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分析

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把握文化建设任务的方向、促进文化事业的壮大，需要依托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中包含着丰厚的文化软实力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是我们实施文化走向世界战略的根本理论渊源。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是社会有机体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

马克思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都是其基本构成要素，经济是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轴心，文化也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当忽视：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1] 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也强调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经济因素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在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2] 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充分说明，文化一经产生，就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以观念、制度及其他形态成为塑造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生产”理论

马克思认为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提出了作为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生产”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学手稿》（1857—1858）、《剩余价值论》等著作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个人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普遍形式，“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3] 马克思明确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直接提出了“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精神生产”概念，认为精神生产是人类全部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生产”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的生产以及“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5]

三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化”思想

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较早地分析了与世界文化有关的论述。马克思通过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演变做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分析，提出了人类文化发展多样性的观点。他通过对美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笔记，俄国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笔记，英国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笔记和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笔记，印度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笔记的摘录和分析，提出了人类文化发展是多样的，文明的形式也是多样的，这表明了马克思在文化观上的新认识，预示着马克思世界文化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世界文化的到来打破了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的狭隘性，使得各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6]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7]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概括了这种“世界的文学”（全球化）的产生过程，给各个民族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肯定了这种交往给个体带来的机遇。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对世界文化已经有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上认识世界文化，认为文明是多样的，文化是多元的，多样文明和多元文化之间是相互交流、借鉴的。

四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理论

在整个关于交往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交往理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交往观，深刻揭示了交往的本质，马克思交往观将交往的普遍性的空间延展至全球，形成世界交往理论。[8] 交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整体性范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描述。马克思认为，“交往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前提，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前后相继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条件。”马克思认为，“交往世界化是生产方式扩张的结果，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资本家奔走于全球各地，建立世界化的产销链条，生产的发展驱动资本家到处建立联系，交往就内含在这种联系之中，随着生产方式的世界化带动了其他交往形式出现”，“随着生产交往的世界化必然带来文化的世界化，这是一种必然的附带结果”。[9]

首先，从交往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将社会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物质交往是从本质上分析的，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资料的交换关系，这种物质资料的交换关系是建立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的，物质交往是人们之间的一切交往关系的基础。它既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也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变换关系。精神交往则是指在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上，对人们之间物质交往关系的观念反映，是借助于语言符号所实现的思想交流、沟通或争论等。马克思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和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0]

其次，从交往的范围来看，马克思将社会交往分为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内部交往是指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过程及其结果，具体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形态、体制机制、文明习惯、风俗民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外部交往是指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过程及其结果，具体表现为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交流、沟通、合作、竞争乃至对抗。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1] 在这里，马克思从分析商业交往入手研究社会交往，商业交往是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的实质，商业交往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促进了人的社会化，人的内部社会化和外部社会化的过程体现了不同文化间交流、互动的过程，体现了交往的世界化过程。

再次，从交往的空间来看，马克思将社会交往分为地域性交往和世界历史性交往。地域性交往是指人们之间以地域为媒介而进行的交往。在地域性交往中，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地域联系起来的群体之中，人的自身的特征为地域和血缘特征所取代，表现为地域和血缘关系共同体的一个部件和附属物。世界历史性交往是指在分工和商品交换日益扩大、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新航路开辟结果——世界市场形成的情况下，各民族突破最初的地域性交往的限制，由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成为世界交往。马克思认为，交往普遍性的世界蔓延过程就是交往世界化的过程，这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展开。

最后，从交往的结果来看，马克思认为交往推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观点，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交往范围扩大的结果，人类的交往逐渐从区域层面扩大到世界层面，促使世界历史的形成，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交往起着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替代的作用。交往使各民族国家打破地域性的存在状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加强，本民族的发展越来越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中。马克思指出：“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2]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交往的本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其实就是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交往的过程。熟悉交往的规律，掌握交往的方法，是文化走向世界成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交往理论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是其整体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极为丰富。其中，许多内容都是有关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地位的论述，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力量、方向和战略的论述。

列宁在1923年《论合作社》中首次提出文化革命概念：“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13] 列宁曾经说过：“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的生活。”[14]

在1922年初召开的俄共（布）十一大上，列宁在政治报告中以相当多的篇幅阐述文化落后可能产生的严重政治后果。他指出：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民族一度是军事上的“征服者”，但因自身文化落后最终又成为“被征服者”。列宁引用这类教训警示全党：“如不注意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就有可能导致执政的失败。”[15] 列宁也曾强调，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杜撰出来的。“但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16]

列宁在这里提出的文化建设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即社会主义的真谛不仅在于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而且意味着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文明，社会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革命、经济制度建设上，它还需要有深入人心、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新型文明。列宁指出：“在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军事变革以后，要用很长时间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消化它们。我们已经面临这项任务了。”[17]“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18] 这里的文化任务指的就是文化建设。

同时，列宁提出了关于继承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思想，主张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列宁认为，文化建设离不开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学习和借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然而，无产阶级文化派却宣称，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要抛弃过去一切文化。针对这种对人类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的态度，列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9]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形成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化”。

诚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0] 因此，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不是有关问题的具体答案，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对文化的深入理解，需要科学有效的思想武器，对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性质、条件、意义的科学把握，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基于自身文化现实，规范面向世界，在实践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任何社会的发展阶段，都离不开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为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必须分清现实的人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把握现实的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物质生活规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面对人（传播受众）的传播，搞清楚人所处的物质生活环境和文化接受规律，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的实施。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拥有开放的包容心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本质就是中华文化的对外开放，是中华文化“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结合，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内在特征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本质内涵是统一的。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需要树立对外开放的包容心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其他文化形态的优点，汲取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2]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主张借鉴其他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文化经验，借鉴和吸收这些经验，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促进本民族文化建设，为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