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缪斯:李贺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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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李贺这个人——他不得不把生命献给缪斯

按一般叙事习惯,我们需要先交代一下李贺即将出场的这个历史舞台。

李贺(790—816年)的时代是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时代。李贺生于唐德宗贞元年间,主要活动于宪宗元和时代的大舞台上。这个历史舞台上,主要有以下六种角色:皇帝、藩镇、宦官、官员、农民、文人。

首先是皇帝。唐宪宗(806—820年在位)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巩固朝廷权力,遏制藩镇势力,先后平定了西川节度使刘辟、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的叛乱,他的统治时代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元和中兴”局面。与此同时,他也有像秦皇、汉武一样的爱好——好神仙、求长生。他求仙上瘾,干了好多荒唐事。一个叫柳泌的骗子对他说可以弄到天台山的灵芝,他就鬼迷心窍,赏他做了个台州刺史。大臣们表示不满,宪宗则不耐烦地说:“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于君父何爱焉!”(《旧唐书·皇甫镈传》)[115]

其次是藩镇。中晚唐的藩镇割据是社会动乱的直接根源。他们把自己的属地造成“独立王国”,挟兵自持,对抗朝廷;对辖内百姓搜刮征敛,草菅人命,为害一方;各藩镇之间互相吞并,战乱不断。元和朝先后有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外甥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叛乱。

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宦官。宦官当权的时代往往是腐败的时代,宦官专权是中晚唐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元和朝也不例外,而且更甚。在皇帝的信任之下,宦官掌控了军权。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宪宗调军平定王承宗的叛乱,作最高军事指挥的却是宦官吐突承璀。这位太监大人不懂行军打仗,却很擅长谎报军功。宪宗自以为宦官是最可信任的人,却最终死于宦官陈弘惠之手。

官员。中唐算得上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中唐的官员也曾有过政治上的闪光点。一些官员曾经发动了一次短命的政治改革——“永贞革新”。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皇帝支持下实行政治改革,内容包括罢宫市、罢五坊小儿、罢盐铁使月进钱、剥夺宦官的兵权、抑制藩镇的势力等方面。看起来这些改革措施符合民众利益,但是他们的支持者顺宗在位仅短短七个月,永贞革新也就只有七个月的寿命。元和朝亦不乏有作为的官员,比如宰相杜黄裳,他就做过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他坚决奏请剿除刘辟叛乱,并力主不用宦官做监军。宪宗准奏,命高崇文率兵讨伐,将刘辟活捉问斩。

农民。农民是官僚地主的压榨对象。对更多的官僚地主而言,他们的主要“功绩”在于搜刮财富和兼并土地。据陆贽(754—805年)《奏议》“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资治通鉴》卷二三四)所说,兼并土地的豪门私下收租比官府征税更为繁重。在京城周围地区之内,每一亩田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收租有的每亩多达一石,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116] 在这种状态下,农民的生活便可想而知了。加上两税法的制度盘剥(官府按钱计税,而农民只有实物,官府压低价格,商人从中渔利),连年的水旱灾害,农民被打入了生存的最底层。

文人。文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关就是科举。只有科举得中才能进入官僚机构,从而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唐代每年参加进士试举者有千余人,只有二三十人能够被录取。[117] 这是异常激烈的独木桥大战。科场设定诸多条条框框,其中有一个重要规则——“家讳”:

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即托疾,下将息状求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如的。”暴疾亦如是。(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三)[118]

李贺就是因为“家讳”而被拒于科场门外的。当然,这是一个无比荒谬的规则,受害者不光是李贺,白居易也是其中之一。白居易父名“鍠”,与“宏”音近,因而不应博学宏辞科,只能改应书判拔萃科。

与李贺关系最密切的是韩愈文人集团。资历最高的自然属韩愈,也是对李贺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其他与李贺交往密切的人有皇甫湜,元和元年进士;李汉,元和七年进士;陈商,元和九年进士;沈亚之,元和十年进士;权璩、王参元、杨敬之,元和三年同科进士。李贺是韩门子弟中年龄最小、诗才最高、命运最不幸的人。

