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为什么要研究李贺？

李贺最触动我的地方是：他只活了二十七岁，他一生写了两百多首诗歌，然而除了这两百多首诗歌之外，他几乎一无所有。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不停地挣扎，但是，除了通过河南府试，他几乎从来也没有成功过（指现实功利方面）；除了新婚之喜，他几乎从来没有快乐过。

不论在他的时代还是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中，他都算得上是一个大诗人；但是在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中，他始终是一个“小人物”。他用自己的诗铸造了一种辉煌，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他始终在边缘上挣扎。他体弱、相陋，却有一颗极度敏感的心灵；他才华卓异，却被封杀了所有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

他多想在上流社会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啊。他曾满怀希望赴长安应举，但却因“父讳”被排斥于考场之外；他曾委曲求全去做“奉礼郞”，后不堪失望无聊辞官而去；他曾去潞州从军，却终因友人失势无功而返。他曾想巴结显贵，指望着有朝一日可以“附冥鸿”，他曾想建功立业，梦想“收取关山五十州”；他总是满腔悲愁，他总是满腹牢骚，他总是对自己“诸王孙”的名号念念不忘，他又总是对自己“垂翅客”的现实无可奈何……他是个“小人物”，他最终是一个“小人物”。

他只是一个诗人。他以诗人身份进入这个世界，李商隐《李贺小传》说他“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太夫人……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尔。……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写作行为支撑起了他的全部生命价值。他最终是一个诗人，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是。作为“诗人”的李贺，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交代。李商隐在《李贺小传》中说，他临终时天降一“绯衣人”，对他说：“帝成白玉楼，立招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看来他死后总算过得快活些。但谁都明白，这很可能是后人“追授”给他的一个“安慰奖”。这个“安慰奖”只能以“诗人”的名号授给他，而不能以“诸王孙”或“奉礼郞”的名号授给他。因为他只是一个诗人。

他的生存方式——挣扎，他挣扎的结果——失败，他唯一成功的事——作诗。他一直在为他的生存而绝望地挣扎，同时在现实挣扎中努力写作他的诗篇。他一直尴尬地徘徊于现实的生存世界和诗歌的审美世界之间，他一直在守望于他的“诸王孙”身份和诗人身份之间，他一直焦灼于他的“垂翅”的现实与“蛇作龙”的梦想之间。在被剥夺了几乎所有自我实现可能性的情况下，在现实的无奈挣扎与心灵的无奈挣扎中，他的美丽的诗歌诞生了。

李贺这种尴尬的生存状态，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割开了他的心灵，割开了他的世界，也割开了他的诗。他的诗歌因之具有了十分独特的审美特质：二元性。这种二元性不仅呈现为结构上的双层并列、意义的两方对比（这是最直观表征）；更呈现为一隐一显两个声音的对话、一方向另一方游移的视角、永远无法进入的两个世界等。

“大诗人，小人物”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缩影。从古至今，多少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现实生存和心灵追索的痛苦挣扎之中，令人悲愤，令人叹息，令人欲哭无泪……李贺是一个典型。李贺的命运是这一类文人命运的极致，他的诗也是这类命运之诗的极致。

走进李贺的诗篇，探询李贺的心灵，也就是对我自己的一次精神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