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研究现状[4]
通过百度搜索、中国期刊网查询、图书馆资料查阅等可知，目前国内直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学术论文很多，其中包括硕士毕业论文1篇，即福建师范大学梁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概念研究》。此外还有若干学术专著，如刘建武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苏昌培的《特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乔耀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郑国玺、薛建平的《马克思主义特色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目前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色”的历史建构、内涵解读、具体表征、划分与整合、未来发展五个宏观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建构
学者们主要对“特色”建构的依据、主题、机制、路径、历程、意义等进行了研究。
1.“特色”建构的依据
关于“特色”建构的国情依据。学者们主要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对“特色”建构的作用。如秦宣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是建构中国社会主义之“特色”的客观历史起点。[5]有学者则进一步追溯了“特色”建构的历史前提。如陈文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母体，这与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不仅有数量或者发展程度的差别，而且具有相当质的差别。正是这一历史前提，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鲜明特色。[6]
关于“特色”建构的时代依据。学者们主要分析了“特色”建构的时代主题和国际条件。如谷春祥、杨淼提出，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等国际形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色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7]刘建武指出，对现代科技革命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的正确把握，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对东亚崛起的新认识，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特色”问题的重要社会基础和重要出发点。[8]
关于“特色”建构的理论依据。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特色”建构的理论基础。如刘建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建构坚持了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统一、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9]苏昌培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不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特殊发展道路的理论原则，而且还吸收了同时代社会主义实践中一切有效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10]
关于“特色”建构的历史依据。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践、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等角度进行了阐述。如朱相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我们在放弃苏联模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以及反对照搬西方各种模式的过程中，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西方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的产物。[11]肖贵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还源于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吸收，以及对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12]
2.“特色”建构的主题、基本问题等
关于“特色”建构的主题。赵曜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13]
关于“特色”建构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林建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在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四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14]。
3.“特色”建构的思路、机制、路径等
关于“特色”建构的思路。刘秀萍探讨了“模式”与“特色”的关系，认为“特色”与“模式”的关系顺序应当是先确立“模式”，而后从“模式”中显现出“特色”。把邓小平对“模式”的解剖和对“特色”的论证结合起来，可以发现邓小平“特色”观的建构遵循着这样一条总思路：由“实际”到“经验”到“模式”再到“特色”，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越来越深入的过程。[15]
关于“特色”建构的机制。“特色”的建构离不开各种要素，但仅有要素还产生不了“特色”。为此，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了将各种要素有机结合以建构“特色”的机制问题。如刘建武、韩振峰等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只有结合才能产生“特色”。结合得不好，不仅不能产生“特色”，甚至还会走上邪路。[16]平飞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特色”建构的源泉和内在机制。他提出，“特色”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运动的有机结合，这是“特色”形成的内在机制。[17]
关于“特色”建构的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领域、层次、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各类“特色”的建构路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对此，学者们从一般和具体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如施芝鸿从一般路径层面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我们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进行独立自主艰辛探索的产物。[18]秦宣则分析了“特色”建构的具体路径：丰富实践特色，就必须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并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丰富理论特色，就必须不断增强理论上的自觉自信，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丰富民族特色，就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丰富时代特色，就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要求，引导时代潮流。[19]
4.“特色”建构的历程、意义等
关于“特色”建构的历程。有学者对改革开放后“特色”的建构历程进行了研究。如肖贵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形成发展的历程可分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20]。
关于“特色”建构的意义。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张传鹤认为，特色社会主义观提出的意义在于：理论上实现了由本本社会主义观向经验社会主义观的转变，实践上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21]刘建武认为，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的提出，是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创新和突破。它不仅使中国焕发出了无限生机和活力，而且也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22]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建构上，学术界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但也存在如下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特色”建构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特色”的建构离不开要素，是各种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各要素在“特色”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哪些是根本的或决定性的要素，这些要素在“特色”建构中各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彼此之间存在着什么关联等。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特色”是什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究竟“特”在哪等重大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特色”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不少学者虽然提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在论述中往往一笔带过，并未就此进行深入研究。从历史的角度看，“特色”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逻辑的角度看，“特色”的建构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根本原则、根本方法、根本经验。因此，如何基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科学、完整地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特色”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
