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政治的多重含义
“政治”作为一个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题为“政治学”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古希腊城邦的权力斗争、统治及权威。大致在同一时期，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也开始探讨权力斗争和国家治理，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才逐步形成。马克斯·韦伯将政治和政府联系起来，认为政治就是“影响权力在政治组织内以及之间分配的任何活动”。哈罗德·德怀特·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直接将政治定义为“研究谁得到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得到”。哈罗德·德怀特·拉斯韦尔的定义非常宽泛，不仅包括了政府间的政治斗争，也说明了社会生活中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政治不是仅仅为了斗争而斗争，它必须发生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同哈罗德·德怀特·拉斯韦尔相似，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权力无所不在，它渗透在生活关系的网络中，影响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在米歇尔·福柯众多的理论贡献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将身体作为被管制的对象，提出了生理政治，这一理论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受米歇尔·福柯影响，蒂姆·科尔斯（Tim Coles）和安德鲁·丘奇（Andrew Church）认为理解权力和政治的关键问题包括：权力是如何实施的、由谁来实施、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安排及出于何种目的。
本书所探讨的文献都或多或少涉及这些问题，除了政治安排外，我们也特别关注空间和社会文化的构成对于权力实施的促进作用。在本书中，我们关注地方和空间的文化政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政治就进入了地理研究的范畴，其批判的对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流行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包括资本—劳动力、经济—文化、自我—他者、多数—少数、强势—弱势等。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揭示了政治活动中的权力斗争，但还是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因此，一些文化地理学学者开始批判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强调这是现代主义的模式，维护甚至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确立的权力结构。德瑞克·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指出二元对立过分强调全球资本的重要性。一些文化地理学学者，如丹尼斯·科斯格罗夫和丹尼尔·D.阿雷奥拉（Daniel D.Arreola）、尤金·麦克恩（Eugene McCann）、吉莲·罗斯（Gillian Rose）及爱德华·W.索加（Edward W.Soja）旗帜鲜明地拒绝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及资本的绝对强势地位，而青睐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尽管他们的观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那些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是现代主义思潮构建下的对象，有能力重构自我。对这些群体的漠视使得爱德华·W.索加认为地理学学者无法在20 世纪的社会科学中获得适当的地位。更进一步，爱德华·W.索加和芭芭拉·胡珀（Barbara Hooper）指出，“多样性和战略联盟所形成的文化政治”，可以促进“激进的开放和机动性”，从而产生更多有启发性的政治分析，而分析的出发点就是社会个体都拥有一定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因此，很多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文化地理学学者在探讨文化政治时，将文化和经济放在同等的地位，甚至只是关注文化相关的话题，包括身份的构建和危机、社会差异、地方的多重意义、语义抗争等。
这种基于后现代主义而构建的新文化政治，从开始出现就充满了质疑和问题。一个最基本的质疑就是这些文化地理学学者可能高估了边缘群体重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能力。在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其多样性和差异性深受经济关系的影响，很多为了表现抗争的文化形式，包括黑人音乐，最后都被纳入主流社会，成为商品经济的一部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同意后现代主义就是拒绝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尤其是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诠释，如启蒙、现代化及革命和人类解放等，但是大卫·哈维认为这种拒绝只是为了打破一个旧的世界，而无法构建一个新的世界。在探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空间的不同认识时，大卫·哈维指出：
现代主义者认为空间是应该为了一定的社会目标被改造，从属于社会工程的构建。相反，后现代主义认为空间是独立自主的，根据美学目的和原则来塑造，这些美学目的和原则与任何宏大社会工程无关，也不以形成永恒而无利益倾向的范例为导向。
这种追求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后现代主义超越了微观的文化政治，被引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以说明欠发达国家中那些被边缘化的民众也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所居住的村庄也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其他地方一样。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复数，而不是以西方为唯一标准的单数，每一个现代性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对于这种观点，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认为其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将现代性复数化并不能解决真实世界中的不平衡问题。例如，在非洲，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已经将大多数非洲人排除在他们自己认为的“现代”经济和体制框架之外。