出息的东西！……我不可怜你。”
刘老九的性格与邵安娃刚好相反。虽然他和邵安娃同样地生活在高压之下，但这却养成了他的反抗性。他父母生前替他定下一门亲事，对方是他的表妹，后来他的舅父母嫌他穷苦，把他的表妹另外嫁给一个有钱人做小去了，“他躲在稻草堆里，整整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爬起来，也不同人讲话，也不看人，只死劲捏紧锄头，将一大块菜地，半天就挖完了。……此后脾气也改变了，对人冷淡而且固执”！
他正直，不自私，做事卖劲，在淘堰时，大家争先抢轻松的工作做，而他“就去摸着扁挑，拉下嘴角说道：‘这不过多出点气力吧了[27]！’”对于和他同命运的弱者，他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心，当邵安娃遭了毒打之后，他背着他回去，一路上“只要一听见邵安娃在背上呻吟，就沉痛地自责道：‘唉！我不该拉他来的！’”他平素不大讲话，有一次赵长生因为和易老喜打招呼，对方不睬理，而在背后咒骂着，他说：“这是你自讨没趣！我么，要理他，就不要背后骂，要背后骂，就不要理他！”对于强暴，他绝不妥协，对于邵安娃的挨打，他气冲冲骂道：“打着别人都不要紧！邵安娃，我是不甘心的！”他极力怂恿大家要打易老喜；后来，在陈家幺店，“他听见老板娘在背正向别人夸奖冯七爷的本事，说是汪二爷没借成的钱，只消他打几句总成，就帮他拿到手了，他心下一怔，但立刻就明白了：为啥子今天汪二爷突然到易老喜那里去做客，而且也明白了汪四麻子为什么今天会忽地改变了态度。便像一个受骗了的人似的，大大生气起来，拿拳头使劲捶桌子一下。……”
作者在改版后记里说他在刘老九身上看出了李自成李秀成他们的性格来：“……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农民中，一脉相传，是有这种优良的传统的。……只不过他们没有得着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机会，来发展自己，表现自己吧了，……”我也同样觉得：作者在本书里也未给刘老九以适当的环境和机会，不能使他在作品里占一更重要的地位。
在本书里作者对于赵长生这个双重性格的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这也许是因为作者对他怀着憎恶，而加以无情的解剖的缘故。在后记里他说：“历史之所以进步得慢，总爱走纡曲的道路，赵长生这类型的人，我疑心他们是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的。”
他有点小聪明，不像邵安娃那样逆来顺受，又不能像刘老九那样敢于反抗；他想讨地主的一些小便宜，讨不到时又在背后咒骂，图个嘴里痛快——这使他练成了满口油腔滑调，没有出路时，又再去讨好，“这就是生活使他们变成矛盾的人，过着可笑而又可怜的日子”。作者在他的形象上给他一头鬎鬁疮，缠上一条黑不黑白不白的帕子，他随时要“把头上的布帕子摸了一下”，看它“是不是又乘其不备，出来丢丑了”，这更把他那种双重性格衬托了出来。
汪四麻子也可以归入赵长生这一型里，不过他已经讨到了便宜，而以地主的爪牙的姿态出现在作品里。
（三）
这一部作品虽然以描写农民为中心，——在故事的进展中，地主、富农和土劣们只是被当作一种反衬，但是对于这些人的典型，也极其生动。
地主汪二爷是村里的体面人，老爱拿公益事业做幌子。当淘堰开始的那一天，他本想叫佃户们去挑粮食，赵长生为了要讨好说道：“还早，还早，去挑粮食吧。……公众的事，那忙啥子？”作者描写他当时的心情：“在汪二爷看来，赵长生的话，是刚刚合着了心意，但这么当面说穿了，却是不行的。因为无论那一个都要顾到面子，何况一向爱做公益事的汪二爷呢？便将恼怒刘老九的心情，直对赵长（生[28]）发泻[29]了：‘公众的事不忙，还忙啥人的！这真是……邵安娃，放着，你同他们去！’”邵安娃被打时他说着：“就是一条狗，一块鸡，也不能轻易动一动指头的！何况一个人？哼！”但是和易老喜借款成功时，他又把邵安娃辞退了。
富农易老喜，是世俗所谓“刻薄成家”的那种人物，他整天提着检[30]狗粪的冤兜，在田埂上寻觅沿路的狗屎，人家给他起个绰号叫“狗夹夹”。“他老是这么样的，远远的就打量你，盘算一通。等你要走拢身边了，他却顺下眼睛去，仿佛不曾看见一样。就是同他对面谈话时，他也不多看你的。只在紧要的关头，始望你一下，但这一瞥的眼光，是含着多种多样的意思：比如明明先前听见他答允了，现在才觉出那是有点靠不住的。其实，他答允过的话，倒并不翻悔，只不过他那眼睛，老是使人感到疑虑，惊惶，或者迷眩罢了。”
冯七爷，这个土劣，“他是个鸦片烟鬼，庄稼生意全不在行，也不爱管的，但一谈到打官司告状，那就冲能极了，无论怎样不在理的事情，总是拿长指甲搔一搔头发，很冷静的说道：‘我有办法的！’ 乡里的民团和学校，也揽在手里不肯让别人办，但他自己却常对人诉苦：‘这些事麻烦透顶哪，要是哪个来接办，我才谢谢他呢！’ 如果别个真来接办，那又一点也办不起走了，因为第一个掣肘的，便是他”。“他那上瘾的灰白脸上，对人总是很庄严……”
（四）
