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训文化探源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具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公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浙江良渚、山西陶寺等众多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2] 虽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献直接记载下来的历史，但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绵延发展，不仅绘就了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画卷，而且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积淀和反映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表征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心理基因。其中，以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为主脉，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和两汉独尊儒术的基础上，经过魏晋南北朝玄学衍生阐发、隋唐儒释道三教勃发并育、[3] 宋明理学启发心智等漫长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最终纯粹积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突出的人文精神、丰富玄妙的哲学思想，“途之人皆可为禹”的成人成圣教化理念，以及尊卑有序的等级礼仪制度和崇高普适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念等，共同孕育出中华民族独有的德性人格，一如《周易》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孔子主张的“仁民爱物”“遵祖崇德”等思想，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最深沉最基础的精神追求，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人永远不可别离的精神家园（见图2—1）。

图2—1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绝不像某些西方学者或西化人士所说的，起源于所谓的非洲或者欧洲大陆，中华文化本来就植根于我们世世代代所生活的中华大地。事实确凿的考古发现一次次证明，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也不像过去有人所说的仅限于黄河流域，而是像满天星斗一样分布于我国960万平方千米神州大地的东西南北中。其中，世人特别是学界普遍认可和推崇的人文始祖——黄帝，其所创立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源头地位的“黄帝文化”，就以其洞见世事万物的智慧和极具包容精神的文化特性著称，并一直影响和启示着后人。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4]

轩辕黄帝执掌天下时，对周围众多的氏族部落普遍采取团结怀柔政策，敞开大门让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众多部族能够融入进来，不仅初创了华夏民族政治共同体，也确立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基本格局。中华文化的发展与演进路向，更不像旧有的认识，仅考虑生存环境的制约而简单判断是由西向东逐水草下流，而是四面八方交汇融合、荟萃精华，最终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个文明觉醒的“轴心时代”[5]，通过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先驱们共同铸造了东方人的精神家园。这些先哲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睿智的思维方式，为后世中华文明的演进提供了一张框架路线图。如果说这幅图在理论上能够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样的？家国天下怎样治理？一个人何以安身立命？那么针对春秋战国的时局和最后由秦统一全国的历史现实，儒家在治国方略上顺势应变而提出的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相征”的政治路线，便最终成功地获得了儒术独尊的社会地位。“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6] 自此以降，一方面，为儒学这一家学说上升成为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文化价值和道德原则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为儒学这种原本极具个体性、地域性的思想理念传播普及全体民众并最终实现社会化奠定了政治和文化基础。[7] 数千年以来，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各民族经过不断辗转迁徙、杂居通婚，间以不同形式的往来交流、征伐兼并，在文化习性方面互相学习，在生活血统方面交汇融合，最终积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心理特征。

家训必有源，有家才有训。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家训的存续是以家庭的产生为前提的；家训的功能和意义，除了训育后生和整齐门内，还在于通过家庭尊长的日常施教和言行规范，致力于建立维护其时通行的家庭和社会差等秩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虽然存在部落幼小跟随成年长辈学习必要的生存和社会交往知识的成长过程，而且不同部族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生活偏好、独特的生存技能、族众性情差别和不同的育儿方法等，但由于相对稳定的家族关系以及维持家庭利益的制度尚未建立，家训所需的相对稳定的差等家族血缘关系以及人们生活交往和育人的社会环境尚未建立，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训，氏族部落内普遍日复一日进行着的生存训练，更多的目标指向是为了满足族人生存所需的技能传习而已。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意义上的家庭是父权制家庭，因为在父权制家庭里才开始有了“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8]。根据徐少锦、陈延斌的《中国家训史》研究，这种父权制家庭产生于古老的黄帝时期，从此也有了比较正式的家庭教育，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家训，正是在帝位禅让制度中初现端倪的。[9] 因为在华夏民族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保证族群成功延续和发展下去，将皇权传位于谁，用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标准确定继位者，不仅是禅让制的关键与核心，也是民族大家庭选育后辈的众望之所归。

总之，家训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家庭教育和家庭（家族）生活实践当中的具体文化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风雨传承，家训文化不仅表现为一家一族长期持守的不坠家风，固化为各个家庭成员稳定而惯常的行为准则，而且外在地表现为各个家庭（家族）特有的生活风范和每个家庭（家族）成员所具有的文化心理。从文化生成的源头上讲，家训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必然（实际上是）深受中华民族源头精神的化育和滋养。其中，《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和万化之源，更是深刻启迪和全面影响了中国家训文化。从文化生成的社会现实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上层精英与基层民众在培育新人这一思想观念领域达成一致而形成的家训文化，更是深受包括《周易》在内的元典生存智慧的启迪与涵养。“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0] 正如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的这一诗句所描写的，数千年来繁盛不衰的中国传统家训以及由此衍生的家训文化，一定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精深宏富的传统文化之源，并保持着与时俱进和推陈出新。本书权且以《周易》为主要蓝本，以探寻中华家训文化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