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贺诗歌的解读史与解读方式
一 李贺诗歌的解读史
“李贺诗歌的解读史”是一个太大的话题，已经有人对此做过专门考察。如胡建次《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李贺论》（《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杜晓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上、下）》（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张剑《20世纪李贺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另外还有两本资料汇编，即陈治国编《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和吴企明编《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笔者将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唐代以来的李贺诗歌研究做一个概观性梳理。解读史梳理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材料的归纳，而在于通过这种梳理，从中抽引出有意义的问题。别人的终点，正是我们的起点。
以20世纪划界，李贺诗歌解读史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时段。第一个时段从晚唐到20世纪前夕的晚清，第二个时段从20世纪初期直到现在。同时，20世纪以后的李贺诗歌研究在空间上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即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国外；时间上，中国大陆的李贺诗歌研究又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即：（一）20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下面分别来谈。
（一） 二十世纪以前的李贺研究
对李贺诗歌的理论性探讨，应当始于晚唐杜牧的《李贺集序》（《樊川文集》卷十）。他对李贺诗歌给予了热情赞誉：
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1]
“虽理不及，辞或过之。”“联系杜序的上下文意，这句话原是针对《离骚》而言的，意谓长吉诗理虽不及《离骚》，但其言辞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是超过了《离骚》的。到了宋人张戒笔下，则云：‘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 （《岁寒堂诗话》）将杜牧序意，翻进一层，似乎李贺所有诗篇的缺点，全在于少理。后代不少评论者沿以成习，同声一气，几乎成了定评。”[2]这句“一分为二”式的简单评语，为后世李贺诗歌研究在评价倾向和思维方式上勾画了基本框架。
同时代的还有赵璘等人从诗体方面肯定了李贺诗歌，认为李贺与张籍同为新乐府之宗。赵璘《因话录》卷三：“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又说：“进士李为作泪赋……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优劣矣。”[3]这种论断实际上是“理虽不及，辞或过之”的另一种表达。到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一三七《李贺传》又进一步指出他“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4]。这一褒扬取向一直影响到宋初，欧阳修、宋祁等人对李贺诗歌善奇语、善乐府等特色都做了强调。《新唐书》卷二○三《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5]；北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三将李贺与李白、白居易并论，标李贺为“鬼才”。[6]当然，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李贺诗歌的缺陷，是杜牧“理虽不及，辞或过之”的另一种发展。
北宋中期以后，批评贺诗“理不足”者逐渐增多，有论者指出其“辞”也有不足。代表人物之一是张戒，其《岁寒堂诗话》卷上二八曰：“牧之论太过，……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 《岁寒堂诗话》卷上三五：“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7]周紫芝《古今诸家乐府序》则曰：“李长吉语奇而入怪。”[8]朱熹论诗以中庸为尺度，李贺自然难入他的法眼了：“李贺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9]
“辞或过之”这条线索也有所更新，南宋以后，李贺诗歌受到高度赞誉。刘克庄尤赞其乐府诗，认为“乐府李贺最工，张籍、王建辈皆出其下”,“天地间尤物且不多得，况佳句乎”，他把长吉诗捧到了不能再高的程度：“长吉歌行，新意险语，自有苍生以来所无。”[10]陆游称其诗“落笔妙千古，冠冕百世”[11]。严羽《沧浪诗话》对李贺诗歌的评价有两大亮点，一是指出“李长吉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李长吉体、李商隐体……”，二是把李贺的“鬼才”升格为“鬼仙”,“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12]。
明代诗论多从奇正、流变角度评论李贺诗歌。高棅《唐诗品汇序》:“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13]李东阳《麓堂诗话》言：“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鈢，无天真自然之趣……知其非大道也。”[14]徐献忠的评说显得宽容些，其《唐诗品》说：“长吉陈诗藻缋，根本六代，而流调宛转，盖出于古乐府，亦中唐之变声也。盖其天才奇旷，不受束缚，驰思玄黄，莫可驾御，……然以中声求之，则其浮薄太清之气，扬而过高；附《离骚》《雅》之波，潜而过幻；……向使幽兰未萎，竟其大业，自铲靡芜，归于大雅，……虽太白之天藻，亦何擅其芳誉哉？”[15]相比之下，陆时雍说得就更狠一些，《诗镜总论》:“妖怪惑人，藏其本相，异声异色，极伎俩以为之，照入法眼，自立破耳。然则李贺其妖乎？非妖何以惑人？故鬼之有才者能妖，物之有灵者能妖。贺有异才，而不于入大道，惜乎其所之之迷也。”[16]看来，他对李贺之诗不仅嫌恶，而且简直是有点刻毒了。
明后期李贺诗歌解读的主题虽然仍旧是“鬼”“奇”“理”等方面，但显得更成熟，解读者一方面把李贺诗歌放到整个诗歌史中，另一方面结合李贺本人的性格与命运。虽然结论未必完全公允，但在方法与观念上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有几篇序文尤其值得注意，如李维桢《李贺诗解序》（明曾益注《昌谷集》卷首）、王思任《李贺诗解序》（明曾益注《昌谷集》卷首）、郞文焕《李贺诗解序》（明曾益注《昌谷集》卷首）、余光《听雨堂刻本余光辑解昌谷集自序》（《余光辑解昌谷集》卷首）等。以王思任《李贺诗解序》为例：
