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严峻形势_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研究-QQ阅读男生武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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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严峻形势

继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能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延续和扩展的重要课题。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必然要求从空间维度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形势和症结，以迎接时代考验，应对复杂挑战。

（一）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现实状态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在洞察国际经验，透析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正确决策，标志着党和国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实现了新的跨越。然而，因为起步较晚，无论是在宏观规划层次，还是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存在很多问题。

1.生产空间的结构和分布失衡

基于历史条件、现实政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生产空间的比例和分布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

经济结构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积极推动动力转换，推进产业整体升级，效果持续显现。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平稳向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加快，金融业改革出现新突破，消费市场平稳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逐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2014—2018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分别为4.8%、5.6%、5.0%、3.7%、3.1%，说明生态文明建设确实取得新成效。[43]改革开放40年来，工业化与城镇化突飞猛进，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工厂”，不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现有的工业体系中，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风韵犹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生态环境欠账很多，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冲突。经济发展处于中高速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能源消费总量仍然持续增长，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状态尚未突破。工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幅度有限，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趋强。2019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逆全球化”升温，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发酵，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降幅收窄，节能降耗进入瓶颈期，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压力不断增大。

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然持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三次大规模的空间布局调整：第一次为“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和三线建设时期（1964—1980）[44]的沿海向内地转移战略，第二次为改革开放以来向东部地区倾斜的战略，第三次是以西部大开发为标志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三次空间调整战略都是以生产空间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了以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城市为点，以海岸线、长江沿岸为主轴，形成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东、西部、东北、中部四大板块结构。“‘胡焕庸线’东南方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低山丘陵和喀斯特地貌为主，生态环境压力巨大”[45]。不仅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之间不协调，而且人均资源环境的占有量也是非常有限的。生产空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优势互补程度不高，对周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造成巨大压力。东部地区拥有经济优先发展的成果，免费或低价享受生态环境的发展红利，却试图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代价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主要通过远距离运输运往东部，客观上加大了能源资源的物流损耗。区域布局失衡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权利与义务配置的公平性，影响空间效益的全面提升。

总之，生产空间结构和分布失衡是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威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连续性，必须在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层次、各个环节进行系统调整。

2.生活空间呈现物质化、分化的态势

生活空间的分化状态主要表现在城乡生活空间内部结构失序以及城乡之间比例失衡等方面。

城市生活空间无序扩张。从2011年城镇化人口首次超过51.3%[46]到2018年城镇化人口达到59.58%[47]，城市化进程保持高速发展。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曲线和城市化发展水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钢铁、水泥等产品的需求仍然很大。[48]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城市扩张主要是以单中心聚焦，环形向外蔓延，即人们常说的“摊大饼”空间模式。这种空间模式产业密集、人口集中，过于看重城市的物质性开发，低效率利用国土空间等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城市的内部空间过于拥挤，给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造成困扰，城市的外围空间过于分散不能有效分担中心空间的压力。随着土地供应趋紧，低端粗放的城市扩张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精细化的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建设的新趋势。然而，受市场化思维的影响，一些城市过度追求城市的空间容积和效益，采用大拆大建的模式，进行同质化的更新改造，损伤了城市的文化血脉，破坏了城市生活的丰富气息。十九大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49]。2019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旨在发挥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凝聚力和辐射效应，推动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从而为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50]不仅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成熟型城市群，而且还有一些轨道上的城市群、中西部城市群正在形成之中。当然，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还有很多难题亟待破解，在城市群内部存在利益博弈、同质化竞争、资源错配等多重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分工，深化创新型合作，以增强协同效应。