这就是元和时期的大舞台。背景人物交代之后,我们的主角李贺出场。

李贺,字长吉,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出生于河南府福昌县昌谷村(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祖籍陇西,远祖是唐郑王李亮。李贺非常重视这个所谓的皇族出身,“唐诸王孙”“陇西长吉”在他的诗中被明确提起。他的母亲郑氏是一个慈祥的家庭妇女;另有一姐一弟,以及两位佣人:一个是忠实地跟从照顾他的“小奚奴”,一个是不知名的婢女。父亲李晋肃做过“边上从事”,一种负责抄写、收发文书的小官;后来(元和九年前后)做过一段时间的陕县令。官虽小,但总可以保证家庭的生活开销。这时正是李贺的少年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可能有过几年所谓的“地主阶级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李贺还未及弱冠(二十岁),父亲就去世了。从此之后,他家便一直很穷,没有几亩地,更不要说有什么名望和权势,所谓“我在山上舍,一亩蒿硗田。夜雨叫租吏,舂[119]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卷四)[120];日常生活也是极其清苦的,“白日长饥小甲蔬”(《南园十三首》其四,卷一);他也不得不干活,“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十三首》其九,卷一)、“手牵苔絮长莼花”(《南园十三首》其十一,卷一);有时他甚至“自履藤鞋收石蜜”(《南园十三首》其十一,卷一)——用一些较为原始的方式去找吃的。

李贺是一个诗人。如果用诗人的眼光来看,他的家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朱自清《李贺年谱》有如是考订:

福昌本为宜阳,因隋宫为名,西十七里有兰昌宫;有故隋福昌宫。西南三十四里有女几山,兰香神女上天处,遗几在焉。昌谷水亦在县西,与甘水俱流注于洛水。昌谷在县之南三乡东,隋故宫北,与女几山岭阪相承。其地依山带水,有南北二园,桑竹丛生焉。[121]

有山,有水,有林木桑竹,有沧桑的古迹,有美丽的传说——真是天造地设的诗人摇篮。只要肚子不饿,这里就是诗人的天堂。除了有时不得不干活,他最基本、最恒常的活动就是写作。以下是李商隐《李贺小传》中那段著名的描述:

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122]

艰苦的写作造就了李贺卓异的诗才,卓异的诗才给少年李贺带来了两大“辉煌”:一是诗才“名动京华”,二是顺利通过河南府试。关于他的“名动京华”,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例如:

有人谒李贺,见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文成三篇。(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三)

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 ……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123]

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这些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发现一个事实:李贺在少年时代即凭借自己的诗名,被当时的“文人圈子”认可与接纳,得到很高的评价,并因之进入当时最为显赫的文人集团之一——韩愈文人集团。不论是从诗歌创作、精神品位,还是从功利追求来看,这都是他最重要的资源。

元和五年(810 年),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河南府试,[124] 是年冬,入京参加进士考试。二十一岁,刚及弱冠之年,人生的美丽风景刚刚向他展开一个角,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幸运的大门向他永远地关上了。

他被取消了考试资格。一个很荒谬的原因:他父亲名叫李晋肃。“李晋肃”之“晋”与“进士”之“进”同音,有人告他犯了“家讳”,他必须永远放弃这个人生最重要的机会。他背后的否定力量并不只是几个毁谤他的无耻小人,而是一个荒谬的秩序规则:他无可奈何。

即使李贺的诗才、诗名再高也无济于事;韩愈的地位再高、他的那篇《讳辩》写得再精彩,也无济于事——个人力量无法抗拒一个强大的秩序,所以,李贺必然成为这个规则的牺牲品。李贺自此成为“垂翅之客”,一直到死。

从此,他活着就是挣扎。为了他简单的生存和基本的尊严,也为了他宏大的梦想,他狂热而辛苦地挣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他再次入京,在韩愈引荐下做了一个比芝麻还小的小官:奉礼郎。奉礼郎的工作简直就是大会服务员的领班:

奉礼郎二人,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宗庙则设皇帝位于庭,九庙子孙列焉,昭、穆异位,去爵从齿。凡樽、彝、勺、冪、篚、坫、簠、簋、登,钘、笾、豆,皆辨其位。凡祭祀、朝会,在位拜跪之节,皆赞导之。公卿巡行诸陵,则主其威仪鼓吹,而相其礼。(《新唐书·百官志三》)[125]

奉礼郎的生活没有一个方面是让他如意的。

地位——“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赠陈商》,卷三),基本的尊严都不能保障,更不要说梦想了。

心情——“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卷三)、“壮年抱羁恨”(《崇义里滞雨》,卷三),他怨恨,他失望。

身体——“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仁和里杂叙皇甫》卷二)、“灯花照鱼目”(《题归梦》,卷四)、“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卷三),他肌瘦,他失眠,他脱发,他白了少年头。

