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特征
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具有承载性、中介性、可控性、目的性、阶级性等一般载体的普遍性特征。基于文化的特性，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呈现出“三个有机统一”的个性化特征。
（一）意识形态性与审美形象性的有机统一
约翰·B.汤普森把意识形态总结为“服务于权力的意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0]，具有相同的意思表征。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产生于统治阶级用于培育公民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而巩固阶级统治、维护国家政权的理性需求；发展于权力所有者与时俱进地补充、包装、美化与推介；其承载着价值鲜明的教育目的、内容、任务、原则等信息，其发展方向、作用形式、典型样式、选择应用等由统治阶级主导、轨制，服从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彰显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同时呈现出审美形象性特征。社会实践充分表明丰富多样的文化载体样式如文艺、节日、仪式、建筑场馆、模范人物等具有生动形象性、强烈的情境代入功能与教育的潜移默化性，能够在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感化人、教育人，助推意识形态教育的顺利开展。有力地印证了英国文化学者丹尼·卡瓦拉罗的观点，即“美感并不完全抵制或逃离意识形态，相反，而是巧妙地表达和体现它”[21]，“艺术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能使那些隐藏的意识形态被知悉”[22]。文化艺术的特点契合了大众厌恶强制灌输的认知方式与喜好生动形象的审美旨趣，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抽象概念向具体形象转变提供了隐形动力与通感氛围，增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实效性。总之，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是内在深层的意识形态性与外在表层的审美形象性的有机统一。
（二）稳定性与发展性的有机统一
文化作为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人群经过长期生产实践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念、生活样式，对内具有超强的凝聚力、吸引力甚至征服力，即涂尔干所指称的具有连接与约束作用的文化“凝聚性结构”，是人们自觉或下意识遵从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无论是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为典型样式的“自在的文化”，还是以集中在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领域为代表的“自觉的文化”，都构成了人们的存在方式与活动图景，皆呈现出超级稳定性结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依托文化产生发展，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传承性。特定社会某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地改变、摧毁，优秀文化载体的基本内核会跟随时代变迁而世代传承，呈现出经久不衰的稳定特质。文化的稳定性并不否认其创造性与超越性，文化是对自然、本能、已有存在物的不断超越，是人类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断跃迁，即文化表征着人的自由发展性。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伴随文化流变不断呈现出变化发展之态势。不同性质国家、不同区域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与实效性，必然要求其文化载体的与时俱进。即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立足时代发展，根据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与人们接收信息方式的转变，以及国际国内的现实境况而不断进行与之高度契合的调整发展。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负载内容、具体样式、作用形式等的新变化，都是其发展创新品质的鲜明体现。总之，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是持久稳定性与动态发展性的有机统一。
（三）区域性与共通性的有机统一
文化作为“一种由特定的社会群体创造的想象和意义的集合”[23]，包含着浩瀚繁杂且深具象征意义的文化景观与文化符码，造就了文化的广袤性、多义性与精彩性，由此决定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文化样式、文化意义、文化外延等的多元化归根结底源于世界民族国家的地域区隔，即文化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区域性造就了其有别于其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标识，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目标任务的确立、思想内容的承载、素材样式的选择等与特定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模式、时代文化高度契合，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符合民众思维方式的丰富资源与素材，爱国主义教育的民族性、针对性显著提升，公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建构加速推进。“不同的民族文化尽管千差万别，但又总是包含着某些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认识、理解以及价值追求，因而具有共通性”[24]，即文化是民族地域性与世界共通性的辩证统一。爱国是世界各主权国家的共同价值追求，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利用文化建设开展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公民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世界普适性。不同国家、地区确立建构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其内在价值属性、承载的价值内容、树立的价值目标等大相径庭，但它们在价值追求、功能特征、典型样式、发生机制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甚至一致性，这为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共通、共识、共谋的文化根基。总之，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是民族区域性与世界共通性的有机统一。
[1] 陆扬：《文化定义辨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 [英]麦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和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0页。
[3] [英]B.K.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4] [奥]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郭镇之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5] 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53页。
[7] 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3页。
[8]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学灯》1922年12月9日。
[9]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0]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8页。
[11]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
[12] 习近平：《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第1版。
[13]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1页。
[14] 何洪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界定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42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页。
[18] 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和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9]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21] [英]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22] [英]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23] [奥]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郭镇之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24] 丰子义：《价值观建设需警惕两种“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