农村空间分散落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对农村生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绘制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为有序推动乡村振兴提供重要依据。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的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农业生产要素趋向现代化，农业劳动力加快老龄化，农村建设用地空置越来越严重，农村环境污染持续恶化。农村人口较多，居住分散无序，集中化、社会化程度低，生活空间发展比较缓慢。公共生活基础设施贫乏，垃圾存放、收集、处理系统难见实效，文教服务、通信服务、交通服务也比较落后。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产量、种类发生较大程度的改变，成分更加复杂且难以回收。很多农民还沿用过去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滞后，脏水乱泼、垃圾乱放、秸秆乱烧等问题仍然比较普遍。农田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畜禽粪便粪水随机排放，造成土壤污染、水体污染和生态环境衰退，情况堪忧。

总之，城市扩张、更新的失序，农村生活的分散落后，严重威胁复合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增加了生态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有鉴于此，必须规范城市空间布局，整合农村空间格局，促进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

3.生态空间脆弱萎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生态文明事业从蹒跚起步、艰难前行到取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进展，着实不易。但是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环境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仍然很艰巨。

生态环境空间治理形势复杂。大气、水、土壤治理取得新进展，但是仍然不能放松警惕。中国相继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意在重点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为保证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多项专项行动共同进行，多重举措同时并举，多地探索实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跨区域跨领域联动机制，旨在打造污染治理的立体防控体系。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22.7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全面完成”[51]。当然，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更要坚定治理决心不动摇，同时确保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益不断提升。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存在分布不平衡、开发利用率过高、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2013—2014年，在监测到的全国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Ⅰ—Ⅲ类水体比例由71.7 %下降到71.2 %。2015—2018年，全国地表水中的Ⅰ—Ⅲ类水体比例由64.5 %上升到71.0 %。[52]全国地表水监测的范围越来越广，水污染治理状况有所好转，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步改善，劣Ⅴ类水体比例逐步下降。但是水资源质量回升幅度有限，且必须警惕出现反复的风险。要促进水资源环境的彻底改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污染治理的规模和力度，不断丰富治理的方法和手段。土地是与人类生活关系最持久、最广泛的空间集合体，治理情况比较复杂。2012—2017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27.75万公顷，人均耕地下降至约1.46亩，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3]我国国土辽阔，但是适宜耕种、生产建设的土地较少，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另外，土壤污染、土壤侵蚀、土壤流失现象严重，土壤腐殖质逐年下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2014—2016年，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由9.97等提升到5.09等，但是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仍然很高。[54]从总体看，三大污染防治体系效果显著，但是污染程度仍然非常严重，要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留得住乡愁，任务还很艰巨。

生态保护与修复任重道远。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印发了《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年）》，对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提出了森林、草原、荒漠等七大生态系统和防治水土流失、推进重点地区综合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十二项建设任务，旨在构筑“两屏三带一区多点”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骨架，努力建成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55]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使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通过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22.96%；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全国已划定基本草原面积2亿多公顷；大力防治土地荒漠化和沙化，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保持“双减少”。[56]此外，湿地与河湖、农田、城市、海洋保护和修复取得积极进展，综合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增强。当然，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虽然展现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从改善程度、改善规模等方面看，尚未达到根本性转变的层次。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湿地萎缩和污染、森林质量效益较低，生态环境风险压力较大等问题仍然比较严峻，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较大差距，成效并不巩固，不能排除反复的可能。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周期长，很多资源环境再生速度较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总体状况和发展特征，如果不继续加大治理的力度和决心，一旦出现反复，则需要承担更大的治理代价和治理难度。

总之，要保持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好转的形势，积极应对生态治理的复杂问题，必须持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二）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现实挑战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既要对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的关键问题作出回答，又要积极应对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复杂形势。

1.国内综合发展的压力和诉求

要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正确协调“三生空间”的比例和分布关系，必须正确处理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积极应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城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新要求。

