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儒学之主旨在教化。此教化以人的德性人格与社会伦理之动态互成为特征，其中实涵蕴儒家“内圣外王”之价值追求，希望人之精神生命向上超拔以达致“立人极”“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之人格境界，向外展开为社会政治层面“兼济天下”乃至“参赞化育”的事功。历史上，儒家用以行其教化的重要方式是礼乐，因此，对作为教化之根本方式的礼乐系统之建构，一直是历代儒者理论探索和躬行实践的重要方向。
儒家之所以将礼乐作为教化的根本方式，乃因为一文化的教化理念，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仪式、习俗之中，方能对人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并由此培育价值认同，养成德性。礼乐是中国人最古老、最根本的生活样式，儒家在承袭其仪轨的同时，又对之予以提升和转化。在此之前，礼乐文化之精神价值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其中蕴含的对人类生活之真切理解与合理规划未能充分彰显，反而容易被现实中各类特殊的政治需求或流俗观念所扭曲。譬如被现代学术界普遍视为“礼乐文化”之标准形态的盛周礼乐，便因其与周代制度的密合而呈现为一种宗法封建形态，这又几乎成为后世对礼乐之特性和精神的标准定位。实则礼乐作为一种生活样式，并非起源于周朝，亦未随周衰而亡失，足见礼乐与周制之关系乃是历史性的，而非本质性的。儒家言礼制虽主要以周礼为基本参照，但并不如流俗所言，意在倡导复归于历史性的周礼。因儒者所言周礼，本身已经是以德性的回复为进路的价值重建后的理想化之“周礼”，此其一。自孔子开始，儒家就注意到并强调礼乃是在“因”和“损益”中变化着的历史性存在，认为礼乐之重构必须因时制宜，从不固执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性制度、仪轨，此其二。儒家并不试图在民众现有礼乐生活方式之外刻意人为建构一个新的仪轨体系，而主张即此现存之礼乐系统而对其进行精神价值的点化和提升，同时又强调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对礼乐系统进行必要的改变甚至重建。更重要的是，儒家在对“礼坏乐崩”的反思中，通过“礼之本”的追问和“达礼乐之原”的思想努力，给予礼乐以形上的理论支持，揭示出礼乐的精神价值内蕴，即其作为一种“达天道而顺人情”的生活样式所包含的人性理解和终极关切。对礼乐的释义行动构成早期儒家哲学最基本的理论生长点。
先秦儒家的礼乐释义文献，最初以礼之“记”的形式被收藏、记录，《礼记》之编选，即以此类文献为中心。“三礼”主题各有侧重，《礼记》正以阐释礼乐之精神价值和政教意义为其特征。特别是其中大量的礼仪释义文献，与《仪礼》相关内容形成明确的“仪”“义”对应关系，故朱子以为《仪礼》是“经”而《礼记》是“传”。而《礼记》地位在历史上不断提升，不但获得“经”的地位，其实际影响也超过《仪礼》《周礼》。之所以如此，实因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势变迁，众多古老的制度、仪式必将渐趋消亡或变得不合时宜，唯有超越于特定时空而具有一贯性的礼之义才是礼乐系统得以重构并获得持久生命力的根本所系，如《礼记·郊特牲》所言：“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在社会生活发生根本改变之际，通过阐明礼义而重整礼乐，使之能够应对生活变化并再度为教养—教化生活奠基，便显得十分必要。就此而言，《礼记》研究在礼学和经学领域实具有更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近代以来学界对《礼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学和历史学领域，鲜少针对其思想内容进行系统的哲理研讨，这与其礼乐释义理论主题颇不相称。之所以如此，乃因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对“哲学”之内涵与研究方式的理解本质上被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所笼罩，致使儒家礼乐释义理论根本无法找到自己在一种西式“哲学体系”中的研究定位。《礼记》在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中变得支离破碎，被分割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与礼乐作为一种生活样式本具的整体性、弥散性和浑融性实相矛盾。儒家礼乐释义理论乃建基于对人类生活之“通”性本质的把握之上，基于分析式学科定位的“哲学”研究恰恰遮蔽了“通”达这一整体性精神的道路，这也是近代以来学者们对如何界定“礼”或“礼乐”深感困惑的原因所在。一些学者提倡回归传统的礼学和经学研究模式，对《礼记》和儒家礼乐释义理论研究而言，的确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进路。
经学在20世纪曾遭到否定，认为其不具备“科学”性，且内含对思想“权威”的“屈从”。今天看来，用以否定经学的“科学”性研究诉求，实源于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认同，也是对西方学术传统缺乏深入了解的表现。至于所谓经学的“权威”观念，则须稍作分疏。历史地看，经学之发生、延续与演变，与中国历史上经典系统的建构和传衍相关。从经典系统的发展看，由“六经”系统的确立，到“四书五经”以及“十三经”系统的定型，中间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与之相应，经学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发展、衍化着的思想系统。“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整个中国思想和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经典诠释史。”[1]经典诠释的历史包含了经典系统的重建和经典意义系统的重建两个方面。《礼记》由传记之书而升格为礼经正典，即是经典系统重建的典型例子；据经典诠释以形成一时代的思想视域，并赋予经典以新的思想史意义，则为经典意义系统的重建。“儒学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当代性的形态，表现为一种历史性和当代性的统一。一时代学术的重心，乃在于其面对经典，继承传统，因任现实的思想性创造。”[2]
