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的问题意识与具体构想

一 本书的问题意识

本书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李贺诗歌的意义是什么？

二是在当代文艺学视野中，怎样解读李贺诗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中国文艺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代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永远离不开这些宝贵的理论资源。但客观地讲，取得成就、积累经验的过程，同时也是发现问题、克服弊端的过程。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说：“我觉得目前的文学理论存在着某种危机，需要调整、改造。……我认为主要的危机在于文学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的问题，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文艺学原有的一套概念、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要求，如果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与我们不断变化的新的现实有比较大的距离，因此需要改造。”[67]这种文学理论模式直接应用于李贺诗歌研究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有的学者坦言：“随便翻一翻近些年来各地学报上的文章，低质量的重复惊心触目，作家研究很多都是小传的放大，以唐代诗人李贺为例，钱钟书先生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谈艺录》里已有精彩论述，杨文雄等人的研究继踵于后，可大多数的李贺研究文章不是拾人牙慧，就是根据文学概论的几条基本原理对号入座，把李贺诗歌分别插上想象丰富、结构多变、语言新奇的标签，举几个例证了事，其实能在这些标签下排队的历代诗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这令我一看到此类标题就头疼欲裂，想要逃之夭夭。”[68]虽然批评得很尖锐，但这种简单套用文学理论条文的做法却是大量存在的。怎样避免这种状态呢？笔者以为童庆炳先生的“文化诗学”思想为李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化诗学”的基本追求是：关心现实的文化存在状况；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负面文化及其表现进行诗意的批评；重视文化发展中的人文维度；将文学艺术问题、诗学问题纳入文化范围。[69]

走向文化诗学的三个要领是：（1）立足现实。现实中有许多正面和负面的东西。……人们的确面临精神伦理的缺失问题，比如崇高理想、艰苦奋斗的精神、团队精神、民族精神、探索精神等，良知、为人之道等都存在问题。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是否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精神养料呢？我认为是可以的。（2）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还应是在文学的作家、作品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尤其通过对文本的解析，从中概括出一种文化精神，或者一种诗性精神，以此弥补社会之不足，弥补精神的缺失。如果一个民族出现精神性缺失的现象时，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3）以文化视点研究文学艺术，并概括出一种文化精神，诗性精神。比如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诗学研究，他的兴趣并不在文学艺术本身，而提出了对社会有用的对话、复调精神。通过文学艺术的研究，高扬某种文化精神，诗性精神，生动地补充社会精神的不足。[70]

我理解的文学有三个向度，这第一就是语言，第二就是审美，第三就是文化。这三个向度是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文化诗学的旨趣寓含在文学的语言向度、审美向度和文化向度中。“文化诗学”的构思就是要全面关注这三个向度，从文本的语言切入，揭示文本的诗情画意，挖掘出某种积极的文化精神，用以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或弥补现实文化精神的缺失或纠正现实文化的失范。[71]

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本书作为文艺学视野中的李贺诗歌研究关注三个原则：一是倾注人文关怀，二是回到文学文本，三是张扬文化精神。

人文理论者守得住空书斋，坐得住冷板凳，自是值得提倡的优秀品质；但同时他又能走出得书斋，以清醒的眼睛、悲悯的心灵直面人间的阴晴冷暖，这种精神更有其存在的价值。倾注人文关怀的文学理论怎样才是不空洞的文学理论？必须要回到文学文本。文本是文学的载体，文学理论脱离了文学文本就好像植物脱离了土壤。根植于“文本解析”的文学理论所倾注的人文关怀是有血有肉的人文关怀，是可“观”可“感”的人文关怀，因为“文本解析”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理论的创作者与理论的阅读者首先在审美经验层次上（而非抽象思维层次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这种理论是“生长”出来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制造”出来的理论。文学理论研究以文化视角倾注人文关怀，这样，理论的“生长”过程同时也就是文化精神的生发过程，这时的文化精神不是简单宏大的“理论命题”，而是具体深厚的“诗意观念”。[72]