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非洲的现代化过程充满了机遇、发展和希望，那么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则完全加深了非洲大陆的贫困和混乱。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非洲完全成为一个“他者”，来彰显西方的“文明”“慈善”和“先进”。也就是说，追求非洲文化意义上的平等和多样性，并不能提高非洲人的生活水平，帮助他们过上体面的“现代”生活。因此，詹姆斯·弗格森指出，如果现代性是复数，那么它们应该是有排名的，很明显，西方的现代性排名远远高于非洲的现代性，前者是一等的政治经济条件，而后者是用于欣赏、怜悯甚至是唾弃。这样的认识直接反对人类学所致力于“构建文化替代物的多样性，但拒绝排名”。那些非洲的封闭村庄从绝对时间上来说处于现代或后现代，但在相对时间上，它们和现代完全没有关系，成为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碎片化的样本。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仅仅讲述了一个美妙的故事，而忽视了相对固定的全球排名和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森严等级。詹姆斯·弗格森进一步指出：
将替代的现代性（复数）应用于全球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会陷入一种危险的境地，那就是避免谈论我们这个时代中一直存在的政治经济现状，也拒绝关注日益恶化的全球不平等以及其带来的后果。
詹姆斯·弗格森的警告适用于任何社会，并且提醒我们探讨新文化地理学时，不要仅仅关注意义和表征，而以此为借口忽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及各种后果，尤其是不要拒绝关注政治经济关系。在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取利润是硬道理，而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实现这个硬道理的先决条件。如果一味地追求开放性、多样性、差异性，而不说明关于这个世界持久的内在逻辑，那么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新文化政治能产生什么有意义的贡献呢？
就文化政治而言，我们同意爱德华·W.索加的观点，即空间的生产和表征深受复杂甚至有时混乱的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政治可以超越经济关系。但是，不同于爱德华·W.索加的是，我们认为为了理解政治和社会变迁，必须强调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这种文化—经济联合体的分析框架，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不同社会群体为了争夺控制权而互相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政治包含了身份和意义的协商和再协商。第二，控制与反抗不是抽象的概念，这些政治活动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空间结果，包括建成环境（建筑、街道、广场等）的占有和使用、身体的外在形态和打扮、景观意义的重构。通过这些具体的空间结果，人们可以知道他们自己所处的境地及所能掌握的空间，以此来定义物质和社会景观的意义。这些景观的意义是多重且充满矛盾的，体现了不同群体的权力诉求和政治活动，但是景观的存在代表了相互妥协的结果，反映了相对具有控制力一方的价值观和追求。第三，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对于理解和参与文化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同意彼得·杰克逊的观点：
我们不能将重建或保护的文化特征同明显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区分开来，也不能忽视城市和区域变迁过程中的文化政治，这样才能认识变迁的政治经济。
当然，后现代主义政治所强调的多元性和流动性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认为“资本的权力”不应该被忽略。事实上，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彰显资本的权力和魔力，一系列与商业化、私有化及放松管制相关的政治经济政策深刻地改变了空间和社会关系，或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些地方强化了以阶级为基层的权力结构，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重新树立阶级权力。基于类似的认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提出，所谓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深刻地揭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及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进一步指出，当前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并不是基于全新的模式，反而印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的文化产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生产都是为了市场，产品被生产出来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但前提是获取利润，积累更多的资本。在这种政治经济模式下，谈论去经济的文化多样性只是为了遮掩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逻辑，刻意营造平等自由的幻觉。
除了将文化和经济联系在一起，理解文化政治也包含超越西方—非西方的对立，超越西方话语权下的文化多样性和身份构建，以更好地认识社会变迁中根植于某一地方的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许多地理学学者强调要将非西方纳入研究的视野。在过去，政治基本上就是谈论西方霸权的形成，如何剥削欠发达国家及如何迎合西方市场。例如，在旅游研究中，学者们指出许多非西方的旅游目的地往往被塑造成具有异域风情的“他者”，来迎合西方游客的猎奇心理。但是，这种“他—我”的对立产生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在文化上强化了西方的绝对统治力，忽略了他者产生过程中的抗争和妥协。为了超越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文化体系，我们强调基于本地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网络在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知识体系和社会网络在与全球化的资本和文化力量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双向的本土—全球联系，从而产生了动态的景观意义和身份认同，这也就意味着世界不是平的，也不是一个仅仅标有“西方”的单一存在体。非西方意味着“自我理论构建和知识生产的一个源泉，也就是说，非西方是知识的创造者和调解人，这种知识超越本地，甚至具有全球内涵”。那么，非西方就不是一个他者，或者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当然，强调非西方并不是拒绝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殖民史，或者切断与西方存在的广泛联系。詹姆斯·弗格森揭示了处于全球化阴影下的非洲的状态，认为一个区域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能够深刻影响本土—全球联系。因此，对于文化政治的研究有必要考虑到这种影响，进而让处于他者地位的边缘化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推动全球治理。