第三，“特色”建构的历史起点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始于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23]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将1978年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载体，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建构的历史起点定于1978年无可厚非。但说此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在根本的或基本的政治制度方面就不乏“中国特色”。可见，“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之间是存在着联系和区别的，不可混淆。故如何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建构的视角，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再审视，值得学术界思考。
第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特色”的坚持和发展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多维度论述了“特色”的建构、表征、发展、认识、阐释等问题，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特色”注入了新的内涵，提供了基本遵循，如何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概括总结，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解读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内涵、外延、实质等进行了解读。
1.基于哲学角度对“特色”的解读
关于“特色”与特点的哲学关系。秦宣认为，“特色的直接根据在于客观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个体的特征和特殊性是其特色的直接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包含着特点。”[24]此外，“特色”在价值判断上代表的是事物的优质规定性，也即“事物最优的存在方式和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认识事物特点的基础上，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25]
关于“特色”与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的哲学关系。乔耀章认为，所谓“特色”并不是事物的共性，但又与共性相联系；“特色”也并不简单地就是事物的个性，但又是个性的升华、扬弃和发展。[26]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与一般原理的哲学关系。赵智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言的。没有“一般原理”，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蕴含着“一般原理”的全部丰富性，是“一般原理”在不同时空的特殊反映。从哲学上分析，“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关系反映的是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与差异、共性与个性的关系。[27]胡东升也认为，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中，从“特色”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中来解读“特色”。“社会主义”是共性，“特色”是个性。所谓“特色”，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共性在中国的具体体现。[28]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哲学含义。傅青元认为，从哲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含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内容和形式、目标和途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29]
2.基于对比角度对“特色”的解读
关于中国特色与中国现实、中国实际的对比。刘建武提出，应该把中国特色与中国现实、中国实际等的联系和区别搞清楚。中国特色的形成无疑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现实。但“实际”和“现实”并不等于“特色”。[30]
关于中国特色与中国特点、中国特有、中国特殊的对比。刘秀萍指出，“特色”不能完全归结为“特点”“特有”“特质”，它的外延要广泛得多。中国特色并不是中国独有，也不是中国特殊。[31]秦宣在分析上述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中国特色的理解上应注意防止三种错误倾向：借中国特色掩盖中国的落后，借中国特色否定社会主义，借中国特色拒绝向外国学习等。[32]
关于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中国模式的对比。许秀群认为，这三个概念内涵各异、层次不同：中国国情是层次较低的范畴，是基础，是滋生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的前提；中国模式是中间层次，是中国特色形成的基础；而中国特色是高层次，是目标。[33]
3.基于概念界定角度对“特色”的解读
关于“特色”概念的界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特色”被解读为事物所表现出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在此基础上，苏昌培认为，特色就是优质事物的规定性。即特色是区分优质和非优质事物的规定性，“是人们认识优质事物的根据，它表达了事物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倾向性，代表着事物发展和进化的方向”[34]。郑庆昌、张丽萍提出，特色是事物最优的存在方式和演化方向；是事物共性和个性的相互扬弃优化；是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协调优化。[35]郑国玺、薛建平认为：“特色”的含义可以从传统、哲学、操作等三个方面依次解读。传统含义是指事物的“与众不同”；哲学含义就是按照唯物辩证法，把共性和个性有机结合，以形成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事物的优化；从操作上分析，“特色”就是把共性和个性有机结合，以此为基础，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办法等，不断打开实践新局面。[36]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概念的界定。刘合行、张凤英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就是通过其基本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特征。[37]刘秀萍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现代化总图景中显现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38]乔耀章认为，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特征在中国的具体化。[39]刘建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而开辟的关于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特性，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特别出色的优点。[40]毛胜认为，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色彩和风格。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其二，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41]梁波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政党的实践活动及理论总结。于连坤等认为，“特色”的实质是指中国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的“特色”，以及产生后所具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的“特色”。[42]何海根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43]