生产空间的压力和诉求。（1）促进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对人口、资源、环境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从发展的现实基础来看，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时刻需要警惕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金融震荡风险。同期，我们正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参照历史经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失败，不能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公众的日益增长的愿望，而且在于对资源环境的滥用、破坏和污染，导致大自然的报复。[57]生产空间的发展模式、发展水平对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具有根本性影响，要促进“三生空间”协调发展，不仅要压缩生产空间的占用规模，而且要保障生活空间的稳定供给，并为生态空间的恢复创造物质条件。因此，发展的难度系数快速上升。（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犹存。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的进程尚未完成。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存留，成为制约生产空间发展的根本性因素，高污染、高消耗、高成本的工业产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保持绝对优势。能源利用率总体偏低，“目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能耗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和2.5倍”[58]。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虽然劲头十足，但尚未取得支柱性的地位。产业核心技术缺失，市场成本居高不下，并不能做到完全清洁，主要依赖于国家的政策扶持。片面追求GDP的发展理念一时难以清除，经济发展仍然主要寄托于物质消耗和消费扩张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在很多关键领域缺乏自主创新能力。（3）优化生产空间布局的难度上升。为了适应生产空间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现有生产空间正逐步由沿海向内陆，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以优化生产布局，构建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当然，一些中西部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失衡，区位弱势明显。很多地区简单承接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迁进，从而导致对中西部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一带一路”的工程庞大，建设周期较长，优势尚未充分显现。优化生产空间布局，既要充分利用原有经济基础，形成产业集聚优势，又要协调能源资源产地、销售市场、交通网络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难度显著上升。

生活空间的压力和诉求。生活空间是满足人类日常消费、休闲交往、精神发展的主要场所。随着人口基数的增大、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生活空间的需求也不断扩展、提升。（1）人口总量的压力。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必须解决人地关系问题。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2018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9538万人[59]，比1953年增加了约79344万人[60]。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33年前后人口总规模将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61]巨大的人口总量产生巨大的生活需求，客观上需要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的稳定供给。（2）提高生活质量的压力。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社会化程度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结构从基本生活型向现代生活型转变，总体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资源提出新要求。（3）城镇化道路的压力。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保部环境规划院重点实验室蒋洪强研究员曾指出：城镇化每上升1%，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生活COD排放量、生活氨氮排放量、生活氮氧化物排放量、生活二氧化碳排放量、生活垃圾产生量将分别增加11亿吨、3万吨、1万吨、19.5万吨、2525万吨、527万吨。[62]城市化仍然是未来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对能源资源的消耗以及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来说都是重大考验。

生态空间的压力和诉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生态环境恶化的态势并没有彻底改善，能源、资源、环境等因素成为制约国家总体布局的关键性因素。（1）资源赋存比率低，环境安全系数低。据统计，中国煤炭的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 %，而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4%和7.5%。[63]而且，中国人均耕地、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的一半以上，其中重度脆弱区域达到19.8 %。[64]自然资源缺口日益增大，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成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瓶颈。（2）自然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我国能源资源分布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分布处于不协调状态，其中煤炭资源主要分布于华北、西北地区，石油、天然气主要集中在东中西部以及海洋空间，水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而能源集中消费地为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65]能源资源赋存和能源消费地域明显失衡，增加了能源运输、资源调配的压力，进而增加了优化宏观空间格局的难度系数。

总之，对于生产空间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来说，如何协调“三生空间”关系，形势异常严峻。

2.国外局势更加复杂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生态环境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生态文明所辖空间已经跨越国家边界，融合了各民族之间的军事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成为国际社会竞相角逐的新领域，尤其是海洋竞争、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大难题。