除了非西方之外，我们认为有必要探讨非政府，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文化政治如何演进和发展。这种关注“日常”的话语体系基于对普通民众和日常景观的热爱和共鸣。普通民众和日常景观是文化政治每天发生的参与者和载体。权力景观应该超越强势的政府机关和跨国企业，包含充满控制与反抗的日常空间。莎伦·祖金（Sharon Zukin）指出，后资本主义的文化景观是社会与经济权力共同作用的空间结果。20年后，莎伦·祖金意识到权力景观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经济游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生活真实性面临危机。
基于资本和政府的经济权力，媒体和消费者的文化权力双重影响下的城市更新，导致了城市景观的种种变化，揭示了城市居民对于真实内涵——对于跟与生俱来的神圣渴望和无穷无尽的社区重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超越政府及其推出的各种口号和政策，新文化地理学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普通的个体在社会交往和空间利用过程中采取的对策，从而分析这些普通人如何应对商业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利润获取和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控制。借助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我们强调普通人的生活不仅充满了反抗和斗争，也包括屈服和妥协。也就是说，政治是一种动态的妥协平衡。例如，在购物中心的使用上，管理者和顾客之间不断协商，构建空间的含义和使用模式。瓦内萨·帕勒特（Vanessa Parlette）和德博拉·考恩（Deborah Cowen）在研究多伦多东部郊区的莫宁赛德（Morningside）购物中心时，发现管理者根据自己的规划来实施管理措施，但是他们永远也无法拥有足够的权力按照他们的设想来绝对控制作为空间的购物中心。各种人群将私有资本占有的购物中心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并建立属于自己的情感纽带，他们使用购物中心的方法远远超过了管理层最初的设想，但最后仍然能够达成一种平衡，二者能够相安无事。
对非西方和日常生活的重视要和空间的生产、消费及解读结合起来。例如，多琳·马西（Dorren Massey）提出，空间自然而然地和政治有关联，“就其本质而言，空间充满了权力和符号，是统治与屈服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也包含团结互助”。在任何空间里，政治的参与者根据各自的文化和价值观，形成有意义的行动和反应，以此来判断是否接受或者反抗嵌入空间的秩序和规范。例如，在大街上是否遵守交通规则，在地铁里是否服从各种不破坏公共卫生的规范，在人际交往中是否尊重对方等。空间不仅是经济社会关系的产物，也可以改变权力结构，是“霸权的有机组成部分”。空间与权力的互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强势的一方通过控制和规范空间，从而有效地对弱势一方实施管理，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价值观；第二，弱势的一方如果对存在的权力结构觉得不满意，也可以构建自己的空间，来表达不满和抗争。空间展示并影响协商的过程和结果。在文化政治中，空间的意义和表征也在不断地被塑造，同时也影响强势和弱势群体的策略。因此，弗兰·通金斯（Fran Tonkiss）提出：
作为日常空间的街道、地铁以及广场都是城市生活微观政治的场所，在这些场所里，个人实施自己的空间权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和其他人协商空间的利用和意义。这种空间的政治具有鲜活的日常特征，也被写进法律，成为条款。
日常生活进入政治领域，意味着许多文化的特征开始定义并区分权力关系，展示出多样的文化政治形态。我们认为，经济关系和政府无法决定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它们仅仅是给普通人施加了许多条件和限制。通过抗议或者接受强势一方，普通人有能力来重新协商权力关系。例如，布洛迪·艾莉森（Brody Alyson）分析了泰国曼谷一家购物中心女性清洁工人对于空间的不同理解和利用。购物中心的管理者强调清洁，迫使清洁工人在工作时间一刻不停地打扫卫生，并且不允许工人做任何与清洁无关的事，包括闲谈、购物或无所事事。在这种被高度管制的空间里，清洁工人一样有能力避开管理层的监视，创造布洛迪·艾莉森所说的“小自由”，来间接地反抗管理层推行的理性、高效和文明措施，从而“恢复自我，以反对那些贬低其存在和个性的努力”[5]。同时，布洛迪·艾莉森也强调，这些清洁工人用于抗争的手段不能和大规模的工会运动相比，但是也一样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重塑作为商业和政治空间的购物中心的文化意义。
至此，我们阐释了理解文化政治的几个方面：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注日常生活、超越西方构建非西方的理论和认知体系。然而，有必要解释文化政治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统治与抗争。统治指的是向一定的对象和人群实施影响或者控制，这种实施的过程包括两个策略——来自优势一方的强力镇压（如暗杀、关押判刑或暴力驱散等）和来自弱势一方的认可与拥护。而抗争指的是反对强势一方的价值、规范或控制，这种反对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表达。艾伦·约翰·斯科特指出，统治和抗争的日常形式既包含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也包含基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和身份。需要指出的是，抗争并不意味着公开的对抗，“阿拉伯之春”中的广场运动和乌克兰国内暴力冲突只是抗争的一种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抗争往往“波澜不惊，但连绵不断”，包括自助、和解、退缩撤退，甚至“一些抗争本身就是统治权力的再现或延伸，而不是挑战统治方”。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许多城市都面临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消费为主的经济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始关注城市遗产，挖掘现有城市空间的商业潜力，来吸引高端游客，留住高端人才。对于无数的城市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将城市遗产推向旅游市场，通过商业化的运作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是如何实施商业化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及如何分配获得的利益。很多关于城市遗产的文化政治研究表明，商业化已经成为广泛认可的手段，围绕城市遗产的抗争不是寻找超越商业化的发展模式，或者替代具有统治地位的获取利润的逻辑，而是寻求商业化过程中景观的多重含义及利益的分配格局等。
[1]Don Mitchell，Cultural Geography：A Critical Introduction，Blackwell，2000.