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宋时士人阶层的基本成型

宋代科举产生的这一批士人群体，在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变化是从唐代开始，经过北宋的发育，到南宋才发展成型。由于科举制度，统治阶层主要来自读书应举的士人阶层，而士人阶层是一个开放性的群体，任何读书人，无论出于何种背景，都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这使得士人的来源增加，造成其群体性质的转变，不再有一种固定的社会阶层出身，也未必能达到同样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的共同性是来自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换言之，“因为‘仕’的价值以及入仕管道的开放性，使士人群体越来越庞大，并且因为来自不同出身背景，其所具有的共同生活模式与文化基础遂成为最关键的性质，而形成南宋一个独立的士人阶层”[148]。

（一）南宋士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及士人阶层形成方式的趋同性

南宋时人对士人的身份认同趋于一致，并且对士人内在修养有比较高的要求。其主流趋向而言，他们评价人物注重气节学问，仕途的沉浮并不构成人们相互交往中的重大障碍。曾经科举成功、仕途得意而归乡者，通常是地方士人圈的核心人物；而仕途偃蹇，或科举不第者，亦可能凭借其德行学识而闻达于一方。换言之，当时生活在地方的士人们，在“择群”时所看重的，不在于对方以往或目前的仕宦身份以及一时的“穷达”，而比较注重其本人的文化背景。[149]时人李峻说：

人秀于凡人谓之士，士之名甚贵，责亦甚大也。国家宾兴设科目以网罗之，为其人能讲明五帝三王之道、孔孟颜曾之学，异时端弁搢笏与天子论道经邦，必曰斯人而后可。[150]

王十朋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的状元，论其最终成就之显赫，虽然不像是一般士人之境遇，但他中第之年已46岁，先前屡举不第的经历，实即是宋代士人家庭崛起的一种常见典型。他在自己的文集中留下了关于自己较为丰富的资料，故可借此先勾勒出一种士人生活模式及心态的大致模样。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温州乐清人。至其父辅始业儒，但未出仕。十朋与弟梦龄、昌龄是家中读书的第二代，兄弟应举之途都不平顺。王十朋曾于乡里私塾从学于乡先生潘翼，后入县学。绍兴十年秋下第。十三年秋，32岁，开家塾教授生徒。十五年冬罢会，十六年春，35岁，初入太学，后归家，继续授徒，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屡次省试应举皆下第，直至二十七年46岁时方由太学舍选中状元。[151]从王十朋的生命历程，可以探讨几项士人生活中常见的要素，并了解士人生活的发展流程。首先，由于父亲已经业儒，所以王十朋兄弟三人都秉承义方之训，继续读书为士，期能以禄代耕。家族逐渐建立儒业传统的过程，往往要经历数代的时间。再举一例，如婺州永康林氏：

君姓林氏，讳崧，字更材，婺之永康人。……初，君祖父浚、父思聪，自田闾间积勤服业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学，以无忘先世之绪而开其来者，自是子弟始一于学矣。然君犹以为艰难之易失也，迄晚岁，不自侈大。……独至于为其子问学之费无所靳。[152]

林氏的起家就是从农村开始，到林崧这代依然“且耕且读”，“耕读”结合。南宋著名的鄱阳洪氏的转变，更是众多士人家族经历的一个缩影。当唐末乱世，人们避乱而深隐；北宋承平以后，大家便竞相应科举，仕于朝，光耀门楣。南宋汪藻说：前期依险而居者，“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童仆，以诗书训子弟……室庐相望为闻家，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无世无之”[153]。洪氏经营家业，农商相兼，富裕之后，即以子弟不文为咎，不学为辱。洪皓曾祖父洪士良自身“种德重义，以气节闻”，可是儿子早逝，孙子尚幼，故“慨然思所以成立计，即挈诸城中，访先生之贤，力教之。因占籍鄱阳”[154]。洪士良在“振起门户”的竞争中走了三大步：第一步，从山区农耕生活中走出来，经营岩前—乐平—饶州之间的货物贸易；第二步，谋得港地基，建立仓房居室，由山区农户变成了商贸富家；第三步，携孙入城读书，并“占籍鄱阳”，有了鄱阳城里的户籍。紧接着“访先生之贤，力教之”，就是出高价，请名师，教其孙子读书。所以，其孙洪彦升考中进士，终于由民户上升为官绅。洪氏实践的途径，有其特殊性，而其要旨，则是富而重教，具有普遍性。[155]