……穷则定至于变，通则适反其常，此不易之理也……三百篇，诗之大常也，一变之而骚，再变之而赋，再变之而选，再变之而乐府，而歌行，又变之而律。而其究也，亦不出三百篇之围范。唐以律取士……人守其韵，世工其体，几于一管之吹矣。李贺以僻性高才，拗肠盱眼，跳梁其间。……贺既唾空一世，世亦以贺为蛇魅牛妖，不欲尽掩其才，而借父名以锢之，盖不待溷中之投，而傲忽毒人，将姓氏不容人间世矣。贺既孤愤不遇，而所为呕心之语，日益高渺，寓今讬古，比物征事，大约言悠悠之辈，何至相赫乃尔。人命至促，好景尽虚，故以其哀激之思，变为晦涩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幽冷谿刻，法当夭乏。[17]
这段话把文学发展之通变、唐代诗赋取士之制度、李贺的个人性格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李贺诗歌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颇有说服力。
清代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总结时期，李贺诗歌研究也集前代之大成。清代不仅出现了王琦、姚文燮、方扶南等人的优秀注本，而且产生了大量优秀诗论，如李明睿《昌谷集序》、胡廷佐《昌谷集句解定本弁语》、朱轼《笺注昌谷诗集序》、姚文燮《昌谷集注自序》以及宋宛、钱澄等人的姚注本《昌谷集注》序文；另外，如贺贻孙《诗笺》、叶燮《原诗》、沈德潜《唐诗别裁》等论著中也不乏极有见地的李贺诗论。清人重考据，他们对李贺诗歌的解读更重于冷静理智的分析，更少主观情绪性的褒贬。他们发扬明末诸家之长，更多地把李贺诗歌放在文学史、文论史、社会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我们且看姚文燮的《昌谷诗集自序》:
世之苟于律才人，与才人之苟于律世，两相厄也。人文沦落之日处才难，人文鼎盛之日处才尤难。屈原、贾谊，才同而世不同，世不同而处才之受困又同。楚襄、汉文，殆犹霄壤。《离骚》《鹏赋》，后先同悲。然则才不同时代而所遇皆穷，天亦何必重生此才为斯人困耶？《诗》三百篇，大抵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作也。“《诗》亡而后《春秋》作”，孔子之不得志也，以《春秋》续《诗》也。屈、贾辈以《骚》续《诗》，是以诗续《诗》也，是又以诗续《春秋》也。其辞异，其旨同也。唐取士以诗，是不欲《诗》亡也，是将欲续《王风》，非欲续《骚》也。而唐之才人历数百年为特盛，终唐之世，才最杰者两王孙焉。嗟乎！唐之祖宗，创制立法以网罗奇俊，冀无一失……吾何能不为李白、李贺惜！唐才人皆诗，而白与贺独《骚》。白，近乎《骚》者也；贺则幽深诡谲，较《骚》为尤甚。后之论定者以仙予白，以鬼予贺，吾又何能不为贺惜……而以贺视白，则白之处天宝也，不较愈于贺之处于元和哉！白于至尊之前，尚能睥睨骄横，微指隐击。一时宫禁钦仰，亦足倾倒一世，其挤之也不过一阉人妇子耳！乃贺以少年，一出即撄尘网，姓字不容于人间。其挤之也，则皆当世人豪焉。贺之孤愤，恨不即焚笔砚，何心更事雕缋以自喜乎？且元和之朝，外则藩镇忤逆，戎寇交讧；内则八关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为祸不测。上则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有志之士，即身膺朱紫，亦且郁郁忧愤，矧乎怀才兀处者乎？贺不敢言，又不能无言。于是寓今托古，比物征事，无一不为世道人心虑。其孤忠沉郁之志，又恨不伸纸疾书，纚纚数万言，如翻江倒海，一一指陈于万乘之侧而不止者，无如其势有所不能也。故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蔽，切中当世之隐。倘不深自弢晦，则必至焚身。斯愈推愈远，愈入愈曲，愈微愈减，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18]
这段话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才人之穷”。作者把这个问题放在由“诗三百”→屈原→贾谊→李白→李贺这一文学史线索中来考察，指出“才不同时代而所遇皆穷”。李贺在他的具体时代中，他的穷困又有其独特处，有其不堪处。在此基础上，结合元和之朝的社会背景，揭示李贺诗歌幽深、隐晦特征的深层原因，“孤忠沉郁之志”不能“伸纸疾书”，只能“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理智的分析，清晰的理路，几乎完全摆脱了前代简单的“理辞二元论”。由历史到社会，到作家个人，到诗歌作品，应该说，这已经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了。
综上所述，从晚唐到20世纪以前的李贺诗歌研究，是一个从简单判断逐步走向理性化、综合化的过程。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即使是到了清代，也是以印象式、感悟式的品评、概括为主；即使是上述优秀作品，也绝对没有达到辩证分析、理性综合的高度（当然，这样要求古人是太过苛刻的，是不应该的）。他们的理论参照系是中国传统儒家规范，以及辞理、正变、奇、幽、险、怪等诗学范畴，在理论形态上主要是印象式、感悟式的评点，理论载体主要是诗话和注本，体系性、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始终没有出现。这是必然的，因为新的文化因素没有出现，批评研究只能在它固有的传统之内修补完善。从晚唐到20世纪以前的李贺诗歌研究自有其重要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李贺诗歌的丰富材料，向我们展示了李贺诗歌在中国传统视野中的基本面貌，这是李贺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二） 二十世纪的李贺研究[19]
1.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在20世纪前期的李贺研究中，一方面，传统研究余波未衰，并亟待进行一次大的整理和总结；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部分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李贺的学者；还有一部分人西洋留学归来，中外贯通，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拓展了李贺研究的视野。其中，朱自清《李贺年谱》、王礼锡《李长吉评传》和钱钟书《谈艺录》分别是运用传统考证、唯物史观和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李贺的代表作，成为此期李贺研究的主要成果。[20]
