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词学文献东传日本的途径

张伯伟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将清代诗话东传之途径概括为采购、输入、翻刻和馈赠四途。[26]可以说，这四种途径不仅是清代诗话，也是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主要途径。中国词学文献的东传，既依赖这四种主要途径，也存在其他的方式。

一 采购

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入唐、入宋的僧侣就已经留下采购书籍的先例，特别是“以国费入唐的留学僧们，负有携回书籍等文物的义务”[27]。如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留学的吉备真备，在回日本时，携带了不少书籍。他们在入唐之前，可能就已经负有采购书籍的使命。但是长期以来，佛典、医典以及儒学书籍才是采购的重点。在中国，词为小道之说由来已久，在中国尚且难以得到重视的词，留学僧侣要奉命采购词集的可能性也不大。即使京都普门院的开祖圣一国师在1240年从南宋带回了《注坡词》《东坡长短句》两种词集，也只能说是出于偶然，很难说是一种有预见的采购。

由于日本江户幕府时期实行锁国政策，日本人不允许走出国门，在外日本人归国也受到限制，能到中国采购书籍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但是锁国令之下的日本，仍然以儒学为中心，有中国典籍的需求，这就使得当时准许唐船停靠的长崎成为书籍贸易的聚散地。作为当时书籍贸易的记录资料而留存下来的诸多书目中，能够看出江户时代无论是幕府官员，还是私人书店，都有向到长崎从事贸易的商人订购书籍的记录。如以《唐本目录》为例，“该目录由唐本屋田中清兵卫所作，其目的无以得知，或用于接受水户德川家的图书订购，或是因水户藩方面的需要而作”[28]。从此书可以得知在江户时代享有盛誉的书店唐本屋清兵卫就是御用书籍供应商，其从事书籍采购的历史十分悠久，[29]而其书籍的主要来源，就是通过来长崎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订购的，这可以从当时留存下来的贸易书籍目录中看到唐本屋的订购记录。[30]

但是，仍然很难从江户时期的书籍贸易书目中找到采购词学文献的记录，在各类采购书籍当中，也只查到享和三年（1803）御用书籍采购中有《读画斋丛书》，以及书店采购中有《知不足斋丛书》：此两种丛书中收录有词集。因此可以说，在江户时代以前，中国词学文献东传的采购一途是聊胜于无的。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一方面由于西学在日本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旧籍的价格大跌，传入日本的汉籍并没有出现像江户时期需要竞价购买的热潮。不仅如此，到日本访书购书的中国人也日渐增多。另一方面，许多专门的汉学家陆续到中国访书、采购，这一时期个人（包括受公私藏书机构委托的个人）采购成为汉籍东传的重要途径。

明治维新以来，来华日本人数量庞大，已难以确考其数，而其中有不少汉学家、书商到中国采购书籍，如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31]这里以仓石武四郎《述学斋日记》为例，一窥其在中国留学时采购之词学文献：

1.19潘曾莹《鹦鹉帘栊词钞》；

2.1谭献《复堂诗词》，庄棫《蒿庵诗词》，夏宝晋《笛椽词》，深莲生《香草溪词》；

2.7朱古微校《草窗词》，曹楙坚《昙云阁词钞》；

2.2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3.17査为仁、厉鹗《绝妙好词笺》；

3.24周邦彦《清真词》；

3.27郑文焯《苕雅馀集》、《绝妙好词校录》、《瘦碧词》；

4.6纳兰容若《饮水词》；

4.13黄景仁《悔存词钞》，王鹏运《半塘未定稿》，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王沂孙《花外集》；

4.18顾贞观《弹指词》，杨夔生《真松阁词》，徐本立《词律拾遗》；

4.19项廷纪《忆云词》；

5.5清吟堂本《绝妙好词》；

5.10黄大舆《梅苑》，汪景龙《碧云词》；

5.24柯劭慧《楚水词》；

5.25凌廷堪《燕乐考原》，戈载《宋七家词选》；

5.31《草堂诗余》；

6.20沈振鹭《红树山房词集》，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罗振常《徵声集》，罗庄《初日楼稿》，陈亮《龙洲词》；

8.1《花间集》。[32]

以上仅为仓石武四郎所采购之词学书籍，此外还有不少获赠之书，如从孙人和处得到王敬之《三十六陂渔唱》、在俞家获赠俞陛云《诗词集》等。一个日本国费留学生，在半年左右采购如此之富，难怪连周一良也要感慨“他一个留学生在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买那么多的书”[33]了。这份采购的词学书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仅仅是一个留学生半年之内的采购，词学书籍已十分可观；若加上其余来华采购书籍的学人，其总数一定让人惊叹。二是存在同种书籍的不同版本，如《绝妙好词》，有宛平査氏原刊本《绝妙好词笺》、吴兴朱氏无著庵合刻《绝妙好词校录》[34]、清吟堂本《绝妙好词》等。只有词学学识非常广博的学人才有兴趣、有辨识力收藏同一种书籍的不同版本。