生活——“长鎗江米熟,小树枣花春”(《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卷一),他只能吃这些东西。他已经穷得除了诗什么都没有了:“文人沈亚之,元和七年,以书不中第,返归于吴江。吾悲其行,无钱酒以劳,又感沈之勤请,乃歌一解以送之。”(《送沈亚之歌·序》,卷一)即便如此,他仍有狂热的梦想——“时宜裂大被,剑客车盘茵”,他希望得到明君贤相的发现和重用,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梦想:“皇图跨四海,百姓施长绅……吾将噪礼乐,声调摩清新。”(《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卷四)

但现实是:“宗孙不调为谁怜?”(《仁和里杂叙皇甫》,卷二)他没有出路,他只有回家。元和八年(813年),他以病辞官,回到昌谷。回家后,他发现在家乡并不比在长安好多少。家里还是一如既往的贫困。“家门厚重意,望我饱饥腹。”(《题归梦》,卷四)但令他惭愧的是,“辞家三载今如此,索米王门一事无”(《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其二,卷二)。如今,他连奉礼郎也不是了,每天除了最简单、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如“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牵苔絮长莼花”(《南园十三首》其十一,卷一),就只剩下作诗了。但诗对他意味着什么?诗曾经让他风风光光地通过府试,但诗并没有让他得到他更想要的任何东西:进士及第、高官显位、建功立业……诗并没有让他摆脱自身的苦难,并没能让他活得更体面些,更不能让他实现“诸王孙”相关的任何梦想。他对作诗的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南园十三首》(卷一)有几首诗表达的都是这种思想:

三十未有二十余,白日长饥小甲蔬。桥头长老相哀念,因遗戎韬一卷书。(其四)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五)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其六)

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其七)

边让今朝忆蔡邕,无心裁曲卧春风。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其十)

在昌谷,他既没有得到快乐,也没有看到希望,而且他的身体越来越坏,“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卷三)。他再也不想在无望的写作中耗尽生命,他想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元和九年(814年),李贺离开昌谷,到潞州(今山西长治)投奔友人张彻。张彻是韩愈的侄女婿,在昭义军节度使郗世美幕下负责章奏事务(类似文秘工作)。李贺期望在军中能够有一番作为,建功立业,“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卷一),然而他的实际事务也就是协助张彻处理一些公文(秘书助理)。这只是一项聊以糊口的工作,它可以填充他的饥腹,但并不能给他的心灵以半点慰藉。能支撑起他的精神的仍旧只是写作——“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卷二)。

可惜的是,这样卑微的用来糊口的“事业”也没有保住。元和十年(815年),节度使郗世美平定藩镇叛乱无果,调离潞州,友人张彻也离开潞州返回长安。李贺也只能拖着病身再回昌谷。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终于滑落了。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

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

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秋来》(卷一)

他只剩下诗了。然而诗能给他带来什么呢?他的美丽的诗篇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

一切不过如此,一切只能如此。他知道什么东西在等着他。元和十一年(816年)秋天,“唐诸王孙”李贺、诗人李贺、青年李贺,死去。

李长吉死后,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故事。这些故事像鲜花一样美丽,像阳光一样耀眼。严格地说,故事应该从长吉将死时讲起: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彌女[126]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李商隐《李贺小传》)[127]

虽然李长吉曾不断怀疑他诗歌写作的价值,但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最终成全他的,还是他的诗。用“无神论”的观点看,他濒死时的神异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他的幻觉。朱自清《李贺年谱》中说:“《李传》所记,曰白玉楼,应是贺意中乐土,曰召之作记,则贺向之全力以赴之者,乃有自见之道。濒死神志既亏,种种想遂幻作种种行,要以泄其隐情,偿其潜愿耳。”[128] 他多想让命运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生者、后人追授给长吉的一个“安慰奖”。诗人李长吉,挣扎一生,除了几编诗歌,一无所有;除了几编诗歌,一无所成。善良的人们是多么希望李长吉用他的诗歌,以诗人的身份实现他的辉煌!

他毕竟是个诗人啊!


