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贺无疑是一位著名诗人,即使在灿若繁星的唐代诗坛上,也是可以排在前几位的。然而关于李贺生平的材料却十分稀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位诗人只有短短二十七年的人生,原本就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差不多终身布衣,在传统的评价系统中,其身份是卑微的。才高位卑的状况往往会扭曲人的心灵,造成其人格的分裂。曹丕尝有“文人相轻”之论,言之在理,为士林普遍认同。然而古代文人身上普遍存在的“自轻”现象就少有人谈及了。古代那些才高八斗却沉沦下僚的文人大抵都有双面人格,“自重”与“自卑”“相轻”与“自轻”总是纠缠一起。诗文书画是文人身份的标志,倘有超群拔俗的文才,能够妙笔生花,写出锦绣文字,在文人圈子里自然会受到赞赏与推重,从而获得很大尊重,这是他们自尊自贵的缘由;然而在传统社会中,吟诗作赋并不是一种足以安身立命的职业,仅仅是部分士大夫闲暇时的雅好而已。中国社会是一个绝对的官本位社会,唯有做官才是一个读书人成功的标志,如果仕途不畅,即使像李白、杜甫这样在生前已是诗名满天下的人,也难免常常处于精神潦倒的心境之中。这就是说,诗文上的成功并不足以使文人们获得自我实现的感觉,在那些位高权重的达官显贵面前,他们内心深处是自卑的。清高、孤傲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手段而已。中国古代许多文人都是摇摆于自尊自傲与自卑自轻之间的,有一种双面人格。
李贺正可谓这种双面人格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极端自尊的人,这种自尊一是来自他的文学天才,二是来自他自己坚信的皇族出身。前者可以使他睥睨天下才子,后者则足以让他傲视达官显贵。然而实际上的低微身份与坎坷命运却时时啮噬着他高傲的心灵,故而他极端自尊的另一面则是极端的自卑,在内心深处,他感到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人、多余的人。这种极端自尊与极端自卑相纠结、相冲突的结果导致他总是满腔悲愁,满腹牢骚。吉新宏博士的这部《双面缪斯:李贺诗学研究》正是对李贺这种心理状态及其诗歌表征最细致的描写与最深刻的揭示。
以李贺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仅仅活了二十多岁,仅留下两百余首诗,然而却以其瑰怪独特的风格震烁古今诗坛的人物,如何下笔?新宏博士选择的是文本细读法,从其仅存的这些诗歌文本中读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他的哀伤、他的孤独、他的愤懑不平都通过文本细读被剥茧抽丝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一个血肉饱满的李贺跃然纸上。在具体阐释上,新宏博士有三个方面的尝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诗歌文本、诗人心灵与社会群体三者之间寻觅内在关联、发现对立项,揭示其背后隐含的意义与原因;互文性视野;让体验贯穿始终。下面我们对这三种方法分别进行简略分析。
第一,二元对立模式。新宏博士善于发现贯穿诗歌文本、诗人心灵对立项,例如他认为在意象设置方面,李贺诗歌大都存在一种“诗歌情境的二元格局”,并归纳出这一“二元格局”的三种类型:斗鸡式:一种情境中两种对立情调的并置;水印式:一种情境中两种情调的叠合;楔子式:另类因素的强行植入。对每一种类型都有大量文本细读作为支撑,分析透彻,很有说服力。另外在对诗人心灵的分析中,也善于抓住二元对立的特点。
第二,互文性视野。面对关于李贺的资料极少情况,新宏博士采取了互文性视野,一是各诗歌文本间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相互补充;二是诗歌文本与其他史料之间相互印证。这就使有限的材料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从而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李长吉。这里构成了多重“循环阐释”:从一首诗中的个别意象到整首诗,再从整首诗回到个别意象,是一个循环;从李贺的个别诗歌文本到其全部诗歌文本,再由全部诗歌文本回到个别诗歌文本,又是一个循环;从李贺诗歌到社会历史状况,再由社会历史状况回到李贺诗歌,也是一个循环。李贺诗歌的情感意蕴就在这种多重的“循环阐释”中被揭示出来了。
第三,体验。文学阐释并不能完全依靠逻辑的推论与演绎,这里更重要的是体验。体验并不等于移情,体验是一种创造。在对李贺诗歌的细致分析中,作者是置身其中了,不再仅仅是欣赏者、评论者,他成了诗人主体,这个主体当然不完全等同于李长吉,但他的身上的确流动着李长吉的血液。
新宏博士是冀东人士,十五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算是我的小师弟。他在校期间我们交往不多,偶尔遇到,寒暄几句而已。毕业之后反而联系多了起来,有时还一起做课题。新宏是一位笃实厚重之人,不善言谈而富于卓识,拙于表现而内蕴激情,诚燕赵之士哉!期待新宏学业精进,有更多佳作问世。
李春青
2019年3月9日于北京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