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案例点的选择
纳西族分布在滇、川、藏地区，但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西北地区和四川省西南金沙江上游地带，略以长江第一湾流至东经100度处，自北向南，分为东、西两个区域[38]，其中，尤以丽江境内的纳西族人口为最多。历史上，滇、川一带纳西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联系就相当密切，云南丽江的“纳西”、香格里拉三坝乡白地的部分“纳西”、四川木里县俄亚乡的“纳西”都同属于“西部方言区”，有着很深广的历史渊源、文化积累以及社会交往，至今也仍有很多联系，故而现代社会关系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图1-1 纳西族及东巴文化分布[39]
除了这种天然的时空特点外，课题所选择的四个田野调查点：云南丽江玉龙县玉水寨、云南香格里拉白地村、四川木里俄亚大村、四川盐源达祖村[40]，还基于这样的几个原因：
（1）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是连接丽江、白地和俄亚等地的重要文化纽带。东巴文化是民间文化中重要的宗教文化，反映了纳西文化的古代传统文化，在民族史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及意义，至今也都有广泛的社会文化交流和影响。虽然都曾在“文革”期间遭受过重创，但东巴文在旅游场景中的大量运用使得东巴文化逐渐成为纳西文化的重要表征，东巴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地方再次因此而千丝万缕地勾连在一起产生着各种互动。
（2）这四个地方的纳西文化都与“旅游”密切联系在一起，东巴文化在其中或显或隐。作为旅游目的地其发展可以分为以资源为导向、以产品为导向、以产业为导向、以目的地整体发展为导向等阶段。而这三个不同地点都有不同程度的旅游接待，若从旅游开发的不同程度来说它们处于不同的开发层次。俄亚可看作旅游业发展之前的以资源为核心的发展形式，白地曾以产品为导向但因各种原因现又回到事实上以资源为导向的发展，而丽江是旅游业高度发展的阶段，是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产品的发展形式。特别是丽江在长期旅游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丽江模式”对很多民族旅游地区，当然尤其是香格里拉白地、四川俄亚大村等以东巴文化为特色资源的地方都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只有四川达祖是处于一个特殊的文化“飞地”，旅游开发处于初期阶段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特别是可以在“看遗产到古城，看风景到玉龙雪山，看纳西文化到玉水寨”“不到白地不算真东巴”“纳西古城在丽江，纳西古寨在俄亚”“一个遗世独立的村落”的不同历史文化景观中透过关联点寻找更深层的差异和互动影响。不仅如此，调查地不同程度上所反映的旅游展演类型和保护形式具有比较性的视角，可以便于更深入地了解东巴文化的现状和特征，使保护机制的构建更具有实践意义。
（3）尤其是丽江旅游业已发展形成了构塑旅游场域的一定规模，并对其他地区的纳西族及其东巴文化都产生了影响，这在当代中国的边缘族群中具有难以企及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2001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管理第五届（丽江）年会上提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可持续性文化旅游发展丽江合作模式”（简称“丽江模式”），它包括政府、企业、当地居民、游客、旅游从业者等各种关系及其相互利益的解决模式[41]，充分体现了“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发展的开发思路和操作模式。随着丽江旅游业发展日益规模化，玉水寨景区的发展模式也被作为其中的代表影响深远，“丽江模式”的影响已经超越丽江地区并延伸至尤其滇川地区纳西族的聚居区域及各村寨。
（4）基于本人长期的前期研究基础。对纳西族的关注与调查始于1999年10月第一次作为旅游者的身份进入丽江古城。2000—2003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2005—2010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十余次前往田野点进行田野调查。本报告所获资料大多来自2012年7—8月、2013年1—2月、2014年1月、2014年3月、2014年12月、2015年1月、2015年8月、2016年1月、2016年8月等不同时段对丽江、白地、俄亚、达祖的大量实地调查。
图1-2 滇川地区案例调查点分布及区位示意
说明：实线圈的是具体案例点所在位置，虚线圈的是案例点所属上一级行政经济文化中心。
需要说明的是，四川盐源达祖村属于一个“文化飞地”，它既有“西部东巴文化区”的文化特质，也受“东部摩梭文化区”的文化影响，还有旅游文化元素的叠加，有着文化叠压的特质。为了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层次比较研究，“东部摩梭文化区”的旅游展演及文化保护研究暂不列入研究范围，而有待今后进行深入调查和探讨。
[1]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 [OL/DB]，http：//www.cnta.gov.cn/xxfb/jdxwnew2/201512/t20151223 755524.shtml，2014年12月。
[2]《中国800多万人口通过发展旅游实现脱贫》，新华网，2014年12月。
[4]《纳西族》，国家民委网站（http：//www.seac.gov.cn）。
[6]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8页。
[7]樊绰著，向达校注，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57页。
[8]和少英：《纳西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9]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0]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11]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2]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13]耕勤：《“纳西服饰”》，《丽江文史》（第二十一辑），丽署新出（2002）内资字第19号，第164、165页。
[14]《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15]（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16]《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7]《保护民族文化，丽江政府出资东巴传承人》[J/OL]，http：//www.softime.cn/fengqing/new/032315.html，2008.3。
[19]樱花屋·金网站.http：//www.sakura.yn.cn/news/20090518/153032.htm.2009。
[20]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东巴文化艺术》，云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21]郭大烈、杨一红：《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传承读本之纳西象形字东巴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郭大烈、杨一红：《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传承读本之纳西象形字东巴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郭大烈、杨一红：《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传承读本之纳西象形字东巴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施之厚：《东巴达巴座谈会在丽江召开》，《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25]和志武：《祭风仪式及木牌画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6]白庚胜：《东巴神话象征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东巴神话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7]杨德鋆、和发源、和云彩：《纳西族古代舞蹈和舞谱》，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28]木仕华：《东巴教与纳西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赵世红、和品正：《东巴艺术》，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30]杨国清：《丽江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1日。
[30-1]郭大烈：《纳西族传统文化及其保护》，《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30-2]李杰：《论东巴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0-3]林锦屏、周鸿、何云红：《纳西东巴民族文化传统传承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云南丽江三元村乡村旅游开发为例》，《人文地理》2005年第5期。
[31]宋才发：《丽江古城的文化景观及法律保护》，《中国民族》2005年第3期。
[32]杨宁宁：《论旅游与纳西文化的传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3]赵红梅：《旅游情境下的文化展演与族群认同——以丽江白沙乡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年。
[34]杨振之：《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35]杨福泉：《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新论》，《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6]杨立新、赵燕强、裴盛基：《纳西族东巴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业调查规划》2008年第2期。
[37]田里、光映炯：《旅游展演与活态保护的互动及发展路径——以云南纳西族东巴文化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38]（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纳西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39]《国家博物馆：纳西族东巴文化展》，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Art/81155，2016年。
[40]以下为叙述方便，分别简称为玉水寨、白地、俄亚、达祖。
[4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管理第五届（丽江）年会文化与旅游发展“丽江模式”简介》，《云南日报》2001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