[1](唐)杜牧:《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149页。

[2]吴企明编:《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页。

[3](唐)赵璘:《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点校本,第82、85页。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772页。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788页。

[6]参见(宋)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第32页。

[7](宋)张戒著,陈应鸾校笺:《岁寒堂诗话校笺》,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87、103页。

[8](宋)周紫芝:《古今诸家乐府·序》,(清)王琦等注《李贺诗歌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页。

[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3328页。

[10](宋)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89、7085页。

[11](宋)陆游:《赵秘阁文集序》,钱仲联、马亚中编《陆游全集校注9,渭南文集校注一》,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页。

[12](宋)严羽著,郭绍虞校笺:《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8—59、178页。

[13](明)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8—9页。

[14](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丛书集成本,第12页。

[15](明)徐献忠:《唐诗品》,吴企明编《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第109页。

[16](明)陆时雍:《诗镜总论》,吴文治编《明诗话全编》第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65页。

[17](明)曾益注:《昌谷集》卷首,吴企明编《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第200—201页。

[18](清)王琦等注:《李贺诗歌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367—368页。

[19]本话题理论框架及部分材料参照了张剑《20世纪李贺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特致感谢。

[20]参见张剑《20世纪李贺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第119页。

[21]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页。

[22]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

[23]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页。

[24]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页。

[25]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

[26]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页。

[27]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页。

[28]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

[29]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中国文学史稿》(唐宋部分),陈治国编《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50页。

[30]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中国文学史稿》(唐宋部分),陈治国编《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页。

[31]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中国文学史稿》(唐宋部分),陈治国编《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32]陈贻焮:《论李贺的诗》,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33]何其芳:《〈李凭箜篌引〉 和 〈无题〉》,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34]马茂元:《李贺和他的诗》,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35]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36]毛泽东:《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人民日报》, 1977年12月31日第1版。

[37]参见张剑《20世纪李贺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第123页。

[38]这种分类方法参考了张剑《20世纪李贺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需要指出的是,这四种类别是存在概念交叉的,这里只是从研究的主题倾向特征加以粗略划分。又,2003—2018年间,又有大约600余篇李贺研究论文发表(据CNKI检索),其研究内容也大致可归入四种类型之中。

[39]参见孟修祥《李贺的变态心理与诗歌创作》《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40]参见陈允吉《李贺:诗歌天才与病态畸零儿的结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

[41]参见陈友冰《论李贺的抑郁气质和躁动心态》,《江淮论坛》1993年第3期。

[42]参见林继中《幻觉思维:李贺歌诗探秘》,《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王玉民《李贺诗歌中的通感、幻觉和高峰体验》,《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43]参见杨敏、万春《血与玉:心之死的祭奠—李贺诗歌意象的文化解读之一》,《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44]参见卢伟、朱继英《试论李贺诗中的死亡焦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杨敏万春:《追求不朽的悲怆——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悲剧意识解读》,《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8期。

[45]参见李永红《李贺的病与诗》,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

[46]参见莫道才《李贺死因初探——李贺死于马凡氏综合征臆说》,《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47]参见杨晓霭《略论李贺诡奇诗歌的章法变幻形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48]参见李军《论李贺诗歌蒙太奇式意象组合的结构方式》,《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49]参见俞绍初《石破天惊逗秋雨——谈李贺的 〈李凭箜篌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李道英《也谈李贺的 〈李凭箜篌引〉 ——与俞绍初同志商榷》,《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傅经顺《石破天惊逗秋雨——读李贺名篇 〈李凭箜篌引〉》,《河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李晓波《银浦流云学水声——从三首乐声诗读李贺》,《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等等。

[50]参见何玉《李贺 〈李凭箜篌引〉 的音乐美学思想探析》,《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

[51]参见张丽娟《论李贺诗色彩美的特色》,《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S1期;马悦宁、白生君《论李贺诗的敷色定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张秋娟《浅论李贺诗歌的绿意象》《运城学院学报》2003年02期;等等。

[52]参见陶文鹏《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

[53]参见李军《论李贺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怀化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54]参见房日晰《李贺诗派及余波》,《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55]参见王锡九《李贺与宋诗》,《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56]参见胡虹娅《李白与李贺游仙梦之比较》,《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7]参见胡小成《李贺与李商隐诗歌意象比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58]参见陈琳《李贺与印象派》,《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3期。

[59]参见陈允吉《李贺诗中的仙与鬼》,《光明日报》1980年8月6日第8版。

[60]参见廖明君《生命的渴望与理想——李贺游仙诗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61]参见黄敬钦《李贺心态分析》,《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台湾)1978年9月第11卷。

[62]参见黄永武《透视李贺诗中的鬼神世界》,《书评书目》(台湾)1979年2月第70期,。

[63]参见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中外文学》(台湾)1975年12月第4卷第7期,。

[64]参见李文彬《从转换生成语法看李贺之诗》,《政治大学学报》(台湾)1987年12月,第56卷。

[65]参见张剑《20世纪李贺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第128页。

[66]四篇文章分别参见《中国文学报》(韩国)1974年第1号;《中国文学》(韩国)1982年第8辑;《中语中文学》(韩国)1982年第4辑;邝健行主编《中国诗歌与宗教》,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版。