作家生平是作品研究的起点，但理清李贺的生平却并非易事。李贺官位太低（区区奉礼郞）、年寿不永（27岁英年早逝），而且遭人忌恨排挤（“人缘”也不大好），所以时人根本没有留下李贺的详细资料供我们参考，少量有关其生平的文字仅见两《唐书》、杜牧、李商隐的两篇小传，以及一些未足征信的传说。实际上可供进一步征询的，只有李贺240多首诗歌。所以说， 1935年问世的《李贺年谱》便显得非常难能可贵。朱自清把李贺的诗歌与相关史料互相参照，详细考订了李贺的家世、交游、仕历、生活状况，以诗证史，以史证诗。“朱谱”不仅在材料上成为李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在方法论上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王礼锡《李长吉评传》（神州国光社民国19年版）重在从唯物史观探寻李贺诗歌的根源。他指出唐代文学是南北文学的调和时期，盛唐是南北诗体调和的最纯熟时期，中唐则是这种纯熟的反动时期。而安史之乱后，中和纯正之音，已不能满足乱后人们需要强烈刺激的要求，加上民间与庙堂音乐的大混合，都促使了韩愈、元稹、白居易、李贺等诗人及其相应诗体的出现。接着，他又结合李贺自身的性情，对其“冷、艳、奇、险”的诗歌特征做了细致考察。王著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社会现实，以及李贺个人的体质心态、审美趣味等多方面探索了李贺诗歌生成的必然性。
王著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模式的雏形。对王书的进一步追问是：社会历史的普遍性是怎样作用于李贺个体生命的特殊性的？必然性问题是怎样作用于个体生命的？王书的启示还有两点：一是警惕必然性对个体生命及其作品的抽象主宰，必然性向个体生命特质生成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具体的分析考察；二是不能忽视唯物史观以外的其他研究观念和视角的重要作用。
钱钟书《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有关李贺的论述有9则，对李贺诗歌研究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一是最著名的理论发现——“曲喻”。“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只在一端，非为全体。……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如《天上谣》云：‘银浦流云学水声’，云可比水，皆流动故，此外无似处；而一入长吉笔下，则云如水流，亦如水之流而有声矣。”[21]二是指出李贺诗歌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修辞设色”:“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22]与此相关的是意象多用金石硬物，“长吉赋物，使之坚，使之锐”[23]，如“昆山玉碎凤凰叫”,“石破天惊逗秋雨”。三是李贺诗歌美学特征的深层原因——“感流年而欲驻急景”:“长吉之感流年而欲驻急景者，背道以趋。淮海变禽，吾生不化；洛溪流葛，逝者如斯。”[24]四是对李贺诗歌的文体特征有十分细致的体察。他指出：“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舆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错落。”[25]五是指出李贺诗歌的不足，发人深省。李贺“铺陈追琢，景象虽幽，怀抱不深”[26]，李贺为诗过于刻意雕琢，终究不如陶潜、杜甫、韩愈、苏轼诸家，“化腐为奇，尽俗能雅”[27]。但是钱钟书《谈艺录》中论李贺诸章都较为闲散简短，对李贺刻意为诗、文体上的“忽起忽结，忽转忽断”[28]的深层原因、表现和结果还没有十分深入细致地挖掘——我们正可以沿着钱钟书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新时期”以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这段时间，人们对李贺诗歌的探讨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大模块内展开。这两大模块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而对“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具体探讨也大体上在两组对立概念上展开，即：思想性是“为人民的（具有人民性的）”还是“反人民”的？在艺术性上是“现实主义的”还是“反现实主义的”？
从时代气候来看，似乎对李贺的否定意见更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他们的做法是先从“阶级出身”出发，确认李贺属于哪个阶级阵营，然后再找出某些诗歌来印证他具有这个阶级的普遍特征。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这样说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出身贵族，仅二十七岁便死去。缺乏现实生活经验，因而诗歌也缺乏现实内容。据说他白天骑着驴出游，每得佳句便写在纸上丢进口袋里，晚上回家再点染成篇。这样，就只能写出这样的诗歌来：
……（引用《苏小小墓》为例）
以阴冷凄清的笔调，堆砌些华美的词句，内容空洞，充分反映了他生活的空虚。[29]
看来这本书学史的编者们对李贺厌恶透了。“出身贵族”——先给李贺打上“红字”;“仅二十七岁便死去”——看来是有点“活该”;“缺乏现实生活经验，因而诗歌也缺乏现实内容”——这种人断然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北京大学1955级同学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更有意思：“他过着贵公子的生活偏偏要写诗”[30]——似乎他这种“不是劳动人民，脱离生产劳动”的人是不配写诗的。
既然“缺乏现实生活经验，因而诗歌也缺乏现实内容”，他的诗歌也一定不是现实主义的，“他无视现实生活，专门在诗的辞藻的秾艳上下功夫，是唐中期反现实主义流派中的唯美主义派，也为晚唐唯美主义诗风作了先导”[31]。
相比之下，对李贺持正面评价的人们就显得小心谨慎些，他们采用的是“虽然……但是”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把像反面评价那样一棒打杀：虽然他是“出身贵族”,“可是，每当他一旦接触到现实问题，感受到人民的疾苦时，他仍然根本禁不住要用诗来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而他又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他的心又总是很自然地倾向于人民”[32]。他的很多诗歌也反映了人民疾苦，故而是有“人民性”的。从艺术方面看，虽然他“醉心于奇特的意境和惊人的诗句……从他的诗的弱点方面来看，或许可以说是有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但从他的整个成就看来，却并不能说他只是一种唯美主义或者形式主义的诗人”。[33]有人说得更明确一些，在唯美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为李贺安了一个家——“早熟而短命的浪漫主义诗人”。[34]
但不论是肯定的一方还是否定的一方，他们都采用同一种思维参照系，都采用同一种价值判断标准。他们都认定：现实主义是正确的、革命的、进步的，浪漫主义次之，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错误的、反动的。人们要做的工作是根据特定诗歌文本把李贺拉进某个阵营，或先将他拉进某个阵营再找出对应的诗歌文本。当然，也有“辩证的”理性派：