可以说，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大正、昭和以来，采购成为中国词学文献东传日本的主要途径。

二 输入

输入是相对采购而言的，“采购是东人来中国购买书籍，输入则是中国人将书籍带进”。[35]这里的输入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中国人因政治等因素移居日本，文人所携带物品中往往有书籍，这是非商业性质的输入；另一种是指在日中贸易中，商人将中国书籍带往日本售卖的现象。考虑到晚清以来，赴日中国人增多，随身将书籍带往日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倘若回国时又将书籍带回，则不能视之为输入。如王国维在辛亥革命期间，曾带有大量的词曲书籍东渡，但其中大部分都被带回国，部分赠送给罗振玉的词曲书也被带回国内，因此不能称之为输入。虽然部分王氏词曲书最终也确实东传至日本（详见第四章），但那是后来日本人从罗振常蟫隐庐、书肆等处采购而得，如吉川幸次郎就购得王国维旧藏《国朝词雅》，因此王氏词曲书的东传途径，应当归入采购。

遣唐使废止以后，日本与唐、宋、元、明的贸易一直还在延续，但主要依靠民间的商船。但是很不幸，“在这种商业活动中，非常难以把握中国书籍的舶载输入情况。这时与江户时代不同，不仅对外的港口有多处，而且也没有留下什么文书记录”[36]。也许出于上述原因，考察江户时代以前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学者多依据具体的人员交流来探索书籍的东传情况，如严绍璗就将江户以前的书籍东传轨迹分为“以人种交流为自然通道的传播方式”“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播方式”“以禅宗僧侣为主体的传播方式”等三种方式[37]。这三种方式，概括地说，都是以人员往来为主体的，其中若有中国人东渡而带至日本的典籍，这种典籍东传的途径即可视为输入。

日本学人将东渡至日本的中国人称为“渡来人”，学界对“渡来人”已经作了较充分的研究[38]。“渡来人”中的“被虏人”“漂流民”携带典籍的情况想必是非常少的，只有自愿东渡的僧侣或文化人，才可能携带典籍。若细究以这种人员携带方式输入的词学文献，可以举江户早期东渡的心越禅师、魏双侯等人。

心越禅师，俗姓蒋，名兴俦，字心越。其传记可参考斧山迂衲所撰《东皋心越禅师传》[39]、高罗佩《东皋心越禅师传》[40]等。关于心越禅师东渡及所带之物品，岸边成雄云：

至延宝四年（1676）东皋禅师一行终于漂流至萨摩而于正月十三日入港长崎，在当天傍晚心越终得在邀请他赴日的兴福寺住持澄一的寺院解装而安。令人深感不可思议之事为：在多灾多难的乘船东渡之行中，东皋所携来的五张古琴以及多部琴谱竟然完整无缺。[41]

日本江户时代出版有名为《东皋琴谱》 《琴谱》的两种琴谱，两书均称从心越传来，[42]可能即源于东皋所携来的“多部琴谱”。琴谱当中收录有不少五代、宋人以及清人邹祗谟的填词。

晚明仕人魏双侯在明清易代之际避居日本，其子孙皆习明乐，筒井郁所作《君山先生传》云：“明乐所传，凡八调，其器管四、弦三、考击四，其词曲凡二百余。”[43]其后出版的《魏氏乐谱》中，收录填词约有二十阕。

日本幕府在宽永年间（1624—1643）实行锁国令，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受到了极大限制，因此这种“渡来人”携带典籍而来的输入方式逐渐变得罕见，而另一种依靠贸易输入典籍的方式却兴盛起来。

江户时代的日清贸易中，书籍并不占有很大的比例。这里以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第一部第五编《清代对日贸易的贸易品》所载的长崎贸易船四艘贸易品统计，仅有天明八年申三番船积荷货物里有“西湖中景图书，二匣”“图书，九方”的记录[44]，书籍在贸易货物中的比重可谓九牛一毛。但是江户时期到长崎贸易的中国唐船非常频繁，加上锁国中的日本仍然有大量的汉籍需求，这就吸引了商人以书籍作为贸易品而牟利，到明治维新为止，以贸易方式输入的汉籍总量非常大。中国词学文献在东传的汉籍中比重也非常小，但是在清朝盛行的词学典籍也大部分通过此种方式东传至日本。