廖寅先生曾对科举制下富族向士族的转化有精彩的阐述，转引如下：

宋代的科举考试看似公平，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考试，也都有机会中举，但实际上仍是富族和士族的游戏。一个人从事举业，意味着失去一个劳动力，同时需要买书，上学，或者聘请老师，甚至游学于名士门下，只有富有的家庭才能承担如此多的负担。况且，即使自己有足够的文化修养，也需要融入士人社会。对富族来说，融入士人社会的资源就是财富，所以，为向士族转化，富族往往倾其所有以结交士人，结果是，尽管成功地转化为士族，而家族财产也消耗殆尽。很多富族转为士族后，不再重视产业经营，加之在士人社会中的巨大投入，遂成为贫穷的士族。不过，这样的士族虽然在经济上是穷人，但社会总资源仍属富有，他们的学识、声望、社会网络、婚姻关系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是家族继续发展的基础。财富是富族与士族之间的润滑剂，贫穷的士族，其社会资源总在不断地消退之中，因而很难持续发展，只有那些富有的士族，才会成为真正的世家。宋代两湖地区很少有真正的世家，很多富族转为士族后，遂成为贫穷的士族，有的成功的士族迁居外地，也失去了稳固的经济基础，无法持续发展。[156]

是故从事科举事业，或维持士人身份，必须有一定物质基础，否则士人身份将不能保持，家族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157]王十朋家有先业田二顷，作为支持其家生事的基础，也是求举不成最后的依靠。因兄弟三人皆业儒，其季昌龄遂且耕且读，照料农事：

吾家之西北原有田二顷，盖先业也，吾季弟昌龄日课农事于其间。……子少蒙义方之教，将以禄代耕，一战贤关。争违其愿，惧事亲日短而三釜之不逮也。退归于家，躬水菽之养以代之。子以二兄日从事乎黄卷，不知稼穑之艰难，惧田园将芜，百指不能以自活也。遂和渊明之诗，赋劝农之章，躬垄亩之劳以代之。……然子于耕稼之余，手不废卷。[158]

从这种家庭的儒业传统，可以了解家庭是这个社会士人应举的根基。也就是说，许多人自幼开始读书，加入应举的行列，而成为士人群体中的一员，是由于家庭的因素。整个读书应举的过程，常常也需要家庭整体的配合与支持。家庭建立儒业传统，是受到科举价值的影响，而科举社会，正是由这些家庭作为基层所组成。王十朋兄弟因为家庭的环境而自幼习举，但棘闱不利，长期过着不得志的生活，而不免产生“家世衣冠误袭儒”的感叹。“袭”字显示科举社会价值取向下，使一个“个人”自然加入士人行列的风气，即家庭儒业传统的作用。而“误”字则反映出，士人在不得志时对“士人”生命的反省，以及因而产生的自觉意识。这虽然只是一时的感慨，但这种感慨却是意识到士人与其他生命的不同，而区隔出一个士人阶层。也就是说，具有“儒”的身份可能是受到社会价值、家庭因素的影响，但个人的生命却因此与众不同，开始了士人阶层的生活模式。[159]

宋代实现了科举制的制度化，作为一种成熟的“社会机制”，使社会长期保持有一部分人以读书应举为主要生命目标和生活模式，即所谓“儒业”，这部分人被称为“儒”或“士人”。读书为“士”成为这部分人的职业，“士”也成为与“农、工、商、佛、道”相并列的身份。