茅盾同志在《夜谈偶记》中说，不能把一切文学作家和作品简单地划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要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描写为贯穿整个文学史的规律，就自然要在每个时代都去硬找一些对立面来，并加以否定。
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与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中间性的作品。它们并不反对人民，但也找不到同情人民的内容。它们并不反动，但进步意义也不明显。象……李贺、李商隐和杜牧的很多诗……大致就是这样的作品。[35]
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声音，可谓难能可贵了。
1965年，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36]在随后的“文革”中，李贺由“出身贵族”的唯美主义者顺理成章地变成封建社会儒法斗争中“尊法反儒”的斗士、法家诗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带着“儒法斗争”的热情去重读李贺、重注李贺，与其说是学术热情的释放，还不如说是政治热情的表达。李贺感慨司马相如“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咏怀二首》其一，卷一），他自己则在谢世千年之后终于享受了一次“领袖垂青，万民景仰”的殊荣，其荣耀程度大概也不亚于被天帝招去为白玉楼作记的美差。而且，为白玉楼作记，差事虽美，却是自己的幻想，或后人的编造；而“领袖垂青，万民景仰”的“儒法斗士”的桂冠，却是实实在在地授予了他的。李贺终于实现了一次“辉煌”，这大概是千年之前的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虽然李贺研究曾受到空前重视，但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如实地讲，教训多于经验。研究视野比较狭窄，传统的和现代的学术资源都没有充分继承，学术研究受外在人为因素干预过多，“文革”中的李贺研究直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这样就造成了李贺研究的一种“虚假的繁荣”，看似轰轰烈烈，但除了叶葱奇注《李贺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以外，有价值的成果并不是很多。
3.新时期至今
“文革”结束，李贺“法家诗人”的桂冠也随之除去，从学术意义上解读李贺诗歌也随之恢复。1977年，《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信中谈道“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且“李贺诗很值得一读”，李贺遂成为应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典范。1977年到1980年，李贺诗歌研究主流基本上是围绕毛泽东的这封信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李贺诗歌注本和研究专著，而且出现了大量的李贺研究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在观念、方法上呈现出全新的多元化局面。
（1）李贺研究著作
①丰实的笺注：李贺诗歌研究的重要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贺诗歌的笺释学有了很大发展。据张剑统计，中国内地共出版集注本一种、全注本四种、选注本十六种，另有校点本一种，索引和资料汇编各两种。全注本有叶葱奇的《李贺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刘衍《李贺诗校笺证异》（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徐传武《李贺诗集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晓强《李贺诗解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汇辑汇评本有王步高、刘林《李贺全集》（珠海出版社2002年版）、王友胜、李德辉《李贺集》（岳麓书社2003年版）。此外，还有两部重要的索引类资料汇编，即陈治国编《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和吴企明编《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李贺研究资料》收集了历代传记、诗评、序跋、年谱的重要篇章及1921至1981年70年间的重要书刊文摘。《李贺资料汇编》从中唐至晚清的历代李贺评述，涉及诗文别集、总集、史书、类书、诗话、词话、笔记、书录、序跋等300多种，并对资料的重出、异同、失误等也给予必要的辨证与说明，是研究李贺最重要的参考书。
②李贺研究专著及其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共出现七部李贺研究专著，如刘瑞莲著《李贺》（中华书局1981年版）、傅经顺著《李贺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衍著《李贺诗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吴企明著《李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杨其群著《李贺研究论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王祥著《李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著作中，《李贺研究论集》系作者研究李贺的论文编集，其他六部则均属简单评传或介绍性质，多运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渊源影响”的模式，现在看来，创新性不是很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长期以来的主流研究习惯所致。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文史考辨和“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渊源影响”模式下的分类、概括和描述，但是李贺的生平极其简单，诗歌存世的数量也很少（只有240多首，包括有争议的4首），而这些诗歌又大多无可考证，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诗传式”的专著。第二是因为研究者（尤其是专业研究者）理论资源相对单一。从研究著作可以看出，多数从事李贺研究的专业研究者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文史考辨，这是专业研究者们无可取代的长处，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单一化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思维框架。这种思维框架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只局限于这一种理论思维框架，而没有融合其他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文理论资源，必然会导致研究著作的平板、单一化。