本书所进行的李贺诗歌研究有明确的理论关怀与理论方法。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知识分子，尤其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问题，不仅是李贺时代的问题，也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问题。[73]古往今来，多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存与精神追索之间苦苦挣扎。李贺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以为，研究李贺的诗歌，如果不倾注这样一种关怀，那将是对我自己的良知犯下的一种“罪”，欠下的一笔债。这样一种理论良知给了我进行李贺诗歌研究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已经不单纯是对李贺本人及其诗歌的热爱（我认为作家作品研究必须超越这一层次），而是对一种发自良知的文化精神的虔诚。

本书探讨的不是单一理论视野（如存在主义、解构主义）之内的问题，而是单一问题视野（诗人生存困境）之内的理论。所以本书对李贺诗歌的解读不限于一种解读方式，也不限于利用一种理论工具，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对李贺诗歌进行最大限度的细读。我的细读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细读李贺的每一首诗歌，在详考词句、典故等技术性笺注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审美品鉴。这是本书的前期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审美经验逐渐向一个方向靠拢，李贺诗歌的“二元性”特征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二元”的思维结构进行分析，而我所要揭示的是，李贺诗歌所体现出的具体的、独特的、具有“李贺式”特征的“二元”。我的做法是：运用特定的理论工具，灵活运用多种解读方式（如第一节“李贺的几种解读模式”所提到的第一、二、三、四、六种），解析、展示、归纳李贺诗歌的具体“二元”特征，比如，诗歌结构的多种并列形式、意义的复杂生成方式、一隐一显两个声音的对话、一方向另一方游移的视角、永远无法进入的两个世界等。这是李贺诗歌细读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本书的实际写作阶段。

李贺诗歌的这种“二元”特征显示了李贺的生存困境。他的两重身份，以及他的身体、才华、欲求与他的人生遭际非常尴尬地扭结在一起。他的诗歌是他生存困境的表征，他的生存困境渗透到诗歌的思想、结构中，渗透到最细微的字里行间，渗透到最隐秘的情绪表达。本书要展示的就是他的诗歌和生存困境之间的这种关联与扭结，并由此引发出诗人李贺的悲剧性命运，以及对这种悲剧命运的文化思考。

二 本书的具体构想

本书立足于李贺诗歌文本的细致品读，探索李贺诗歌的审美特质及其文化精神。由于本书是单一问题视野之内的理论，所以对李贺诗歌不作全面的“综合研究”，而是围绕李诗的一种审美特质展开，即李贺诗歌的“二元性”特征。简单地指出并泛泛而论这种“二元”特征是容易的，本书所要揭示的是：这种“二元性”特征在李贺诗歌中有哪些具体的、独特的体现；这种“二元性”特征与李贺的生存困境怎样紧密而复杂地扭结在一起；二者的扭结蕴涵着、昭示着怎样的文化精神。基于这种设想，本书在三个层面上展开。

首先是诗歌文本的语言—意象层面。以品读李贺诗歌的语言为起点，首先从微观方面揭示李贺诗歌在意象的选取与构置、意象的意义生成方面的“二元性”特征；进而从宏观上考察与此相关的两类意象群，即“寒夜意象群”与“衰愁意象群”,“金石意象群”与“碎玻璃意象群”，从宏观层面上展示李贺诗歌意象的审美特质。

在此基础上进入第二个研究层面：意象—心灵。这一部分在内容上与第一章第三节“李贺的两极情绪”存在交叉，但考察的对象和侧重点不同，与“李贺的两极情绪”部分构成一种呼应关系。这一部分通过对李贺组诗的考察，具体展示李贺心灵世界复杂的“二元性”特征：由希望到绝望的心路历程、复杂的“承恩情结”“牧歌”与“苦难”双重倾诉、失败者游移不定的目光。

然后是第三个层次：李贺—人群。把研究对象由李贺个人扩展到人群，有三个人物系列：其中一组是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李贺诗歌揭示了现实生存世界中的残酷秩序，由于李贺的尴尬身份，他在这种两极秩序中无所适从。这种无所适从状态在另外两组典型形象——女性和鬼神上更为具体地表现出来。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被抛入一个异己的世界，在残酷而荒谬的现实秩序面前无能为力——这恰恰是李贺的命运写照，所以他颠覆了幻相世界的寻常秩序，对鬼神形象进行了反常规的把握。

最后是本书的结论：总结李贺的两重身份与其生存困境的关系，李贺的生存困境与其诗歌的审美价值悖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