民国以降，学者盛言经学终结。然经学之衰，实非中华文化之福。盖中国虽非本无宗教，社会教化亦非全赖经学，然经典教育在中国社会中仍起着关键的维系世道人心的作用。经学之经，乃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神圣经典”，或更准确地说是“圣典”。此处所言“神圣”，是在中国传统语境和观念系统中的“神圣”，而非西方语境中纯然宗教性的“神圣”。在儒家看来，经之为经，乃因为其体现圣人之道，而所谓圣人之道，不过是一个“常道”，此常道并非某一神灵本于其“自由意志”所创而对人颁布的神圣“律法”，更非少数人奋其私智而设，而是古初圣贤基于“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努力而达成的对天道自然秩序和人之性情的体察与理解。因此，古人之尊经，并非以经典为绝对权威而不敢稍持异议，此绝非中国经学传统之真貌。对古人而言，经固为传道之书，为古圣贤垂世立教之作，然道不赖经而存，经亦不能尽道，因而经典权威并非绝对，经中文字亦可怀疑，经中义理亦可辩驳。尊经者，非尊经典之文字，非尊经典之具体论断，而尊经典之根本精神之谓。此根本精神既超越古今而一以贯之，又不泥故常而与日倶新。
经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压制思想的独立和创造，中国古典学问体系中经学与子学并行，即其明证。然若无经典教育和经学（或曰“经典诠释”）以涵养社会的整体性价值本原，而一任“天下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则不足以维持文化共同体之存续。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和经学绝非本出于儒家，亦非为儒家所私有，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共通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上文所谓常道——的体现。换言之，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之主流，正因为其所传述者乃一常道，而非一家之言。将儒学仅仅视为一家之言，是对儒学之根本精神缺乏了解的表现。
今日经学研究所应具之对经典义理的确信，乃在于对中华文化根本精神价值原理的体认与认同，同时也是对人类生活之“常道”的理解和确信。经典文本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对一民族的精神气质、价值信念和思想学术都有强大的形塑效应。一时代之思想文化形势亦影响经典诠释思路，转变诠释重点和诠释方法，并赋予经典以新的时代精神内涵。向经学诠释的回归，并非意在回归某种“权威主义”，而是作为中华文化复兴前提的价值体系之重建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现代中国的思想创造方能获得来自我们历史文化本原处的活水源头，只有复归于“自我”而达到“自主”，方能通向“自由”和“创造”。
张树业博士《德性、政治、与礼乐教化——〈礼记〉礼乐释义研究》一书对《礼记》的研究，正显示出一种回归传统经学诠释方式的努力。作者并未基于现代学术分科体系而预设某种理论框架和思想方法，将《礼记》拆解为散碎的“原始材料”并予取予求地进行重组，而是最大程度地保留《礼记》诸礼乐释义文献之文本独立性与完整性，努力按古人理解自身的方式诠释经典，强调依循经典文献本身篇章结构和语脉思理的指引，探析其独具匠心的谋篇布局、文体、修辞与义理宗旨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做既合乎《礼记》本身的文献特质，更有助于凸显经典文本内涵的独特问题意识和致思路向。
该书将《礼记》礼乐释义文献分为礼乐综论、礼仪释义专论和乐论三大类，其第三、四、五章细致疏解《礼记》礼乐综论文献，并将儒家礼乐释义理论之要旨概括为本原天人、协调文质、崇尚中和三点，指出儒家礼乐政教传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乃是“教化政治”，即以礼乐教化为基础的无为政治。第七、八章考察《礼记》之礼仪释义专论，探究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的象征意义、价值内蕴和教化功能，由此推阐儒家的婚姻、家庭观念与社会、政治理想。着重发挥儒家礼仪释义中情为礼本之旨，对丧礼之哀、祭礼之“齐”与敬进行抽丝剥茧般的细致阐释与辨析，颇能有所发明。第九章专论《乐记》。乐是儒家政教理想实现的根本途径，又是儒家德性人格和精神境界之最高成就形态的象征。作者详细考察了《礼记》所言乐之本原与特质、乐教之内容与方法，着力分析作为儒家成德之象征的“乐境”。对《乐记》之礼乐通论，则着重探析其本于天人一体视野的礼乐政教理想。全书由此勾勒出儒家礼乐释义理论的完整图景。
该书继承传统经学诠释模式，将章句、义疏等解经体裁融会贯通，在分析章句、疏解经文中阐发义理，哲理探研与文本解析深入贴合。同时，充分参考历代《礼记》注疏文献，化用传统集注之法，对汉唐儒之经传注疏、宋明儒之义理发挥、清人之朴学考据及今人研究成果多有采摭、辨正，展现了作者深厚的经学工夫。
如前文所言，回归传统经学诠释模式的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以此方式深入经典的精神世界，领会经典之义理宗旨，并针对各类现实问题予以切实的理论回应，展现经典之“常道”所应有的当下思想活力，也使经典思想获得新的具有时代特性的理论形态。该书在疏解《礼记》文本，阐释其思想主旨的同时，也力求本之儒家哲学精神和经典理论视野，对当代社会的一些思想和文化课题进行反思，特别针对诸多长期广泛流行的对儒家思想和礼乐文化传统之批评与质疑，给予学理辨析和理论回应。这些努力虽未必成熟，然实构成恢复经典面对现实之思想活力的一个尝试，显示经典诠释中经典义理系统自我更新的一种可能性。
张树业君2006年跟我攻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选择《礼记》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博士毕业论文偏重在《礼记》之礼义学的研究。树业君200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旋任教于河南师范大学，转眼已历十载。十年间，树业君一直究心于《礼记》学的研究，由《礼记》礼义学进一步拓展到礼乐学的研究，其间，又发表相关论文多篇，本书即是由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增补充实和深化而成。树业君为人诚悫笃实，勤学好思，祝愿他在《礼记》学及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李景林
己亥仲秋序于北师大励耘九楼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