生存空间竞争引发生态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促进了通信工具、交通系统的根本变革。人类的活动空间大幅度扩展，从宇宙太空到地壳内部，到处都有人类活动的足迹。然而，地球的物质边界越来越明晰，全球能源资源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因生存空间竞争而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纵观整个世界，生态环境总体恶化、局部改善的局面仍在持续；单从中国而言，并未真正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据统计，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73.5百万吨油当量，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96.9吉焦，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66]时间的延续碰撞空间的集聚，各种矛盾冲突呈现集中化、尖锐化、复杂化等特征。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为了保障资本增殖的稳定性、连续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掠夺本国的生态环境，而且在国际范围推行生态帝国主义战略，妄图将第三世界国家打造成“水龙头”和“排污管”。生态帝国主义贯穿了理念、话语、实践等各个方面的不均衡体系，建立了对资源环境的全球化掠夺方式。要屏蔽生态帝国主义的危害，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海洋空间竞争性增强对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构建提出新要求。十八大以来，为了维护海洋权益，中国加强了对海洋空间的战略部署，但是由于经济、政治、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海洋空间的开发和保护困难重重。（1）争议多，划界难。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我国对周边岛屿和海域具有法理与事实上的管辖权。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我国主张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但是由于中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家之间海域的限制，我国的海洋主权难以保障，很多海域存在争议。[67]2016年，应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否定“九段线”，否认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主权，对中国主张合法海洋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向来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避免使用武力引发国际动荡。然而，其他国家千方百计扩大本国利益，不会轻易让步。在这种局势下，大部分海域边界很难划定，争议将持续，国家利益长期受到侵犯。海洋边界冲突加大了海洋空间规划的难度，进而影响整个全局的规划和部署。（2）海洋利益长期被侵犯。随着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战略地位的上升，其他国家都加大了海洋开发力度，力图在海洋竞争中占据更多的空间和资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局面并未实现，往往是其他国家抢先开发，大大压缩了我国可供开发的合法空间。“越南1981年至2002年，已从南沙海域的油田中开采了1亿吨石油，15亿多立方米的天然气，获利250亿美元。”[68]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等域外国家加大了对南海事务的干扰，对南海的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威胁。（3）海洋开发利用的技术难度高。海洋自然环境复杂恶劣，南海油气藏具有高粘、高凝、高含二氧化碳等特性，对作业开发技术有很高要求。目前，中国在攻克深水高温高压油气田的开发技术、新型潮汐能技术方面取得重要进步，但是在深水油气开发的技术领域，深水钻完井、深水工程技术、应急救援技术等方面还比较落后，是制约我国深水油气资源开发的难点问题。[69]海洋开发利用不仅涉及我国的海洋权益，也关涉国际局势的稳定，如何在两难的境地中达到平衡是非常棘手的课题。

气候问题日益复杂化对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构建提出新挑战。气候空间是特殊的生态空间，代表全球性的公共环境资源。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区域性的排他性权利，同时也有维护气候稳定，保障空间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和共同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下，维护气候空间的生态安全日益紧迫。（1）气候变暖激化国际矛盾。全球气候变暖不仅源于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类活动干扰，尤其是传统工业化进程应负重要责任。科学家利用冰芯、硼同位素、长链烯酮等技术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进行重构和推演，进一步证明了地球生态环境的相通性以及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人类社会难逃诘责。气候变暖将改变世界气候格局，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重大危害，如引起海平面上升，淡水资源的减少，干扰动植物的生长规律，以及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等。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配置方面，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限制发展速度，承担节能减排的主要任务，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为全球变暖承担先行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国际气候谈判充满博弈，从《京都议定书》的艰难签署到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步履维艰。另外，气候变暖使开发两极自然资源具备可行性，两极空间成为国际社会抢夺的战略新目标。如果气候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南北对立的局面甚至有可能激化。（2）气候变暖引发国内发展与国际舆论的双重压力。气候变暖是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独善其身。2017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上升，并未出现逆转的迹象。其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再创新高，分别为工业化前水平的146%、257%和122%。[70]温室气体排放过高不仅带来干旱、冰雪等极端天气，影响国内人民的生产生活，而且引来众多国际舆论压力。虽然中国人均累计排放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位。气候问题的复杂化对中国的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分布格局提出新挑战。

总之，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博弈之中，难以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来说，既要考虑经济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关系，又要考虑对国际空间的共同责任，形势紧迫。

（三）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发展症结

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消除了资本奴役活劳动的条件，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但是，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功能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依然存在，其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主要症结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规划体系滞后、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不足、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战略缺失和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管理体系乏力。