但同时士人阶层又是流动的，一个士人家庭除非自身努力维持读书的传统，否则也很容易丧失士人身份的。杨万里就曾感慨道：“予观乡里士大夫之家，盖有儒其躬，而农其子者矣；盖有儒其子，而农其孙者矣；盖有儒其躬，儒其子，儒其孙，而农其曾孙者矣。”[160]

（二）南宋地方士人的分层及其对地方的关注

读书为士人，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一举科举及第，或是努力多年，最终及第，如王十朋；另一个是一无所获，这部分人占士人中的绝大部分。北宋时，士人阶层来源广泛，但读书应举大多都是相同的目的。上述南宋录取名额有限，真正能够及第的士人少之又少，还有一部分通过州级和路级考试的士人尚能够拥有“乡贡进士”自傲于乡里。[161]落第士人往往困顿场屋多年无法及第，成为场屋之老人。黄文雷《临行》自述：“身是江湖老秀才。”胡仲弓“赴试不售，浪迹数年，终赛遇合”[162]，其《宫怨》中云：“一言曾忤君王意，闭在长门十五年。”抒尽心中无数的被科举、被统治者拒绝的悲哀。罗与之“端平间累举不第，遂归隐”[163]，他干脆“抛却银袍制菱荷，春风一曲紫芝歌。古来至宝多横道，何事荆山泣卞和”[164]，以诗歌来发泄自己空有才能无法发挥的满腔愤怒，他的归隐其实是时代强加给他的迫不得已。而众多下第士人，羞于回乡，流落异乡，以待再次考试，生活贫困潦倒，令人神伤。[165]

有些士人即使反复多年勉强及一第，也是受尽了科举的折磨，在中举之时反毫无欣喜之感，他们也是科举之途壅塞的受害人。吕祖谦对此曾经慨叹道：“呜呼！士方少时，心壮力强，谓天下事直差易耳。年运而往，更涉险难，仅得一官，欣然俯首就之，姑以少偿其铅椠之劳，曾不得须臾以死。”[166]

对于少数幸运者而言，无论及第时年老或是青壮年，及第仕宦都是生命第二个阶段的开始。身份虽然转变，但宋代官位有限，每年及第的人数又众多，源源不断的进士除了少数官位显赫外，绝大多数可能只是在任时间不长的小官。加上待阙的时间延长，再有丁忧居丧、奉祠、贬斥、辞官等因素，使宋代官员“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167]。在居闲之时，这些“士大夫”与士人生活的差异并不大。可能同样维持着读书的习惯，虽然没有应科举的压力；同样访友论道，以及从事士人的文化的活动；同样因为经济的需要和个人的志趣，进行教学的活动。所以当士大夫没有差遣的时候，实际上回到了士人的生活状态。多数士人仍以知识谋生，如被延聘在书塾、书院教学，或担任启蒙工作的乡先生等。像苏州人龚明之以授徒为业，同时致力举业，为期30余年，到80多岁才得以特恩授官。[168]四明袁氏中的袁章、袁方、袁槱也是在大半辈子中一面教书，一面准备考试。袁章50岁才中进士，袁槱则56岁才举特奏名进士。[169]知识成为士人的谋生工具，各有专业发展，但在科举社会中“士人”所从事的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儒业，这样的身份，使他们可以突破职业樊篱与官民的界限，出入县衙。由于学识相当、求学背景相同的同乡、同学交游结社，相互来往，在基层社会自然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优势群体。

在众多举子竞争中，只有少数资质优异、努力不懈或幸运者，才能中举入仕，成为官员。在宋代重视文官的政治传统中，进士出身除了可望晋升高位外，也获得社会的尊崇。不过，由于官多职少，要谋求高位，也要面临许多竞争与挑战。大多数的官员只能随宦海浮沉，或在地方担任基层的亲民官、州县学教授等职，久居下僚。有的官员在此时急流勇退，回到乡里从事教学及启迪后学的工作。像开启四明学风的楼郁，中进士后在家乡教书三十多年[170]；苏州士人朱长文中进士后，以疾不仕，回到家乡从事教学，并与同时退居苏州的士人崇大年、卢革、徐积等，一起推动地方文化活动。[171]两宋之际江西吉州士人王庭珪，及南宋中期金坛人刘宰，也都只短暂任地方官，即因与当道不合，退隐回乡，从事乡里教化与救济活动。[172]