在本书里，作者对于农村景物的描写，极其生动。他朴质地描绘着自然的景象，全书充溢着春天的气氛，农民们即在这个氛里[31]生存着，忙碌着。在开头的第一段里，作者写着：“大门外的原野，笼着薄雾，平平的，摊在天底下，潮湿而且带着渴睡。远处车房，草屋，竹林子的阴影，东一下，西一下，散缀起，迷迷濛濛，仿佛沉在梦中。通过田野的沟渠，两旁排有矮小棲木树[32]的，绕院墙的南边，一路微语着，低吟着，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东边天空，接近地平线的地方，已经亮了，现出微紫嫩黄；高一点，则呈鸭蛋壳的绿色；再上去，便全是半暗半蓝的了，只有一些苍白的星子，在霎着迷濛的眼睛。”这是一幅动人的春之晨的写生画。甚至对于农村里的鸡狗骡牛的形象，作者也都描绘得极其生动。
作者的风格是浑朴写实的。他不堆砌词藻，不矫柔[33]做作，而用简炼[34]的笔粗线条地把一幅农村图画显示在读者面前。他不坠入心理描写的牛角尖里去，而借人物的动作和对话来显示他的性格，结果更具象化了。
我们希望能够早日看到这《丰饶的原野》的几个续篇。
（五）
这里，我想顺便谈到作品中方言使用的问题。
看过艾芜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常常用“偕”字代替“还”字（在《春天》里倒未用过），用“默倒”代替“以为”，以及旁的一些不容易看得懂的方言。
我们并不反对使用方言，而且认为使用方言在创作上是应该的，因为它可以表现地方色彩，而增强作品的现实性与形象性。但是我认为应该注意多多采用可以表现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如俗语民谣——以及人民生活思想行动的特点的方言；对于那种注音的字眼（方音），却未敢赞同，这将要把读者对象限制住了，而减低作品的普遍性，除了少数懂得当地方音的读者之外，在其他地域的读者看来，随你声调表现得如何恰到好处，但他们根本就不能理解，更不能从中体会到什么风味了。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优良的译作，虽然译者并不注出原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浓厚的地方色彩。
其次，在对话上不妨多用方言，在叙述里还是应该避免（《春天》里就有这种手法），因为这是作者在对读者讲述，尽可不必用那些生硬难懂的字眼来妨碍读者的感受性。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我们在写作上的字汇不够，有许多形容词和动词得不到适当的字眼来表现，这是每个作者都感到苦恼的，假如万不得已要采用方言表现时，要注意用得适当，而字面上所表现的意义也要顾到，不要相去太远，使读者难于理解——实在没有更好的表现法时，也要加以相当的注释。
最后，采用方言要注意到共通性与普遍性，以及有可能使读者接受的。
不过，《文学批评》第二号[35]（“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出版”，第60页）的确发表过关于《春天》的一篇书评。其文如下：
冷火：《春天》（新书评介）
据艾芜先生在《再版后记》里说：“我先前缅[36]写作时候，所取的题材，大都是出于云南，滇[37]界中，仰光，新加坡，以及今天正被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槟榔屿，我的故乡还不曾展现在我的笔下一次”，而第一次展[38]在艾芜先生笔下以故乡为题材的小说，正是这篇五万字左右的《春天》。
《春天》在“沃野千里，天富之国”的泥[39]沱流域里出现，原是万花似锦，碧草如茵的世界，若加上一个绮丽香艳的故事，那才真是锦上添花的好布置呢！可是，当我读着《春天》，我就被书中的故事转移了自己的心境，每一页每一行甚至每一句，作者似乎在重复又重复地说，这里没有春天。
原来，出现在《春天》里的男性人物是一些穷苦，[40] 佃农佣工和三个老年的吸血鬼；女性是嫁过三个丈夫而“寡”了的“锯子”，很和鲁迅先生《阿Q正传》里咸亨酒店那样相像的一家酒店里的老板娘，以及锯子的女儿，四岁，拖着两条清鼻涕的小姑娘。无论男的女的，没有一个人被作者形容得有些面貌清秀和漂亮，就是由他们集体扮演着的淘堰工程，也并不显得怎样伟大。
平凡的人，平凡的事，按理吸不住读者的心眼，但，由于作者塑造人物典型的成功，我们却看清楚了那些人物而引出兴趣来了，像刘老九的正直，助人，无欺的个性，赵长生的刁滑，无耻，邵安娃的懦怯，良善，汪四麻子的谀媚，迎拍，锯子的勇敢，老板娘的噜嗦和贪利，四岁小娃儿呆蠢的可怜相，都使我们留有深刻的印象，至于那三个剥削为生的吸血鬼，也以“放高利”“包打官司”“收租而兼做经营商业”的不同，各各赋予了某方面特殊的“贪”而让他们的丑相各不相同的，活现在纸上。
在写作技巧的另一方面，说口头语和地方性的俚语引用得很多，这是促使书中人物凸出和明显的一个有力要素，作者在这方面的成功，我觉得不但对新文学的建设上有功绩，而且值得我们去学习。