[67]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68]张剑:《“反思学术圈的流行病”之三:假装没看见》,《光明日报》2003年8月7日C2版。

[69]童庆炳:《走向“文化诗学”》,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稿,未刊稿,经作者同意引用。

[70]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71]童庆炳:《文化诗学的根由与旨趣》,“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6月。

[72]强调一句,本书无意为“整个文艺学”或“整个李贺诗歌研究”来“指点江山”,各种理论主张在特定视野内都有其存在价值,本书此处意在说明作为“文艺学视野中的李贺诗歌研究”所关注的三个原则也有其重要价值。

[73]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极其重视,制定、落实了一系列政策保障他们的生存权益,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全社会范围内促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既然如此,本书所关怀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假问题”呢?不是的,即使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问题绝对不存在了,我们仍旧有“以史为鉴”的必要,它提醒我们永远不要让旧时代的悲剧重演。而且,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问题不可能因为党和政府的宏观保障就绝对“灭绝”的,一方面是因为永远不可能排除“特殊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这个问题的形成还有知识分子自身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民族的良知,他们对自己的灵魂与精神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摆脱心灵的追问、灵魂的拷问与精神的求索,他们总要“超前”地去思索,去“痛苦”,他们永远不可能把全部身心投入“为稻粱谋”的现实生活之中;但他们又同时不得不“为稻粱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不能摆脱“为稻粱谋”的现实。所以,从理论上讲,他们仍旧有陷入“生存困境”的可能性。(可同时参见下文对“生存”概念的描述。)

[74](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980年版,第609页。

[75]《心理学百科全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08、909页。

[76][英] 彼德·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77]参见顾祖钊《艺术至境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3—81页。

[78]本书所引用的佛经资料如未加特别说明,均来自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简称CBETA)免费提供的《CBETA 电子佛典集成》,该数据库所依据的授权底本为《大正新修大藏经》(大藏出版株式会社,东京)第一卷至第八十五卷、《卍新纂续藏经》(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东京)第一卷至第九十卷,等等,详见 CBETA 网站说明(网址:http: //www.cbeta.org)。特此致谢。

[79]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7页。

[80](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290页。

[81]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8—89页。

[82]吴文治编:《宋诗话全编》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83](明)谢榛、(清)王夫之:《四溟诗话 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点校本,第69页。

[84]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814页。

[85](明)谢榛、(清)王夫之:《四溟诗话 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点校本,第150页。

[86](清)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校注本,第256页。关于《人间词话乙稿序》的作者学界尚有争议,故未标注作者。

[87]《汉语大词典》第七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584页。

[88]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Gramercy Books, 1996, p.1333.

[89]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5页。

[90]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6页。

[9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8页。

[9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7页。

[93]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52、255页。

[94]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54页。

[95]《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13页。

[96]《汉语大词典》第七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586页。

[97]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

[98]《汉语大词典》第一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8页。

[99]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页。

[100]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7页。

[101]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0页。

[102]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2页。

[103]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3页。

[104]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1页。

[105]《汉语大词典》第七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3页。

[106][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页。

[107][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8页。

[108][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页。

[109][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6页。

[110][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8页。

[111][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0页。

[112]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 1985, p.386.

[113]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 1985, pp.386, 351.

[114] 如果以“一元”和“二元”方式来考察诗歌的话,一定还有很多诗歌不能归入“一元”或“二元”,而是“多元”。本书对此搁置不论,因为只有“二元”最能说明李贺的诗歌与他的生存之间的复杂关系。

[1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742页。

[116]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3年点校本,第7780页。

[117]唐代诗人李山甫《赴举别所知》(《全唐诗》卷六四三)描述这种激烈竞争场面:“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是三十枝。”

[118](宋)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第35页。

[119]王琦注本作“春”,今从四部丛刊本作“舂”。

[120]本书引用李贺诗句,均来自《李贺诗歌集注》(王琦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的第一部分《李长吉歌诗江解》(王琦汇解),用“《篇名》,卷次”的方式随文标注,若文中已有篇名,则只标注卷次。特此说明。

[121]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页。

[122](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等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页。

[123]吴企明编:《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16页。

[124]此处有争议。傅经顺认为李贺在元和二年(807年)参加府试,朱自清、刘衍等认为在元和五年(810年),本书从后者。

[12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242页

[126]音mí,意为母亲。

[127](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等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页。

[128]朱自清:《李贺年谱》,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