三 翻刻

日本翻刻中国书籍的历史悠久，翻刻书籍的种类以及数量也庞大。长泽规矩也、长泽孝三编纂有《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45]，其中收录的和刻汉籍总量让人惊叹；沈津、卞东波编著的《日本汉籍图录》著录有1810种日本翻刻的汉籍，数量相当可观[46]。就词学书籍而言，日本翻刻的数量却十分稀少，可查见的仅有“日本翻刻宋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歌词》一卷、《附录》一卷”[47]等少数几种。但是在各种翻刻的典籍中，不乏零散的词学资料存在。如《诗人玉屑》，日本有“正中元年（1324）版”[48]“宽永十六年（1639）田原仁左卫门印本”“正德二年（1712）川胜五郎右卫门、濑尾源兵卫印本”[49]等多种翻刻本，与中国的普通传本相比，日本翻刻本多出卷二十一《中兴词话》，这也许可以视为日本最早的翻刻有词学资料的书籍。

也许是为了作诗或广博知识的需要，日本翻刻有不少东传的韵书、类书，其中暗含的词学资料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乐府群玉》《韵镜》《事林广记》等。这里以清朱琰编《词林合璧》为例，此书日本有“花本鸿（栀园）校、天保九年（1838）序越后花本氏刊本。小四册”。[50]在此书当中，随处可见词句的引入，如“鸭炉”词条，举例句为“毛滂词 ‘凤绣犹重，鸭炉长暖’。”[51]载有填词、词林纪事的其他翻刻本典籍还有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翻刻中国典籍的方法有多种，有些是覆刻本，而有些则是新刻节选本等。以明代吴讷编《文章辨体》及徐师曾《文体明辨》为例，关于此二书的东传，神田喜一郎在论述林家一门的填词时云：

前面举有《郁金香》，这里又有《更漏子》，我读了这些以后，对当时他们虽作填词、但是否掌握了有关填词的知识，则抱有很大的疑问。根据罗山年谱，知道他曾于庆长九年（1604）读过明代吴讷编纂的《文章辨体》，此书的外集中，有以《近代词曲》为题的填词的平仄图谱[52]。我想罗山是不应该看不见的。另外，以《文章辨体》为基础，徐师曾编纂的《文体明辨》等，在罗山的时代也从海上传到日本，于宽文十三年（1673）曾翻刻出版；此书的附录中有《诗余》部，载有详细的词牌平仄图谱。但博洽的林家一门的人们，谁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知识，实在令人难以想象。[53]

吴讷《文章辨体》有天顺八年（1464）刊本，此本内集有50卷，外集5卷。神田喜一郎所言《文章辨体》“外集”，当为外集第五卷的《近代词曲》部分[54]。《文体明辨》日本有宽文十三年（1673）翻刻本，但林罗山（1583—1657）显然不可能依据翻刻本填词，那林罗山是否依据了东传的《文体明辨》填词，可能性也非常小，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体明辨》附录部分“诗余一”至“诗余二十五”，词牌的分类或按音乐，或按天文地理，或按词牌字数，排列非常混乱，不便于参考；二是这一时期日本人的词体观念还不成熟，对词也多停留在欣赏阶段，用于填词的平仄图谱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元禄七年（1694）还有《文体明辨粹抄》的刻本问世[55]，书中虽保留有“诗余”的序论部分，但是“词牌平仄图谱”均被略去。这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文体明辨》在日本较受欢迎，因此一再被翻刻；同时也说明，其中的填词平仄图谱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重视。

还可提及的是，中国刻工的东渡，大大促进了日本刻书业的发展。而其中尤以元明易代之际东渡日本的刻工影响最大。《日工集》应安三年（1370）九月二十三日载：“唐人刮字工陈孟才、陈伯寿二人来。福州南台桥人也。丁未年（1367）七月到岸，大元失国，今皇帝改国为 ‘大明’。”[56]此外福建莆田刻工俞良甫的到来，也促进了日本刻书业的兴盛，可以说日本五山版的发达，与东渡而来的刻工不无关系。

四 馈赠

中日文人间的图书馈赠由来已久，但是词学文献的赠送却要到晚清才出现。原因大概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才出现专门的词学家，热衷于词学的学人才逐渐增多。而中国方面，从常州词派的“尊体”开始，到晚清词学大盛，特别是到20世纪，词学成为显学，词学学科也在二三十年代正式确立。传统的“词为小道”的观念逐步改变，晚清、民国文人有词集专集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的词学交流得以展开，赠送词学文献的现象才时有发生。

前文已略及仓石武四郎在中国留学期间获赠词集的情况。这里再以徐珂赠送日本友人词学文献为例，考察词学文献东传的馈赠一途。

徐珂（1869—1928），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因父恩绶与谭献为故交，故得师事谭献。戊戌政变后归里，辑录整理谭献词论为《复堂词话》。徐珂与日本文人久保天随的交流，神田喜一郎已略论及，提及徐珂为久保天随《秋碧吟庐诗钞》作序。[57]徐珂、久保天随自民国九年（1920）起以书信往来，十四年（1925）会晤于上海，徐珂赠以大量书籍，至十七年（1928）徐珂过世，二人以诗会友，前后论交八年。[58]

