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远古先秦时期
中国的原始音乐艺术，保留在丰富的神话传说中。神话是历史的影子，是历史积淀的痕迹。根据远古神话中记载，女娲不仅用泥土创造出最早的人类群体，还为其子孙后代发明制造了“簧”这一乐器，其形状类似于现今西南少数民族的“口弦”和“口簧”。女娲的丈夫则发明了弦乐器“琴”和“瑟”（据《广雅·释乐》中记载，瑟有27 根弦，长7.2 尺），同时还创作鼓瑟的乐曲——《扶来》 《驾辩》等。传说黄帝创造一种乐器叫“角”，能吹出龙吟之声。
据考古发现证明，在距今五万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先民们就已创造了简单的乐器和乐舞。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陶埙、鼓磬等乐器。先秦典籍《尚书》中，还记载有舜时的夔曾编了一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乐舞，反映了原始社会人类驯服百兽的愿望。传说夔是中国古代的雷神和音乐之神。据《山海经·海经新释·卷九》中记载，夔是一种“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的神兽。特别有趣的是，它常用自己的尾部击打自己的腹部而产生音乐，故被先民奉为雷神和音乐之神。夔还是传说中尧舜时的乐官。《尚书· 尧典》中说：“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
夏禹时期，原始社会开始崩溃，我国进入奴隶社会。由于阶级的分化，音乐艺术从表现内容到乐器的采用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以往的颂歌主要内容是歌颂图腾祖先，而此时期则转为歌颂当时的统治者。如当时的大型颂歌作品《大夏》，其中心内容就是颂扬大禹治水的功劳。《大夏》因其主要吹奏乐器为龠，故又称为《夏龠》。甲骨文中，“龠”的字形是若干吹管编排在一起。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排箫，古称为龠或苇龠，被认为是古排箫的一种。在《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篇》中记载有禹“勤劳天下，疏三江五湖，注制之东海”的治水过程，“于是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九成”是说这个乐舞有九段的意思。这一乐舞以吹管乐器为主伴奏。商代的《大漠》则反映了商汤伐桀除暴的历史事件。奴隶们的音乐则反映了他们不堪压迫奴役的社会现实。“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首夏桀时流行的乐歌，唱出了奴隶们反抗残酷压迫的呼声。在乐器方面，编钟、编磬之类较为复杂、高级、贵重的乐器只能属于奴隶主所有，而奴隶们只能演奏一下埙、唢、鼓等简单的乐器。
西周时，音乐的最大特点是与礼相结合。周时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周代是礼的时代，也是音乐全面发展运用的时代。大至国家大典，小到民间丧嫁，其每一个具体的礼制活动都是在乐舞的配合之下完成的。因为“乐以象政”“审乐知政”，礼乐的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兴亡盛衰，因而国家在“制礼”的同时还“作乐”，颁布与礼相对应的国乐国舞，设立国家乐舞演奏和乐舞教育机构。这种礼乐相结合的形式是“寓教于乐”的典范，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礼从外部提供社会规范，乐（包括乐曲、舞蹈、诗歌等）则从人的情感出发，调和人的精神。每一个社会成员从小在受礼教的同时，又受到乐教。成人后参与社会事务，执礼举乐，凡事均在礼乐的规范下进行。由此，规范了礼，统一了政，强制了刑，再加上起感染作用的乐，就能统一民心，起到巩固统治地位的作用。
与礼乐制度相适应，周代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雅乐体系。周代在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各种场合，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而雅乐就是指在这种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仪式、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雅乐重在道德境界的升华，而非乐音的纯粹华美。雅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六代乐舞，即：皇帝时的《云门大卷》，用于祭天神；尧时的《大咸》，用于祭地神；舜时的《九韶》，用于祭四望；禹时的《大夏》，用于祭山川；商时的《大漠》，用于祭先妣；周时的《大武》，用于祭先祖。六大乐舞，均是颂扬先秦不同时期创业帝王的文德武功，表现为一种肃穆、安静、和谐、平正的气氛。其特点是典雅庄严、宏大规整、节拍缓健，并多为齐奏乐。孔子曾评价其中《大武》尽美而未尽善，而《九韶》则尽善尽美，使人听后“三月不知肉味”[2]。
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及冶炼技艺的提高，乐器的种类增多，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当时农、工、商全面发展，经济文化互相交流影响，音乐艺术也获得了较大发展。
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社会思想极为活跃，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新思潮的冲击与影响，礼崩乐坏，旧有的礼乐制度濒于崩溃，因此，民间俗乐得到较大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倾向于政治革新的领导阶层的重视。民间俗乐产生于当时经济比较繁荣的郑、卫、齐、宋等地，因而俗乐也被称为“郑卫之音”。实际上，“郑卫之音”的主体是郑、卫的民歌。阳春三月，郑、卫百姓有祭祀、聚会的习俗，男女在聚会时互赠香草表达爱慕之情，通常举行这类活动时都伴有音乐和舞蹈。这些民歌中会有不少男女逗趣的内容，流露出大胆炽热、奔放浪漫的感情。这些内容构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本只称为《诗》，因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为《诗经》。《吕氏春秋》中曾言：“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既说明了歌谣产生于社会生活、劳动生产过程之中，又说明了远古口头文字与音乐紧密相连、合二为一的关系。《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共305 篇。所谓风、雅、颂实际上是依音乐的不同而进行分类的。《墨子·公孟篇》中说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由此可见，《诗经》原来是既可以朗诵、演奏，又可以歌唱、舞蹈的，只不过其音乐今天已失传了而已。《诗经》之外，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中的《九歌》，即是屈原根据祭祀歌加工改写而成的作品。《九歌》类似于今天的组歌，共有11 首歌曲。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说：“昔楚国呈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由此可见，《九歌》是宗教仪式的祭神曲，而且是以歌舞的形式来加以表现的。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乐器质量及其演奏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在弦乐器中，已有琴、瑟、筝、筑之分，而吹管乐器则有管、笛、竽、笙之别，其形状多种多样。当时制作的编磬、编钟已较为完善。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一套总共达64 枚，且每钟能发两音，在其中心音域三个八度内可以奏出完整的半音列，说明当时对乐器的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随着乐器品种的增多和音乐知识的不断积累，已出现了按制作材料将乐器分类的“八音”法，即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乐器品种增多，演奏乐器的水平也不断获得提高。当时已有琴、瑟、筑等乐器的独奏家，如善鼓琴的师旷、伯牙；善鼓瑟的匏巴；善击筑的高渐离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乐器独奏家。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理论也得到不断的总结，出现了音阶、调式等理论。五声、六律、十二管是当时音律理论的内容结晶。所谓“五声”指当时所总结的五声音阶，包括宫、商、角、徵、羽五个音，加上变宫、变徵构成七声音阶。“六律”则是指只有一个“变音”的六声音阶。十二管则是一组能奏出十二个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所谓“十二律”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和应钟。