1.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规划体系滞后

空间规划涵盖空间要素、空间资源、空间权利义务的统筹配置，以及空间结构、空间效率的优化和提升。空间规划体系引领空间秩序，良好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综合权衡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种因素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长期以来，中国的空间规划体系是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土地利用规划为统领，对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储量、分布考虑不足。从横向来看，国外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着手国土空间规划的探索[71]，而中国的空间规划意识跟发达国家相差悬殊。从1981年提出要搞好国土空间整治[72]，到2010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整治工作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新要求。当下，虽然加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部署，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体系，以形成综合、宏观和长远性的空间规划。由于空间规划层面的欠缺造就了实践层面的局限，也是我国当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重要原因。

2.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不足

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主要指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等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保持了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而工农业发展需要广阔的建筑用地、数量可观的矿藏资源、发达的交通运输，同时需要巨大的排污空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日益紧张，对传统空间格局造成冲击与影响。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有效解决现代生态问题，亟须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2011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色经济报告指出，每年至少要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对几个主要的经济部门的绿色化改造，才可能避免对生态系统带来更大的危害。[73]基于中国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考量，有关专家表示，要控制并扭转环境污染持续恶化的局势，必须保障环保投入达到2%—3%的GDP投入。[74]然而，2013年至2017年，中国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52%下降至1.15%。[75]生态环境保护长期欠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如为了防治水土流失，改善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条件，197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30多年来，工程总投入不过100多亿元，不及京沪高铁总投入的1/20”[76]。由于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投入过少，索取过多，造成生态空间严重超载。

3.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战略缺失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人地关系的矛盾冲突日益复杂严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纵观历史，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注重过程性，而不是构成要素的空间格局序列。20世纪90年代，中国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从实质上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在环境保护权益和责任配置方面遵循代际公平原则，侧重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间序列界定。虽然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不过以“可持续发展”阐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精神是不充分的。何况，环境保护更多停留在政策和口号层面，缺乏配套的贯彻机制和严格的约束性指标与惩治措施。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方面长期推行非均衡战略，导致人口、资源、环境的空间配置与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过程严重失衡，造成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不断累积。另外，在资金技术、历史环境、地理条件等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的海洋空间战略发展进程比较缓慢，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利用不足，过于倚重陆地资源环境的支撑。“国家发展政策、国家规划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区域规划政策之间出现了种种复杂的张力关系”[77]。在传统空间格局的制约之下，国土空间的无序开发、过度开发问题持续存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陆海空协调发展的战略任重道远。

4.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管理体系乏力

在我国现有的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管理体制中，突出强调经济效益的优先性，忽视生态效益协同性的倾向并没有根本转变。在国土空间整治的目标和任务上，重经济增长忽视生态文明建设，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的生态后果日益凸显。在管理规范方面，传统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直接相关的特殊空间领域的规制，缺乏对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建设，在实践中也没有产生显著的综合性效果。在管理机构设置方面，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责与权力不匹配，综合环境管理部门与专业环境管理部门的职能交叉，上下级环境管理机构缺乏制约力，部门和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使得环境管理职能难以充分发挥。事权交叉重叠，层级混乱，职能缺位、错位和越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当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机构都是目的单一的机构时，谁来负责共同的善”[78]？在环境管理手段方面，缺乏强制性、规范性的政策和措施，重治理轻预防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管理标准体系方面，很多环境标准是在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倒逼产生的，亟待更新与完善。有的环境标准修订不及时，有的领域甚至存在空白，有的标准过于宽泛，有的标准操作性不强，在环境标准内容、严格程度以及制定程序方面需要全面升级。

总之，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必须推动生态环境性能评估、空间规划、功能定位以及生态治理举措等方面的系统提升。

[1][美]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王志弘、王玥民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3][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235页。

[4][美]罗伊·莫里森：《生态民主》，刘仁胜、张甲秀、李艳君译，中国环境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5]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

[7]徐焕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理论与绿色发展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页。

[9]参见[美]安德鲁·W﹒琼斯《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可能性》，蔡万焕译，《管理学刊》2011年第6期。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8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