1928年徐珂逝世，久保天随在《随鸥集》刊载《天苏阁主长逝》的悼念文章，其中提及徐珂赠书之事：

十四年八月，我游毕山东，从青岛航行至上海，投宿于东和洋行。徐君最先来拜访，更在一酒楼招待我。次日，我参观东亚同文书院，车过宝兴西里，就顺路拜访了先生家。（先生）不仅热情招待我，还向我展示了他收藏的图籍书画，又赠送我《樊谏议集七家注》、《茶坪诗钞》等十数部书。[59]

这十数部书，虽然只列举了两种，其余书目难确定，但我们可以从久保天随的藏书目录中看到徐珂赠送的书籍达到二十余种。可见这次拜访徐珂家所获赠的还只是徐珂赠书的一部分，想必徐珂之前或者之后还通过友人携带或邮寄方式赠送过书籍，因为二人在见面之前，久保天随就曾请徐珂为其诗集作序，徐珂也曾寄赠诗集《天苏阁诗稿》请久保天随点评。久保天随自编图书目录《虚白轩所藏书目》中，列入的徐珂赠送书籍如下：

《缶庐集》一帙二册，《樊谏议集七家注》一帙二册，《越缦堂诗话》一帙二册，《茶坪诗钞》一帙二册，《心园丛刻一集》一帙二册，《天苏阁丛刊二集》一帙六册，《浔溪诗征》二帙二〇册，《琴书、琴史补》一帙八册，《中国小说史略》一册，《谭评词辨》一册，《钱牧斋读杜小笺》一册，《知北游草》一册，《灵峰志》二册，《甲乙消寒集》二册，《东华尘梦》一册，《三子游草》一册，《涛园集》二册，《梦窗甲乙丙丁稿》一册，《双辛夷楼词》一册，《敝帚集》一册，《晚崧斋遗著》一册，《晨风庐唱和续集》一册，《其犉集》一册，《华蕊楼遗稿》一册，《百和香集》一册，《三江涛声》一册。[60]

共计单集二十四种，丛书两种。据《中国丛书综录》,《心园丛刻一集》收录有《樊绍述遗文》一卷、《李文诚公遗诗》一卷、谭仲修《复堂词话》一卷、《先公徐印香（恩绶）先生先妣陆太淑人传志》一卷、《大受堂札记》五卷；《天苏阁丛刊二集》收录有《五藩梼乘》《可言》十四卷、《五刑考略》一卷、《秀水董氏五世诗钞》一卷、《高云乡遗稿》一卷、《复庵觅句图题咏》一卷、《小自立斋文》一卷、《真如室诗》一卷、《纯飞馆词续》一卷。全部书籍统计，徐珂赠送给久保天随的词学典籍除了自己的词集《纯飞馆词续》以外，还有《谭评词辨》《复堂词话》《梦窗甲乙丙丁稿》《双辛夷楼词》等数种。

中日文人交往、赠送书籍的情况还有不少，晚清民国以来的词学大家赠送的词学文献不在少数。立命馆大学中田勇次郎旧藏词学文库中，也有唐圭璋、夏承焘诸词学家赠送的论著、论文，反映出赠送书物既是中日文人交往的方式，也是词学文献东传的途径。

五 其他途径

除以上四种主要的东传途径外，抢夺、抄录等也是中国典籍东传的方式。就词学文献来说，这几种方式并不多见，但仍然存在。

日本《蓬左文库骏河御让本目录》“汉籍”中，有不少为“朝鲜古活字本”“朝鲜刊本”等，毋庸讳言，其中有不少是在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中抢夺的。大庭修云：“伴随着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朝鲜活字也传入了日本。其结果使印刷业除了切支丹版（天主教）之外，还出现了古活字版。”[61]不少中国典籍的朝鲜刊本也是这时期东传至日本的。“骏河御让本”中虽未见词集的著录，但存在别集中附录有词、著作中有词话的情况，例如《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卷十五为《无住词》;《文章辨体》“外集”卷五为“近代词曲”，录存有不少词作。

晚清民国时期，日本还发动数次侵华战争，掠夺的财物难以计数，包括大量汉籍[62]，其中的词学文献也不在少数。

抄录而东传的词学资料亦可举一例，即敦煌文献中的曲子词。这方面不得不提及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一直关注敦煌学，曾在1934—1936年间留学英、法，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抄阅敦煌文书，敦煌文献里的诗词自然也引起了神田的注意，他很早就关注到王重民辑录的《敦煌曲子词集》，同时也发表有《关于〈敦煌二十咏〉》[63]等相关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