所以，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第一，着眼于目前社会、时代和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第二，整合传统学术资源；第三，大胆借助当代西方理论资源；第四，沉潜文本，深入诗歌文本内部肌理；第五，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一种于当今时代有所裨益的文化精神。
（2）李贺研究论文
①现象
据张剑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李贺的单篇论文多达六百余篇。[37]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许多研究论文借鉴了新的理论方法，比研究专著要丰富得多，对问题的探讨也更为具体和深入。李贺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李贺诗歌所体现的心理世界；其二，李贺诗歌意象章法；其三，李贺诗歌的源流、影响以及李贺与其他中外诗人的比较；其四，“神鬼诗”专题研究。[38]
A.李贺心理、病理与其诗风。
对李贺心理世界的探讨，是新时期以来的热点话题之一。人们采用精神分析理论、变态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工具，探讨李贺个性气质与其诗风之间的关系。典型的研究主题有如下几种。
一是变态心理。这是李贺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借助精神分析学等理论工具，揭示李贺的变态心理在其诗歌创作中的表现和重要作用。李贺心理的异常使他的感受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导致对世界的独特体验，比如异常的联想、想象，进而在诗歌创作上表现为怪异、跳跃的意象特征。[39]他的歌诗是苦闷的象征，也是畸零者人格不和谐的外化和投射，是他现实缺陷的想象性的补偿。[40]
有学者从精神病理因素来探讨李贺诗风，最典型病理就是狂躁症、抑郁症。李贺是精神狂躁与抑郁交替并发症的早期患者，表现为易激动、思绪飘忽、无视客观事物等症状，在创作上反映为感情瞬息万变，诗歌结构跳跃，意象朦胧晦涩等。[41]
二是幻觉思维。李贺具有幻觉思维或幻觉通感，这种幻觉使知觉空间和时空观念严重扭曲变形，从而使诗歌中出现了任意拼合、自由怪诞的意象。[42]
三是原始意象与文化原型。李贺诗中的原始意象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密切相关。比如两个重要的原始意象“血”与“玉”，作为两个原型性象征，源于上古文化中以祈祷祭祀为特征的古老宗教活动，是诗人在悲剧生命意识下对自己心之死的祭奠。[43]
四是死亡意识与不朽渴望。李贺有一种“死亡焦虑”，表现为个性生命时间的危机感、人生追求的紧迫感、死亡意念的躁动感。与死亡焦虑相关的就是他追求不朽的冲动，他想留名千古，让自己的精神不朽。[44]
五是李贺的生理、病理因素与其诗风的关系。这种研究显得更为“大胆”，比如台湾学者陈颖《李贺与济慈》认为李贺患有肺结核病和贫血，国内学者李永红的硕士论文《李贺的病与诗》则结合中医理论及《公无出门》的文本参照，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证。[45]除了肺结核等疾病之外，还有学者指出李贺死于“马凡氏综合征”。[46]“为李贺诊病”，在此基础上挖掘李贺“病”与“诗”的关联，一直是李贺研究论文的重要内容。
从李贺心理、病理探讨其诗歌特色及其成因，这种研究方式开拓了研究视野，许多观点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这种研究方式很“迷人”，但有时也很“危险”。第一，是否有深入的、实证的心理学、病理学功底，对论者是个挑战；第二，对于一个近在眼前的生人，我们尚且无法准确判断其心理及病理，对于已经死去千余年的李贺，这种判断所面临的质疑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几乎无法找到这方面的实证性材料，我们所判断依据只有李贺的区区240余首诗歌。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李贺诗文与心理学、病理学条文生硬嫁接的问题。比如，关于李贺的幻觉通感，如果只是依据李贺诗中有不少通感现象，就根据“幻觉”的心理特征，把李贺的思维方式说成是“幻觉思维”，这种说法能否经受得住历史与科学的质疑？再比如，自闭症、抑郁症与躁狂症是特定的精神病症状，李贺死去千年，是否经受得住一个文学学者如此具体的病理诊断 ？再比如，李贺是否患有肺病、贫血等生理疾病？即使是一个专业医生面对李贺本人，也是要好生检查一番才能下结论的，我们后人依据几首诗歌，是否可以得出如此肯定的结论？
所以，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个简单但重要的原则：回到文本。我们手中的文本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实在、最真实的甚至是唯一实在和真实的东西，所有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判断（诊断）都要非常小心。我们从文本可以考察李贺的心理、情绪、心灵、思想，因为这是诗歌文本所蕴含的最基本内涵；但如果由此进一步衍生到心理、生理方面的“诊断性结论”，就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实证材料的支持了。
B.李贺诗歌意象章法分析。
传统上，人们倾向于认为李贺诗歌意象混乱，不合章法。新时期以来，很多研究者借用形式主义、新批评等西方理论分析李贺诗歌的章法和意象，展示了全新的理论视野。李贺诗歌自有其章法，如杨晓霭认为李贺诗以心理意识为内在线索，在章法上表现为“隐合”“复迭”“辐射”“谜语”四种形态。[47]对李贺诗歌的意象特征，新时期以来讨论很多，如李军认为李贺诗歌意象构置的蒙太奇特征、意象的叠加效果等。[48]
新时期以来，李贺诗歌的音乐描写就引起重视，以《李凭箜篌引》为代表的音乐名篇激发了人们不断的研究热情；[49]21世纪以来，人们在音乐美学层面上继续理论探讨。[50]还有很多论者探讨李贺诗歌的色彩效果，解析李贺诗中的色彩描写、色彩意象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与李贺抑郁苦闷的精神世界的关联，与其幽冷凄艳、光怪陆离的诗风的关联。[51]其中陶文鹏《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一文提出，李贺诗中刻意营构繁多密集、浓重富艳、神秘诡异的色彩意象，善于“先色夺人”和“借色点睛”，表现光色的微妙变化，赋予色彩以象征、情感和个性，分析颇见功力。[52]