关于“四大特色”概念的界定。代表性的观点如叶志坚认为，“所谓实践特色，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不断探索，勇于和善于实践”;“所谓理论特色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回应和解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所谓民族特色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气派、形式”;“所谓时代特色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与时俱进，着眼时代发展的大趋势”[44]。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解读上，学者们取得的成就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特色”与“特点”的外延孰大孰小的问题。不少学者提出，特色包含特点，特色是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这种表述的严谨性、科学性值得商榷。就同一事物而言，其特色只是其部分特点（或者说优化了的特点），故其特点必定包括其全部特色。但其特色只能部分而非全部地包括其特点，特色只是对部分特点的优化和超越，故特色的外延不可能比特点广泛。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独有，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独有的未必就是中国特色，二者的外延大小有着明显的区别，不可等同。至于中国特色是不是中国独有，则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事实上有些学者就是从“中国独有”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特色的，如将中国特色当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对此，可以通过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予以再审视。中国特色作为个性包含着共性，故就其包含的共性而言，不能说凡属中国特色的就是中国独有的；反之，也不能因为中国特色包含着共性，就用共性否定其作为个性存在所具有的确定性、特殊性，如认为中国特色并不存在、中国特色没有独特性、特殊性。故中国特色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的“特色”，中国特色中哪些是中国独有的，哪些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且不可偏废。离开了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就不可能讲清楚。如针对不少学者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当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观点，学者黄宗润认为这仍然没有真正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因为这些都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性，并非中国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只有进一步明确，“中国应当建构什么样的所有制经济？有中国特点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应当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具有哪些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只有进入这一层次，才算真正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45]。
第三，“特色”概念的界定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不仅包括“中国特色”，而且还包括“最鲜明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道路特色”“制度特色”等。这些概念如何科学界定，彼此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目前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概念的界定上，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有的各种解读也有待进一步推敲。以至于学者郑永年提出，中国在对外宣传时，要避免过度强调中国特色，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特色，因为中国自己还解释不清楚什么叫中国特色。[46]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与“中国模式”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提出，特色论与模式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思维方式，前者合乎辩证法，后者为形而上学。其差异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特色论强调特殊性，模式论夸大普遍性；特色论强调变动性，模式论强调永恒性；特色论强调多样性，模式论强调统一性。因此，我们要摈弃模式论，坚持特色论，强调中国特色。[47]但实际上，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提中国特色时，也从正面提过中国模式。在目前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模式”就是“样板、典范”，主张不提、慎提中国模式的背景下，如何审视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的关系就显得格外迫切和紧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表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特”在哪里？学者们对其根本特色、最大特色、最鲜明特色、主要特色等分别进行了研究。
1.根本特色
张兴茂指出，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的问题上，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但这三者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在消灭私有制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存在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48]
2.最大特色
袁贵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9]平飞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结合特色，就是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50]
3.最鲜明特色
施芝鸿、余品华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5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内含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上。[52]
4.主要特色
四特色说。赵凌云从体制层面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四个方面。蒋学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角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独特的历史道路、独特的所有制结构、独特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独特的人文条件。[53]
五特色说。肖贵清通过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五个方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54]姜怀忠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的思路和框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的特色性”“理论的特色性”“实践的特色性”“目标的特色性”“历史地位的特色性”五个方面。[55]
六特色说。刘建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特殊的历史起点、特殊的经济模式、特殊的政治体制、特殊的意识形态、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特殊的“两制关系”六个方面。[56]
此外，学者们还对道路特色、理论特色、制度特色以及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等进行了研究。如韩振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六个方面。[57]李景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集中表现为四个方面：来源于实践，接受了实践检验；注重与发展的有机结合；不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吸收借鉴他国积极成果。[58]辛向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集中体现在：顺应了时代本质的要求；体现了时代主题的变化；把握了时代特征的精髓。[59]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表征上，学者们进行了多维探讨，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特色要通过内容表现出来，但它不等于内容，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表述上不可混淆。
第二，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包括“国情的特色性”或者“历史起点的特殊性”“人文环境的独特性”“发展阶段的特色”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包括中国国情，特色亦不等同于特殊、独特，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独特性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这无疑是错误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划分与整合
学者们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领域、层次、方面上的“特色”分类的依据和标准、“特色”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特色”的划分与整合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李国忠主要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其依据是什么？目前学术界缺乏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彼此交叉、影响，但目前相关研究十分缺乏。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特色”的划分与整合提出一些探索性思路的基础上，他总结提出：系统论视角下的“特色”研究，具有多层次性，每个层次又包含了许多具体内容。唯有基于整体视野，才能推进“特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60]