即使是出任高官的士人，晚年也回到乡里。在官场的激烈竞争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或才能卓越，或因缘际会，才得以平步青云，获致高位；即使如此，这些官员也会遇上待阙、丁忧、贬斥，甚至自愿辞官或年老致仕，而要回归乡里。从元祐起，士人因政见不同，相互攻讦，掀起激烈党争，官员或斥或用，变易无常，士大夫难以久居高位，被贬或居乡，成为常例。南宋以来，先是和战形势丕变，主政者更迭不已，等到秦桧主和专权，大肆排斥异己，异议者相继被贬或罢归乡里，像张浚、赵鼎被贬，受到牵连而贬谪归乡的官员为数颇多。孝宗即位后，独断朝政，宰职难得久任，旋即外放或罢归。可以说从北宋晚期到南宋中叶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政局变动频繁，官员除极少数人外，难以长期秉政。况且南宋以来，官多阙少的问题愈益严重，待阙的官员愈来愈多，而且年限更为延长，使得高官或名宦赋闲在家的现象相当普遍。南宋史浩即说“贤大夫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173]。像史浩、汪大猷、楼钥、朱熹、吕祖谦、袁燮等名臣，都曾长期乡居。退出朝政，虽不免难伸壮志，但他们拥有高官、名士的威望，在家乡仍是地方上领袖一方的耆老，主导或推动地方事务；而且乡贤的身份与仕宦的经验，既是朝廷了解吏治、掌握舆情的重要管道，也是地方官征询政务的重要对象。这样的身份，使他们在乡里，仍然能拥有一言九鼎的分量。[174]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制下地方上士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分层。第一是科举及第后没有差遣的官员，即上述丁忧居家、奉祠里居，或者待阙乡里者。这部分人有官的身份和差遣经历，但却过着地方士人的生活。第二是参与官府的赈济活动，或是门荫而授予的低级文武散官。这部分人因此也有官的身份，但却没有差遣的经历，而且多数不能参加官员的磨勘。[175]第三是参加过路级和州级科举选拔，没有突出重围者，但却已经向成功迈进了第一步，因此这部分人在地方也很有威望。第四是连州级科举选拔也没有通过的人，这部分人连落第者也称不上，仅能称得上“业进士”，或是“进士”。这部分人还会出现分化，或者放弃科举改投他业，或者落魄度日，但却因为读书识字而无法被社会忽视。州县学的学生并不一定属于第三层次，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以科举为目的的。我们还可以把这四个阶层的地方士人归为两大阶层：上层是第一、第二个阶层，下层是第三、第四个阶层。是否科举及第或者有官的身份是上层的标志。[176]

总的来看，乡居的官员或在乡谋生的士人，都是地方的精英群体。邓小南先生认为“他们对于自身身份的共识，主要建立在文化（包括道德）修养的基础之上，是否已经通过了科举、是否曾经入仕，并不构成人们相互交往中的重大障碍。换言之，当时生活在地方的士人们，在‘择群’时所看重的，主要不在于对方以往或目前的仕宦身份，不在于一时的‘穷达’，而更注重其本人的文化背景”[177]。他们虽然在科举上际遇不同，在仕途上荣枯有别，但对乡里的共同关怀，使他们彼此联系，互相援引，而且习于以乡里事务为话题。于是，他们或以个人或借群体的力量，从事慈善救济、公共建设，推动公益活动或排纷解难，成为乡里长者。[178]其中像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社会救助活动，不仅由士人出面组织，而且有规章与制度性的管理，以及长期的运作，形成地域性的互助团体，他们扮演着稳定社会秩序的正面角色。[179]这种经由士人间的合作所形成的地方意识，超越个人与家族，其所发挥济世理念的群体意识，正是南宋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