但从总体来看，关于意象章法分析的不少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个不足，那就是“泛”。理论原则上的“泛”和解读技术上的“泛”。很多论者以一些简单常识判断作为理论原则，比如“起伏跌宕”；在解读策略上，多采用“概括判断—相关诗句”的简单对应方式，没有进行深入肌理的细密解读，说服力有限。
C.李贺诗风的源流、影响以及李贺与其他诗人的比较。
这一部分研究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的文史考辨方法，考察李贺诗风的源流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李贺诗歌与《离骚》的关系，这个话题可以说是杜牧“《骚》之苗裔”说的当代探讨。代表性观点如李军认为，屈原与李贺在诗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渊源与传承关系，表现为李贺对屈原思想人格上的理解与认同，对屈原诗歌艺术上的借鉴、效法、继承和发展。[53]二是李贺诗风对后世的影响。房日晰认为，中唐时期以李贺为中心，包括刘言史、庄南杰等，形成一个独立的“李贺诗派”，这一诗派的共同特点是重视乐府歌行的创作、极富想象力与幻想力、用词怪异、节奏急促、意象跳跃等，并影响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诗人。[54]王锡九《李贺与宋诗》认为，宋人最初祖构“长吉体”，只重视李贺诗歌的形式，进而从理论上认识李贺诗歌的独特风格及其深远的思想价值，并在创作实践中多有体现。[55]
三是李贺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其中“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比较研究是新时期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典型观点如，胡虹娅认为，李白与李贺游仙梦在内容与主题、意境与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他们的游仙梦正是对他们被扼灭的理想与愿望的补偿；[56]胡小成认为，两位诗人在诗歌意象上的共同特点是密集、凄艳、超越时空，不同之处在于李贺所用意象凝重而奔突，而李商隐所用意象轻柔而变幻。[57]还有人进行了中西比较研究，如陈琳《李贺与印象派》[58]。总之，这类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是传统的文史互证，学术资源上主要是中国传统文论。这些成果为深入研究李贺诗歌提供了必要的阶梯。
D.李贺“神鬼诗”的研究。
“神鬼诗”历来是李贺诗歌研究的一个热点。李贺为什么爱写神鬼？陈允吉认为李贺写神鬼诗是为了“抒发一种年命短促的感伤情绪”。描写仙是为了在生命问题上追求绝对自由，但天国渺茫，他就转而歌唱死亡的永恒；描写鬼，正是心中生与死激烈冲突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物。[59]廖明君认为其游仙诗借充满梦幻般诗意的天国世界，使生命克服了死的恐惧，获得长存的价值与意义，表达了诗人对生命的肯定和赞美，以及对生命的渴望与理想。[60]总体上，从生命哲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心理学视角来探讨李贺“神鬼诗”已成主流，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
②中国李贺研究论文中存在的四个问题
A.李贺解读中的“填筐”模式。
阐释模式与具体文本、个体精神之间的机械黏合。在李贺诗歌研究中，确有这种情况。有的论者预先设置了某一个理论的“筐”，找到研究对象与“筐”的某些契合点以后，就迫不及待地把研究对象装进筐里。所以，在运用现代理论视角研究李贺诗歌时，首先要小心地审视李贺是否真能承受得住这些“筐”。比如对其变态心理的考察，从宏观历史文化方面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作了概述以后，就直接在李贺的诗中找对应，很多中介环节被忽略了。
B.传统的文史考辨受到不同程度的忽略。
由于李贺诗歌的“虚荒诞幻”特色，我们很容易与现代西文理论找到各种契合点。有些论者满足于李贺诗歌某些文句与西文理论的“表层契合”，遂将双方一一对应，铺衍成文，观点五花八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学术泡沫”。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文史考辨技术的忽略。除“源流、影响研究”以外，其他三个方面的研究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C.专业性、技术性的文本细读还有待加强。
应该说，对李贺诗歌的细读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对李贺诗歌要进行两种细读：一是传统的诗学细读技术——它的用字、用韵、用典有哪些具体 的特征？二是当代理论视角下的细读功夫——借鉴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现代理论工具进行文本细读，拿出具体的、实证性的东西，深入到文本的内部、细部肌理中去，挖掘出其中语音、语义的内在张力和深层意蕴。没有专业性、技术性的文本细读的支持，只有西方理论的热情操作，很容易形成“学术泡沫”。
D.关于统计分析方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来解析李贺诗歌，这是当代李贺研究的一大特色。不过，运用这种方法时要注意将以下三个方面协同考察：一是宏观统计（这是多数论者已经进行的），二是具体文本的微观解析，三是李贺本人与其时代的生活状况和文学状况的考察。不然，单纯的统计数字说服力是很有限的。
（三）中国台港及国外的李贺研究
1.台湾、香港的李贺研究
台湾、香港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批较为深入的李贺研究论文，这里列举几例典型。黄敬钦《李贺心态分析》指出李贺诗中存在的两种心理状态，“童真心态”（包括早衰的小大人心态、剑侠心态、鬼神心态、积木心态）和“孤独心态”（包括自卑心态、自大心态、自伤心态）。[61]黄永武《透视李贺诗中的鬼神世界》认为，李贺沉浸在由虑病幻念、虚无幻念、伟大幻念而导致的鬼神幻念中，只好借诗歌满足和补偿自己心理的各种需要。[62]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运用神话原型理论，指出追求永恒是李贺诗歌的基本象征，从而导致了李贺诗中仙界和鬼境的出现。[63]李文彬《从转换生成语法看李贺之诗》指出李贺诗风的怪诞根源于语言创造的本能，其句法的模棱正对应着转换生成语法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6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了一系列水准较高的学术专著。如方瑜《中晚唐三家诗析论——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牧童出版社1975年版）,蔡英俊《古锦囊与白玉楼——李贺诗赏析》（伟文图书公司1978年版），杨文雄《李贺诗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和《李贺诗校注、通释及版本研究》（文华出版社1985年版），李卓藩《李贺诗新探》（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卢明瑜《三李神话诗歌之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论文，台湾大学文学院2000年版）。香港则有周诚真《李贺论》（文艺书屋1971年版）。周著较好地运用了“新批评”的研究方法（虽然他自己说“不能算是新批评”），分长吉体、女性、现实世界几个专题进行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杨文雄的《李贺诗研究》，该书打出的大旗是“朝向文学批评理论的融合”，把传统研究（即“外缘研究”，包括背景、家世、生平、年谱、交游、文学观念等）与“新批评”（即“内在研究”，包括诗歌意象的构成要素与塑造技巧，平仄、用韵、句式、句法等节奏问题，诗歌境界等）两方面相结合，对李贺诗歌进行了系统缜密的解读。