对于邵安娃，刘老九，锯子的身世，假使略加铺张的写出而不用叙述，那末，篇幅最少可以扩充到一倍以上，可是，作者对付每一个人，只要二百字左右的简单追叙也足够了，这样的简朴的省笔，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关于赵长生，作者是用来和刘老九衬托对比的，在《后记》里，作者认为刘老九这样的农民正是历史上李自成李秀成的身影，而赵长生呢，厌恶的认为“历史之所以进步得慢，总爱走纡曲的道路，赵长生这类型的人，我疑心他们是不能不负一部份责任的”，这意见，我也同意，不过，像本书中作者笔下的赵长生，是不是真具有“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者呢？未必吧！那是和汪四麻子完全相同的十足奴性的蠢材（虽然，作者似乎把赵长生描写得有些小聪明），在邵安娃身上，我却只看到善良和懦怯，绝没有像赵长生汪四麻子之流的奴相，和奴性的服从。
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完全提出，只写下这一点，至于写景也很有引人入胜的地方，所以，我必须感谢。“我读这部《春天》一次”，虽不是如作者的“很像重归故乡一次似的喜悦”，却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中国广大农村所在的空间和在这种空间所存在的人物，是和《春天》里所写下的怎样相像。
一九四二，十，二十六日穿山村
该文题下有：“艾芜作 中篇小说 今日文艺社出版”。“冷火”是王知伊的笔名。王知伊（1917—1989），江苏无锡人。1942年肄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后赴桂林，入开明书店编辑部。曾任书店《中学生》杂志编辑、外版部主任。解放后，历任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室秘书、上海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秘书、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和上海市出版局审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审、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从1987年开始，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著有短篇小说集《死亡的拥抱》、文学传记集《尼采传》。另有大量篇什散见各种报刊。散木在《由怀人旧文忆及“开明书店”前辈王知伊》中称：王知伊肄业后，“经人介绍，于1944 年远赴广西桂林，参加开明书店编辑部的工作”[41]。据上文末署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来看，此说有误。穿山村位于今之桂林市七星区，换言之，即王知伊1942 年10 月16 日，已经到了桂林。
《丰饶的原野》1946 年又曾再版发行。其发行者：自强出版社（重庆临江顺城街二十二号）；总经售：上海吴江路七十一号。“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元月初版（沪）”。此版包括两部：第一部《春天》，第二部《落花时节》。正文计257页，《春天》112页。1978年12月13日，艾芜在《丰饶的原野》四川人民出版社版的《前言》中，有过回忆：“大约在一九四五年，我住在重庆南温泉乡下，算是和位在岷沱流域的家乡隔得不远了，一种怀念家乡的心情，油然而生，刘老九他们和周围的自然景色，又像梦似的显现出来。再加上抗日战争结束了，笔可以暂时转换一个方向，我便写了《落花时节》，成为《春天》的续篇。读书出版社要去一道出版，我就取个总的名字，叫《丰饶的原野》，一九四六年元月在上海印了一次，同年四月又在北平印了一次。”[42]《落花时节》即《夏天》。其一至五节，发表于桂林《青年文艺》第一卷第六期[43]（第20—39页），“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日出版”。小说在末尾注明：“本节完，全篇待续”。其一、二节后来又发表于《文坛月报》创刊号[44]（第111—123页），“卅五年一月二十日”出版。三至五节，发表于《文坛月报》第一卷第二期（第102—116页），“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十日出版”。向秀的《艾芜的 〈丰饶的原野〉》即是在此版面世之后，发表于1946年5月22日浙江《东南日报》，可参见《艾芜研究专集》。
最后，请容我再回头略作题解。所谓“早期”，是指1949 年之前，此后的版本与批评，则未叙及。同时也只是对出版的基本信息有所介绍，至于文本内容的变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