董德福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层次性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具有鲜明的层次性。“道路特色、理论特色、制度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层面的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观层面的特色；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观层面的特色。”[61]宏观层面的特色具有本源性、统摄性、方向性；中观层面的特色内涵于宏观层面特色之中，并为其奠定方法论基础；微观方面的特色为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特色提供行为、思维、价值观方面的支撑。
乔耀章从“特色”体系的视角对“特色”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整（总）体特色”“外部特色”“内部特色”“领域特色”“区域特色”等的有机统一。其中，“整（总）体特色”是从总体上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是由其具体特色有机构成；“外部特色”是从外部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国家层面，“外部特色”表现为独立自主；在社会层面，“外部特色”表现为“社会主义性”。“内部特色”是从内部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内部特色”又分为“领域特色”和“地域特色”两个方面。[62]
上述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划分与整合为我们深化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划分与整合也存在一些不足，以及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概念的界定是“特色”划分与整合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类“特色”的内涵彼此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没有很好地讲清楚。第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划分与整合各有侧重，并未涵括其所有“特色”，并未置于“特色”体系的视角下对所有的“特色”进行系统的划分与整合。第三，未能充分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其他各类“特色”的关系。另外，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但在我党文献中未出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些“特色”如人民特色、区域特色等的界定和论述也有待商榷。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
学者们主要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发展的原则、思路、框架、路径、举措等进行了研究。
平飞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充分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在结合上下功夫，实现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遍与特殊相结合、世界与民族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抽象与具体相结合、主义和问题相结合，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最大特色，而且是其形成的内在机制”。[63]
郭细琴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特色发展的具体举措。她指出：丰富和发展实践特色必须做到：切实转变发展理念，扎实推动科学发展；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努力破解实践难题。丰富和发展理论特色必须做到：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切实增强理论自觉；不断增强理论自信。丰富和发展民族特色必须做到：坚持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注重民族特色，吸收传统精华；弘扬民族精神，抓好凝魂聚气工程。丰富和发展时代特色必须做到：培养世界眼光，开拓国际视野；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时代主题；不断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世界。[64]
上述学者们的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到目前已经形成为一个体系，其中各类“特色”的发展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此，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类“特色”发展面临的特殊问题，以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把握彼此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六）今后研究的方向
基于上述“特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注重立足于新时代背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共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中共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关于“特色”问题的阐述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理论基础，为我们准确把握“特色”提供了根本指导。因此，有必要立足于相关文献，从横向维度研究中共领导人“特色”观的基本内容，掌握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纵向维度研究中共领导人“特色”观的发展，揭示其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比较研究。“特色”的研究离不开一定的参照系，只有在比较中其独特价值和意义才能得到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源于其 ‘特色’”的结论也才有说服力，关起门来谈“特色”只能是自说自话。就目前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等进行比较研究的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古巴、老挝、越南、朝鲜等国家的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少；从根本的理论、制度、政策层面进行比较研究的多，从具体的体制、机制、政策层面进行比较研究的少。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从纵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过程。因此，应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建构前提、建构机制、建构路径、发展阶段、基本成果、基本经验、历史意义等的研究；从横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一个由旗帜、道路、理论、制度等层面构成的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构成的有机系统。因此，应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建构主题、建构要素、科学内涵、具体表征、基本内容、总体框架等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各方面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彼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要实现上述研究有机统一，还需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建构和研究的关键词，掌握“特色”系统研究的钥匙。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传播和认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长和优势的彰显，而且还是我党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一面旗帜。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加强对“特色”传播和认同的研究。为此，又必须加强对“特色”话语体系建构和话语传播的研究，加强对“特色”认知、认同的研究，加强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特色”自信的研究。这些方面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内话语权，极为重要。
二 国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研究现状