笺释学方面，台湾和香港翻刻李贺诗旧注本种类较多，如陈弘治校释《李长吉歌诗校释》（嘉新水泥公司1969年版），杨家骆主编《李贺诗注》（世界书局1978年版）等。朱传誉主编《李贺传记资料》七册（天一出版社1982—1985年影印本），多数为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及国外研究论文，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
台湾香港的李贺研究论著在数量上不及大陆，但有三点值得肯定：一是台湾和香港的研究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较少受到人为外在因素（比如“文革”）的影响；二是台湾论著的细读功夫比大陆要出色一些；三是他们的研究视角更为多元化。至于第一点，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对于后两点，我们却是可以充分借鉴的。
2.国外的李贺研究
日本的李贺研究成果卓著，除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之外，还出现了几位李贺研究专家，如草森绅一、原田宪雄、川合康三等。草森绅一的巨著《垂翅之客——李长吉传》（《现代诗手帖》1965年9月起连载）资料非常丰实，原田宪雄《李贺论考》（朋友书店1980年版）长于史实和文化的钩沉索隐。[65]为什么李贺研究在日本如此火热，李贺的诗和日本书化有何内通之处，也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韩国则有李东乡《李贺诗的特色》、河运清《李贺诗小考》、任季宰《李贺诗的唯美性》、金学主《唐诗与巫教试论——以李贺为中心》[66]等几篇论文可供参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李贺研究在欧美世界受到持续重视，出现了一批博士论文，如D ·Y ·Cheh: 《李贺与济慈》（1962年）、M · T · South:《元和时期的学者兼官员李贺》（1965年）、M·A·Robertson:《李贺诗作措辞》（1970年）、M·B·Fish:《李贺诗中的神话主题》（1973年）、F·A· Lafleur:《中国古典诗歌里象征主义美学的进化：李贺的作用》（1993年）。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杜国清的《李贺》（Twayne Publishers, 1979），该书对李贺诗歌的遣词、造句、用韵、意象、象征、用典等方面作了细致分析，将李贺诗歌特性归结为境界的“幽”“明”和语言的“奇”“丽”。
国外研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他们新颖的理论视角。在另一种文化眼光的审视之下，传统中的李贺诗歌常常会闪出另一种光彩来。但由于国外学者学养深浅不一，他们对李贺诗歌的理论观点也未必尽如人意，比如D·Y· Cheh的《李贺与济慈》便有一些论述不免牵强。我们要做的是借鉴他们的理论视角，同时又要牢牢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
二 李贺诗歌的几种解读方式
（一）传统的技术性解读
中国传统的诗歌笺释，如李贺的生平及李贺诗歌的声韵、用词、用典的考订，是任何李贺研究必备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这方面的失误可能导致严重的理论漏洞。
（二）中国古典诗学的审美式解读
这种解读是对李贺诗歌的审美品鉴。中国传统诗文评基本上属于此类。这种解读方式建立在直接阅读经验的基础上，表达的是阅读者的直接感悟。诗学理论首先是从阅读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不只是依靠概念推演抽象出来的。如杜牧《李贺集序》:“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从阅读中生发出审美感悟，从审美感悟中生出诗学理论，尤其在应用西方现代视角诠释李贺诗歌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解读方式的支持。但是这种“印象式”“评点式”的解读也有其缺陷，比如零散化、欠条理、乏实证。这就需要当代理论视角的支持，使审美感悟出生长出来的理论走向条理、系统和深入。
（三）探求“本事”的索隐式解读
这种解读把诗歌看成谜语，在某一契合点上寻找李贺诗歌与现实生活事件的直接对应，把某一诗歌（或诗句）理解为对某一时事的隐语。中国传统诗歌注本素喜探求“本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晓强的《李贺诗解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和陈苍麟《李贺哑谜诗歌新揭》（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也属此类。中国有极其丰富的文史资料可供引证，诗人们在创作中也大多会如实地言其时、记其事。但对李贺而言却有些例外，可供查询的文史资料少得可怜，而且他的诗风又“虚荒诞幻”，要从他的诗歌中探出某些“历史真实”颇为不易。所以，当我们力图在李贺诗歌中找出类似于“点对点”式的文—史对应时，就必须格外小心。
（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式解读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普遍状况（经济、政治、社会、阶级）—诗人—诗歌”的模式展开，中心词是社会、阶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象思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李贺研究专著属于此类。虽然这种解读方式为部分当代研究者所“不屑”，但唯物史观仍应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之一，诗人与诗永远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土壤，只要诗人还生存在具体的社会人群之中，这种解读方式就有其合法性。但必须防止普遍状况（经济、政治、社会、阶级）与诗人、诗歌之间的“机械黏合”，使具体的诗人和诗歌成为“普遍性的奴隶”而丧失其有血有肉的个性。