远古先秦时期，民间音乐家主要有韩娥、伯牙、秦青、薛谭等。音乐美学理论的总结则主要包含在诸子的思想之中。
韩娥是传说中的民间女歌唱家。她在流浪生涯中，曾路经齐国的大都市临淄。当时此地音乐生活十分活跃，几乎人人都会吹竽、鼓瑟、击筑。韩娥为生活所迫，曾卖唱于该地。她的歌声美妙而婉转，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给他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甚至三天之后还能感觉到她歌声的余音在房梁间缭绕。此即后世成语典故“绕梁三日”的来源。秦青也是当时著名的民间歌唱家，薛谭则是他的学生。薛谭学习到一定程度便骄傲自负，以为掌握了老师的全部本领，便坚持中断学习回家。临行时，秦青满怀惜别之情为他演唱一曲，那充满情感的美妙歌声使得树木作响，白云停飘。薛谭深深被老师的歌声所感动，认识到自己学到的东西还很有限，请求留下继续学习。这就是后世“遏云”这一典故的来源。
伯牙是战国时著名的民间琴演奏家。先秦典籍《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对他都有提及。传说伯牙有一次弹琴，钟子期在欣赏。当伯牙弹出表现泰山的琴声时，钟子期道：“巍巍乎若泰山。”而弹出表现流水的琴声时，钟子期说：“荡荡乎若流水。”这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一说法的出处。
先秦诸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极为丰富。除了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等人的音乐思想之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公孙尼子的《乐记》。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杰出的音乐家。他的音乐思想相对而言虽不够系统，但其中很多地方对音乐的认识和见解却极为深刻。孔子的音乐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具体内容也是与其哲学思想相结合而表现出来的。孔子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将礼乐相提并论。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并且进一步将“乐”与“仁”结合起论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曾感叹于《韶》乐“尽善尽美”。他给学生开设的最基本的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中，音乐处于重要地位。在他看来，音乐对于事物和人类具有“整和”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只有具有音乐修养的人，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张音乐对培养人才、改良社会和完善人格具有重要作用。孔子还具有丰富的音乐实践经验，长于击磬、鼓瑟、弹琴、唱歌和作曲。孔子的音乐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也极为重视音乐。他像孔子一样，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不过他认为音乐对社会和人具有负面影响，从另一个视角认识音乐所具有的功能作用。他从现实功利的角度出发，极力反对音乐，宣扬“非乐”观。在《墨子》一书中，他写了《非乐》专章，认为“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3]。墨子从平民阶级思想出发，反对贵族的奢靡生活，指出统治者享受音乐，劳命、伤财、误政、亡国，因而他的观点有些偏激。不过他并非反对音乐本身。事实上，他之所以“非乐”正是因为他深刻体会到音乐能给人带来娱乐和审美感受的实际情形，看到了音乐在娱人方面的巨大作用。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也多方论及过音乐。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眩，五音令人耳聋”这一命题。他从“道法自然”的原则出发，辩证地认识音乐的社会功能。他主张适度的音乐对人有利，而过度地沉溺于感官享乐会使人感官麻木，会丧失人对生命的鲜活体验。他主张真正的享受音乐应当是处于忘记自我，忘记音乐本身的存在，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认为自然朴素、无为清虚才是真正的快乐。他通晓音律、能歌善舞，主张“无为诚乐”“至乐无乐”，崇尚朴素自然的精神境界，对后世音乐思想影响极大。
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音乐论著是公孙尼子的《乐记》。这也是我国最早而具有较为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博采众长，集先秦音乐美学之大成，系统地总结了先秦诸家音乐美学思想，现仅存乐本、乐论、乐施、乐礼、乐情、乐言、乐象、乐化、魏文侯、宾牟甲及师乙11篇。《乐记》在论及音乐的本质时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4] 由此可见，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作者还将音乐内涵分为“声”“音”“乐”三个不同的层次：“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旌，谓之乐。”（《乐记·乐本》）由此出发，音乐接受者也有三种不同类型：“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音乐反映了客观世界某些本质的内涵，体现了事物的本质面貌以及宇宙和谐的特征。即：“乐者，天地之和也。”
《乐记》作者突出了音乐的社会性特征，明确指出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由此说明，音乐与政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审乐以知政”，说明音乐在国家管理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在社会稳定中具有重要作用。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情感的表现方式之一，易于与欣赏者产生情感共鸣，发挥音乐对人的巨大感染力量。另外，《乐记》还将宫、商、角、徵、羽与君、臣、民、事、物对应起来，如金、木、水、火、土那样，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发展，“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使宇宙和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