与国内学者注重从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二者的结合中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起源，分析其内涵、外延、实质、表征、意义等相比，国外学者很少专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概念的界定和分析，更侧重于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形象、中国做法、中国制度、中国方案等角度来探讨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认知，而且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特在哪里”，并由此得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的判断。目前国外国学者对“特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英国的哈钦斯、俄罗斯的季塔连科、新加坡的郑永年等学者为代表，他们是在肯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的。另一类则以美国的黄亚生、英国的彼得·诺兰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在对中国的“特色”“特征”“特殊”“特点”等的探讨中质疑乃至否定中国的社会性质，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威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观点。具体而言，国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观点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认为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模式的显著特色。如日本学者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改革最显著的特征是实验性的实用主义。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共在领导中国建设过程中，已经经历了“转型”“巩固”时期，现在步入了“适应”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标识是：意识形态上坚持实用主义的取向，经济上坚持发展市场经济，政治上致力于为人民谋福利。中共目标实际上就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65]此外，法国学者罗兰·列夫在《中国活力的秘密武器》中也认为，中国目前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混合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 ‘现代化’的新颖形式和反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变种，但只要行得通，照样可以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国的特色。”[66]
第二，认为中国有着特殊的体制和文化。美国学者洪朝辉认为，中国道路“不以现有的经典理论为指标，不以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完全是依据中国近30年的各种发展现实为实证分析的基点，价值中立地分析中国的客观现实对世界常识的挑战和对经典理论的证伪。”[67]他指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既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难以归类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权力资本经济，因为这种经济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因而是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杂交体。
第三，认为渐进性是中国改革的特点。俄罗斯学者杰柳辛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在改革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次革命，渐进性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展现出来的显著特点之一。他还指出，关于中国现行的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的争论实际上并没有意义。只要中国的改革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中国社会得到快速的发展，那么，这个古老而独特的国家挂什么招牌并不重要。[68]
第四，认为中国有许多特色。英国学者格雷厄姆·哈钦斯提出，中国的特色包括很多方面，如人口数量众多、国土疆域辽阔、物产也十分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等。基于这种状况，中国不可能照抄照搬别国的道路和模式，中国只能走适合自己情况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在苏东其他国家都放弃社会主义之后还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69]
第五，将中国形象解读为“淡色中国”。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将“中国形象”明确而有趣地解读为“淡色”。他提出，“淡”这一个字，将“水”与“火”两个字结合在一起，使两种对立的东西和谐融为一体，而和谐正是中国社会目前想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他认为，“淡色中国”意味着中国是一块白板，其中融合“水”与“火”，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这一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70]
第六，将中国解读为后社会主义。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后社会主义”，并指出：“后社会主义”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是指利用资本主义而又力图克服其弊端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
第七，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提出，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特殊就是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中国学者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种观点承认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认为其演进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决定。他指出，由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就是发展生产力。但他同时也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的存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主义”的成分。[71]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认为，中共思想史就是探索中国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共历史上的各种斗争，都可以归到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理论工作的中心课题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的问题”,“中共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就是在这种探索中形成的。东方国家革命进程的独特性，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发展过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东方国家的现代史表明，“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作出科学的理解，就不可能得出与东方国家社会进程完全相符的写照。”[72]
第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专政。西方有媒体指出：中国经济要想真正发展，只有采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目前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专制加经济发展”。新加坡的一个学者则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就是其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的特殊结合；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化”[73]。
第九，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还存在重大缺陷。2009年3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在30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过程中，以其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为依据，成功地论证了走自己的路的正确性。但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让人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综上可知，国外学者因其各自的文化背景、学术资源、价值取向等不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解读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其中虽然不乏客观的、可资借鉴的认识，但也有不少偏见、成见，甚至是恶意的攻击和诋毁。如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避而不谈，要么将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中剔除出去，要么将之歪曲为资本主义。一般而言，国外一些学者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成功背后的原因，但基于冷战思维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评判标准，往往使他们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尽管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认识五花八门，但对于我们活跃理论思维，深化对“特色”的认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对于我们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来说是一面有益的镜子。如果我们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之与国内研究相结合，走一条综合创新之路，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话语体系，创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对外宣传方式，这对于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无疑也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