（五）政治性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对李贺诗歌爆发过两次空前的热情。第一次是十年“文革”期间，李贺被戴上“法家诗人”桂冠，作为“儒法斗争”的勇士，作为体现“文革”弄潮者们“斗争意志”的符号而存在。第二次是在1978年以后，李贺成了“形象思维”的最佳代表。这次热潮与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那封信有关。那封信写于1965年，公开发表于1977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随即引起了空前规模的形象思维问题大讨论。第一次热潮是“文革”弄潮者们在权力背景之下的强行歪曲解读，这种解读方式随着那段历史的结束而结束。第二次热潮固然是“文革”后学术复兴的一部分，但李贺以新的历史面目出场，也确确实实得益于毛泽东信中的那两句话：“李贺诗很值得一读”“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且毛泽东在他的名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化用了李贺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万众仰慕的领袖对诗人李贺如此垂青，当然能够掀起李贺研究的学术热潮。
（六）西方现代理论解读
新时期以来的主流解读方式。以某一种西方现代理论视角（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为参照，从语言、意象等方面的文本细读出发，深入到诗人个体或其诗歌文本的微观世界，以期窥破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或诗学原则。这方面已经产生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但是这种解读方式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这种解读方式的基本理路是寻找某一种西方现代理论视角与李贺诗歌文本的契合，但问题是：理论视角的类特征如何落实到个体？普遍性的文化精神如何彰显于个体生命？个体精神素质如何上升到普遍文化精神？这其中的中介因素是要特别谨慎的。第二，理念家全身心投入一种理论视野之后，其研究对象不免“一切皆着我之色彩”，从而带有主观性与排他性。这种理论境界很迷人，也很必要。但问题是：利用某一种理论视角所得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会不会造成阐释失度？比如，“儿童心理学”视角之下所得出的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对李贺诗歌特质做出有效解释？这就需要有另一种“反思之反思”的眼光加以检视。
总结：李贺诗歌解读史和解读方式对本书的启示
以上我们考察了各个历史阶段李贺诗歌解读的总体面貌，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感谢所有李贺研究者们所做出的贡献，我的工作将在此基础上展开。
（一）两种细读技术的融合
我们的李贺诗歌研究曾出现过两种断裂。研究专著继承了延续千年的文史考辨传统，却与当代（西方）理论割裂，出现了专著的平板单一化现象；研究论文普遍借助了现代理论视角，但有些论者却对以文史考辨为特色的传统细读技术有所忽略。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于“传统的技术性解读”“中国古典诗学的审美式解读”与“西方现代理论解读”两类解读方式在细读层面上的不足所致。所以，本书倡导传统与现代两种细读技术的融合：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始终不脱离传统诗学的细读技术，详细考察诗歌（句）的用字、用韵、用典有哪些具体特征，它们在具体文史语境中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同时运用当代理论视角下的细读功夫，争取灵活借鉴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现代理论工具，深入到文本的内部、细部肌理中进行文本细读，挖掘出其中情感、语义等方面的内在张力和深层意蕴。两种细读技术的融合，是文本最重要的理论方法。
（二）文本细读与人文关怀的融合
为什么研究李贺？这是本书从始至终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一般说来，任何理论创造都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增进知识、推进思想；二是体验创造，享受快感。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笔者认为还有重要的第三点，即倾注关怀，促进文明。这第三个目的，对于人文知识分子而言常常是更重要的，是永远不应该被“解构”掉的。
如果我们只是把李贺及其诗歌当作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那么我们的研究将是清醒而冷静的。就理论研究作为科学活动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任何关怀也不能脱离这种“客观性”的审视。诚然，只以科学研究的态度来探讨李贺的变态心理、结构章法，当然也可以感受知识发现的热情与理论创造的快感（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两点，何谈关怀！）。但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这就是基于我们痛苦的良知，基于时代、民族的精神问题的鲜明的文化关怀，一种痛苦的、悲悯的、同情的的文化关怀，一种走入人物内心世界的、伴随整个研究过程的文化关怀。
有时这种文化关怀成为单纯的“思想政治关怀”。有些“诗传式”的著作即属此类。多数“诗传”著作为前传后诗，前面是社会背景、诗人生平的梳理，后面是诗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评析。这种“教材式”的处理方法常常会把关怀“架空”，关怀看上去好像只与“思想内容”和背景生平相关，与艺术特色无关，而一个诗人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的诗歌艺术。就解读方式而言，“探求 ‘本事’的索隐式解读”“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式解读”“政治性解读”也常常表现出很明确的“思想政治关怀”。我们不是否定这种关怀，而是要用基于我们痛苦的良知，用基于时代、民族的精神问题的文化关怀来包容和超越这种单纯的“思想政治关怀”。
文化关怀基于两种土壤，一种是时代、民族的精神问题，一种是整个细读的过程。所以，笔者最大的愿望是将基于时代、民族的精神问题的文化关怀渗透到细读过程之中，把阅读李贺诗歌所感受到的痛苦、悲悯、同情倾注到整个细读活动中。只有这样，文化关怀才能生长于坚实的土壤。
文化关怀决定问题意识。本书的关怀是什么？李贺的生存困境。
出于对李贺生存困境的文化关怀，本书的“问题”具体化为：李贺诗歌的“二元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